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进华

(苏州大学 地方治理研究院，江苏 苏州 215021)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一场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很大的挑战。公共危机是一种以威胁社会系统的基本结构和核心价值规范，危害人民生命安全和生物安全，引发社会秩序混乱、社会心理恐慌和焦虑的灾难性事件。突发性、流行性和不确定性构成公共危机事件的三大本质特征。公共危机治理既是一场特殊的应急管理过程，又是一项常规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因为常态和应急态之间的划分是相对且模糊的[1]，如果按照“风险—灾害—危机”的连续过程演化理论，在风险治理—灾害救援—危机治理的全过程中既有常态又有非常态，二者还会相互转化。[2]基于公共危机事件突发性、流行性和不确定性的事实基础，既有的成果大多倾向于从制度建设、机制构建以及如何提高政府应急管理能力等具体手段层面解决公共危机治理的“怎么办”问题，对于公共危机综合性、整体性治理思路的思考则相对欠缺。而共同体战略意在从整体、全局、长远和根本上谋划、布局、释放社会活力赋能公共危机治理，对于“公共危机治理”这样一个新兴且复杂的领域来讲，它能够更好地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的根本性问题。

共同体战略作为公共危机治理之道，就是一种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世界共同体的思维和合力，构建危机治理机制、密织危机治理网格、透明危机治理信息，以在全局、整体、长远和根本上提振危机治理整体效能的治理规则、程序及其秩序。就共同体战略可能承载的客观意义来看，共同体战略的重大意义不仅在危机期治理有效能，更具有危机后有效治理的长远效应；不仅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更具有个体素养培育效应；不仅在中国本土，更具有世界示范效应。理性诠释实施共同体战略治理公共危机的事实基础、理论支持及其价值旨趣，对于经历新冠肺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中国来说，不仅是我们为新冠肺炎疫情付出沉重代价的经验教训，更是对步入新时代中国防控公共危机治理“回头看”的实践溯源和坚定“赢未来”的理论自信。一场以短时段的经济下滑和社会停摆的牺牲，也要对人民负责、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的中国“抗疫”成效，验证了一个经验性事实：共同体战略是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非常有力、有效的防控公共危机事件的治理战略，也是将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公共危机治理效能的实战战略。对这场全党动员、举国抗疫的共同体战略体系进行理性凝练和知识生产，使之长期化、制度化，也是推进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战略体系和战略能力现代化的一项理论战略工程。因为共同体战略功能的实现必须仰仗其背后强大的思想体系支持，即使“后疫情”时代，人们生活和社会秩序的“康复”依然需要我们坚持共同体思想的战略引领。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战略的行稳致远需要回应三大主题性问题：一是客观认知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战略的事实基础；二是理性解析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战略的理论支持系统；三是深刻揭示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战略的价值旨趣。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产物与要求，共同体战略是一种基于国家权威、公民权益、社会沟通、志愿服务等多维互动所生成的应对和处置公共危机事件的治理过程及其价值共识，也是“将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中枢神经性的社会纽带。新冠肺炎战“疫”“把99%的发病率完全限制在境内，为国际社会共同解决疫情创造了一个宝贵的窗口期，也为世界防疫事业设立了新标杆”，[3]所展示出来的公共危机治理的中国速度、中国力量和中国建设，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行动，也是“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战考验。

一、“共同体”何以成为公共危机治理战略的事实基础

以事实言说理论，是我们理论思维的规范，也是检验理论真理性的依据。公共安全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尤如人们生活中的阳光和空气，“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回顾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频繁发生的公共卫生、自然灾害、事故灾害等公共危机事件具有风险、灾害与危机之间相互关联、相互转化的特殊属性[4]，是人类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和科技不断创新进步的伴生物，是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也是一部人类不断防控和应对公共危机而推动历史进步的公共危机治理史。每一次突破性的公共危机治理创新都源于化公共危机为发展转机的实践智慧。诚如恩格斯所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5]中华民族就是一个从灾难磨难中不断汲取智慧和力量，从而变得更加坚强、更加不可战胜的民族。

