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开菊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安徽 合肥 23002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命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决定，对于加强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彰显制度自信具有重要意义。制度自信内涵着对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肯定、认同以及积极践行。深刻认识和理解制度自信所体现的内涵特点、制度自信的生成逻辑以及制度自信的实践意义，将有助于坚定制度自信、保持政治定力。

一、制度自信的内涵特征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制度自信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系统完整性、科学效能性、价值合理性，是三者的有机统一。

(一)制度自信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系统完整性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2]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鲜明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等十三个方面部署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任务。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由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共同组成的制度体系，其中，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构成了这一体系的“四梁八柱”。系统完整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其整体合力和效能奠定了基础。

(二)制度自信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效能性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3]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信心百倍地指出：“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4]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制度体系，具有显著优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加强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的进步发展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正是由于这一制度保障，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人间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性正是蕴含于我国国家制度的显著优势中。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十三个方面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这十三个优势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切入，涵盖了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多方面。这些显著优势，是我们坚定“四个自信”的基本依据。

(三)制度自信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价值合理性

判断一个国家制度好坏的标准应当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为出发点，坚持以人为本，从而体现出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诉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取向，即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这一价值取向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在我国国家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并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认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前进，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增长而不断完善和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在坚持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制度体系完善和发展。”[5]这一论述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指明了方向和路径。一方面，要坚持既有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而不能另辟蹊径。另一方面，要完善既有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而不能裹足不前。要不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已经凸显出来，但是在一些具体的体制机制方面还需要加强完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针对体制机制方面的短板和不足，要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总体来说，在体制机制上，我们还有巨大的发展潜能可以挖掘，要通过不断完善体制机制来激发活力，不断扩大制度优势。

二、制度自信的生成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6]这一重要论断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制度探索是制度自信的历史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久经磨难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共同政治愿望。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地进行了各种改良的、革命的尝试和探索，却都未能改变中国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政治格局。事实证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运动需要科学的理论去指引，需要先进的阶级去领导，需要历史的力量去推动，才能最终取得成功。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崭新的中国诞生在了世界的东方，新中国的成立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根本制度前提。然而，尽管我们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不代表我们的制度是健全的、完善的，也不代表我们已经知道如何去运用这一先进的制度，以及发挥这一先进制度的优越性。在探索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进程中，我们既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失误。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探索，在反思中摸索、在摸索中前进、在前进中跃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阔步向前，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极端重要性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越性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凸显。制度的定型和完善需要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作为一种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它的成熟与完善也必然经历一个历史的过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对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7]

(二)中国共产党坚持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制度自信的理论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经历了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到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的建立，从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完善经历了曲折探索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既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马克思、恩格斯勾画了未来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初构想，即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按照计划进行社会生产；实行按劳分配；国家自行消亡，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细节进行预见。恩格斯晚年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8]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创立了适合中国自身建设和发展的制度形式和发展道路。在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并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新中国成立之初，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我国所实行的政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我国具体实际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将制度建设作为一个极端紧迫和重要的问题提出来，并指出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制度得到不断的充实、完善。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也深刻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原理。正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具体体制机制进行改革，为我国顺利推进改革开放这一伟大社会革命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三)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家治理效能不断提升是制度自信的实践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一个国家运用怎样的治理方式往往由这个国家的制度所决定。在我国，国家在各个领域的治理工作都体现着我国国家制度的性质和特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一切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断开展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具体制度的改革。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空前的体现，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文明和进步，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在政治发展方面，我国所实行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从上升到国家宪法的地位来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在文化发展方面，我国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方针使人民的精神生活更加充分，在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过程中，社会主义文明不断提升，人民的文化素养不断提高。在社会发展方面，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从民生所涉及的各个领域给予人民充分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同时，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不断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在生态文明发展方面，我们党历来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对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的深刻认识的体现。同时，也是我们努力实现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奋斗目标的体现。

总之，正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我们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制度体系，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治党、治军、外交等各领域各方面，各项制度之间协调运行，制度合力不断显现。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新时代基本方略从实践层面上明确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路径、方略、步骤等。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战略安排擘画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伟大历史使命。在迈向新时代的新征程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三、制度自信的实践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与国的竞争日益激烈，归根结底是国家制度的竞争。”[9]中国发展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的局面，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这是我们坚定“四个自信”的一个基本依据。

(一)制度自信为道路探索、理论创新和文化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制度自信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我国国家制度体系中，党的领导制度统领其他制度。党的十九大报告鲜明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制度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不改、方向不偏。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规定了我们的理论创新立足于我国的发展实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条根本主线是探索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规律性。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的根本立场是以人民为中心，并擘画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景目标，从中国现实的发展出发，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作出重大判断，并在两步走的战略安排中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中长期规划，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高度辩证统一。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实际，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更加符合实际、更加体现人民意愿、更加顺应时代潮流。正因为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才能够持久创新，与时俱进，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我们党在领导文化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成功经验和方针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的提出，进一步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认识的深化。在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党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三个面向”，进一步增强了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引领力和思想凝聚力。

(二)制度自信体现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和人民群众价值认同的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确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坚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作为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根本宗旨与我国国家制度的价值取向有着内在的统一性，在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不断得到发挥，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和人民群众价值认同的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取向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得到最大彰显。[10]毛泽东曾经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邓小平多次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更快一些，更高一些。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励精图治，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为中国人民实现全面小康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卓著的成果。“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初衷，充分彰显了制度自信的价值取向。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始终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争取民主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正如毛泽东在1937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指出的：“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1945年，针对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毛泽东提出了走“民主新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制定的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法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民主权利。党的八大提出进一步扩大民主，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任务，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著名论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健全民主制度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和实践。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实践目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将其作为社会发展的衡量标准和最高目标。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统一的基础上，通过健全和完善我国国家制度体系，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诸多方面，让广大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享有改革开放的成果，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领域的需求，最大限度地使人民群众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正是在我国国家制度价值取向彰显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认同，为人民群众所衷心拥护。

(三)制度自信展现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制度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的新型国家制度“保障我国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也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的制度建设实践表明发展中国家能够走出一条适合自身实际的现代化道路。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美国一批学者创立了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探讨传统社会如何向现代社会过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现代化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唯一的途径就是西方化。现代化理论提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实现西方化，一是对西方文明实行全方位的开放，让西方文明自然地涌入；二是输入西方文化中的科技和经济因素。现代化理论自20世纪50年代产生以来，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其自身的理论存在明显的缺陷：现代化理论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是唯一的道路，发展中国家要西方化才能实现现代化的这种观点不符合社会发展多样性的原理。[11]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向世界生动地说明了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选择，不同国家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植根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所积淀的深厚历史文化传统，吸收借鉴了人类制度文明有益成果，经过了长期实践检验。在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将持续发挥其显著优势，并在不断改革中得到完善和发展，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迈进，并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