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雨涛，杨万里

（1.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 201900；2.温川大学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0）

一、引言

我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爱国诗人杜甫，以巨大的人格魅力和博大的思想胸襟对后世产生了无可比拟的影响。到了宋代，杜甫的影响与日俱增，被尊为楷模。周裕锴先生曾谈及：“宋代诗坛对东汉以来的五七言诗人几番选择，最后接受了杜甫和陶渊明为榜样……忠君忧国的精神，这种精神虽也出自强烈的政治关怀，但它并不因君臣契约的毁弃、讽谏功能的幻灭而有分毫衰减。换言之，杜甫的政治责任感已内化为一种自觉的道德意识。”[1]（P47）终有宋一代，整个国家都处于内忧外患的处境中，这使得宋代的士大夫饱含着忧患意识，在情感认同上选择杜甫为他们的榜样。

陆游十分景仰杜甫，他以杜甫作为榜样，“重寻子美行程旧，尽拾灵均怨句新”（《跋陆务观剑南诗稿二首》），[2]（P56）“用自己动脉里的沸腾的血液”写就宋代爱国文学“最光辉的一页”。[3]（P7）陆游不但继承了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精神品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杜甫，将爱国主义传统“高扬到前无古人的高度”。[4]（P20）陆游的爱国诗继承了杜甫的诗歌精神，从外在的题材和创作手法，到内在的思想性和内涵等方面都超越了杜诗，发生了新的变化。

二、陆游爱国诗的新变

陆游爱国诗的新变体现在以下四方面：其一，将战士形象融入到爱国主义诗歌的写作里；其二，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手法相结合；其三，在爱国主义思想上增加了民族性的色彩；其四，带有浓郁的孤独感和悲剧感。

（一）诗歌创作手法的革新

1.战士形象与爱国主义的结合。陆游在诗中将自己在南郑亲身经历的戎马生活融入到炙热的爱国情怀里，来彰显身与天下共存亡的民族精神。如：

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夜读兵书》）

男儿坠地志四方，裹尸马革固有常，……夜视太白收光芒，报国欲死无沙场。（《陇头水》）

腰间羽箭久凋零，太息燕然未勒铭。老子犹堪绝大漠，诸君何至泣新亭。（《夜泊水村》）

千年史册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尔来从军天汉滨，南山晓雪玉嶙峋。（《金错刀行》）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书愤》）[5]

正如郭预衡先生所言：“诗中的主人公事业中不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是战士与诗人双重身份的组合……这正是他爱国精神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发力量远远超出前人并能亘古常新的所在。”[6]（P187）相比于杜甫那些感时忧民的爱国情怀，陆游那颗炽热的心灵在金戈铁马的洗礼下显得更加珍贵诚恳。陆游亲历战争，使其爱国的情感随着北方的金钲响起而变得愈加铿锵有力。这样的军旅生活反映在他的作品里，将原本停留在文人想象中的军旅战事一下子落到实处，充实而真切：“陆游之前，已出现过不少爱国诗人及爱国诗作，但有些人只借此表达对国事的忧愤和关切，并未完全自觉地把自己当作这一事业的一员，以亲身参与者的口吻来写爱国诗，因此比起‘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的陆游来就不免逊色很多。”[6]（P186）陆游诗歌中的战士形象和爱国情怀的结合，产生了不同凡响的效果，展示出陆游爱国诗歌的独特风格和魅力。