受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传统公共危机事件及其后果的影响范围和区域相对有限，而现代公共危机事件的影响则往往是全球性、全人类性的。在现代公共危机面前，没有哪个地域国家、社会群体能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地域国家、社会群体有资格为转移责任、推卸责任而任意“甩锅”；只要有一个地域国家、社会群体失控，全球的公共危机战疫就不会结束，除了携手进退，没有谁能幸运地先走出“危机”。诚如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等人所说，人类正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6]，“这个世界看起来或者感觉起来并没有越来越受到我们的控制，而似乎是不受我们的控制，成了一个失控的世界”[7]，公共安全的风险社会已经来临。这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提醒人类，人总是平等的、人类的命运总是连在一起的、病毒传播是不需要护照的。面对不分国界、种族、肤色、贫富、贵贱的全球流行性新冠疫情的公共危机，只有遵循团结合作、信息共享、科学专业的共同体战略的价值关怀和理性坚守，才能有效隔离交叉感染、阻断病毒扩散、防止疫情蔓延、提高确诊治愈率、降低重症病死率。公共危机治理就是一种地域性、全国性乃至全人类性团结行动和综合施策的公共性治理。作为一种公共性治理，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担当构成公共危机治理的结构、功能及其共同进退的行动过程。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任何缺乏社会共同体战略理念的公共危机治理，不同群体、不同区域因迷恋于一己之欲和地方利益的价值偏好，对疫情危机信息进行“选择性”描述、“偏差性”传递、推卸或转移责任的“甩锅”行为，最终都将导致整个公共危机治理系统的“失灵”和“溃败”。

共同体战略作为公共危机治理之道，是一种基于公共危机事件的突发性、流行性和不确定性的事实属性，竭力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效整合的治理理念、治理思维和治理格局，以求在整体、全局、长远和根本上释放社会活力赋能公共危机治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和谐共生为公共危机治理的共同体战略提供了事实基础和经验保障。共同体战略的价值理性，以一系列意义建构的合目的性追问公共危机治理“做什么”的问题，工具理性则以客观和有效的合规律性选择“如何做”的手段、方法问题。前者诉求公共危机治理的终极目标，后者追求公共危机治理的速度效率。价值理性是工具理性的精神动力，工具理性是价值理性的现实支撑，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统一于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战略的全领域、全过程。合目的、合规律的共同体战略确证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公共危机治理的核心价值。身处公共灾难危机中的每个人，只有通过置身于其所处的社会共同体之中，才能以感同身受的科学态度、合作精神理解其所面对的灾难危机并把握自身的命运。面对人“生”的权利和“活”的渴望的公共安全需求，任何风险计算中所赋予的善后处理和货币赔偿都变得无足轻重而失去意义。这就是中国为了对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即使以短时段的经济下滑和社会停摆的牺牲，也要全党动员、上下同欲、举国抗疫。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战略的治理效能，在辽阔国土上应战新冠肺炎病毒的中国战“疫”中得到了提振和检验，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极大地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顾全大局、团结互助、无私奉献、勇于担当的精神风貌和凝聚力。如果说，共同体战略是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突发性、流行性和不确定性的因变量，那么对于增强公共危机治理效能而言，共同体战略就具有了自变量的效应功能。即使“后疫情”时代，人们生活和社会秩序的“康复”，依然需要我们坚持共同体思想的战略引领，因为这个星球上的绝大多数人都需要相互包容和精诚合作。

二、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战略的理论支持

以理论支持战略，是共同体战略的思想叙述，也是共同体战略的战略底气。以共同体战略防控和应对一种地域性、全国性乃至全人类性的公共危机事件，需要得到包括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管理学和心理学等广博的知识基础和跨学科理论的联动支持，这些理论支持将搭建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战略的价值方向、内生动力和有效运行载体。简言之，寻求理论支持的目的在于能够准确、全面、挈领地诠释和理解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战略的合理性、有效性及以此推断和预测未来的可期性。从方法论、人文性和基层阵地三个相对层面看，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社区建设理论，构成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战略的三大理论支持系统。

(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战略的哲学根基

“共同体”作为人及其所构成的社会的基本存在方式，是人类生存智慧的一种历史建构；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是马克思主义考察人类文明历史的一种崭新范式。一部人类及其置身其中的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在“共同体”中不断生成、展开和前行的人类发展史。伴随生产方式的历史谱系，人类共同体经历了从本源的“自然共同体”到抽象的“虚幻共同体”，再到现实的“真正共同体”演变和跃迁的发展过程。[8]作为一种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交往实践和存在方式的“共同体”，是一个集整体性与个体性、统一性和多样性、抽象性和具体性、功能性和价值性的行动统一体。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种使个体的本质得以确证、人类生存得以延续的行动统一体，为现代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坚定的哲学基础。所谓公共危机治理的共同体战略，就是以社会有机体(共同体)的方式谋划、布局和动员社会应对和防控公共危机事件的一种方法论。作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方法践行，就是要释放整体性与个体性、统一性和多样性、抽象性和具体性、功能性和价值性的行动统一体的活力，进而在全局、整体、长远和根本上化解、平衡人与自然、权利与义务、责任与利益、现实与未来、抽象与具体的复杂关系，以赋能公共危机治理的效能战略。共同体战略有助于公共危机治理集体行动的生成逻辑，只有在不同地域、不同人群间的相互承认、相互尊重基础上，才能实现公共危机治理的有效性；只有把一地、一群、一己的利益融入于共同体的合理范围，将共同体意志作为核心力量，公共危机治理效能才会发生。共同体战略还有助于滋养公共危机治理进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同理心、移情性和同感性，以实现公共危机治理主体间的共通感和认同感。基于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为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战略提供了方法论的哲学基础。

