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瑞江，肖俊涛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湖北 十堰 442002)

我国在2020年实现全部脱贫后，继续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当前各级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一是可以防止规模性返贫，二是便于跟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因此，厘清脱贫驱动力因素有哪些，弄清它们的作用效果，找出后续精准帮扶与乡村振兴的着力点，乃是目前亟需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鉴于，1)具体实践中存在的脱贫驱动力因素较多，现有的研究成果又通常聚焦于单个因素的作用情况，鲜见对各类驱动力因素的综合比较来探讨它们的相对重要性. 并且，对现实而言，综合比较各驱动力因素在脱贫中是否真正发挥了作用，作用效果如何，对于精准地应对下一阶段工作尤为重要. 2)贫困户是依据国家相关标准划分而成的需要特殊帮扶对象的总称，其内部存在着明显的群体差异，比如有已脱贫户、未脱贫户、低保户、五保户、易地搬迁户、小额信贷户，子女上学户等群体. 不同属性群体的发展基础差异较大，享受的扶贫政策不尽相同，并且相同的驱动力因素对不同贫困群体产生的作用也不相同. 因此，找准不同贫困群体的显著有效的脱贫驱动力因素，实行“一群一策”，才能切实地起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作用.

在此，笔者选取了鄂西北集中连片特困区9县1 637贫困户，以对他们实地跟踪调查所获得的数据为基础展开相关分析.

首先，对贫困户分类. 依据脱贫成果与享受政策等内部属性，把9县1 637贫困户划分为7个群体.

其次，确立自变量、因变量及相关数值. 其中自变量为各种脱贫驱动力因素，因变量是实际脱贫成效. 在实践中认定脱贫成效，通常依据贫困户的收入、以入户算账的方式来统计，最终形成已脱贫和未脱贫的二分变量结果. 事实上，这还不能细致地刻画贫困户的脱贫成效等级，更不能描述脱贫驱动力因素的主次关系. 因此，本文以贫困户对自己脱贫认可度的评判、对各驱动力因素作用大小感知的方式来进一步获取研究数据.

第三，本研究的核心是预测多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 1)本研究所涉及的自变量(驱动力因素)较多，又同时预测各自变量(驱动力因素)对因变量(脱贫成效)的影响度；2)因变量为等距尺度变量，而非二分类别变量；3)自变量是从扶贫实践中总结出的可观察变量，而非潜变量. 因此，本文选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7个群体分批次地检验各驱动力因素的相关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根据调查选定对象所获得的数据，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进行实证分析，以期较清晰地勾勒出各驱动力因素在脱贫中的作用效果，为制定下一阶段的施政策略提供理论参考.

1 研究综述与假设

当前学界从宏观上把脱贫驱动力因素分为两种：一是内生动力因素；二是外生动力因素. 不少学者认为培育内生动力是建立脱贫长效机制的最佳策略. 王杰森[1]认为培育内生动力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具有丰富的意义. 贾海彦[2]认为内生动力与外力扶助相结合，才能形成最大化的减贫合力. 苟颖萍[3]提出，提升贫困人口自主脱贫能力，即激发内生动力，是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策略之一. 王帅[4]、邱乐[5]进一步探讨了激发群众脱贫内生动力的具体策略.

培育内生动力是脱贫及巩固其成果的治本之道，但也是一个复杂的需要更长时间出效果的系统工程. 因此，关注内生动力的同时研究外生动力，提升贫困户的经济收入、加强生计保障则显得重要而迫切. 在此，本文主要探讨各个外生动力因素.

由于驱动力因素较多，又各自发挥不同的作用，鉴于国外与此相关的研究较少，文章主要依据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及本课题组的扶贫实践活动结果，选择了12种常见的外生驱动力因素，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1)外出务工. 对脱贫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已得到许多学者的共识. 刘一伟[6]认为非农就业可以有效降低农村居民发生贫困的可能性. 邰秀军[7]、高若晨[8]也认为山区农户的外出务工收入可以降低贫困脆弱性. 谢玉梅[9]研究表明，贫困户外出务工比本地务工在减缓贫困脆弱性方面更具有优越性. 因此，提出假设H1：外出务工对脱贫有正向影响.

