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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确定时间之本性的实在性
——当代时间哲学中的A-理论与B-理论之争

2021-11-30陈群志

关键词:理论家奥克兰威廉姆斯

陈群志

当代英美分析哲学中有两种探讨时间问题的思路,分别称之为A–理论(A-theories)和B–理论(B-theories)。它们得以形成的直接原因是为了解决麦克塔加(J.M.E.McTaggart)所提出的难题,以便重新论证时间的实在性[1]。与此同时,在分析哲学学派内部,A–理论和B–理论之间又相互争论不休。然而,有的学者认为它们并无差异,两种理论之争纯属“伪命题”,只因双方各自曲解所致[2];另有学者持相反意见,认为两者的问题解决方式截然不同,争论自是无可厚非[3]37-49。事实是否如此?笔者将在前贤讨论的基础上,追寻“如何确定时间之本性的实在性”问题,作进一步辨析与衡定,并最终说明两种时间理论之争的核心议题及笔者的立场与观点。

一、A–理论与B–理论之争的来源

新黑格尔主义者麦克塔加于1908 年在《心灵》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讨论时间哲学的重要文章《时间的非实在性》。在此文中,麦克塔加把时间描述成了两类:A 系列(A series)和B系列(B series),并论证说A 系列和B 系列都无法构成时间,时间的存在并不真实[4]。

此后,分析哲学家们虽然不赞成麦克塔加的结论,但却接受了A 系列和B 系列相区分的讨论方式,形成了坚持各自立场的A–理论和B–理论。与之相应,他们被分别称为A–理论家(A-theorists)①A-理论家的典型代表有:普赖尔(A.N.Prior),布劳德(C.D.Broad),皮尔斯(D.F.Pears),施莱辛格(G.N.Schlesinger),惠特罗(G.J.Whitrow),赖兴巴赫(H.Reichenbach),比奇洛(J.Bigelow),托勒(M.Tooley),吉奇(P.T.Geach),史密斯(Q.Smith),盖尔(R.M.Gale),奇泽姆(R.Chisholm),麦考尔(S.McCall),克雷格(W.L.Craig),塞拉斯(W.Sellars)等。和B–理论家(B-theorists)②B-理论家的典型代表有:格鲁鲍姆(A.Grünbaum),艾耶尔(A.J.Ayer),罗素(B.Russell),C.威廉姆斯(C.Williams),D.C.威廉姆斯(D.C.Williams),梅勒(D.H.Mellor),奥克兰德(L.N.Oaklander),古德曼(N.Goodman),斯玛特(J.J.C.Smart),帕森斯(J.Parsons),包德维(R.L.Poidevin),奎因(W.V.Quine)等。。A–理论家基本认同麦克塔加的第一步论证,即A 系列的实在性对于时间而言是根本的,但并不同意其第二步论证,认为A 系列并无问题,它是实在的,B 系列可以还原成A 系列。反之,B–理论家虽然和A–理论家一样都反对麦克塔加,但只是不认同他的第一步论证和最终结论,对第二步论证中所言的A 系列自相矛盾却有同感,而且认为只有B 系列才是实在的,A 系列可以还原成B 系列[1]。

具体来说,A–理论家认为,时间是一种基于过去、现在和将来以描述流逝特性的动态系列,它显示为“A–特性”(A-characteristics),“B–关系”(B-relations)只有在“A–特性”中才能分析,这是A–理论的基本主张。B–理论家则表示,时间是一种根据在先、同时、在后而来的表示相互关系的静态系列,它唯有依据“B–关系”才是真实有效的,并且“B–关系”能够对“A–特性”作出说明,这是B–理论的核心看法。

据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当代分析哲学学派中,时间问题变得非常复杂,学派内部不仅在麦克塔加研究的基础上严格地划开了两种时间:A–时间(A-time)与B–时间(B-time),而且坚决采取非此即彼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如此争论已经从“时间是否真实存在”[1]的问题延伸到了“时间何以是A–特性而不是B–关系”或“时间何以是B–关系而不是A–特性”这样的论证,双方观点针锋相对。