(二)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战略的人文情怀

共同体战略不只是涉及公共危机治理的方法论技巧基础，而且蕴含一场新的人文价值观的精神洗礼。“共同体”作为公共危机治理的一项战略资本，不仅要追求治理的速度效率，而且更要注入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敬畏地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情怀。面对每一次公共危机，生命个体如何对待生命健康？世界各国如何增进共识、消除壁垒、加强合作，以携手共同应对公共危机？人类如何解决未来数不清的公共危机事件并能够有效创造未来？诸如此类问题，将关乎安全、命运和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走进时代舞台中心。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发展，也是走向真正共同体的时代必然。“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9]“今天世界最大的危机就是人类命运的危机和人的幸福危机”[10]，人类必将以“类”的形式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1]。当代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人类构建全球正义的公共危机治理体系提供了人文方向。一方面，以人人享有身体健康的利益相关性和环境安全的价值共生性为共同愿景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奠定了人类应对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战略的人文价值基础。另一方面，基于互联网等新的科技活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一步彰显了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战略的人文意蕴。尽管在形态、价值取向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真正的共同体”一脉相承，但就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战略的实施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更明确的“命”和“运”的人文方向。诚如习近平指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密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12]这场没有硝烟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所呈现出的“中国速度、中国规模、中国效率、中国力量、中国团结”，充分彰显了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战略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版”的成功建构。无论是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基于中国防控疫情显著成效而言的“这种病毒可以被控制”的论断，还是邻国“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同舟相济，都是对“中国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信任和承诺。[13]

(三)社区建设理论：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战略的基层阵地

公共危机治理“全国一盘棋”的成效，绝不是随随便便、轻轻松松的一声号令，而是基于党和人民、国家和社会深度信任基础上的“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共同体行动逻辑。社区作为城乡居民的居住地和生活场，公共危机的滋生地和传播场，构成了了解民意、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实施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战略的基层阵地和讯息“哨点”。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家门口服务”“15分钟服务圈”“横向到边、纵向到底”“里弄总理”等，都是对社区基层阵地功能方位的形象性、经验性叙述。现代公共危机治理作为一场兼顾危机防控、生产生活、学习工作、社会经济等多维度的、具体琐碎的公共性治理，与以民生福祉为价值核心的社区建设使命具有高度耦合性。就社区作为公共危机治理基层阵地所能承载的客观意义来看，具有三大天然优势：一是居住者彼此把对方作为“我们中的一员”的社区“认同感”；二是基于守望相助的情感慰藉和物质互助的社区“安全感”；三是渴望相互照应和协作以应对灾难、挑战或风险的社区“凝聚力”。[14]尽管天然优势并不等于现实优势，但社区的“认同感”“安全感”“凝聚力”无疑构成公共危机紧急状态下形成的有效社会协作最深厚、最直接、门对门、面对面的社会关系、社会资本与精神支柱。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以及国务院的《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的通知》(2020年1月24日)，都是从制度层面上将社区作为公共危机治理基层阵地的“顶层”之策。

社区建设理论的价值和意义，在于更好地为基层百姓生活服务，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三管三治”的疫情防控体系，“三管”即精细化管理服务、网格化管理服务、人性化管理服务，“三治”即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是共同体战略在我国新冠疫情防控中建构起来的公共危机治理的社区治理方略。在“三管三治”防疫体系中，不仅加大了社区公共服务硬软件设施建设的力度，强化了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能力，有效化解了一系列需要跑断腿、磨破嘴的繁琐工作，更培育了基于社区互助、信任、关怀的“全国一盘棋”的公民参与意识和爱国、爱社、爱家的公民道德。亿万人戴口罩过宅家云生活的防控行为后面蕴含着新时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自觉行为。

