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磊

（太原工业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山西太原 030008）

科学与公共领域（science and public sphere）是当代西方科学史学界提出的表述，初现于2002 年第17卷Osiris 专刊介绍该刊主题之科学与市民社会的论文中，这篇论文由当代美国科学史学家Thomas Broman撰写，题为＜Introduction：Some Preliminary Considerations on Science and Civil Society＞，根据这篇论文的行文结构，可知这一表述是从市民社会的主旨与主要论题中演绎而来的研究理念。主题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社会科学思潮的反映，当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被译介为英文并传播到西方英语学界，对于现代西方国家与社会结构的形成与变迁展现出卓越的解释能力，为国家与社会之间各方面社会空间的学理研究，提供了一种广泛适用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因此在西方英语世界的社会科学界形成具有显明裹挟力的学术研究思潮，由此在20 世纪90 年代末影响及于西方科学史学界，他们在接触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后产生新的认识，意识到市民社会研究主旨关注的是“使得社会生活结构化的机构”[1]，也就是赋予社会体制本身以合法性的价值及其社会建制形态，通常展现为国家权力提供世俗权威来源的社会制度本身，这就涉及到近代以来欧洲现代化进程中科学体制化的内在逻辑，那么他们就认为公共领域研究理念所秉承的市民社会研究主旨能够为科学史所用，从而促成了2002 年第17 卷专刊以科学与市民社会作为主题。对于以科学体制Osiris 化作为研究主题的科学社会史而言，科学体制化的历史展开实现了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的科学，并使得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的科学拥有制度属性也就是内在规定性，体现为规定科学体制化进程中科学界的态度和行动，经由这些态度和行动形成科学的社会属性并规定科学进程。社会制度建设的内在合理性在于制度正义，要求社会制度本身的价值预设符合社会正义理念从而获取社会支持，其实正是科学与公共领域的理论视域，有见于此，审视科学与公共领域的学理逻辑及其在科学社会史研究中的理论统领作用就尤为必要，研究主旨的内在规定性所在。

1 科学与公共领域的历史交集及其理论化路径

何谓科学与公共领域？这需要从公共领域的概念切入。公共领域是一个现代社会学学理领域中的学术话语，指称17 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空间，其中私人个体集聚成理性的公众，形成以社会的公共性为国家权威来源的社会进程，也就是公共领域实现由公众理性所表征的社会公共性具有了国家权力这种权威。进而言之，公共领域的意蕴还须从市民社会在近代西方时空域的兴起与发展来具体阐释。

在近代西方时空域，市民社会是一个蕴含规范性伦理意蕴的社会结构现象，首先由黑格尔通过将这一现象提升为哲学命题而揭橥其中的社会伦理意蕴，这就是市民社会是人类精神发展到近代以来的理性阶段的社会存在，表现为基于人的理性的社会契约思想的出现否定政治社会即国家权威的神授性，取而代之的是，由具有理性思维的社会人的自由与平等的权利伦理赋予国家以世俗权威，而这种权利伦理来源于当时西欧兴起的以自由与平等为要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活动，形成了市民社会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奉行自由意志的运行原则，即作为这种权利伦理表现形式的黑格尔所称之为表征人的普遍性的自由意志，包含进行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社会组织、司法机构与政府公共管理部门等三大环节，分别发挥满足物质需要与通过保护所有权来保障人的普遍性的功能，使得市民社会成为由自由意志所表征的上述权利伦理的社会实践空间，并进而规定国家权威生成所凭借的伦理意蕴[2-3]。经由黑格尔在哲学层面对于市民社会规范性伦理意蕴的揭橥，作为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现代化逻辑理路的理性的社会化具有了社会考察基础，为后来哈贝马斯准备了理论前提，用于提出公共领域这一概念，以及考察基于理性的公共性作为国家权威来源，因为公共领域正是来源于市民社会。