2)农业种植与养殖家畜. 虽然一些学者，如杨颖[10]、黄颖[11]、杨龙[12]等认为农业种植、家畜养殖对脱贫的作用不大，但在扶贫实践中，这些项目在鄂西北山区依旧是一些贫困户的主要产业，对一些特定群体来说仍然是增收的渠道. 因此，提出假设H2：农业种植对脱贫有正向影响. 假设H3：养殖家畜对脱贫有正向影响.

3)干部帮扶. 主要是发挥党员干部在扶贫中的引领作用. 刘丽梅[13]肯定了干部结对帮扶方式的扶贫效果. 陈国申[14]认可了第一书记等外来帮扶力量在脱贫中的作用. 覃志敏[15]研究了干部驻村帮扶的减贫逻辑，得到刘一伟[6]、邰秀军[7]、叶初升[16]等学者的赞同. 陈志[17]也认为外部帮扶主体的层级越高，帮扶效果就越好. 因此，提出假设H4：干部帮扶对脱贫有正向影响.

4)代际支持. 是一种非正式的双向代际交换，表现为代际间相互提供经济支持、日常照料与帮助的双向情感交流. 在调研中，课题组发现一些贫困家庭是否及时脱贫，与其已就业子女对家庭是否有经济援助较相关. 石靖[18]认识到代际支持对脱贫有一定影响，吴茜[19]的研究结果显示，子女代际支持有利于降低农村老年人的贫困发生率，虽然此方面现有研究成果较少，但在实践中它的作用的确存在. 因此，提出假设H5：代际支持对脱贫有正向影响.

5)产业奖补. 是当地政府对贫困户的农业种植、养殖、务工发放补贴的临时激励政策，在鄂西北地区曾被广泛执行. 王宏杰[20]探讨了农村人口对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满意度. 胡晗[21]研究结果发现，产业扶贫政策增加了贫困户的农业种植收入、家畜养殖收入和家庭总收入. 因此，提出假设H6：产业奖补政策对脱贫有正向影响.

6)医疗保险. 在实践中，贫困户因病致贫、返贫的现象较多，而医疗保险可以大幅降低贫困户看病费用，相当于为脱贫出了力. 因此，提出假设H7：医疗保险对脱贫有正向影响.

7)教育补贴. “扶志与扶智”是脱贫“治本”的抓手，而提高贫困户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则是逻辑起点. 各级政府为鼓励贫困户家庭子女多接受教育，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都发放一定的教育补贴，以减轻家庭经济负担，这也是增收脱贫的一部分. 因此，提出假设H8：教育补贴对脱贫有正向影响.

8)易地扶贫搬迁. 搬迁是“两不愁三保障”中力度最大的帮扶措施，消除了贫困户因建房而高额举债的弊端. 刘明月[22]认为，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有显著作用. 刘伟[23]研究结果表明，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物质资本和生计资本总值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李聪[24]研究发现，易地搬迁有助于降低农户的贫困脆弱性. 宁静[25]、陈胜东[26]也得出类似的研究结论，认为易地扶贫搬迁可以显著影响移民贫困户的生计资本，达到最终减贫目的. 因此，提出假设H9：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有正向影响.

9)农民专业合作社. 是新时代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创新组织，近几年在鄂西北地区农村较为流行，已有不少学者长期关注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脱贫中的作用. 陈宏伟[27]研究结果显示，合作社理事长的文化程度高、风险意识强、经营年限长等因素可以显著地提高合作社在脱贫中的成效. 李想[28]认为，拥有一定的政治资本、盈利能力强，且有政府扶贫项目的合作社在脱贫中更容易发挥积极作用. 因此，提出假设H10：加入合作社对脱贫有正向影响.

10)小额信贷. 是金融扶贫的主要抓手，在鄂西北地区广大农村已付诸实践，此方面已有不少学者开展了相关研究. 杨乐民[29]等认为，金融支持是一种被实践证明的有效扶贫手段. 吴宇[30]实证研究认为，小额信贷对扶贫绩效有正向影响，可以提升贫困户的“自我造血”能力. 因此，提出假设H11：小额信贷对脱贫有正向影响.

