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柳宗元被贬永州之后遭遇了多重困境。在谪居永州时，他既要为自己的居所考虑，又经受了母亲逝去的痛苦与身患多疾的折磨，这也使得他的心境发生了改变——从被贬之初的愤懑与抑郁到之后对现实的适应趋于平静甚至“苦中寻乐”。他闲暇时游山览水以自我疗愈，还写下了“永州八记”等传世山水名篇，可同时，他也心系黎民，未曾忘记“民之役”的为官思想。

关键词：柳宗元;永州;贬谪;遭遇;心境

永贞元年（805年），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团体革新失败，柳宗元作为其中的参与者起初被贬邵州，后接到了被改贬永州的诏令，由此踏上了前往永州的路途。《旧唐书》中记：“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恻。[1]”在汨罗江畔，他写下了著名的《吊屈原文》，文中的屈原不愿随波逐流，一心为祖国谋求利益，即使身死也不能改变其立场。柳赞颂屈原的做法是通达之人的高超行为，不是一般的粗浅之人可以理解的。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

吾哀今之为仕兮，庸有虑时之否臧。食君之禄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风之不可去兮，怀先生之可忘！

此处不难看出，柳宗元对当今那些身居高位而不为家国谋福利之人感到痛心与悲哀。既然这浇薄的社会风气难以去除，“我”也只能在此怀念先辈的遗风并且永不忘怀。张洲在《柳宗元集》中也写：“作者名为悲吊屈原，实为哀叹自己”[2]。面对这样的朝中政局，柳宗元自己心中也充满愤懑却又无可奈何。他与屈原均是心怀救国、治国之志，并始终坚守自己的赤子之心，只是最终抱负不能实现，所以只有在心中永记。这既体现了他心怀国家的忧虑之心，也暗含了自己被排挤、英雄无用武之地的不满与伤心。这正是他被贬永州后真实的心理写照。

由京城中炙手可热的新贵、想要有所作为的青年沦落到“永州囚徒”，巨大的心理落差使得柳宗元的内心极为痛苦抑郁，这恐怕是所有被贬官员的心路历程，只是不同的人，自我治愈的能力也不尽相同。在永州居住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柳宗元也由起初被贬而感到愤懑与抑郁，慢慢地转为了对现实的适应与习惯。他开始逐渐接受这样的现状，与此同时，他的心境也慢慢发生了转变。试看他的《冉溪》一诗：

少年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

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

缧囚终老无余事，愿卜湘西冉溪地。

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

柳宗元从年少满怀许身为国，希望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到后来谪居永州，不得不选定居所，“种漆树于南园”。朝堂之事虽是他一心所系，却也被排挤在遥远的他乡。他的心境从被贬时的愤懑、无奈、失落到随着时光的流逝逐渐归于平静。他虽然总体归于平静，但是那种抱负难以施展的哀愁总是萦绕在他心中，久久未消散。或是他慢慢试着去看淡这场宦海风波，去习惯现在的生活状态。这也当属他面对现实的一种方法。

一、柳宗元之永州居所

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他担任的是个闲员，并没有什么实权，而且“员外置”是没有编制的，所以他初到永州的时候，并无官舍可供居住。为了有容身之处，他不得不另谋它法。这时候，寺庙进入了他眼中。在《柳宗元评传》中也有：“唐代寺院有接纳客居的习俗”[3]。此时，柳宗元幸得龙兴寺重巽和尚的帮助，才得以暂时寄住在这所寺庙的西厢房里。在龙兴寺居住过后，柳宗元又移居法华寺。

后来，他又在冉溪边买了一块土地，建造了属于自己的居所，并把冉溪更名为愚溪，不仅有愚溪，还有愚池、愚堂、愚亭、愚岛等。他对于起名“愚”有自己的解释，在《愚溪诗序》中有：

夫水，智者乐也。今是溪独见辱于愚，何哉？盖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浅狭，蛟龙不屑，不能兴云雨，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然则虽辱而愚之，可也。