二、争论之一:A–理论与B–理论并无差异

然而,克利福德·威廉姆斯(C.Williams)却富有挑战性地指出,A–理论与B–理论没有针锋相对,两者的看法并无大不同。它们之间的差异论说主要源自A–理论家和B–理论家彼此的误解,如果误解得以廓清,那么差异就会随之消失。依照威廉姆斯(按:B–理论家中有两个“威廉姆斯”,如无特别说明,本文简称的“威廉姆斯”都指的是“克利福德·威廉姆斯”)的结论:“A–时间与B–时间的传统描述虽然使得其看似是两种对立鲜明的时间类型,但有关A–时间中的流逝与B–时间中的相继的那些描述却不能区别开来。所谓的差异仍然无法叙述。”[2]他的理由是,A–时间与B–时间之所以没有很大差异,是因为存在两种“模棱两可”。

第一,A–理论家主张时间由“流逝”构成,而否认B–理论家有这种看法。倘若如此,B–时间就似乎不含任何的“转变”,然事实上,任何时间理论都必须或多或少涵摄某种“转变”。当然,B–时间所言之“转变”与A–时间所言之“流逝”自有些许不同,但是,“A–流逝”(A-passage)与“B–转变”(B-transition)之间的差别并不明显。因此,我们很难区分A–时间中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流逝”与B–时间中从一个时间到另一个时间的“转变”或“相继”[2]。

第二,与前者相关,B–理论家宣称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事件都同等真实,而A–理论家否认这一点。此中所含的问题是,如何理解“一切事件都同等真实”的真正含义。如果像A–理论家所表明的那样,“一切事件都同等真实”即意味着诸种事件并存于“同时存在的事件的连续统一体”之中的话,那么B–时间就显然不是真正的时间。可是,A–理论家和B–理论家却都有时表示,B–时间是由在“连续统一体”中展开的诸种事件所构成[5-6]。如此一来,我们也就无法区分两种理论的不同[2]。

在以上观点的指引下,威廉姆斯进而探究了A–理论家与B–理论家彼此误解的种种因素。他首先指出,A–理论家根据自身立场否认B–时间包含任何“转变”,这种看法就等同于认为B–理论家排斥了时间的相续性,亦即排斥了时间的连续运动,而把时间理解成了没有开始也没有终止的“相等实在”[7]。这样的话,B–时间就成了一种“同时存在的事件的连续统一体”,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事件只有共存的“关系”而无“转变”之可能。但问题是,诸多B–理论家都指出B–时间涵摄着“转变”。比如:D.C.威廉姆斯虽然对B–时间的描述不太准确,但他主张B–时间存在“变化”,而“A–流逝”神秘不可知[6]。同样作为B–理论家的梅勒则断言,A–时间中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流逝并不真实存在,真正存在的只有非时态的时间关系,而这种时间关系不同于“类空”的空间关系,并且B–理论也不会否决时间变化的实在性[8]65-66。也就是说,这些B–理论家基本认为,B–时间涵摄着一种自身独立的“转变”概念,这与A–时间的“流逝”概念或空间的“广延”概念都是不同的。因此,在威廉姆斯看来,A–理论家误解了B–理论有关“转变”的基本含义。事实上,既然B–时间同样具有“转变”,那么“A–流逝”与“B–转变”之间的边界就不会那么清晰,两种时间理论的差异也就无法辨别[2]。

与之相对,威廉姆斯又表示,不仅A–理论家对B–时间有所误解,而且B–理论家对A–时间也同样如此。B–理论家(如:D.C.威廉姆斯、格鲁鲍姆、斯玛特等)误认为A–时间中的“流逝”是作为一种被加在B–时间之上的特性,亦即把“流逝”视为“额外之物”而依附于B–时间[6][9-10]。换言之,B–理论家解释“A–流逝”是把它放置在B–时间的序列中进行的。然而,这种对A–理论的理解仅仅是B–理论家自身孤行己意的曲解,以至于他们认为A–时间的“流逝”概念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流逝”含义,像过去、现在和将来这样的时间属性只能是“在时间之中的时间运动”。这样的理解无法避免出现逻辑矛盾,因此立论显得荒谬而不可思议。可是,A–理论家在他们所使用的“流逝”概念中并没有任何的这种倾向,他们只是认为A–时间不仅具有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基本模式,而且也涵摄着B–时间那样的时间“关系”[2]。