2.浪漫手法与现实主义的结合。陆游不但推崇杜甫诗歌精湛的艺术，更看重老杜伟岸的人格。陆游一方面习法杜甫诗歌恢弘的气势和开阔的境界，另一方面学习杜甫高深的律诗艺术。陆诗工于中间两联的练字和对偶，留下许多诗味盎然的联句。陆游广泛吸取前人的创作经验，其中受李白、岑参、陶渊明、白居易等人的影响尤为明显，这就使得陆游诗歌的风格势必与杜甫大相径庭。陆游的爱国抒情诗借助李白的语体来抒发杜甫式的愁怀哀思：“以杜甫为体，以杜甫式的深沉、雄厚、郁结的风格作为抒发爱国思想的基调；又以李白为用，即吸收李白富于激情，富于想象，富于自我色彩，善于夸张、跳跃，善于高度概括等艺术手法作为抒情的表现手段。”[6]（P193）这可以说是陆游诗的一种独创，将浪漫的手法和现实主义的内容结合在一起，改变了杜甫诗的抒情方式，转变那种极其沉重的苦痛悲愤，而化为豪放踔厉的风格，将郁结于心胸的爱国情感奋发出一股昂扬的斗志和激情，冲破现实的局限和牢笼，其诗句显得格外意气风发，慷慨激昂，以一种奔放积极的姿态展现在读者面前。

（二）诗歌内在思想的深化

1.突出的民族性。在陆游的诗中，“遗民”的字样大量出现，梁启超曾说，“放翁集中，胡尘等字凡数十见。”[7]（P5416）陆游把浓郁的民族主义情感和强烈的民族救亡意识注入爱国主义诗中，超越以往单纯的忠君思想，把整个国家和民族纳入自己的胸怀，爱国思想更加饱满更加深沉。朱自清先生评价陆游的诗：“顾亭林第一个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警句，提示了一个理想的完整的国家，却是他的伟大之处。放翁还不能有这样明白的意念，但他的许多诗。尤其这首示儿诗，确已多少表现了‘国家至上’的理想。”[8]（P52）这样的进步性，即指陆游的爱国思想不再局限于对一家一姓忠诚，他的爱国动机和出发点比单纯的忠君思想来得更高。陆游站在民族矛盾的层面上讨论爱国主张，爱国的动机更加明确，爱国的目的性更具有针对性，这是杜诗所不具备的，或者说是相比杜甫忠君爱国思想的进一步深化，是陆游的爱国主义诗歌对于杜甫诗的一大新变。

2.浓郁的孤独感。杜甫面对的安史之乱属于内乱，而陆游面对的是宋金战争，是两个民族的角逐，且汉民族在军事上处于弱势，收复故土难以实现，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和谈成为朝廷的主要方针，而坚持抗战的人自然会被孤立和贬黜，与所谓的“大势”相违背，所以陆游的爱国呼声显得分外孤独，不为人所重视，以致其一生潦倒。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陆集中有纪梦诗九十九首，据今人统计，《剑南诗稿》中写梦的诗多达157 首，其中为数最多的是梦及赴边杀敌、收复中原的诗。[9]（P174）为何陆游写那么多的纪梦诗？恐怕与他在现实里的孤独有着莫大的关系。关于陆游的孤独感，还有一桩事件很能说明问题，便是陆游晚年时，权相韩侂胄入掌南宋政权，排除异己，独揽朝政，为了树立自己威信，便开始策划北伐，而且拉拢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入仕，其中便包括了陆游。陆游为了实现自己的夙愿，毅然响应韩侂胄的征召，因此受到了人们的指谪，甚至连昔日好友都不能理解他的行为。杨万里曾写诗给他：“不应李杜翻鲸海，更羡夔龙集凤池”（《寄陆务观》），[10]（P226）暗讽他爱慕荣华；朱熹也这样评价陆游，谓其“能太高，迹太近，恐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其晚节”。[10]（P227）究其原因，实在是陆游拳拳爱国之心不能抑制，这位八十七岁的老人将一生心力都献给国家，如今又遇到一个收复故土的好机会，犹如黑暗中的一缕光亮，他岂会轻易放弃。透过这次事件，我们不仅看到陆游爱国的坚决态度，也看到他在那个时代的孤立无助，在“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环境里，至死不渝坚守着爱国的信念。