11)农村集体经济. 在鄂西北地区主要包括公益林、光伏发电、土地流转等项目，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 一些学者已关注到农村集体经济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 旷爱萍[31]认为，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是实现全面脱贫的重要途径. 程红涛[32]也认识到，农村集体经济对精准扶贫的必要性. 肖卫[33]研究结果显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有利于贫困户降低产业风险、加快整体脱贫. 因此，提出假设H12：农村集体经济对脱贫有正向影响. 如图1所示.

图1 脱贫与驱动力因素关系示意图

2 研究方法

2.1 变量选择与问卷设计

本研究数据是通过邀请贫困户填写问卷调查表获取的. 问卷共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贫困户基本信息，共7个变量；第二部分是脱贫驱动力因素内容. 贫困户从自身的感受出发，依据给定的驱动力因素在本家庭脱贫中发挥的作用来判定. 这12个自变量分别如下：X8=外出务工，X9=农业种植，X10=养殖家畜，X11=干部帮扶，X12=代际支持，X13=产业奖补，X15=教育补贴，X16=医疗保险，X17=易地扶贫搬迁，X18=加入合作社，X19=小额信贷，X20=村集体经济. 以上测量项目的答案选项均为李克特五点量表形式：作用很大=5，作用较大=4，一般=3，作用较小=2，作用很小=1. 因变量共1个变量，但分两种类型，X21=如果没有脱贫则对以后脱贫有无信心；X22=如果已经脱贫则对自己的脱贫成效是否认可. 答案选项赋值同为李克特五点量表形式：很有信心=5，信心很小=1，或很认可=5，很不认可=1. 依次类推.

2.2 数据收集

调查采用系统抽样与方便抽样相结合的方式，覆盖了鄂西北9个县的大部分乡镇，时间集中在2019上半年. 邀请贫困户当面填写问卷，根据其填写态度及完整度对问卷质量进行初评，最后筛选出有效问卷.

2.3 数据分析

本次调查对象都是贫困户，但由于农村政策及贫困户自身发展属性的多样性，贫困户内部也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 因此，相同的脱贫驱动力针对不同的贫困群体，其作用可能有所不同，这种差异的存在已被一些学者所认识. 于乐荣[34]在脱贫动力研究中就控制了个体及家庭特征变量. 高若晨[8]在研究劳动力外出对脱贫影响时，把贫困户分成若干不同的群体，梁健[35]在研究中也把贫困户划分为4种类型.

为了更加细致地分析脱贫驱动力因素作用大小，本文根据贫困户群体内部特征把调查样本分成了7种类型. 首先，把所有样本汇总在一起，形成全样本，共1 673户、标为A群体. 其次，根据入户调查时该户是否已脱贫，把调查样本分已脱贫户，未脱贫户两类. 其中，已脱贫户1 240户、标为B群体，未脱贫户397户、标为C群体. 第三，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只被一部分贫困户享受到，因此948个易迁户单独设一个群体、标为D群体. 第四，教育补贴也是助力脱贫的一个手段，仅子女上学的贫困户才能享受此政策，因此把有子女上学，同时又享受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贫困户形成一个群体，共495户、标为E群体. 第五，在贫困户群体中，存在低保户、五保户、非低保非五保户，他们的经济基础有明显的差异，低保户享受更多的补助政策，有必要分群单独讨论. 因此，非低保非五保户设为一个单独群体，共1 111户、标为F群体，把享受低保的贫困户作为一个群体，共486户、标记为G群体. 研究假设代码的最后一个字母代表相应的群体，如H1A代表研究假设1在A群体中的情况. 依次类推.

在实证分析中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探讨各驱动力因素对脱贫的贡献度. 自变量为各驱动力因素，因变量由2个观测变量组合而成，如果是已脱贫户则因变量为X22的值，如果是未脱贫户则因变量为X21的值.

