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想象的落地

2021-11-30张颖

名作欣赏·学术版 2021年11期

摘要：作为一位风格独特的乡土小说作家，废名对民间有着持续的关注。他前期作品中的民间叙事有较强的诗性色彩，到了《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由于战时背景的触发，民间叙事从想象转为写实，其笔触由前期不乏晦涩的凝练诗意，变为绵密写实，焦点也由展现一般乡风民俗转向民众文化心理和民族精神的探寻。这不仅是废名个人受时代影响留下的印记，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五四”知识者思想观念变化的轨迹，同时预示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民间叙事的一个重要面向。

关键词：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抗战民间

废名的小说创作大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桃园》《竹林的故事》为代表，风格凝练诗意；第二个阶段则以长篇小说《桥》《莫须有先生传》为代表，写法不同，而语言都较晦涩抽象；《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下文简称《莫后》）则是第三个阶段的代表作，在《莫后》中，鲁迅批评过的那种“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已悄然转变，写法变得绵密写实。读者往往诧异于写出了《竹林的故事》的废名何以写出《杜甫论》《新民歌讲稿》那样的论文，而这种转变实非突兀，《莫后》正可以说是一个开端。

一、废名前期小说中的民间书写

“民间”这个概念往往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一是相对于官方，二是指下层或普通人的生存世界。因此，无论是乡村还是都市世界，都与“民间”有所关联。如有论者言：“20世纪初期中国的市民和农民都还未最终突破传统四民（士农工商）的依附性历史范畴，也就是说前近代以来的中国市民仍可以生活于市井之中的农民视之。”所以不难理解，至少在20世纪上半叶，“民間”可以化约为“乡土”的概念，也因此，多数题涉乡土的作品都绕不开“民间”视角，废名也不例外。

在废名前两个阶段（下文统称为“前期”）的小说中，也有一种民间意识的流露。彼时，他笔下的乡土民间大抵是自在、淳朴而诗意的，往往带有原始性质，纯任自然，仿佛时空凝滞的乌托邦。像《桃园》《菱荡》《竹林的故事》等，往往淡化时代背景，是中国一切前现代乡村的缩影。人与环境是和谐的，人和人之间也无伪饰巧诈之心。以意识流写法创作的《桃园》，只几笔提及了桃园和县衙门相邻（衙门口的照墙外即杀场），来暗示某种残酷和这个“桃源”的危机，但作者并未实写“衙门”如何冷酷，而只以跳脱的笔触写了阿毛父女，营造出一个如诗如幻的梦境。尽管其间有忧伤，但以阿毛的意识流统摄整个故事，生存的辛酸与残酷被“自然化”处理了（这种将悲剧写意化、自然化的方式，之后无疑被沈从文的创作继承了）。《菱荡》中陈聋子之“聋”也带有某种象征意味，此人并不真聋，只是寡言木讷，而被人称为“聋”。陈聋子在这里无疑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因此当他笑着开妇女的玩笑“张大嫂好大奶”时，张大嫂看了一眼却很放心地说：“我道是谁——聋子。”“聋子”，即如菱荡本身，是属于自然的，而自然中没有羞耻，更无所谓“男女之大防”，一切都是和谐与纯真。

废名前期的创作也多写民风的淳朴、人性的纯善。《桃园》中的阿毛爸爸是个农民，他嗜酒，或许也糊涂，但他的爱女之心却无比深切真挚。在小说最后，他小心翼翼地托着玻璃桃子回去给病中的女儿，使人感受到一种不乏辛酸的感动。《菱荡》里乡民对“张老汉”的传说不以为然，原因是张老头摆渡要渡钱，“摆渡依然要人家给他钱，同聋子‘打长工是一样，所以绝不能升天”。《竹林的故事》里，三姑娘是个淳朴、懂事、善良的乡下少女，父亲死后，卖青椒贴补家用，每每不忘向买者篮子里多添一两青椒……余如《桥》里面三哑叔、史家奶奶的淳朴慈祥，琴子的聪慧温柔，细竹的灵动可爱，都体现了乡土民间世界里纯善的人性美、人情美。