3.沉重的悲剧性。陆游和杜甫的命运相似，仕途坎坷，几度罢官，然陆游的命运多舛，根本原因是由于他坚定的抗战主张，遭受到朝中主和势力的打击。陆游自云：“大事竟为朋党误，遗民空叹岁时遒”（《北望感怀》）。[10]（P229）陆游的悲剧命运，实在是那个时代整体爱国志士的缩影。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陆游的爱国创作突显出渺小的个人力量与整体环境的对抗，“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彰显出悲剧精神的力度和崇高。以往的忠臣贬谪是属于个人悲剧，如杜甫的几度沉浮，皆是忠奸不两立导致的个人命运的不幸；而陆游的不幸遭遇，在个人命运不幸外，包含着更加广阔的社会悲剧和文化悲剧，这样的悲剧远比前者深刻得多。从这个角度上看，杜甫比陆游要幸运些，至少他在有生之年，依然可以看到叛乱被平定的一天，还能流露出“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11]（P137）的欣悦；而在陆游的那里，无数次梦回、无数次豪言壮语都成了空谈，陆游在临终前依旧念叨着“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示儿》），[11]（P199）带着无尽的遗憾撒手人寰。陆游个人的命运被整个时代和环境所笼罩。他越是抗争，越是挣脱，最后越是加重了自己的悲剧程度。这样的悲剧性，反映在爱国诗歌的创作里，自然要比杜诗深沉厚重得多。

综上所述，陆游诗在创作手法上开拓出自己的新路径，其一是择取亲身经历的军旅生涯，把战士形象和个人的爱国抒情诗融合在一起，使原本显得空泛的爱国诗歌变得饱满充实，更具有真实感和艺术感染力；其二是陆游改变杜甫爱国诗歌注重写实的倾向，采用李白式的浪漫奔放的诗体来抒发沉痛悲愤的爱国热忱，创造性地将浪漫手法和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在悲痛沉郁的感情基调中增添了豪放俊逸之风，独成一家风气。在思想内涵方面，与杜甫相比，陆游的爱国诗具有更大的延展和扩容：其一，宋金战争不同于安史之乱的性质，赋予了陆诗深刻的民族意义，相较杜诗而言承载了更加沉重的民族兴亡之意；其二，从战事的结局来看，与安史之乱唐帝国的最终胜利不同，宋朝对金国战事的最终归于失败，北方故土收复无望，注定了陆游等主战派的失势，为诗歌注入浓烈的孤寂感，加上陆游夙愿不得实现的一生，为诗歌奠基更加深厚的悲剧色彩。

三、陆游爱国诗新变探因

唐代的历史和宋代的历史有一点极为相似的地方，即它们中间都发生过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乱，前者为安史之乱，后者为靖康之变。两个朝代皆被这两场动荡所撕裂，唐代文学和宋代文学也因为此而划分出鲜明的两个阶段。唐代的安史之乱催生出杜甫这样的时代歌手，宋代的国运巨变之际诞生了陆游这样的战争鼓手。宋代特殊的历史背景，加之陆游坎坷的生平遭遇，致使陆游的爱国诗歌增添许多新的因素，在传承杜甫诗魂的基础上为爱国诗歌增添了新的内涵。

（一）传奇的生平经历 相比于其他传统的文人而言，陆游一生最大的传奇之处便是在蜀地多年的幕府从军经历。自古文人都喜欢纵谈大势，梦想纵横沙场、建功立业，但能像唐朝的高适、岑参那样出塞边关则少之又少。可以说正是多年的边关经历，使陆游的人生乃至他的诗歌创作产生重大的转变。陆游有诗云：“四十从戎驻南郑，酣宴军中夜连日。打球驻场一千步，阅马列厩三万匹……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11]（P195）他评价岑参的诗云：“公诗信豪伟，笔力追李杜。常想从军时，气无玉关路。至今蠹简传，多昔横槊赋。”（《夜读岑嘉州诗集》）[12]（P316）从军南郑极大地丰富了陆游的阅历，也激起了陆游对于诗歌创作的思考，最终陆游悟出“功夫在诗外”（《示子遹》）[12]（P388）的道理，摆脱江西诗派的桎梏，向前代优秀的诗人广泛学习。正因为多年的从军经历，才使陆游的诗歌里出现众多真实的战士形象，做到爱国主义与军旅生活相结合；也因为多年的边塞游历，才能使陆游饱览祖国壮美的河山，最终摆脱江西派，在诗中抒写充实的思想内容。

