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久隆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自晋武帝去世后政局日乱，内部矛盾重重，元康元年(291)洛阳发生了一系列政变，杨骏、司马亮、卫瓘、司马玮等朝中宗王重臣先后被杀，自此贾后独揽大权。永康元年(300)赵王司马伦又再次发动政变诛杀了贾后，随后篡逆称帝并引起了更大规模的混战。太安二年(303)荆州江汉地区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流民起义——张昌起义，这场起义声势浩大，“六州之地，柯振叶靡”[1]，张昌及其党羽最盛时占据了荆、江、徐、扬、豫五州的大部分地区，“五州之境皆畏逼从逆”[2]2614，最终引来朝廷的大规模剿灭才被平定。对于这场农民起义，学界历来关注不多，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张昌起义背后具有天师教的宗教背景[3]，其后学者多从宗教文化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但如果对太安二年朝廷对张昌起义先后不同的态度及之后的镇压措施进行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太安二年镇压张昌起义一事背后暗含了当时的政治局势，这一事件对西晋之后的政局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镇压张昌起义一事剖析

太安二年益州流民起义越发严重，为加强对益州流民的镇压，朝廷在荆州发布壬午诏征召百姓前往益州镇压，这使荆州百姓极为不满，恰巧此年江夏郡粮食丰收，“流人就食者数千口”[2]2612，张昌趁此机会煽动百姓、聚集流民，率领他们与官兵对抗，攻占郡县，扶立县吏丘沈，称他为汉室后裔，随后建国立号，组建政权，并用哄骗强迫的手段促使江沔地区大量百姓响应，“旬月之间，众至三万……江夏、义阳士庶莫不从之”[2]2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