他说溪水所流经处地势低洼，不能用于灌溉禾稼，而且水流湍急又多石头，大船也无法进，加之水幽且狭窄，蛟龙亦不屑作雨。由此，这条溪水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利世之处，恰恰和“我”相似，那么虽然委屈取名为“愚”，也是可以的。作者在这里，用愚溪的“一无是处”来比自己，有自谦，有自嘲，巧妙地用愚溪来表达了自己的与俗世不合以至于处在与愚溪类似的境地。唐代贬官，一般在一定期限之后可以“量移”，柳宗元也心怀希望，可是事与愿违，他不在赦免之列，量移无望，这不得不说使他灰心。经历了几年寄居寺院的生活后，在愚溪这里，他更加用心布置起自己的家园来。

二、母亲逝去，身患多疾

在被貶永州之后，柳宗元年迈的母亲也跟随他一路来到此地。那时其母已六十七岁，年事已高，长途奔波，舟车劳顿，来到永州之后，便饱受病痛折磨。永州在唐时可以说是一相对偏远之所，夏天酷热，又地势低洼潮湿，实在是不宜疗养，加之当地医疗条件不完备，种种因素导致在到达永州的第二年，柳宗元的母亲病逝。至亲的离去是对承受着贬谪之苦的柳宗元又是一个沉重打击。年迈的母亲跟随自己来到贬所，最终逝去，遭此境况，他心里十分愧疚、自责又沉痛，总觉得母亲是受了自己的牵累。《柳宗元传》中也提到了这件事：“这位老人在两个女儿病殁以后，又跟随独子贬官南来[4]”。柳宗元心里的悲伤无法诉说，这使得他愈发难过。

在永州居住时期，柳宗元自己的身体也大不如前。永州气候湿热，又有当时所谓的“瘴疠”，对他来说短时间内难以适应，何况被贬此地，心情本就抑郁不已。加之又有母亲逝去的沉重打击，所以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就写到自己：

残骸余魂，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

这些描写了他深受多种疾病折磨的状况，而他此时也不过三十余岁，一个本应是年富力强的青壮年，却称自己是“残骸余魂”，这四个字不仅是对他自己身体状况的形容，更是其精神状况的反映。永贞革新的失败使得他被贬此地，距京遥远，一下从朝廷的新秀变为“罪人”，他的心理无疑受到了巨大的打击。而母亲的逝去更如一把利刃在其心中划下难以愈合的一道伤口，自责与内疚使他终日郁郁寡欢，沉闷郁积于心，不得纾解，使得他的精神更加萎靡，药材缺乏等原因也使得他的身体状况逐渐恶化。而且许多情况下，身体的状况不佳又往往会影响到精神，使得他的精神状态也发生消极的改变，这似乎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时的他，仕途坎坷，家庭也因为母亲的离去而弥漫着忧伤。他饱受着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这不能不说是他面临的又一困境。

三、游山览水的自我排遣

“理想与现实总是隔着一道深渊，仕途之路随浪浮沉，给中唐士人阶层入朝为官的职业

认同蒙上了一层难以释怀的心理阴影。”[5]柳宗元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打击之后，总要通过一定的方式排解自己内心的苦闷。这时，永州的山水就是合适的排忧对象。自然地，清幽宁静的美景就屡屡出现在了柳宗元的笔下。正如施蛰存《唐诗百话》中说的：“柳宗元做了十年永州司马，潇湘之间的清幽的山水给他提供了不少恬淡的诗文资料。”[6]著名的“永州八记”即是作于被贬永州时期。放情于山间林泉，疗愈了不少的精神与心理困苦。王明居《唐诗风格论》中：“诗人虽备遭迫害打击，但坚贞不屈，节操未易，每每濯足清流，啸傲林泉，寄情山水，托物言志，不染尘俗，一身正气。”[7]但是朝廷的冷落，自己的种种不幸遭遇还是让他原本的“文人孤傲”增添了几缕忧伤。而且，此创伤一经形成，即使有山水等给与疗愈，在柳宗元的心里，还是留下了一些忧冷的伤痕，久久难以磨灭。这在他对山水的描写之中，也有所体现。在《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有：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王国维《人间词话》有：“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8]柳宗元笔下的散文，也有这样的意味。他通过“寂寥”、“凄”、“寒”、“幽邃”几个词，写出了小石潭及其周边景色的幽寂，同时也通过写自己亦不敢久久逗留此处，来反映出作者自己内心的凄寂。

这组游记使山水人格化、感情化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写出了作者对永州荒冷之地的山水之爱，更写出了作者像永州山水一样远离京城，不为世人所赏识的身世之悲。[9]

