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宵宵，胡祥琴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 太原 030032）

西晋短暂统一之后，中国再次分裂，经东晋、十六国后，刘裕、拓跋焘分别建立了政权，形成了南北政权对立的局面，中国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此时期，南北朝为了维护自身政权的合法性，采取各种方式争夺“正统”地位。由于北魏是鲜卑族建立，因此使得这一时期的正统之争具有“夷夏之辨”的色彩，也使得“正统之辨”更加复杂化。南朝抓住北魏在民族身份上的劣势，强调夷夏之别。《晋书·石勒载记》载：“自古以来诚无戎人为帝王者”，[1](P2715)南朝始终将北魏视为夷狄，就是为了剥夺其成为“正统”帝王的资格。南北双方利用各种手段争正统，史书就是其中之一。沈约《宋书》直言北魏为“索虏”，充满歧视、贬低的意味，行文之间不断强调北魏政权的残暴无德。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魏书》创立。魏收将与北魏有关的其它民族政权编入“民族传”，共九卷。民族传记载的对象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关于十六国政权的记载；第二，关于东晋、南朝的撰述；第三，对边疆其他民族的记述。这样的叙事安排，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北魏争正统，从而证明北齐的正统性。

一、“正统之辨”视域下的“民族传”叙事

《魏书》各部分都具有“正统之辨”的色彩，“民族传”也不例外。不论是“民族传”的标目、史论还是具体内容都成为魏收为北朝争正统的工具。《魏书》“民族传”中争正统的方式可谓全面多样。

（一）正统意图明显的各民族列传标目 白寿彝先生认为标目“是在一部书里，按照不同的具体内容分别标出题目来……司马迁的书在他生前虽还没有《史记》的名称，但书中个篇已各有标目了”。[2](P102)史书标目是对内容的反映，如《史记》的《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等，这些都反映了记述内容的主体，没有强烈的感情色彩。《魏书》民族列传则不同，有些标目直接反映了对于民族政权的态度。十六国政权的标目大部分不存在表达情感的词汇，只是加上民族名称，如《匈奴刘聪传》《羯胡石勒传》《羌姚苌传》等，也有其它标目，如《賨李雄传》《私署张寔传》，但是情感表达并不激烈。边疆民族的标目与《史记》标目一致，只写民族名称，如《高句丽传》《百济传》《宕昌传》等。

与这两种情况不同，《魏书》中东晋、南朝政权的标目蕴含的感情色彩浓烈许多。魏收直接称东晋的建立者司马叡为“僭晋”，对南朝宋、齐、梁则冠以“岛夷”的称号。这样的标目直接否定了东晋、南朝政权的正统性。“僭”就是超越了本分，使用了本不该使用的名称、仪制，魏收以“僭晋”称东晋，无疑是对东晋正统性的否定。北魏两次议定在五行中的次序，最终确定北魏为“水德”，实际上就是为了说明自身是西晋正统的承接者。正统的继承者只能是一个，既然北魏承继了正统，那么东晋自然就不能是正统了。南朝的政权承接东晋，否定了东晋的正统性，那么南朝政权也不具备正统性。魏收甚至还采用了“岛夷”这一具有贬低性质的词汇。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时指出：“岛夷者，以东南际海，土地卑下，谓之岛中也。”[3](P2186)魏收特意突出南朝所处地区的恶劣。标目为“岛夷”极易使人们在没有阅读具体内容之前，就将南朝政权视为偏远地区。偏远地区地区的政权自然不会是正统所在。

（二）正统色彩浓厚的各民族列传内容 民族列传的标目已经体现了魏收对于不同民族政权的态度，在书写各个民族的具体内容时，“争正统”的思想也贯穿其中。现从祖源、地理位置、异象、“春秋笔法”的使用等4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祖源认同与正统传承。对于先祖的追溯意在说明血缘的关系，而血缘往往与正统相联系，有学者认为“政治正统的根本是王位正统，王位正统的保证在于王室血缘的纯正。”[4]因此，北魏追溯自己祖先为黄帝，自己是皇帝的后裔。《魏书·序纪》写道：“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5](P1)由此可见，拓跋氏是黄帝子昌意的后裔，与中原民族有着相同的祖先和血缘。这样的描述为“拓跋氏入主中原、占据正统提供了理论依据”。[6]为了突出北魏血缘的纯正性，势必要说明其它民族政权血缘的混杂，甚至要贬低。

