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丽蓉

(浙江工商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一

艾布拉姆斯的名著《镜与灯》序言曾解释书名“把两个常见而相对的用来形容心灵的隐喻放在了一起”“以‘镜’概括从柏拉图到18世纪的主要思维特征，以‘灯’代表浪漫主义关于诗人心灵的主导观念”[1]序言4，是因为他发现，“历史上的批评论争很大程度上都是类比性质的论争”，批评概念“并非获自对审美事实的简单考察，而似乎是从那些有益的类比物中发掘出来的。这些类比物的属性由于隐喻性的转义而成了艺术作品所固有的属性”[1]序言4。以考察这种类比转义的批评隐喻为核心，以“世界—作品—艺术家—欣赏者”四要素为坐标，他建立起了影响至今的文论体系。艾布拉姆斯这种透过纷繁文论现象直击底层思维方式和基本思维模型的方法对于我们观察女性主义叙事阐释的研究方法极富有启示意义。

在女性主义叙事阐释中，转义(trope)和类比(analogy)也是一种比较常用的推理方式，特别是在女性主义叙事的意识形态阐释中，常见到trope(做动词和名词)，analogy或analogically这种表达。当代认知语义学指出，“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比喻)”[2]这类语言使用涉及(话语)推理中的常规运算，尤其在人类文化进化演变进程中，原始思维总是由具身认知出发推及他物的。性别和性别关系乃是人类最基本的具身认知，性别和性别关系自然成为认知体系和逻辑推理体系中的基础。女性主义理论批评和叙事阐释所揭示的，正是人类文化传统在男权主义主宰和控制下被严重扭曲了的感知、认知、逻辑理路和观念体系及其叙事策略和叙事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