丁晓强, 赵 静

(1.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41;2.上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444)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担负起了振兴中华文化的使命,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一条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不断推进着中国文化的繁荣兴盛。回顾建党百年文化建设的历史进程,把握文化发展的基本脉络,总结主要经验和启示,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一、坚持传统与现代的统一是文化创新的基本前提

文化在社会实践中的形成、传衍、更新和发展,具体表现为新旧文化的碰撞、冲突以及融合过程,在中国近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又直接体现为中西文化的关系。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认知,特别是对中华文化生命力的体认和思考,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优秀文化发展的基本的观念原则。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冲决网罗的精神,对封建纲常伦理进行批判,开启了文化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对西方新思潮的学习宣传,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富有意味的是,以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先进知识分子,在猛烈批判封建文化的同时,对中华文化与文明却有着强烈的自信。李大钊说“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1]213,毛泽东说“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2]474,瞿秋白说“无民族性无世界,无动的民族性更无世界”[3]19。他们坚信中华民族“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1]216,“开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亦即此足以光复4 000余年文物灿烂的中国文化”[3]19。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4]44新民主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将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作为自己的文化使命,克服了文化复古和全盘西化的错误主张。一方面,继承五四反传统的理性批判精神,将批判的锋芒指向封建纲常伦理;另一方面也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毛泽东认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5]534,同时对于传统文化,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5]707。同样,毛泽东主张学习西方一切有用的文化,但必须是有批判地吸收,特别反对形式主义的“全盘西化”的错误观点[5]707。这些主张先后被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推陈出新”,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基本原则。正是这样的原则直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有了中国的形式、中国的气派;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人民的思想武器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6]1516,中国文化也得到了更新,增强了文化自信。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题和任务发生了变化。在对传统文化的政策上,依然坚持批判地继承。建国初期发动的几次思想领域的批判运动,倡导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整理研究传统文化,这对于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关于何为精华、何为糟粕的界定,却在“厚今薄古”的时代氛围中存在着简单化的理解。“文化大革命”时期,空前的文化失范使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封建”与“民主”的区别传统文化的方法化为虚有,中华文明的传统价值和理性也被全部否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和文化建设的开拓创新奠定了思想基础。改革开放前期,对于传统文化,邓小平等更多地是从反封建的角度来论述的。邓小平明确提出了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决不允许用“四人帮”的那套假社会主义来搞封建主义,也决不允许借反封建主义之名来反社会主义。他仍然用“民主”与“封建”作为区分传统文化精华和糟粕的标准,重新肯定“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进一步提出了“钻研”“吸收”“融化”“发展”的八字原则和方针。邓小平等不仅十分重视反对“左”的思潮,同时强调也要反对“右”的思想倾向。他批评了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盲目推崇的倾向,强调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并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善于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比如建设小康社会现实目标的提出,对实事求是学风的提倡,对艰苦创业精神的弘扬等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也使中华民族的思维走向了现代。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西方国家凭借文化霸权加大了意识形态渗透的力度,中国文化对于西方文化还处于被动的“挑战-应对”的语境之中,正确认识并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显得十分重要。199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强调:“必须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不允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7]211994年,他进而指出“要使民族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8]136,体现了党对文化民族性与时代性关系的进一步思考。2002年,党的十六大要求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2007年,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文化是国家的软实力,应坚定不移地将中华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并进一步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交互中实现和谐共处、繁荣共生。这就把中华文化进一步提升到民族精神和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高度。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指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根”和“魂”,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根基”和“命脉”的作用。根、源、命脉都说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文化是在中华民族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一以贯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蓬勃的生命力,体现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底气和定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就是对我们民族生命力的确证。有着5 000年历史的中华文化,历经浴火重生,正逢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时代,将为中国的发展、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才能真正实现文化兴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世界文明作出新的伟大贡献。

当然,文化的民族性不是一成不变的既定模式,文化是特定人群的主体实践的产物,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因而也必定是现时代人的思想感情和思维方式的外显。文化中的民族性因素必须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9]10,才会有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空间。因此,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是发展民族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了避免对继承、发展关系的简单化、表面化、模糊化的认识及处理,习近平强调“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0]164,并在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使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成为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原则之一。