（二）战争性质的差异 安史之乱和靖康之变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前者是由藩镇节度使所发起的叛乱，其性质可以定性为内乱；而靖康之变则是关外的女真族入侵中原，是一场民族之间的角逐。再从结果和影响来看，虽然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使得唐王朝元气大伤，但其最终还是平定了叛乱，国家还是保持着形式上的统一；反观宋朝，一场靖康之难直接把赵宋王朝打得只剩半壁江山，且始终未能光复，皇帝被人掳走，偏安的小朝廷还不得不卑躬屈膝。正是因为宋金战争的性质是民族战争，和安史之乱有着本质的不同，所以在陆游的爱国诗中才会带有浓厚的民族性。

（三）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 余英时先生曾这样论述王安石变法后宋代政坛的局面：“‘国是’的观念在熙宁变法期间虽然已引起争议，但反对派的领袖司马光也同样承认了这一原则……‘国是’则成为权相用来镇压反对派的合法工具。从此以后，‘国是’也改变了宋代党争的性质，使它从不同的政治观点之间的冲突逐渐演变为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国是’和党争往往互相加强，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它们在政治文化中便仅仅具有负面的意义了。但‘国是’和党争并未终于北宋，而是随着汴京的陷落一齐南渡。高宗和秦桧便是借着‘国是’的余威，以压制主战派，终于奠定了‘和议’的基础。”[13]（P521）宋代政治最大的特点，便是所谓的“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是宋代科举制度大规模发展和宋王朝重文轻武的国策带来的必然结果。所谓的“国是”之争，北宋时期有王安石主政时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之争，一派在朝堂之上，则绝不容许另外一派的存在。南宋初年，朝廷的党争已变为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斗争，而一旦议和成为“国是”，那么主战的大臣必定要受到无情的倾轧和打击。因此，陆游的悲剧命运，不再单单是传统意义上小人得势、忠臣见诽的遭遇，而是个人命运和时事政局相违背，陷入党争的涡斗里，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因此，陆游在爱国诗歌中的呼号比杜甫的悲剧意蕴要深刻得多。

要之，陆游的爱国诗之所以出现许多新变是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主观方面，由于自身传奇的从军经历，饱览壮美的祖国河山，使得陆游的爱国诗能够结合军旅题材，融合现实和浪漫于一体；在客观方面，宋金战争的性质和结果，加之宋代特殊的政治文化，使陆游的爱国诗具有了民族性、孤独感和深厚的悲剧性意味。

结 语

宋代文学最值得称扬的历史性贡献，便是贯穿整个宋代发展的忧患存亡的爱国主义文学。陆游等英雄志士把宋代的爱国主义文学推向顶峰。陆游把杜诗的精髓和灵魂发扬光大，而且在陆诗中出现许多新的因素：在题材上将戎马军旅的生活经历融入爱国诗歌，改变杜诗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以浪漫的风格表现沉痛的爱国情怀；在诗歌的思想内涵上，陆游爱国诗歌新增了明显的民族性、浓郁的孤独性和深沉的悲剧性。陆游诗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是由陆游的个人因素和时代环境共同作用而形成的。陆游独特的从军经历和宋代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再加上宋金战争的性质，促成了陆游爱国诗歌的高度成就，使陆游在学习杜甫诗歌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独特道路，继杜甫之后，又树立起一面爱国诗歌的辉煌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