由此可知,B–理论家误解A–理论的意义与A–理论家误解B–理论的意义具有相似性,一旦厘清这些误解,两者之间的一致性就显而易见。“A–流逝”与“B–转变”的差异以及“流逝”与“同时存在的事件的连续统一体”的差异都微不足道。正因为此,威廉姆斯还试图从多方面考察A–理论与B–理论之间的不同点,但结果发现,每一项不同点都无法展现真正的不同之处,它们只能是“模棱两可”的描述,只是一种虚假的差异[2]。

笔者认为,A–理论与B–理论并无差异这样的结论难以让人满意。理由有两项:其一,在形成争论来源的麦克塔加那里,A 系列与B 系列的相对界定本就十分明确(动态/静态;时态/无时态)[1][4]。威廉姆斯却说,麦克塔加并没有将A–时间与B–时间的原始性质描述成两种明显对立的理论[2]。其二,威廉姆斯强调,A–理论家与B–理论家各执一词,都认为自身理论不言而喻是正确的,而对方理论则显然错误。他们要么表明B–时间居于A–时间之中,要么执意将A–时间融入B–时间之内,如此立论所造成的结果是,“将无法解决传统议题,反而制造了一个伪命题”[2]。但笔者相信,没有学者会在论证自己观点的同时不辩破对手的看法(除非他不坚持己见),也不会因为把对手的理论纳入自身体系就消解了差异的存在。差异的存在是两种理论或多种理论形成各自系统性格的基础,否则就难以获得基本的思想认同。因此,对于威廉姆斯的论述,我们有必要反驳,进而阐明A–理论与B–理论之争的实质所在。

三、争论之二:A–理论与B–理论截然不同

倘若按照威廉姆斯的描述,A–理论与B–理论之间的差异是因两派理论家的彼此误解所致,那么只要澄清误解的部分,两种理论的看法似乎不再具有真正的不同,双方之争也就成了一种“伪争论”。但问题是,威廉姆斯宣称他是一个坚定的B–理论家,却试图在相关论述中保持中立立场[2]。这种自我辩护式的论调难以服众,他削平差异的目的表面上看似在于平息争论,而实质上则是试图表明只存在一种时间理论,亦即B–时间理论。可是,自麦克塔加揭橥A–时间系列与B–时间系列以来,分析哲学学派中有关A–理论与B–理论之间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过。可以认为,威廉姆斯的观点与其说是独抒己见,倒不如说是故意曲解,从而过度地放大了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却极力缩小了两者差异的强度。

威廉姆斯发表这篇论文后,多位学者对他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与质疑。比如:在《A–时间与B–时间之间的差异》一文中,纳恩就直接回应了这个问题,作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11]。帕森斯虽也同情B–理论,但认为威廉姆斯的论证非常混乱,事实上,两种时间理论是能够区分清楚的,A–理论与B–理论之争具有“正交性”[12]。当今最活跃的B–理论家奥克兰德(L.N.Oaklander)更是激烈地进行了质疑,他批评道:“威廉姆斯错误地宣称A–理论与B–理论之间的传统问题是一个伪问题”[3]37,“威廉姆斯的主要论点都是错误的”[3]38。在这些反对者的声音中,奥克兰德不仅对应地反驳了威廉姆斯的核心观点,而且也清晰地阐明了A–理论与B–理论的截然不同之所在,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奥克兰德表明,他完全有理由坚信两种时间理论之间存在差异。假如我们先接受威廉姆斯的结论,A–理论与B–理论没有差异,那么A–时间与B–时间也就无法辨别,各自时间系列的内部看法更是如此。然而,事实表明,单就A–时间的多位支持者的观点来看,如普赖尔、施莱辛格、比奇洛、托勒、史密斯与盖尔等就各自提出有关时间流逝的不同看法[13-18][19]3-130[20-21]。因此,他指出,倘若威廉姆斯的论点是正确的,那么所有这些A–时间理论的不同看法就自然与B–时间无法相区别,而不同版本的A–时间理论彼此之间更是不可能辨别开来,这样的结果显然是荒谬的[3]38。