废名前期小说里亦有一种民俗色彩。如《菱荡》里写“洗手塔”的由来；《桥》写为逝者“送路灯”的风俗，以及三月三的“看鬼火”、七月半放焰口、清明节“打杨柳”、中元节的“乡人妇男老幼上什刹山朝山”……莫不是引人入胜的风俗画卷。作者对民间歌谣也颇为熟悉，如《四火》写乡下接生：“王二嫂一手握了两个鸡蛋：‘滚滚头，头戴顶；滚滚脚，脚穿靴。”“天做保来地做保，陈桥扶起了龙一条。昔日里打马过金桥，偶遇先生的八卦高。算得孤王八字好，后来必定坐九朝。到如今果应前言兆，你比诸葛不差分毫。施罢一礼坐陈桥，玄郎不恭了。”《柚子》里也有：“杜鹃花，朵朵红，爹娘比我一条龙。哥莫怨，嫂莫嫌，用心养我四五年……”乡风民俗、歌谣俚曲都是民间文化的活水，是民间生活最直接的表现，从这些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废名的民间情结之所系。

废名作品中的“民间”当然不是纯然封闭的静态结构。他前期作品中也有对现实的审视，像《浣衣妇》里寡妇李妈的困境，《河上柳》中陈老爹之“失业”，《柚子》中柚子母女的穷苦……其间都隐约可见人心的麻木愚昧、乡土的闭塞凋零。这些故事不脱鲁迅《呐喊》《彷徨》所开创的国民性批判、妇女问题、知识分子命运等母题，但写法上不是出之以犀利的讽刺、批判，而是淡淡的哀伤、悲剧性的诗意。这或是由于废名的个人乡土经验偏于感性，他的审美偏好进而将这些经验诗意化了，想象性的笔触间离了文本中与现实中的乡土民间。如小说《桥》里面，也不乏现实的写照，不乏对文明的忧心，而只给了读者一种成人童话的意境。如周作人所言：“这里面常出现的是老人，少女与小孩。这些人与其说是本然的，无宁说是当然的人物；这不是著者所见闻的实人世的，而是所梦想的幻景的写象……”《桥》里面的自然是古典诗境中的自然，少男少女的对话是诗人的对话，人物的心理活动也流淌着一种诗的意绪，其结果就是淡化、虚化了现实的成分。

二、《莫后》中的民间叙事

《莫后》的写作背景是抗战时废名携妻、子返回故乡湖北省黄梅县避难，笔触是纪实性的。一般认为这部作品是小说，但废名也承认“莫须有先生”就是他自己，因此也可以将这部作品当作长篇纪实作品看。小说内容涉及儿童教育、国民性、民族精神等诸多问题，若要归结要旨，则是希望通过实际接触、观察乡间社会寻求解决民族危机的道路。

如前述，废名前期作品中仍有启蒙话语的痕迹，对民间的关注不脱“五四”常见文学母题，而《莫后》一开篇即已奠定了一种反思性：“莫须有先生在民国二十六年以前，完全不了解中国的民众，简直有点痛恨中国民众没出息，当时大家都是如此思想，为现在青年学生所崇拜的鲁迅正是如此，莫须有先生现在深知没出息是中国的读书人了，大多数的民众完全不负责任。”由此可看出废名早年也受过鲁迅国民性批判思维的影响，而他此处的表达，或不必看成是启蒙的反面，而不如看成是对启蒙思维的反思或补充。

废名以“飞机”为题，实则是将乡土文明与现代文明对举成了一组矛盾。他认为飞机“等于催眠，令人只有耳边声音，没有心地光明，只有糊涂，没有思想”。“机械发达的国家，机械未必是幸福。”与“飞机”形成对照的则是乡下的“桥”：“慈最喜欢过桥，爸爸小的时候也喜欢过桥……那些桥都有灵魂，有一木桥，有一石桥，有一木桥而现在无有而有沙滩而有桥的记忆。”“桥”在废名笔下是乡土世界的代表性景观，象征了从“此岸”到“彼岸”的诗意联结，对应于飞机的“糊涂”，是光明而使人喜悦的。废名前期作品中似少见这样的二元对举。这或是由于，一方面，彼时他笔下的“民间”源自经验的变形与想象的综合，而想象之沉浸与排他，都无须对比；另一方面，他早期的赞美乡土更多带有初入都市者的“怀乡”情绪，即便对现代文明之弊病有所感，也还未深刻到一定程度。有意识地将乡土自然景观作为都市/现代文明的对立面去描写，是《莫后》中民间叙事的一个基本特点。