二、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文化建设的指导方针

文化建设离不开先进科学理论的正确指导和思想支撑。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发展历程也充分证明,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文化建设就充满活力,反之就停滞不前,甚至阻碍社会发展。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总是能够结合中国建设的具体实际和时代发展趋势,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理论创新,解决实践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不仅解决了不同历史阶段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问题,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五四以来的中西文化论争作了总结,提出了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思想。建设民族的新文化,就是要继承优秀文化遗产,反对全盘西化,在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汲取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的精华。建设科学的新文化,就是要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文化,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等。建设大众的新文化,就是要确立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使人民群众成为文化的建设者和受益者。而且文化要“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5]708,这是新文化区别于旧文化最大的特点,为之后文化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重要论断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破旧立新”的时代使命中,延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思想,以高度的文化自觉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虽然历史的局限性使这一时期的文化建设历经曲折,但是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艰苦探索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能够在曲折中前进的重要保障。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大量新的社会现象不断涌现,改变着社会的面貌,这一系列变化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深刻的影响。1979年邓小平指出:“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6]这凸显了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1987年党的十三大把“富强、民主、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写进了党的基本路线,突出强调了精神文明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实践中,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文化建设列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的概念,江泽民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纲领,“三个面向”被纳入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要坚持“三个面向”,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能够与时俱进,反映时代发展规律。2000年,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先进文化与先进生产力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统一起来,强调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从更高层次进一步阐明了发展先进文化的战略意义。

进入新世纪,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人民群众对文化的需求也日益增多。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并在之后的文化实践中,作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方针。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区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重大发展,不仅是新时期满足人们的多层次、个性化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举措,也反映了国民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掀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决策,体现了党对文化地位与作用认识的不断深化。

进入新时代,文化建设被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全球范围内交往的加强,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日益凸显。习近平从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在文化自信核心理念的指导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首先,十九大报告第一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4]41这一论断鲜明指出了三种不同形态的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一以贯通的,这为新时代践行弘扬传统文化,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文化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二,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是新时代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将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作为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首要内容。强调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并对事关文化发展建设的方向性根本性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部署,反映了时代的要求,确保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第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凝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强调,必须“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10]163。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思想意识多元多变的新特点,必须“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使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安康”[12]4。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拥有高度文化自觉的政党,从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再到坚定“文化自信”都体现出了党对文化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对文化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实践证明,只有不断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要求进行理论创新,在实践中解决文化发展的重大问题和主要矛盾,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指导中国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能不断进步与繁荣。

三、坚持一元主导与多元发展的统一是文化繁荣的客观要求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理论,决定着社会主义文化的性质和方向。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从而也就明确了文化建设的性质和前进方向。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明确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5]698新中国成立后,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是当时文化建设中最根本和最紧迫的任务。在党的领导下,各地纷纷设立党校,各级学校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普及教育。与此同时,翻译和出版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力度。针对当时存在的封建主义思想、崇洋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保守主义和实用主义等思潮进行了批判,并进行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树立了新的价值规范,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并不代表文化形式的单一化发展。1956年党的八大总结了建国初几年建设经验,正确分析了社会主要矛盾。根据“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判断,在文化建设领域,毛泽东创造性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方针。他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3]54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系统论述了这一方针,并进一步强调:“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13]229。同年3月他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明确指出了“双百”方针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基本性的、长期性的方针,并强调坚持“双百”方针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相统一的。

“双百”方针的提出标志着建国后社会主义文化从一元体系到多元体系的转变,但是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双百”方针的实施遭到了阻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两个凡是”被推倒,“双百”方针重新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上来。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新宪法,将“双百”方针写入总纲第十四条:“国家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14]邓小平指出:“我们要永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1]256随着“双百”方针的重启,中国文艺开始出现了繁荣景象。1994年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结合文化发展的时代要求提出了“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文化建设方针,并明确这是新时期坚持“双百”方针的具体体现。进入新世纪,随着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进入文化产业政策的转型,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各种不同形式和风格的文化作品和产品玲琅满目,丰富着人们的文化生活。

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对外交往的深入,在思想观念上出现了新旧碰撞、是非伴生的现象。如何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积极的观念加以提倡、消极的给予抵制,对外来文化中有益的加以吸收、腐朽的给予摒弃是一项需要正确引导的工作,这就更加突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重要意义。因此在坚持“双百”方针的同时,党也特别重视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建设的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明确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15]1174“我们的理想建设、道德建设、文化建设、民主法制观念建设,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15]1186