在分析了威廉姆斯为何认为A–理论与B–理论彼此误解而造成“模棱两可”的结果之后,奥克兰德又指出,诸多A–理论家(如:施莱辛格、史密斯等)都直接回应了其他学者对A–理论的挑战,也明确承认了时间有两种理论阐述的不同,怎么能简单地就假定A–时间与B–时间的传统表述没有差异呢?[3]40-41基于这种情况,他特别考察了A–理论与B–理论相区别的两个方面:

第一个区别体现在有关变化问题理解的差异。这首先发端于麦克塔加与罗素之间的争论[1],麦克塔加主张变化只有伴随着A 系列才能成立[22]14,罗素则认为变化发生于在先/在后的“B–关系”之中[23]。按照罗素等B–理论家的看法,一个苹果的颜色从绿色变成红色,它就必须先是绿色,然后才能出现红色。也就是说,变化的关系是绿色在先而红色在后。在此表述中,并不需要使用任何A–时间属性的术语,“A–特性”是能够用“B–关系”术语说明的,换言之,时间关系是原初的,具有优先性[24][8]92-102。相反,有些A–理论家(如:比奇洛)就试图根据麦克塔加用A 系列术语界定B 系列[22]271的思路强调:“非常明确的是,时间流逝是使得在先/在后关系成为时间关系所必需的。换言之,在先/在后关系要成为时间关系就必须用如此方式来定义,从而保证当在先是现在之时,那么在后就是将来,当在后变成现在,则在先就会成为过去——也就是说,在先/在后关系只有在涉及流逝之物的情况下才能作为一种时间关系。”[17]显而易见,上述两派所谈的“A–流逝”与“B–转变”都存在根本不同。根据A–理论,“B–关系”能够被还原成“A–特性”;根据B–理论,时间只能在关系中存在,不存在没有关系的时间属性[3]43。

另一区别则体现在对同一难题的不同解决方式。有些A–理论家认为,假设真实事件M 发生在N 之先,或者M 出现在N 之后,那么前提是M 和N 都必须存在,但问题是,任何情况下都只能实有一种事件存在,M 和N 其中之一必然不会即刻实有。为了解决这个悖论,持“现在论”的A–理论家主张唯有“现在”存在,这样就可避免与事件发生的先后扯上关系。换言之,他们拒绝把时间关系当作原初事实,而只承认时态论中的“现在”维度。同样的难题,B–理论家的解决办法有点不一样,他们认为,不论时间是什么,在时间中所发生的一切事件都有它的时间定位。假设一个人在Tn时刻突然头疼,此前和此后都不疼,那么就可以描述为,Tn-1=不疼(在先)和Tn=疼痛(在后)或者Tn=疼痛(在先)和Tn+1=不疼(在后),这是一种关系问题,与时态属性无涉。需要澄清的是,此处的目的并不是要辨明两种方案孰优孰劣,亦即不在于A–理论或B–理论是否已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而是至少能够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两种理论的截然不同。这种不同可以归结为:A–理论家中的现在论者显然接受了非关系的时态属性(“现在”)而否认任何时间关系,与之相反,B–理论家则只承认原初的时间关系而拒绝一切非关系的时态属性[3]44。

职是之故,奥克兰德对威廉姆斯的批评有其道理。如前所述,威廉姆斯本就赞成B–理论,他在《B–时间的现象学》一文中也明确表示:“我认为,与A–理论家相反,我们对时间经验的恰当说明证实了B–理论而非A–理论。我们无法经验独立于心灵的A–属性,亦即A–理论所言的事件流逝。”[25][26]360也正因为如此,奥克兰德强调,威廉姆斯执意认为A–时间与B–时间并无差异,事实上他所执意的,只有B–时间这一种类型,然而,却并不能肯定地论说,A–时间与B–时间之争就是一个“伪问题”[3]45。无论如何,主张只有一种时间类型(A 系列或B 系列/A–时间或B–时间)和存在两种时间理论之争,它们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论域。