3 数据分析结果

3.1 调查样本基本属性

调查样本来自1 637个贫困户，涉及鄂西北9个县(区). 其中，丹江口市201户，分布在12个乡镇；房县298户，分布在14个乡镇；茅箭区37户，分布在2个乡镇；武当山38户，分布在2个乡镇；郧西县199户，分布在11个乡镇；郧阳区453户，分布在20个乡镇；张湾区85户，分布在5个乡镇；竹山县179户，分布在11个乡镇；竹溪县147户，分布在8个乡镇.

从贫困户属性上看，已脱贫户1 240户，未脱贫户397户，易地搬迁948户，有子女上学同时又享受易地搬迁495户，非低保非五保户1 111户，低保户486户，总样本1 637户，共形成了7个样本群.

3.2 各群体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所有群体的VIF值在1.1至1.9之间，远小于5，说明7个群体均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在总样本1 637户的A群体中，R2=0.171. 外出务工(β=0.154，P<0.001)、干部帮扶(β=0.233，P<0.001)、产业奖补(β=0.057，P=0.04)、医疗保险(β=0.071，P=0.003)、集体经济(β=0.069，P=0.019)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均显著且为正数，研究假设H1A、H4A、H6A、H8A、H12A得到支持.

在已脱贫1 240户的B群体中，R2=0.166. 外出务工(β=0.104，P<0.001)、干部帮扶(β=0.294，P<0.001)、医疗保险(β=0.074，P=0.009)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均显著且为正数，研究假设H1B、H4B、H8B得到支持.

在未脱贫397户的C群体中，R2=0.166. 外出务工(β=0.183，P<0.001)、医疗保险(β=0.141，P=0.004)、集体经济(β=0.191，P=0.002)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均显著且为正数，研究假设H1C、H8C、H12C得到支持.

在948个易地搬迁户的D群体中，R2=0.205. 外出务工(β=0.157，P<0.001)、干部帮扶(β=0.157，P<0.001)、医疗保险(β=0.083，P=0.01)、易地搬迁(β=0.164，P<0.001)、集体经济(β=0.106，P=0.007)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均显著且为正数，研究假设H1D、H4D、H8D、H9D、H12D得到支持.

在既是易地搬迁户又有子女上学的495户E群体中，R2=0.205. 外出务工(β=0.147，P=0.001)、干部帮扶(β=0.204，P<0.001)、医疗保险(β=0.092，P=0.044)、易地搬迁(β=0.133，P=0.003)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均显著且为正数，研究假设H1E、H4E、H8E、H9E得到支持.

在非低保五保的1 111户的F群体中，R2=0.178. 外出务工(β=0.142，P<0.001)、干部帮扶(β=0.267，P<0.001)、集体经济(β=0.09，P=0.011)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在0.05水平均显著，医疗保险(β=0.051，P=0.084)在0.1水平显著且为正数，研究假设H1F、H4F、H8F、H12F得到支持.

在486低保户的G群体中，R2=0.176. 外出务工(β=0.147，P=0.001)、干部帮扶(β=0.168，P<0.001)、产业奖补(β=0.128，P=0.013)、医疗保险(β=0.106，P=0.017)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均显著且为正数，研究假设H1G、H4G、H6G、H8G得到支持. 如表1所示.

表1 多元线性回归标准化系数

4 结果讨论

1)外出务工是巩固脱贫最重要的驱动力因素. 假设H1(外出务工)在7个样本群中全部显著，且标准化路径系数较大，说明它是脱贫中最重要的驱动力因素之一. 这与高若晨[8]、邰秀军[7]、谢玉梅[9]的研究结论一致，即家庭成员外出务工能够显著地降低家庭的贫困脆弱性. 从实践来看，外出务工具有收入稳定、回报快等优点，贫困家庭有一人长期稳定务工，就很容易巩固脱贫成果.