进入新时代,党对于文化发展的一元主导与多元发展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新时代伟大实践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改革进入攻坚区,其复杂性、敏感性、艰巨性前所未有。这些前所未有的局面也给思想文化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因此要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去占领思想舆论阵地,统领各种社会思潮。习近平明确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16]41,并将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作为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首要内容。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一元主导,就是为了推动文化向更加自由和繁荣的方向发展,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习近平多次提出要保障不同观点和流派的充分发展。他指出:“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互鉴。”[16]181这就需要营造健康宽松的文化创作环境,对于文化工作者“要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思想上主动引导、工作上创造条件、生活上关心照顾,多为文艺工作者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营造有利于出人才、出精品的良好环境”[17]。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一主多元”已然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显著特征。百年的实践证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才能保证中国文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正确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文化枝繁叶茂、繁荣兴盛。要准确把握好一元主导与多元发展的张力,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凝聚和整合功能,使中国文化发展永葆生机和活力。

四、坚持政治性与生活性的统一是文化进步的价值导向

关于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毛泽东科学地总结过:“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5]663-664在阶级社会里,文化必然包含反映某个阶级或政治集团利益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文化并不是阶级意志的完全体现,除了意识形态属性之外,其发展蕴含着历史延续的传承性和各种文化因素之间的相互融合性。更多的文化现象,包括道德、学术、科学和生活风俗等并不完全体现政治性。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是为革命服务,动员群众,建立统一战线。毛泽东明确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因此,文艺要为政治服务,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赋予文化建设政治性在革命和战争年代无疑是正确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不仅是对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统一战线的肯定和支撑,而且还包含着对旧社会的评价与批判,充分发挥了文艺“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的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改造旧式文化教育,开展文化扫盲的同时,对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大力宣传,增强了人民对于新中国的政治认同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各级文化生产和管理体制也随之建立起来,为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然而1956年以后,随着反右斗争的扩大化,毛泽东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把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看作是社会进步的重要依据。文化的政治功能被不断扩大,则会扭曲政治与文化的关系。“文革”期间,思想文化领域中许多不同观点、不同形式问题的辩论被当作了政治原则问题对待,以贴标签、扣帽子的方式进行处理,对文化建设有着破坏作用。

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邓小平等对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开始重新思考。1979年,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祝辞中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11]2131980年,党中央正式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发展方向,取代了“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这是文化与政治关系讨论的重要成果,蕴含着党对几十年文化发展曲折道路的总结。“二为”方向要求文艺要反映人们的整个生活,不断满足人们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求,这为文化的发展开拓了宽广的道路。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空前提高,新时期的文化创作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思辨性和开放性。

“二为”方向虽然反对文艺单纯地从属于政治的提法,但是决不是意味着文艺可以完全脱离政治。文化及文艺仍然坚持社会主义总的政治方向和基本原则。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种社会思潮蜂拥而至,也出现了去政治化的倾向,甚至有了所谓“离开政治越远,作品的艺术性就越高”之类的论调。邓小平针对这种情况明确指出:“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11]256

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发展“二为”方向的提出与坚持,使片面强调文化服从和服务于政治的情况得到了彻底改变。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文化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属性得到肯定和提倡。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中国共产党关于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关系、关于正确处理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以及区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思考都彰显了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与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需求的价值追求,与时俱进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这一时期,创作了许多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群众喜闻乐见的,具有生命力的优秀文化产品,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美好生活是新时代的主要特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文化建设就是满足人们对高品质文化作品的需求,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为共筑美好生活、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和价值指引。2015年,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从“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三个方面明确阐述了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重要意义[18]13。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就是要创造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作品。针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很容易被彻底商品化的问题和现象,习近平强调:“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18]20。

五、结束语

在建党百年之际,党又开启第二个百年的新征程。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中华民族文化创新创造的活力,到2035年要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4]41。这条道路正是百年来党领导文化建设经验的总结。把握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指导下,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的文化建设;把握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中,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把握好一元与多元、政治与生活的关系,从中国当代现实和时代条件出发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要担负好新的文化使命,不断推进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