三、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战略的价值旨趣

宏观的共同体战略与现实的公共危机及其治理如何实现有机的关联？顶层的战略理念与置身于公共危机中的个体人生境遇如何契合融贯？这需要我们从事实基础、理论支持的研究视域，进入到对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战略价值旨趣的追寻。共同体战略作为一种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世界共同体的思维和合力，构建危机治理机制、密织危机治理网格、透明危机治理信息，以在全局、整体、长远和根本上提振危机治理整体效能的治理规则、程序及其秩序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蕴含着深刻的价值旨趣和意义诉求。其中，人民性、生态性、合作性构成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战略价值主体、价值本体及其价值机制三大旨趣。

(一)人民性是以人民为中心建构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战略的价值主体

考察和评价一个国家防控和应对公共危机治理战略是否科学、是否先进，一个重要方面是看其以何种立场和态度，建构国家与人民群众之间休戚与共的价值主体关系。公共危机治理是一场激发蕴藏于亿万人民内心深处磅礴力量的人民战争。“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战胜公共危机的力量和信心来自人民群众。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权、安全权、健康权为核心内容的人民性，贯穿于治理主体、治理目标、治理过程、治理效能的全过程。换句话说，人民性不仅是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的价值缘起、价值考量，而且是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战略的政治底色和价值主体。

人民性的价值旨趣彰显了中国公共危机治理的显著制度优势。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的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宗旨和根本政治立场在防控公共危机中的落实落细，是中国防控公共危机的组织动员、人员调动、资源集聚等面向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也是检验和衡量我国公共危机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最高裁决权和最终评判者。“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跨省、市、军三界组建了由42 000多名医务工作者参战的31支援鄂医疗队，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效驾驭抗“疫”全局、高效统一抗“疫”步调、高效构筑抗“疫”防线和高效凝聚抗“疫”力量的前进动员令和导向图。诚如世卫组织访华专家组组长布鲁斯·艾尔沃德所描述的：“中国严格的防控措施，使得大约数十万中国人能免于感染。……在中国的医院里，每台CT机一天大概做200次扫描，每次扫描大约需要5～10分钟。……中国政府明确表示：测试是免费的。确诊患者的医疗保险满额后，国家会承担一切治疗费用。……他们像应对战争一样被动员起来，驱使着他们的，是对病毒的恐惧。他们相信自己是站在了第一线，相信自己的行动，是在保卫中国其他地区乃至整个世界。”[15]中国防“疫”公共危机的人民性，首先是尊重人民生命安全。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防控公共危机的战略使命和至高准则。其次是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在防控公共危机中的表达意愿、创造经验和享有权利。防“疫”阻击战中的“封城”，意味着城市停摆，上千万人生活受到影响。农民“卖菜难”、市民“买菜难”的民生“痛点”，就成为公共危机治理需要精准施策的“靶点”。检验防“疫”公共危机的成效，最终要从医疗、教育、食品安全、生产安全等方面考量人民生活是否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得到了保障。保供应、稳物价，织密民生保障“兜底网”，成为防“疫”公共危机人民性的根本价值品性。再次要相信人民群众是防控公共危机的真正英雄。奋战在防“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社区工作者、公安干警、基层干部、下沉干部、志愿者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筑牢了抗“疫”阻击战的“英雄”长城。

(二)生态性是以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共生关系建构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战略的价值本体

公共安全问题频发绝不是偶然的，它根源于社会转型期的深层社会矛盾及反映这些矛盾的不科学的生产方式、不文明的生活方式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所以公共危机治理本质上是一场重塑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共生共控的生态治理。以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生态性思维来全方位思考人类面临的公共危机问题是公共危机治理的基本思维方式。换句话说，生态性不仅是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的生存形态，更是一场在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等关系变量的交互作用中，大力推动形成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绿色环保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建构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战略的价值本体。如果将人类公共安全看作是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一个生态系统，人类则是物种群总生命网构成中的一个主体群落。

生态性是一种从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关系看共同体战略的价值本体，其意义在于指明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和谐共生何以可能、如何可能的哲学智慧，为建构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了科学视野。从世界演化进程看，人与自然共生，作为生命共同体，自然是生命之母。“尽管我们许多人居住在高技术的城市化社会，我们仍然像我们的以狩猎和采集食物为生的祖先那样依赖于地球的自然系统。”[16]作为生物有机体中的人必须将自己纳入整个生物圈的生态系统，才能最终保护好自己的利益。从现实生活世界看，人类生活的过程就是人以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活生存方式，不断与自然界进行物料、能量、信息等物质变换的共控过程。从民生需要看，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和谐共生是公共安全需求最基本的文化品相。衡量一个人的自我价值不只在于他拥有多少财富，还要看他是否具有与自然、与动物和谐共生的相处能力。因此，创造优美的生态环境，保障人们正常生活、工作、学习、娱乐和交往所需要的环境秩序是公共危机治理生态价值的核心旨趣，也是公共危机治理“人民性”价值旨趣的延展和本体性保障。唯有构建良好的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战略的“生态性”，才能实现“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人民性”的政治底色。因为“人民性”根植于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之间的生态利益，如果不能彻底地平衡和重塑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生态关系，就不可能保障公共危机治理的“人民性”价值旨趣。2020年2月27日中国政府颁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以制度形式强化从源头上控制重大公共卫生风险的生态性价值诉求。