魏收记载司马叡是“晋将牛金子也”，[5](P2091)是其母和西晋大将牛金通奸而生，指其“冒姓司马”。这样的说法显然是荒诞无稽的，但是魏收依然采取了这样的叙事。因为这样能直接说明司马叡血统不纯，不配继承西晋的正统地位。对刘裕直接称：“其先不知所出”，[5](P2129)萧道成则是“僭晋时，以武进之东城为兰陵郡县。遂为兰陵人。”[5](P2161)萧衍“亦晋陵武晋楚也。父顺之，萧赜光禄大夫”对于南朝统治者先祖的记载较为笼统，要么不知所出，要么只追溯至父辈。这与《序纪》中对北魏先祖的追溯大相径庭。魏收一边在《序纪》中大力叙述拓跋氏是黄帝后裔，一边贬低、模糊南朝的先祖。两相比较，从而突出北魏血缘的纯正性，进而证明北魏政权的正统性。刘知幾对魏收这种叙事表示强烈的不满，直言“魏收党附北朝，尤苦（污蔑）南国，承其诡妄，重以加诸。遂云马叡出于牛金，刘骏上淫路氏，可谓助纣为虐，幸人之灾”。[7](P107)刘知幾直接指明魏收贬低南朝政权，是因为其“党附北朝”，要为北朝政权服务，凸显北朝血统的纯正，从而证明北朝的正统地位。

第二，地理优势与正统自信。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观念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它最早发轫于远古中原“诸夏”与四夷的“华夷之辨”，形成内华夏、外夷狄的民族正统理念。”[4]只有占据中原地区的民族才是正统所在，居外的民族是夷狄。这种观念在《魏书》中反映的十分明显。一方面强调北魏“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5](P464)另一方面凸显南朝政权的偏僻、险远，自古就是化外之地。如其载东晋所在之地“春秋时为吴越之地……偏僻一隅，不闻华土”，[5](P2092)战国时“地远恃险，世乱则先叛，世治则后服”。[5](P2093)其地不仅地理位置偏僻，而且此地居民道德品行较差。司马叡因乱世而据有此地。对于南朝宋、齐、梁，虽然没有在内容中特意叙述其地理位置，但是从标目之中已可窥见。“岛夷”也就是说居住在海岛之上的民族，离中原地区就更远了。魏收对其它民族政权地理位置的描述较为客观，一般都表述为去代多少多少里，如“悉居半国……去代一万二千九百七十里。”“渠莎国……去代一万二千九百八十里。”[5](P2264)魏收刻意花费篇幅去叙述东晋的地理环境、位置、风俗等内容，直指南朝为“岛夷”，这样的叙事在地域上将东晋、南朝排除在了华夏之外，变成了夷狄，其建立的政权也就是“闰位”了。

第三，异象宣传与正统争取。魏晋南北朝时期，谶纬十分流行，吕宗力经过系统考察，指出谶纬的历史功用，他认为：“按照谶纬的历史论述，上天依五德相生之顺序，在人间选择天子，轮流坐庄。这些受命于天的代理人，有任期的限制。”[8](P143-153)当代理人转变时，上天会有预兆，《魏书·灵征志》《宋书·符瑞志》《南齐书·祥瑞志》都是专门记载此类现象的篇章。《魏书》“民族传”也记载了部分有关内容。司马叡没有建立东晋之前，想要杀死淳于伯，结果“行刑者以刀拭柱，血流上柱二丈三尺，径头流下四尺五寸，其直如弦”。[5](P2029)行刑者用刀擦柱子，血竟然逆流而上，一直到两丈多才向下流，血流像琴弦一样直。这显然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是上天对于司马叡的警告。司马叡德行有失，才会招致上天的警示。这样的例子在有关十六国政权的记载中比比皆是，如载刘聪时“流星起于牵牛，入紫微，龙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阳北十里。视之则肉，长三十步，广二十七步，臭达于平阳。肉旁常有哭声，昼夜不止。聪恶之。刘后产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寻之不得，须之见在陨肉之旁。”[5](P2046)姚兴时有数万只鸟雀在庙堂的上方打斗，有许多鸟雀死亡，当时有谶言“今雀斗庙上，子孙当有争乱者乎？”又“有二狐入長安，一登興殿屋，走入宮，一入于市，求之不得。”[5](P2084)

不论是司马叡还是刘聪等人都有“感生”传说存在，“感生”是祥瑞，是受命于天的征兆。然而，魏收笔下关于他们却只有不详之事，借此说明他们不是受命于天。既然东晋司马叡没有受命于天，那么其后的所有政权也不是天命所在。为什么魏收花了许多笔墨记载十六国政权的灾祸现象呢？北魏想要上承西晋，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就必须要越过、否认在其之前建立的政权，这样才能名正言顺地宣扬自己是西晋的合法继承者。