2)干部帮扶在脱贫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假设H4(干部帮扶)在7个样本群中，有6个是显著的，且在各群组的众多自变量中标准化路径系数值最大，说明干部帮扶在脱贫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原因在于帮扶干部通常拥有较多的信息资源，可以提升贫困户的社会资本，有利于降低贫困的脆弱性. 刘一伟[6]、邰秀军[7]、叶初升[16]的研究结果均证明了此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干部帮扶在C群组(未脱贫397户)中的作用却不显著(β=0.077，P=0.126)，原因在于干部对这个群体的帮扶工作可能没做到位. 这正是C群组未脱贫的原因之一，也恰好反证了干部帮扶的重要性.

3)医疗保险在脱贫中发挥着正向作用，对低收入群体作用更大. 假设H8(医疗保险)在7个群组中全部显著. 但进一步观察，在F群(非低保非五保1 111户)中，医疗保险(β=0.051，P=0.084)仅在0.1水平显著；而在G群(低保486户)中，医疗保险(β=0.106，P=0.017)在0.05水平显著，标准化路径系数也较大. 这说明低收入贫困群体对医疗保险的依赖性更大，由于生计能力较脆弱，因病致贫概率较高. 当前，鄂西北地区各医院对贫困户住院都有一系列优惠政策，减低医疗费用，为脱贫发挥了正向作用. 范国旭[36]的研究结论也支持这一观点.

4)易地搬迁在脱贫中发挥着重要的正向作用. 假设H9(易地搬迁)共涉及2个群体，均为显著. 在D群组(易地搬迁948户)中，易地搬迁与群内其它驱动力因素相比，其标准化路径系数最大；在E群(易地搬迁+有子女上学495户)中，易地搬迁的贡献也仅次于外出务工. 原因在于该政策彻底解决了贫困户因建房导致的高负债问题，刘明月[22]、刘伟[23]、李聪[24]、宁静[25]、陈胜东[26]等研究结论都认为，易地搬迁有助于降低农户的贫困脆弱性.

5)集体经济对脱贫有一定正向作用，对未脱贫群体作用更大. 假设H12(集体经济)共涉及7个群体，其中在A(总样本)、C(未脱贫)、D(易地搬迁)、F(非低保非五保)群里是显著的. 且在未脱贫群体的3个显著因素中，集体经济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最大. 因此，集体经济对脱贫有一定的贡献，尤其是对未脱贫户、易地搬迁户的作用更大. 主要原因是这两个群体的经济基础相对较弱，增收渠道也窄. 鄂西北地区农村的公益林、光伏发电、土地流转等村集体经济收益，虽然人均收益不多，但对于低收入群体是雪中送炭，这个结论也得到了全世文[37]的支持.

6)产业奖补对低收入群体脱贫作用更大. 假设H6(产业奖补)在7个群体中，只在A群(总样本1 637户)、G群(低保486户)中显著. 产业奖补虽补贴不多，但毕竟能给贫困户带来一些收入，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还是发挥了一定的正向作用. 胡晗[21]的研究结果支持这一点. 但它在F群(非低保非五保1 111户)中的作用不显著，说明它的作用还是有限的. 林万龙[38]也认为救济式的产业帮扶模式无助于提升贫困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背离了能力扶持初衷，不应该成为扶贫的主导模式.

7)农业种植在脱贫中的正向作用不明显. 研究假设H2(农业种植)在7个群体中均不显著，即农业种植对脱贫的正向作用没有得到统计支持，这与黄颖[11]的观点是一致的. 原因是整个鄂西北以山区为主，农业规模效益难以发挥. 一些经济作物，如水果、花卉等项目尚未形成品牌效应，普遍缺乏竞争优势，在脱贫中的作用尚不明显.

8)养殖家畜在脱贫中的正向作用不明显. 假设H3(养殖家畜)在7个群体中均不显著，即养殖家畜对脱贫的正向作用没有得到统计支持. 主要原因有：一是养殖业投入成本较高，例如饲料、幼仔、场地建设需要较多资金；二是劳动力投入较多；三是养殖过程中价格波动及疾病风险较大. 贫困家庭往往不具备大规模养殖实力，通常只能零星散养，难以发挥规模效益. 姚亚玲[39]的研究结果也说明了以种养殖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贫困户对脱贫满意度较低，表明养殖业在脱贫中发挥的作用较小.