四、重新衡定:A–理论与B–理论针锋相对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奥克兰德富有说服力地反驳了威廉姆斯,笔者大体赞成他的观点,认为A–理论与B–理论的区别非常明显。自麦克塔加对时间进行分疏以来,已有几十位A–理论家与B–理论家不断地表达了各自的见解,威廉姆斯如此简单地说两种理论并无二致,自是一种怪论。不过,笔者也认为,奥克兰德虽然论辩有理有据,但文章中却多次流露出他对B–理论的偏好[3]37,44,在立场上似乎还存在不够客观的嫌疑。更重要的是,基于主旨所限,他所展现的A–理论与B–理论的具体争论也没有那么充分。缘于这些因素,我们有必要重新归结一下A–理论与B–理论之争中的核心问题。

其一,生成论与关系论之争。A–理论家主张,“时间生成”(temporal becoming)对于时间问题的理解具有决定性。所谓“生成”亦即:我们能够觉知,作为时间状态的将来,它与将要发生的诸事件连同在一起,在时间长河中会逐渐接近现在,然后立刻与现在相一致,并从此时起就开始消退,越来越远,直到变成过去。比如施莱辛格就说道:“根据这种观点,一个典型的事件,必然是从遥远的将来开始,然后变成位于较近的将来;它持续接近直到变成现在正在发生的事件。一旦发生如此情况,这个事件就失去了其现在,进而获得贴近存在于过去的性质,而过去的程度会继续增加。”[27]23如此看来,“A–特性”的差异(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的差异)显然相继地内在于一切事件之中,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时间生成”才是最本质的。

B–理论家则反对之,认为“时间生成”的论说太主观了,无法描述时间的客观性。“时间关系”(temporal relations)才是决定性的,客观时间唯独涵摄在B–时间之中,A–时间并不能成为时间的本质,B–时间才是最根本的[28]。他们认同麦克塔加所言的时态变化自相矛盾,但却否认没有“时间关系”的论断。在他们看来,“B–关系”已经蕴含着变化,变化只有通过“B–关系”才能得以说明,“时间生成”只是在“B–关系”中所形成的一种主观结果,过去是在先性的感知,现在是同时性的感知,将来是在后性的感知[8]92-102[29]。罗素更是指出,我们必须区分主体与客体的“时间关系”和客体与客体的“时间关系”,我们能够看到过去、现在和将来是由主体与客体的“时间关系”产生的,而在先和在后则是由客体与客体的“时间关系”产生的。就整个世界来看,如果没有经验就不会有过去、现在或将来,可是如果没有经验,在先和在后依旧能够成立。在此意义上,他把A–时间称为“心理时间”(mental time),B–时间称为“物理时间”(physical time),“物理时间”不需要根据“心理时间”来确定,而“心理时间”则需要根据“物理时间”来衡量[24]。

其二,现在论与永恒论之争。根据麦克塔加的看法,事件的变化在于A 系列的流逝,但在变化流逝的过程中,他并没有承认现在的决定作用,反而认为,当我们说现在瞬间是一种现在的时候,就会造成无穷循环。这遭到了多位A–理论家的反驳,如布劳德、克雷格和史密斯等都认为,现在的属性并不会导致矛盾[30-33][26]181-185。“既然唯一的事件就是现在事件,那么麦克塔加的悖论就不会出现。”[34]沿着这条思路,有些A–理论家主张,我们能够经验到的总是现在,而非过去和将来,过去和将来都是非真实的[35-36]。既然“时间生成”是根本的,那么必然涵摄着如下事实:诸事件之间一个接续一个的情况产生了相续的现在,现在不能简单被视为某种客体,而应该视为在此时间点上任何个体都是连续的活生生的存在者。如果一个人活一百岁,那么在这一百年之中的任何重要瞬间都只可能是生活在现在的这个时间点,“存在的这个点不是在我们的记忆或期望之中,而是我们即刻就意识到的在现在之中的存在”[27]23。因此,缘于现在处于经验之中的真实有效性,我们不能借故时间与主观意识因素的关系就责难A–时间的客观性。