《莫后》中写民间人情的“至善”，相较前期作品更加日常具体。如将“礼”作为民间文化形态的重要表现来记述：莫须有先生一家要去石姓亲戚家做客，莫须有先生的太太准备一斤白糖作为见面礼，莫须有先生对“太太的舍得”十分喜悦赞赏；又如王玉叔送芋头给莫须有一家，从芋头的大，莫须有领会到了其间的“古道”且深受感动；以及写重阳佳节人们穿戴整齐去看戏、吃糖粑，写年节期间乡邻间互相拜年、请客吃饭，都写出了郑重的仪式感与人情味……在战时的乡间，废名固然也无法完全舍弃知识分子视角，比如他也看到了三纪一家混乱情形背后的懒惰、自私及人伦的失序，但对于种种问题，他既不回避也不夸大，而只是客观呈现民众是如何“在伦常当中过日子”，写出了民间最为本然的生存状态。

对乡风民俗的展现也被延续在这部作品中，但这些并非用来点缀“乡土风情”，而是作为民间生活之重要构成加以展现，因而带有自觉的民俗学、社会学眼光。如作者在作品中写到了“龌龊鬼”的故事、“过桥”的民俗活动等。另外，废名重点写了乡间的迎神赛会：“在会发动的时候，则是锣鼓喧天……他确是觉得最能代表乡下人的欢喜与天真的莫若迎神赛会的锣鼓，他们都是简单，都是尽情。”废名往往以艺术、教育的眼光看待此类民俗活动，他认为民众能够借此获得美与善的教育，进而获得一种信念——在废名看来，民众拥有信念比什么都重要，而解决民族危机之道无疑也存乎于此。

与展现、议论乡间民俗看似无关，而内在实则相通的，是有关教育问题的记述。在作品中，莫须有先生（也即废名自己）教育子女从寻常洗衣碾米学会忍耐，从剪芭蕉制扇子的过程体会美，从荸荠田里接受有关植物知识的科学训练……是将“格物”情境化，达到了润物无声的效果。莫须有先生在小学做国文教师，在教给学生如何作文的过程中，强调要破除八股的模仿，确立写实的标准——“只要能够写实，便上可与古人齐。”“作文能写实，也便是自立。”如果说在废名看来，“格物”是儿童教育的基本方法，“写实”则不仅是作文的理想，而且扩大为一种价值理想。日本学者柳田国男认为：“凭借儿童的游戏，我们能够了解上世以来的信仰生活。”而废名说：“莫须有先生回故土，则觉得怀着一个很大的‘旧雨的心情。”总之，正如儿童代表了未经世俗污染的天真未凿的人，民间的淳朴活泼也代表了一种无伪饰无巧诈的文明形态。因此，《莫后》中对民间问题的关注和对儿童教育问题的关注，正是在“诚”与“真”的维度上联结成一个整体的。

“深入民间，想寻求一个救国之道”，这种自觉是始终贯穿于整部作品之中的。在《莫后》中，抗战背景触发的民族危机感及相关的思考，以一种倒溯的形式展开。废名认为，若要求国家的自立，当求民众的自立、个体的自立。因此《莫后》中的民间叙事，无论是描绘风景、人事，还是探究民众教育的方式途径，都以此为前提。这使得这部作品中的民间叙事呈现出某种紧张感，战时的“黄梅”经验几乎被废名当成是一种标本。围绕这一标本，作品呈现出了近乎考据般绵密、纪实与思辨的叙事色调。

三、《莫后》中民间观念的表达

莫须有从北平回到黄梅乡下，等于一失业者，物质的窘迫、远离现代文明的便利、凡事须亲力亲为，客观上拉近了与乡民的距离。在与乡民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一方面感受到民众自身巨大的生存能力，另一方面也试图理解民间自洽的逻辑。