9)代际支持在脱贫中的正向作用不显著. 假设H5(代际支持)在7个群体中均不显著. 在实践中，贫困户家庭已就业子女主要分两种情况：一是子女已成年且有出息，通常已另立门户，对父母所在家庭的经济支持并不大；二是子女已成年且已就业，与父母未分户，往往属于低学历，少技能类型，他们多从事体力劳动，仅能养活自己，对家庭经济援助少. 这是代际支持在脱贫中作用并不明显的内在逻辑.

10)教育补贴在脱贫中的作用不显著. 研究假设H7(教育补贴)只在E群(易地搬迁+有子女上学495户)中检验，结果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原因在于教育补贴的金额通常每学期在300至1 500元间，对减轻贫困户的经济负担杯水车薪，张航[40]研究结果也发现，贫困人口对教育扶贫政策满意度仅处于中等水平.

11)合作社在脱贫中的作用不显著. 假设H10(入合作社)在7个群体中均不显著. 鄂西北地区目前具有良好效益的合作社还不多，对脱贫的带动作用有限. 有两个原因：首先，合作社普遍缺乏有资本、有经验的带头人. 陈宏伟[27]、李想[28]等研究认为，合作社在脱贫中要发挥积极作用，其负责人最好拥有一定的政治资源，能承接政府项目. 郭鹏鹏[41]也认为当前合作社缺乏乡贤精英参与管理，其作用发挥较有限. 其次，合作社效益较差，与其运营时间较短也有一定的关系. 当前鄂西北农村成立的合作社更多是在政府扶贫绩效考核等外部驱动因素影响下设立的，经营时间较短，尚未形成有效运作，因此对脱贫作用有限是本假设不显著的原因之一.

12)小额信贷在脱贫中的作用不明显. 刘园[42]、杨民乐[29]等学者认为小额信贷对脱贫有正向作用. 但是，本文研究结果相反，研究假设H11(小额信贷)在7个群体中均不显著. 原因有两点：一是贫困户缺乏创业经验及核心技术，贷款投资很容易失败；二是小额信贷只能定向资助农业种植、养殖等项目，额度为3万至5万元，而农业种植及养殖对脱贫作用本就有限，贫困户贷款动力不足，因此小额信贷作用难以发挥. 本研究结果得到王本玲[43]、赵红艳[44]的研究支持.

5 主要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见：第一，干部帮扶、外出务工是最强劲的脱贫驱动力因素，能有效地提升贫困户的经济收入. 干部帮扶为贫困户提供丰富的社会资源，提升农产品种植水平与拓展销路，解决农业生产“增产不增收”的困境；外出务工则使农户收入快速提高且相对稳定. 这两个驱动力因素起到开源增收作用，因此需要重点保持，这是巩固拓展脱贫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

第二，集体经济对脱贫发挥了一定的正向作用，对低收入家庭的贡献较大，特别是在遇到社会总体性和家庭个体性风险时，比如在新冠疫情期间，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对巩固贫困户脱贫成果意义重大. 当前村集体经济一般不够强大，对贫困户的发展带动作用有限，但其后劲可期. 如何做大做强，值得未来重点研究.

第三，易地扶贫搬迁、医疗保险对贫困户起到节流开支的作用. 易地扶贫搬迁解决了建房高负债问题，医疗保险部分化解了看病贵、因病返贫难题. 这两点务必继续保持.

第四，农业种植、养殖家畜、入合作社、小额信贷都属于专业性较强的扶贫项目，适合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社会资源及技术手段的贫困户参与，唯此方能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 因此，应重点支持具备相应条件的家庭在此发力. 产业奖补属于早期脱贫激励政策，已基本完成历史使命. 教育补贴覆盖面较小，更多地是引导贫困户重视教育. 这两个因素已不再是脱贫的主要动力.

总之，厘清脱贫与固效的各外生动力因素并引起各研究者的关注，是为了巩固脱贫成果，为进一步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必要的参考和借鉴.

当然，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未能把内生驱动力因素与外生驱动力因素纳入整体讨论. 今后将进一步动态地监测脱贫驱动力因素的变化，将内生动力纳入到分析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