公共领域是20世纪中叶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的社会学概念，源于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的重新解读，旨在从发生学视域历时性考察近代西方国家世俗权威的生成进程，因为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流派成员，哈贝马斯当时正致力深化西方社会批判，探索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中影响式微的苏联革命道路迥异的社会民主化方案，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则适时提供了一个恰当的理论资源，说明国家世俗权威源于理性的公众蕴育了不同于中世纪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其中作为国家世俗权威表征的公权力的合法性有其世俗来源，这就是私人个体集聚成理性的公众所形成的社会的公共性意见，呈现为具有批判特征的公共舆论，以由市民社会分化出来的表达理性的公众的公共性意见的社会结构空间来承载，这种社会结构空间就是公共领域。[3]具体来说，根据哈贝马斯的历时性考察，公共领域表达的是市民社会的公共意义所在，来源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生成，因为在这一生成过程中，资本主义的以商品交换与信息交流为表征的交往因素演化为国家行为[4]，表现为商品交换与信息交流依靠脱离对于封建等级体系附属的公众指导与监督，形成超出家庭私域范围的公共利益，这就使得承载商品交换与信息交流的社会领域具有属于公共利益的公共性格，体现为由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所凝聚的各种职业的从业者形成新兴的市民阶级，他们意识到封建等级制公共权力维护的是封建性的经济依赖关系，而商品交换与信息交流是社会契约精神的经济活动，从政府指令下解放出来，以理性为基础，反映的是自由与平等的市场法则，以及旨在维护自然法规定的公正原则从而保护私人利益的理性，推动商品交换与信息交流成为表征市民阶级普遍利益的经济活动，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生成公共性，具有服务于市民阶级公共利益属性的公共目的[4]。为寻求维护这种公共性的体制机制，市民阶级的社会活动形成了与封建等级制公共权力机构相对立的公共批判空间，就是宴会、沙龙与咖啡馆等市民阶级的公共交往场所为代表的公众舆论空间[4]，以及满足调节这种公共性之社会运行的权力规范机制，包括建立在社会契约精神原则上的行政管理与司法体系，也就是18 世纪西欧发展起来的宪制性国家结构[4]，形成了围绕市民阶级产生的市民社会这一社会结构，以及作为市民社会运行之社会空间这一社会结构空间：承载市民社会公共性原则的公共领域，造就了取代封建等级制国家权威的公共权威，由于这种公共权威本身来源于理性的公众所遵循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则，以市民阶级公共利益属性来表达，遂赋予了以公共权威为表征的国家权威之世俗性。换言之，公共领域可被视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自我意识的文化与政治的表达”[5]，而这种自我意识是作为理性的公众的关于公共利益的公共性意见。这就为科学与公共领域研究理念的兴起准备了必需的理论前提。

2 科学与公共领域的理论意蕴

科学的这种公共性何以可能，也就是说，科学知识为何会生成无私利地追求真理这种品性，并发展出公共领域所表达的减少社会区别这种市民阶级的公共利益，从而使得科学与公共领域相结合？结合2002 年第17 卷Osiris 专刊论文对于科学与市民社会主题的经验考察，本文认为，究其根本，这反映对于科学与市民社会相结合的历史逻辑之形成而言，科学的精神特质所表征的理性具有基础性建构作用，指向科学与公共领域研究理念的学理合理性。

从当代美国科学史学家Celia Applegate 对于本专刊论文的总结出发可知，科学之所以能够参与市民社会中的公共辩论与讨论，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是它对于技术进步的承诺，因为当作为社会思想层面上的意识形态起作用时，也就是通过规范性伦理意蕴介入社会活动时，自由与平等的市民社会主旨就会转换成一种处于理想状态的社会进步思想，科学知识则经由技术进步成为一种被提供于社会进步思想的引介性论述资源，论证政治与道德方面的进步，使得社会群体能够运用科学知识设计或者描述理想类型的社会事务运行规则[6]。在这里，市民社会的规范性伦理意蕴与科学实现互动，可被视为科学工作者参与其中的、致力通过他们的公共活动推动进步的一种事业[6]。由此来看，对于科学与市民社会研究主题来说，科学知识成为社会进步思想的引介性论述资源自有其意义，表征的是科学与市民社会相结合的历史逻辑。继续对这一历史逻辑追根溯源则可知，旨在说明科学具备公共领域所表达的公共利益这一历史逻辑之所以形成，科学的精神特质及其所源出的理性是其中的本源所在。这需要从科学的自主性得到说明，可以具有前后相继逻辑关系的3个方面来阐释。