关于这组山水游记中暗含的作者之思，上面这段话可以说是恰如其分。

即使这景色有时在他的笔下带着幽清的色彩，可是带给他的还有心境平和，正如上面提到的疗愈功效。他闲暇的时候，就和同伴一起登山，进深林，顺着溪水行走，欣赏奇特的山石、清幽的泉水和水中的游鱼。也时常坐在地上，倾壶而醉。看着眼前的山水，仿佛忧思都被泉水的流动和云朵的飘移带走了，自己似乎与天地合一，心中也慢慢地平静下来，这无疑对他的身心都是有帮助的。

四、“民之役”的为官思想

柳宗元关心人民疾苦，我们早在永贞革新事件中就可以看出，他参与的革新集团取消宫市五坊使，打击宦官与贪官，这些举措，是有益于人民的。在永州这个地方，他虽然经受了诸多打击，有过精神萎靡的时期，并且没有多少实权，可他依旧是心系百姓的。胡士明在《柳宗元及其作品选·柳宗元诗文选注》中提到：

他在任职期间，“早作而勤思，勤力而劳心”，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受到人民的称赞[10]。

在柳宗元写的《送薛存义序》中有：

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

他在这里说，地方的官员应该是百姓的仆役，为百姓做事，而不是奴役百姓的人。可是许多官吏并不能做到。柳宗元清楚地认识到为官应为“民之役”，他的这个思想直到今天也是我们所认同的。

他又是为百姓着想的，在《捕蛇者说》中，有这样的叙述：

君将哀而生之乎？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

捕蛇人在捕蛇与恢复赋税之间，他仍然选择了有生命危险的捕蛇。即使被毒蛇咬死，也好过沉重的赋税。作者在这里把捕蛇与赋税作对比，很显然地突出了赋税沉重、百姓无法承受的现状。这是当时社会上的一个突出的问题。他是对百姓带着深深的关切的。在这里，他与广大的民众有了更频繁的接触，对他们的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进而思想也更向他们靠拢。他此时虽然没有什么实权，不能为百姓做许多实事，可他的心里，还是对百姓十分关注的。正如赵红菊在《略论柳宗元的民本思想及其实践》中的评价：“与大多数封建士大夫相比，柳宗元的过人之处在于，不管自己穷达、顺逆，都把儒家积极的人生价值观放在首位，绝不追求自适，逃避现实，自始至终以民为本，心系民生。”

五、结语

柳宗元被贬永州十年，在经历了最初遭贬谪的伤心与无奈，亲人逝去与身患多疾的打击之后，他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心情也颇苦闷，心境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可他无论身处何地，身居何职，心中始终是对百姓怀着深切的关注的，也未敢忘记心系国家、官为民役的初衷。后来，他游览在山水之间，心境也逐渐平和，还写下了不少山水名篇，使得他对后世的影响愈发深远。可以说，柳宗元作为文坛中一颗耀眼的明星，为中国文学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从柳宗元的遭遇，我们亦可以窥见这一时期，贬谪文人遭遇的现实困境与心理变化的一点面貌：他们的精神受到折磨，而又在磨难中得以沉淀和升华。他们对人生有了更深切的体悟，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自我的超越。而且，他们境遇与心态的变化无疑会影响到诗文的创作，而对应地，诗文亦是这一系列变化的反映，由此，他们也在文学创作中大放异彩。宦海甚至是人生的不幸，却也是当时以至后世文坛的大幸。

参考文献

[1]（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214.

[2]张洲.柳宗元集[M].湖南：岳麓書社，2018：193.

[3]孙昌武.柳宗元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90.

[4]刘光裕/杨慧文.柳宗元传[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98.

[5]李兴军.社会交往与中唐士人身份认同之建构[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21，41（1）：49.

[6]施蛰存.唐诗百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44.

[7]王明居.唐诗风格论[M].安徽：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238.

[8]王国维著.周兴陆/毛文琦注评《人间词话》[M].江苏：凤凰出版社，2013：22.

[9]刘九伟.柳宗元《永州八记》山水中的迁客情怀[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38（3）：55.

[10]顾易生/胡士明.柳宗元及其作品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5.

作者简介：李林（1996-8），女，汉族，，河南开封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