可是,在B–理论家看来,A–理论家的这种现在论观点不合实情,如果说明天的太阳不会升起,显然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因此,B–理论家基本持永恒论的观点:一切时间中发生的事件都同等真实,它们并不具有任何时态特征。不过,在现在论与永恒论的争论中,莫罗·多拉托认为它们之间没有形而上学上的差异,而奥克兰德则反对这种看法。多拉托给出的理由是:现在论者并不真正相信将来是非实在的,当说“将来的实在性”时就意味着“将有事件在现在之后发生”,现在论者绝不会认为整个世界到现在就结束了,他们也会像永恒论者那样相信将来是真实的。如果说将来不存在的意思是指将来不存在于现在,那么永恒论者同样会接受这种看法,但并不是说永恒论者认为在时间中发生的一切事件都是同时的。换言之,现在论和永恒论在一种意义上都会承认将来是真实的,在另一种意义上也会承认将来是非真实的[37]。奥克兰德批评说,多拉托把永恒论的概念“将来的实在性”解释成具有时态意味的“将有事件在现在之后发生”并不合适,这是错误的根源所在。据B–理论来看,时态并不是实在性的特征,“将有事件在现在之后发生”是指“(非时态地)有事件在t1之后(非时态地)发生”①这句话比较难译成中文,可参照原文:“there are (tenselessly) events that occur(tenselessly) later than t1”。。因此,如果说有事件发生在t1之后,字面意思上并不具有时态特征,亦即这些事件的发生不具备过去、现在和将来这样的属性意涵[38]4。在此意义上,奥克兰德指出:“既然B–理论家否决了在实在性中任何事件时间事物具有过去、现在或将来,那么根据现在过去是、现在是或将来是什么来理解非时态的存在就是错误的。这也会误导和潜在地不准确的把永恒论理解为主张过去、现在和将来同等真实。多拉托利用这些对永恒论的错误解释形成了不可辨别的论点,但一旦它们被抛弃,那么真正的问题,亦即时间关系和时间相继的本体论立场,就会被带到面前。一般来说,A–理论家和B–理论家之间的根本不同是很明显的,并且现在论者和永恒论者之间的根本不同尤其如此。”[38]5

其三,时态论与非时态论之争。A–理论家试图根据A–时间来说明B–时间,按照语言变异的情形来分析B–时间以达到描述和解释“A–特性”的目的。他们将A–时间能否满足时间的问题转换成时态语句与非时态语句的关系问题,力图把“B–关系”的表达转换成“A–特性”的语言[21]77-81[39]。也就是说,如果假设“T1在T2之先”,那么它就可以转换成“T1是过去而T2是现在”,或“T1是过去而T2是将来”,或“T1是现在而T2是将来”,或“与T2相比,T1是更远的过去”,或“与T1相比,T2是更远的将来”。[40]同样的意思,盖尔在《时态语句》一文中还指出:“语句‘X 在Y 之先’在逻辑上等同于‘要么X 是(按:一般时态)现在而Y 是将来,要么X 将是(按:将来时态)现在而Y 是将来,要么X 已是(按:过去时态)现在而Y 是将来。’”[20]此外,史密斯更是强调,“B–关系”中的非时态规则能够用“A–语句”来表达,而不是相反[19]3-11。因此,既然非时态语句来源于时态语句,那么“A–特性”就是基础性的,“B–关系”能够被还原成“A–特性”。