其一，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现代科学已把个人因素看做是出错的潜在根源，并且形成了纠正这类错误的非个人标准”，为此科学的社会规范得到发展，体现为科学的精神特质，包括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与有组织的怀疑等4个方面的伦理规范，维护科学的制度性目标,这就是扩展被证实了的知识。进而言之，科学知识是“经验上被证实的和逻辑上一致的对规律（实际是预言）的陈述”，要求的是关于客观的结果与相互关系的证实性表述，不仅摒除具有个人主观属性的特殊的有效性标准，强调科学知识的非个人的普遍适用性，以及对于有才能的人不考虑个人身份特殊性的普遍开放性，而且通过最小化科学工作者对于科学知识的产权要求强调科学知识的公有性即公开性，还规定同行评议程序并提倡怀疑的理性批判价值观，旨在排除科学知识的个人主观属性，符合客观规律[7]。

其二，科学的精神特质这一体现科学的自主性的制度化规范表明，科学对于特定的特殊性利益的功利性社会规范采取了摒斥态度，只关心遵循客观的有效性证实标准而扩展的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知识，使得科学知识在客观有效性基础之上生成无私利地追求真理这种品性。同时，科学的精神特质实质上是科学的非个人标准的伦理规范表达，强调建立在客观的经验证实与逻辑一致基础上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与制度性规范，发展出公共领域所表达的减少社会区别这种市民阶级的公共利益。在上述前提下，科学的精神特质源于作为市民社会公共利益基础的理性这一点则说明，科学的精神特质与市民社会的规范性伦理意蕴同源，构成科学与公共领域相结合的历史逻辑。

其三，科学与公共领域研究理念指向科学理念与科学的社会建制之间内在关联的逻辑架构。根据Celia Applegate，经由科学知识通过技术进步成为关于社会进步思想的引介性论述资源这一现象，科学成为一种公共领域中论述形式，这形成一种市民社会中关于科学的公共作用的观念：“将科学知识视为使得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有活力与进展的知识的本质部分,……确保科学在19 与20 世纪展现为一种体制形态，以及获致国家与私人的某种程度的赞助。[6]”换言之，Celia Applegate 指出，这表明科学知识在科学与公共领域的历史交集中是通过社会体制发挥中介作用的，包括科学社团、新式大学等社会机构，这一社会体制则致力于推进作为社会的公共利益的科学之发展[6]。考虑到公共领域本身就是一种市民社会体制运行的社会空间，旨在通过市民社会体制表达公共利益，那么在科学与公共领域的历史交集进程中，科学这种论述形式获得市民社会体制赞助就具有应然性，并自然演绎为科学体制化的历史逻辑。更为深入来论，在公共领域这一社会空间中，市民社会体制、被分享的价值与公共的社会目标综合发挥作用，以19 世纪下半期俄罗斯的科学与公共领域的历史交集为例，“科学的组织与项目形成了俄罗斯协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现象，而对于科学的追求则体现受过教育的社会部分的理性的与世俗的特征，因为受教育者致力于用于公共利益的有目的的活动，并在社会中制造积极改变。

公共领域作为具有世界性意义的社会现代性的内涵体现为现代性的社会维度，来自于现代化的世界进程。根据罗荣渠的阐释，现代性是现代化的属性表征，由于现代化的世界性意义而凸显出作为现代社会特征的普遍性意义，表现为现代化冲击下的社会形成了与传统社会具有根本区别的特征，在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社会的各个领域，形成一种区隔于传统社会属性的可用“现代性”予以统领的社会属性[8]。现代性是现代化历程所形成的社会运行机理，实质是理性化的运行机制与运行规则，体现在社会的理念层面与制度层面上。公共领域是制度层面的组成环节，寄寓理念层面上的以理性化为价值导向的公共文化精神，由于现代化过程的世界进程，也就是西方社会内生的现代化与非西方社会通过确立现代化目标而外烁的现代化，现代社会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因此公共领域这一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也就具有世界性意义。结合公共领域是科学知识在现代社会的合法性进程中必要的社会时空域这一史实，科学与公共领域研究理念对于非西方的现代科学社会史就具有范式意义，科学史学家王作跃（Zuoyue Wang）就已指出：“当思想与建制相交互时，‘理想型意义上的具有普遍典型性的’思想与建制是如何实现转化与重构的[9]。”