第四，“春秋笔法”使用中的正统争夺。“春秋笔法”是中国古代书写历史的一种重要形式，通常认为是孔子设立的褒贬标准。其既要求直笔，保证记述史实的真实性，达到“使人之善恶无所隐”的目的，又允许史官用谨慎的文字表达自己的好恶褒贬。文字的使用通常极简，但能表达强烈的情感，所谓“一字之褒，宠踰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9](P7)《魏书》的“民族传”中也有相关内容的体现。有关君主的行动都有特定的字词，如古代帝王之死称“崩”，诸侯之死称“薨”。魏收在记述北魏君主死亡是用“崩”，如“太祖崩”“帝崩于西宫”“肃宗崩”“庄帝崩”等。其它民族政权的君主的死亡多直接用“死”，如司马叡之死为“发病而死”，刘裕直接为“七年（明元帝泰常七年，即422年）五月裕死”，萧道成则是“道成死，子僭立”等。魏收并没有把东晋、南朝君主当作帝王，在魏收眼里他们与其它民族的首领地位别无二致，甚至更为敌视，这样才能凸显北魏帝王的地位。“讨”“伐”“寇”等都是表达战争的词语，但是感情色彩并不相同，“讨”“伐”一般都具有正义性，被讨伐的一方往往是乱臣贼子。刘义符即位之后，北魏太宗遣山阳公奚斤等渡河“南讨”。北魏太祖还曾“南伐”萧衍。总而言之，魏收想要塑造北魏对外战争的合法性，因此多为北朝发动战争寻求合理借口，达到师出有名的目的。如北魏太宗讨伐刘义符，就以其礼敬不足为借口。

除上述内容之外，《魏书》“民族传”将北魏与其它民族的关系定义为朝贡关系，自理行间常见“朝贡”“遣使”“献”等字样，将北魏至于上国的地位。其与其它民族的关系应为众星拱月，其它民族要以它为中心。此外魏收叙事使用西晋、北魏纪年。采取西晋纪年，是因为北魏承认西晋的正统地位。北魏自诩承西晋，承认西晋的正统地位，实际上就是对北魏的正统性的拥护。

（三）正统倾向鲜明的史家传序及论 史论是史家对于历史事件、人物、现象的评论，直接反映了史家的史学思想，周一良先生指出：“纪传体史书仍自有最能体现作者特色的地方，就是序或论部分。”[10](P275)“论”一般以“史臣曰”的形式体现。《魏书·匈奴刘聪传》之前有一千余字的序，每卷之后有“史臣曰”，这些内容都体现了魏收对于其它民族政权的评价。不论是对东晋、十六国政权、南朝政权的评价，还是对其它民族政权的评价，魏收的最终目的都是说明这些民族政权的僭伪性、附属性，只有北魏才是“承天命”的正统所在。

《魏书》“”民族传”的“序”大致可以划分为五层：第一层指出：“夫帝皇者，配德两仪，家有四海，所谓天无二日，土无二王者也。”[5](P2041)这就直接说明了帝皇仅有一个，而且是德行十分高尚的。第二层主要叙述了汉末以来混乱的政治局面，这些政权“各言应历数，人谓迁图鼎”。[5](P2042)彼此之间互相攻打吞并，“狼戾未驯”急需一个“成天命”政权来结束这样的局面。第三层重在叙述北魏统治者的才能、功绩和品质。如：“太祖奋风霜于参合，鼓雷电于中山，黄河以北，靡然归顺矣”，世祖“慨然有混一之志。”[5](P2042)第四层说明北魏衰颓的原因及北齐代魏的合理性，特别要指出的是，魏收认为尽管北魏后期出现了一系列动乱、灾祸，魏德有衰，但是“天命未改”，在这种关键时刻，北齐神武帝高欢“屈身宰世，大济横流”，[5](P2043)挽救了危局。第五层说明了撰写“民族传”的原因。魏收称：“自二百许年，僭盗多矣，天道人事，卒有归焉，犹众星环于斗极，百川之赴溟海。今总其僭伪，列于国籍，俾后之好事，知僭盗之终始焉。”[5](P2043)第五层是层层相扣的，首先道明帝皇的唯一性及德行的高尚性，接下来描述乱局中各分裂政权的统治者德行有失，他们的历数、政权合法性都是由自己说出的，并不是真正的“上承天命”。既然他们不是真正的天命所在，那么天命在何处？拓跋魏的统治者德配两仪，令周围政权臣服，自然是真正的天命所在。在魏德有失的关键时刻，高欢力挽狂澜，延续了拓跋魏的天命，将天命过渡到了北齐的头上，达到了力证北齐正统性的目的。最后，再次说明汉末以来有多个僭伪政权，它们犹如众星环绕于斗极，百川终将汇于大海。斗极和大海自然指的是拓跋魏及北齐。写僭伪政权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后世知晓这些政权的始终。