战争给普通民众带来了生存危机，但莫须有先生发现民众始终能以一种乐观的态度面对自身的處境。“要三十五年才太平”“日本佬一定要败的”等声音处处充盈于耳，莫须有从中感受到了民众非同一般的从容与自信；莫须有还从民众习惯于过牛马一样的生活，看到了一般读书人不具备的坚忍品质；他从普通的淘米、洗衣等日常中挖掘出民间朴素的道理“忍耐并不是苦，本也就是乐”。启蒙观视角下，民众的执着于生存有时被视为“苟活”，或可怜的“生存主义”，即以百姓在战场捡炮弹壳来说，年轻时的莫须有认为这是“冷血”，而战时的莫须有认为：“今番‘抗战建国四个字如果完全做到了，便有赖于这个拾炮弹壳的精神！”而眼见乡民在日军打游击时照样逍遥打牌，莫须有先生承认这有点儿讽刺意味，但“并不以为他们不对”，反倒是有点儿佩服他们的“冷静”。又如莫须有将死守家园而受辱的三舅母等妇女称为“民族英雄”，显然有别于一般道学家不健康的死节观念。废名在这里当然不是歌颂牺牲、美化苦难，而毋宁是从这些地方发现了中华民族的“悲哀”与“神圣”，发现了民族精神并非士大夫的专利，而近乎是民众的生存本能。

这部作品中仍有一个“士”的眼光，但废名对读书阶层的批判是异常激烈的。他认为：“而一切的坏事，有史以来的一切坏事，都给读书小人做了！”“中國之难治，因为读书人都成了小人”，这种扬民间而抑士人的观点鲁迅也曾讲过，废名的背景、经验则又有不同。诚如有论者言：“‘五四以后流传在知识分子中间的道德观虽较前有所迁变，但特殊阶级的潜意识还是存在的，农人仍是他者的地位，非愚昧即可怜……但在战争的逼迫下，农人及其所传播的古来的文化也再造了一场‘反启蒙运动。”废名对读书人的批判，跟战时民间生活带来的直观而感性的“反启蒙”无疑有很大关系，这扭转了他以往对民间的看法，观察到了民间自在自为中所蕴含的生机。

在废名看来，这种自在自为是主流历史之外的一种历史，因为真正的历史不是记载在史书上，而是存在于“世道人心”之中，存在于民众为生存所做的努力之中。值得注意的是，《莫后》以莫须有先生写《阿赖耶识论》作为全书终结，是有象征意义的。在《阿赖耶识论》中，废名认为“离种子别有木”的观点根本是谬误，“温故知新”，也即回望传统、继承传统乃是必要。在黄梅乡下这片“故土”，莫须有先生“温故”的结果，是意识到了民间自有其生机勃发的生命潜流，民间才是历史真正的主体。由此，若将《阿赖耶识论》的写作当作一个精神事件，那么他写作《莫后》的主旨，即深入民间寻求化解民族危机之道，答案已然蕴藏其中。

废名前期的小说，如周作人所说，是“充满了一切农村寂静的美”，读之使人如同“在树荫下闲坐”，带有浪漫主义色彩。而《莫后》则流露出杜甫“三吏三别”式的忧患感。不同的是，杜甫的离乱诗除了表达对百姓苦难境遇的同情悲悯、对世事的忧心，还有“仆射如父兄”“努力事戎行”的慰勉；废名则压根否认了“忠孝不能两全”之说，认为守护家族之情并非是“私”而是“公”，立场自有别于一般的传统士大夫。废名也以绵密的笔触描写了家族内部的“人情复杂”，看到了某些乡民的自私、狭隘，但他的姿态并非居高临下，而是从内部对民间种种进行“内部的描写”。他指出这些“问题”的时候，笔调并非是批判性的，而仅仅是批评。其背后蕴含着写作姿态的变化，多了理解平视的目光，这看起来像是传统士大夫民本思想的延续，但又伴随着对知识者和“民”之关系的反思。对废名来说，这当然也是一种自我反思。如有论者言：“作者所代表的那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终于发现了自己从五四所接受的‘理想似乎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至少是不合时宜的……”“于是要有新的‘选择。‘选择的方向首先是从飘渺的‘天上落到‘大地的过程，也是废名从‘理想国回到现实的过程。”

四、《莫后》的意义

如前所述，废名在情感、审美上倾向于乡土文明，创立了“诗意乡土小说”一派，但他显然也受到过“五四”思潮的影响，前期创作未脱当时流行写作的母题。他在作品中表达过对底层女性命运的关注，对妓女、人力车夫的同情以及身为知识者的道德自省主题，而这些都是“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常常涉及的题材，特具启蒙主义色彩。