生态性价值旨趣旨在寻求把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原则和目标全面融入公共危机治理全过程、全方位，不仅要形成公共危机治理的共同体战略理念，更要摒弃片面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陋习，积极发展以“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为生产准则的产业结构，以满足人民优美生态环境需求为发展目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财富理念，健全以公民健康为核心的公共卫生体系，实现一场“经济与地球”“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关系的哥白尼式革命。诚如英国经济学家恩斯特·弗里德里希·舒马赫指出：“因为人的需要无穷无尽，而无穷无尽只能在精神王国里实现，在物质王国里永远不能实现。”[17]

(三)合作性是以信息透明、责任共担、成果共享建构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战略的价值机制

作为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战略价值机制的合作性，着眼于将共同体战略的价值理念、资源平台、利益配置融入公共危机治理体系、淬炼危机治理能力的可能性和可期性。只有在合作共赢格局中，人民性、生态性的价值旨趣才能获得可持续的守正创新。信息透明、责任共担、成果共享构成公共危机治理合作性价值机制三大层次，其中，信息透明夯实合作性的价值基座机制，责任共担筑牢合作性的价值运作机制，成果共享滋养合作性的价值动能机制。

合作性作为共同体战略价值机制的合理性，源自于自然、社会、国际关系的秩序生成规律。合作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种共生现象。正如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所说：“对于社会合作，我们别无选择，否则，要么是互不情愿直至仇视抱怨，要么出现互相抵制直至内战。”[18]这种几乎出于天然本能的合作需求，在遭遇病毒瘟疫、地震海啸、重大环境污染等公共危机事件时，就会迅速上升成为人类整体祈求社会合作的强烈愿望和自觉行动。因为合作是防控和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公共良药。“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就是我国在防控和应对新冠疫情中实施群防群治共同体战略合作机制的政府建章立制。

新冠疫情作为公共危机全球化事件之一，严重冲击着全球化的秩序格局，考验着全球公共危机治理的集体智慧和应变能力。“封城”“封区”“封国”作为一种应急式“合作”机制，对于短期隔离和控制疫情至关重要且成效卓著，但这种闭环式治理机制之于社会经济、贸易往来、人员流动和日常生活不具可持续性。遏制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势头一方面需要跳出“系统思维”，在更广阔的视野推动危机管理的结构演进。[19]另一方面则亟须全球“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合作发力，防控和应对疫情危机的真正解药也是全球“合作战疫”，所谓“耳齐则聪，目齐则明，心齐则一。万夫一力，天下无敌”[20]。即使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的国情体制不同、社会风俗习惯各异、医疗设备条件有差异、防护措施选择各有偏好，但面对人类健康共同的“病毒敌人”，务必摒弃一切政治偏见、种族歧视，以及为了推卸或转移责任而“甩锅”的任性行为，务必高度重视和积极推进国际安全合作机制：减免关税、取消壁垒、畅通贸易、施以援手、优势互补、科研攻关，以凝聚全球抗疫合力、共筑联手抗击病毒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线。《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声明》(2020)发出“病毒无国界，需要本着团结精神，采取透明、有力、协调、大规模、基于科学的全球行动以抗击疫情”[21]的时代强音，就是对新冠疫情中实施全球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战略合作机制的国际政治宣言。

共同体战略作为公共危机治理之道，就是一种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世界共同体的思维和合力，构建公共危机治理机制、密织公共危机治理网格、透明公共危机治理信息，以在全局、整体、长远和根本上增强公共危机治理整体效能的治理规则、程序及其秩序。共同体战略所承载的公共危机治理的效能意义，不仅体现为危机期治理的即时效能，更滋生危机后治理的长远效应；不仅有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更有助于公民个体素质培育。一场以牺牲短时段的经济下滑抑或社会停摆，也要对人民负责、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的中国“抗疫”成效，验证了一个经验性事实：共同体战略是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为有力、最为有效的治理战略，也是将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公共危机治理的效能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