但是,B–理论家则不这么认为,因为“如果B 接续着A,那么我们就可以说A 在B 之先;与之类似B 在A 之后。这纯粹是语言的定义。应该注意到,在先和在后的关系是在客体与客体之间被给予的关系,而不是任何方式地蕴涵着过去和现在”[24]。这是罗素的看法,他的这种看法得到了奥克兰德的强烈支持[41]。古德曼(N.Goodman)也持同样的见解,当我们表述“在某某时候是过去”“在某某时候是现在”或“在某某时候是将来”之时,这里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名称并不是时间,相反,“在……是过去”“在……是现在”和“在……是将来”都是非时态的二元谓词,它们能够被转换为非时态的谓词“在……之先”“与……同时”和“在……之后”。如:语句“A时间首先是在将来,再变成现在,然后变成过去”就能够转换成“A 时间是在某时x 之后,与x 之后的某时同步,以及先于在后的某时”[42]278-301。也就是说,表达时间流逝或事件变化的时态语句仅仅描述的是一种“时间关系”,“B–关系”才是真正的时间本质,“A–特性”能够被还原成“B–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B–理论的后继者如斯玛特、奥克兰德、梅勒等又发展出了一套“新的B–理论”[43-45]。根据这种新理论的基本主张,“时态话语对时间行为而言的确是必要的,但是时态事实对时间行为而言就不必如此,因为时态语句的真理条件能够被表达为一种非时态的元语言,以此来描述两种或两种以上事件之间无变化的时间关系”[38]16。不过,这种主张也遭到了史密斯的批评,相关争论在奥克兰德与史密斯共同主编的《新的时间理论》一书中得到了全面的讨论,在此就不再赘述了[26]1-14。

结语

综上,A–理论与B–理论之间的争论是针锋相对的,并且毫无疑问,A–理论与B–理论的差异也是不可否认的。最后还需表明,笔者的立场与观点倾向于A–理论,有三条理由作为支持:

第一,笔者的时间观虽然接近于A–理论,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完全排斥那些主张“客观时间”的诉求,尤其涉及自然科学领域的设想。麦克塔加首先提供了一个有关时间观念的“积极”观点,即基于过去、现在、将来这一系列的动态时间描述。在这一百多年以来英美时间哲学的发展过程中,的确很少有人直接认同麦克塔加的结论,但有许多学者接受了他所说的时间如果要存有,就必然需要涵摄“流逝”和“时态”,亦即必须具有A 系列的形态。我大体赞同这种设想,如果存在一种B 系列的时间,那么这种时间也需要涵摄A 系列的属性,B 系列的确只有在A 系列成立的前提下才能获得认可。

第二,B 系列不能脱离A 系列而独存的设想完全符合实情。在笔者看来,“A–时间”是存在的,而且“A–时间”也是可靠的。B–理论确实无法解释“体验的连续性”“人格的同一性”“意识的统一性”“意志的自由性”等问题,但基于“时间生成”的A–理论并无此困难。因此,“时间体验”的确证虽说不能像物理时间和数学时间那样有精准的计量与均匀的设定(如自变量“t”),但它不是一种“虚假的统一体”,而是一种“真实的统一体”,是“体验的统一体”与“连续的统一体”。并且,“体验的统一体”与“连续的统一体”应当依据“发生”的角度来看,而不是依据“结构”的角度来看。“结构”的角度就是根据B–理论的思路出发,它基于“经验”材料而由“已知元素”构成,进而被设想为“时间关系”的“静态结构”。“发生”的角度则是按照A–理论的思路而来,它缘于“体验”感知而由“未知因素”推动,从而被确证为“时间生成”的“动态发生”。“客观时间”的“静态结构”应以“主观时间”的“动态发生”为预先规定的东西来接受。

第三,笔者并不赞同把“时间关系”作为“原初时间”的构想。无论是罗素也好,还是奥克兰德也罢,“原初时间”不可能源于抽象的“关系”,也不可能借助于形而上学的“事件”,那些其实只是为了数学化、物理化、空间化、原子化的探究方便而已。罗素及其追随者对“时间流逝”或“时间瞬态”的见解实际上有意忽略了明显带有“时态性”的“流动现在”的存在,而只是将其“偷换”成一种“非时态性”的“B–关系”表达。何况,按照爱因斯坦的观点,当然没有单一的“时间矢向”作用。换言之,“空间–时间连续区”(continuum spatii et temporis)[46]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取消了那种“非对称性”的“关系矢向”,而重新建构了一种新的依存关系。因此,笔者认为,相对论对那些想以“时间与空间的差异”来确立“关系论”的“时间本体论”地位的观点之打击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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