《魏书》“民族传”共九卷（95-103卷），每卷之后都有魏书对于整卷民族政权的评论。魏收对十六国政权、东晋、南朝齐梁政权的评论中心内容基本相同，都意在指出这些民族政权的僭伪性及其危害性。95卷主要记载的是十六国政权，魏收评论刘渊等人“污辱神器，毒螫黎元”“怨积祸盈”，之后发问“天意其俟大人乎？”[5](P2087)“大人”是谁不言而喻。96卷主要记载东晋和成汉，评价主要针对东晋。魏收称：“司马叡之窜江表，窃魁帅之名，无君长之实，局天蹐地，畏首畏尾，对之李雄，各一方小盗，其孙皓之不若矣。”[5](P2113)在魏收眼里，司马叡并不是君主，地位和成汉李雄一样，甚至比不上孙皓。这无疑是在贬低东晋的地位。97卷记载的主体是桓玄、北燕、南朝宋。魏收评价桓玄、冯跋、刘裕穷凶极恶，是夷人、荆蛮的本性。98卷的民族政权是南朝齐、梁。魏收将齐、梁的争斗比作“蜗牛之战”，萧氏二位是贼寇，在江南窃用帝王的名号，这种情况闻所未闻，比勾践，夫差更为恶劣。99卷记载的是前凉、西秦、南凉等，他们都处在不毛之地，乖张不逊，不自量力，但是彼此之间仍相互争斗，就像“蛇虺相噬”。他们的结局只有被擒获、歼灭。

《魏书》100卷至103卷主要是关于边疆少数民族的记载。魏收的评价相对来讲较为温和，但依然带着歧视贬低的意味，如他称赞高句丽每年朝贡的举措，但是认为其他诸夷碌碌无为，都归附朝贡，难道是“牛马内向，东风入律者也？”[5](P2251)除此之外，魏收还会借评价民族政权之名，行夸耀北魏政权的之实。比如其对西域诸政权的评价，“西域虽通魏氏，而中原始平，天子方以混一为心，未遑征伐。其信使往来，深得羇縻勿绝之道耳”[5](P2281)关于西域的评价史记只有“通魏氏”这一句，其余都在夸赞北魏，称其刚刚平定中原，有一统之心，没有闲暇征伐。深谙羁縻之道，所以西域诸政权才会往来不绝。又如魏收认为北方的民族、高车屡次骚扰大魏，大魏出兵剿灭。虽然北魏发起了战争，但“盖亦急病除恶，事不得已而然也。”[5](P2341)北魏绝不是好战暴虐之徒。

二、正统视阈下《魏书》“民族传”叙事与历史文化认同

《魏书》“民族传”叙事“争正统”的方式多样，这些方式都基于对过往历史文化的认同。汪高鑫先生认为：“历史文化认同是一个广义概念，主要包括对于治统、道统、制度、血缘等的认同。”[11](P219)《魏书》“民族传”叙事主要是对血缘、地域、民族、治统以及道统的认同。