带有启蒙色彩的民间叙事在晚清时即已浮现，1900年以后大量涌现面向粗通文墨者的白话报，常见内容是“破除迷信、劝诫缠足、劝诫鸦片”，即致力于开启民智的努力；“五四”时期，知识者不仅延续了除旧布新的启蒙观，亦受到俄罗斯“到民间去”的思潮影响，持续将眼光投向民间。不过，“民间”在“五四”语境里无疑有两层含义。如鲁迅在《〈艺术论〉译本序》里提到的：“他们当初的意见，以为俄国的民众，即大多数的农民，是已经领会了社会主义……所以民众主义者的使命，只在‘到民间去，向他们说明那境遇……”这里的“民间”意指底层农村社会。而另一种，则往往指官方的对立面：“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五四”知识者重视“民间”，既含有前者的道德色彩，也指向后者的价值追求。鲁迅既肯定“道德”在民间，如“不悟墟社稷毁家庙者，征之历史，正多无信仰之士人，而乡曲小民无与。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又肯定民间艺术的价值，如“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不识字的作家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但他却刚健、清新”。不过，仔细辨析，鲁迅的这些议论，与他在小说、杂文中不时流露出的悲观的国民性批判之间，不无矛盾，即他一方面认可民间的价值，另一方面又将民间、民众置于被启蒙的一方。

与其兄一样，周作人对“民间”的态度前后也有变化。以他参加“歌谣运动”为例：肇端于1918年的“歌谣运动”以及与之伴随的“民间热”有着复杂的成因，但的确聚焦了彼时种种思想观念的交锋。对于“歌谣运动”，执着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周作人的态度则显得较为审慎。周作人曾是《歌谣》杂志的负责人之一，大体而言，他从学术角度肯定歌谣的价值，但一向对歌谣的文艺价值持保留意见，后来更是持论悲观：“文艺上也可以虚空地提倡着民众文学，而实际上国民文学是毫无希望。”周氏兄弟在思想深层相通之处较多，他们面对“民间”态度的犹疑，折射出了“五四”知识者面对“民间”时的矛盾心态，导致这一时期的“民间”更像是一个巨大的幻象。

废名早期作品中的民间叙事无疑也属于这一幻象。像《竹林的故事》《桥》那样的田园牧歌小说，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乡土民间的苦难与真实，流露出浓厚的现代隐逸情调，“隐逸”之动机则是一种文明的忧思。实际上，这种文明的忧思导致的乡土乌托邦冲动跟批判性的启蒙话语方向不同而方式一致——都是以“民间”为载体，承载、寄托着知识者对新旧交替之际诸如传统与现代等二元问题的看法与选择。换言之，许多“五四”作家并非对真实的民间感兴趣，而只是试图将民间作为一种资源，纳入自己的话语建构。

置于“五四”以来的民间热情、民间想象的巨大投影之下，《莫后》就显得意味深长。如果说鲁迅意识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割裂，选择以杂文投入战斗，在绝望中抗争；周作人认为“民众”乃是一种虚妄，转而躲进了“理智的深山”；废名则在战时的乡村，从民间内部，以日常叙事还原了民间的本然面貌。与赋予乡土民间一种现实性和主体性相对应的，《莫后》中作家自我言说的冲动实际上在消退，这一点，只要跟《莫须有先生传》比较一下即可看出来。置于20世纪40年代的背景，这种“自我的缩小”很是常见。抗战期间，有不少作家转向了纪实题材，原京派作家何其芳、师陀、萧乾等人都在此列，只不过极少有像废名这样长居乡间的经历。因此，相较于彼时的大多数纪实性作品，《莫后》显然更为贴近战时的民间日常，也更为明显地体现了彼时部分作家写作方式、写作风格变化的轨迹与逻辑。但《莫后》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战时文学”，只是叙事方式要更为幽邃、深沉一些。

将《莫后》的写作置于20世纪上半叶去考察，会发现知识者对民间的关注始终与某种现实危机有关，只是不同的危机导致了关注焦点、方式的变化，这一充满变化的轨迹往往被概括为“从启蒙到救亡”。作为受到过启蒙主义影响的作家，废名在抗战时期的中国乡村又被新的现实冲刷，因此他在写这部作品时，笔下隐然交织着不同语境所构成的张力，最终表现为民间想象的落地。此外，这部作品流露出的对现实与未来的认知、对民族与民众的情感，不仅反映了那个特殊年代的气氛，实际上也构成了一部颇堪玩味的知识分子心灵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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