3 科学与公共领域之于民国综合性科学社团的研究意蕴

公共领域形成并发展于开启现代化进程的晚清与民国社会，表现为这一时期的现代化进程使得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传统社会经由现代化建设持续理性化，而现代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却并未同步实现理性化，引起由于现代化建设兴起的遵循理性原则的社会公共事务脱离国家行政管理，由新型的社会自治组织与利益团体阐明这些社会公共事务的理性化目标与意义，这就产生一种理性化的具有独立于国家行政管理的自主性的社会空间，就是公共领域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表征，其中运行的是现代化的公共事务。根据章清的论述，运行这种现代化的公共事务的社会自治组织与利益团体是新兴的社会集团力量，是以地缘、业缘与阶级等文化因素予以维系而形成的现代社会动员方式的结果，而业缘化的社会动员方式令新型的社会群体介入到理性化的社会公共事务中，本质上是职业化进程在中国社会的生成轨迹[10]。结合中国台湾学者郭正昭在20 世纪70 年代对于中国科学社的历史考察可知，作为职业化进程的表现形式，业缘化的社会动员方式就是职业社团，这包括西方意义上的科学学会，它是以现代专门性科学知识为前提的职业社团，表现的是科学作为一种职业的理念，就是以业缘所维系的社会大群意识为基础发挥科学职业的社会功能，指向科学作为一种职业的社会功能，令社会生活全方位处于理性影响之下，使得科学本身成为为社会赋予现代理性意义的公共事务。这就是说，正是科学作为一种职业赋予新兴的科学工作者群体以业缘化的社会动员方式，表现为作为科学学会的综合性科学社团，使他们经由这种建制介入到科学这种理性化的公共事务中，说明民国综合性科学社团正是作为公共领域而显示出存在的意义，是科学与公共领域的历史交集在现代化开启以来的中国社会的历史展现。引申而论，为社会赋予理性意义也自然成为民国综合性科学社团的社会功能。

民国综合性科学社团的科学体制化历程由科学与公共领域的历史交集引领，表现为接受理工科高等教育的民国学子以科学工作者作为职业目标，普遍认同科学作为一种职业的理念，由于这种理念指向的是令社会理性化的社会功能，这使得科学本身成为具有理性意蕴的公共事务，令围绕科学作为一种职业的理念而出现的业缘化进程造就了一种公共领域，这就是综合性科学社团这一科学工作者的职业社团建制，以科学职业理念的内涵之理性主义作为所认同的理念，规定这种理念指向的令社会理性化的社会功能就是本身旨在实现的社会功能。综合性科学社团作为实践场域，引导科学职业理念的内涵之理性主义的理念发挥意识形态功能，推动科学这种职业遵循客观的社会体制化运行逻辑，展开综合性科学社团内部的职业体制建设，表征西方意义上的科学获得市民社会体制赞助的科学体制化进程的中国化形态，在中国本土化的公共领域形态中，开启科学作为一种具有自主性要求的社会制度进程。通过民国综合性科学社团社史来看，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表现为视科学为理性化的文化，为此需要发展与普及科学，发展科学旨在增进理性，普及科学则旨在传播理性，两者是理性化的文化的一体两面，也就是综合性科学社团需要实现的社会功能。进而借助公共领域的刊物出版机制，科学工作者这一职业的体制化运行逻辑在民国的科学工作者职业领域中得到现实性展开，一方面出版科学专业刊物，另一方面则出版科学普及刊物，两者在使得综合性科学社团本身的体制完备的同时，也表征科学的社会合法性与权威性的建立。

反观民国时期科学工作者职业工作组织的历史情形，综合性科学社团也是关于科学工作者职业的组织化运行环境的一部分，由于本身所具有的公共领域性质，发挥旨在于阐明科学赋予社会以理性意义的作用，表现为主要的社团活动围绕理性及其效用（reason and utility）而展开，表达科学工作者关于科学职业在社会理性化进程中所具有的社会功能的感受，为此发展出科学普及与科学交流这两类活动，呈现科学职业在中国社会理性化进程中的道德合法性。这可被视为是维持科学这种专业化知识有效运用的一种社会活动，对应的是关于科学职业的规章制度与道德准则的结构性制度的形成，由于专业化知识的制度化是这一结构性制度形成的逻辑基础，所以民国综合性科学社团的上述两类活动以科学知识的制度化进程作为基础，这就是科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所源出的科学知识的制度伦理化，表现为作为专业化知识的科学知识自主地塑造职业的伦理标准与规则，成为综合性科学社团这一科学工作者职业组织的制度伦理，规制运用科学知识的科学工作者的职业行为，在体现职业自主性的社会轨迹意义上，引导科学工作者职业伦理实现制度性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