第一，血缘认同。在南北朝“民族传”中，沈约、萧子显、魏收不约而同地对南、北朝的血缘做了描述。尽管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对立政权血缘的不正，但是始终没有把对方排斥一统的范围之外。沈约追溯拓跋氏的先祖是李陵，而不是魏收上溯的黄帝之子昌意。沈约、萧子显自认为南朝政权是礼仪文化之帮，自然懂得血缘在正统传承之中的重要性。魏收也采取了同样的方式。魏收载司马叡是牛金之子，不是“宣帝（司马懿）曾孙”。[1](P143)与沈约、魏收相比，萧子显的记载较为客观，其记述：“魏虏，匈奴种也，姓托跋氏。”[12](P983)此种说法看似把拓跋氏排除在了汉族之外，但是“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13](P2879)夏后氏的先祖也是黄帝，而且夏后氏的曾大父是昌意。如此看来，南、北朝都是黄帝的后裔。早在西汉，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就已经构建了一个华夷共祖的认同体系，《史记》关于五帝与民族祖源的记载，可以说是“源出于一、纵横叠加”，这个源就是黄帝。这个体系不但被华夏族认同，也逐渐为夷狄族认同。[14]十六国政权皆将自己的先祖追溯至黄帝即是力证。因此，魏收利用血缘为北朝“争正统”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地域认同。《春秋》载“内诸夏而外夷狄”，不但有着尊王攘夷的色彩，而且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在先秦时期，将占据中原的政权视为正统的观念就已经存在。[15]这一中原正统观影响了十六国政权。石勒占据洛阳和长安，建立后赵，仍觉得自己不是正统，他的臣僚建言：“魏（曹魏）承汉运，为正朔帝王，刘备虽绍兴巴蜀，亦不可谓汉不灭也……陛下旣苞括二都，为中国帝王，彼司马家儿复何异玄德，李氏亦犹孙权。符箓不在陛下，竟欲安归？”[1](P2753)十六国时期已经接受了这一正统观念。北朝时期更是如此，因此，魏收才会在“民族传”中不惜笔墨地记载南朝的地理位置和环境，斥其为僭伪、岛夷。与此同时，魏收还在《魏书》中强调中原正统观。《魏书·礼志四》载：“帝王之作，百代可知，运代相承，书传可验……臣闻居尊据极，允应明命者，莫不以中原为正统，神州为帝宅。”[5](P2744)必须要指出的是，在嘎仙洞石壁上的祝文也有相似的记载：“启辟之初，佑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亿年。聿来南迁，应受多福。光宅中原，惟祖惟父。”[16]孝文帝重议五德次序时，群臣对两种不同的观点进行讨论时都提到了中原正统论。高闾主张承前秦为土德，依据的是“石承晋为水德，以燕承石为木德，以秦承燕为火德，大魏次秦为土德，皆以地据中夏，以为得统之征皆以地据中夏，以为得统之征。”[5](P2747)李彪认为北魏应该承西晋为正统，因为“魏、晋、赵、秦、二燕虽地据中华，德祚微浅……”[5](P2747)虽然李彪反对高闾的主张，但是并没有否定中原正统观。这无疑是对中原正统观的坚持和发挥。南朝自然也懂得中原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但是其确实偏居一隅。这样的事实是南朝不愿意面对却又不得不接受的，因此，他们要采取措施弥补这样的缺憾。汪高鑫认为东晋、南朝实行的乔治州郡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之上是对中原正统观的坚持，通过这样的方式表明南朝依然是“中原”正统所在。[6]

第三，民族认同。南北朝时期正统之争的最大特点就是夷夏之辨。南、北朝都以华夏正统自居，将对立政权视为僭伪、夷。沈约、萧子显将北魏称为“索虏”“魏虏”，突出北魏政权的民族身份，十分强调拓跋族与匈奴的关系。北朝却极力避免其与匈奴之间的联系，尽管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北魏经过长期的汉化，再加上其占领了嵩洛之地，北朝不再认为自身是边疆的民族，而是具有礼仪文化的华夏族。因此，北朝有底气指责南朝政权为“岛夷”。这与十六国政权相比有了极大的转变。尽管十六国政权一直在为政权的合法性努力，但是始终缺乏自信。有学者认为北朝修史的过程是修掉拓跋族夷狄身份，建立华夏身份的过程。[17]南朝政权深知自己在夷夏身份上所占据的优势，因此在“民族传”中也不断凸显这一优势。《南齐书》载北魏孝文帝曾言“江南多好臣”[12](P992)萧子显借孝文帝之口夸赞南朝是人才聚集之地。南朝政权深知夷夏更多的是文化上的差异，而不仅仅是血缘。所以才会在“民族传”中记载北朝失礼之处，与魏收笔下的状况形成鲜明的对此。南朝这样的处理方式刻意忽视了夷夏之间的转变，这在《宋书·索虏传》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相比《宋书》，《南齐书》记载了北魏汉化的部分内容，承认了北朝向华夏族转变的过程。

第四，治统认同。《二十四史的民族史撰述研究》称：“所谓治统认同，即对中国历史上历代政权连续性的认同，反映的是一种政权连续性的认同，反映的是一种政治的继承性。”[11](P219)魏收都在“民族传”中利用了天人相应说、五德终始说，这实际上就是为了说明其所属政权与前代政权的密切关系。北魏经孝文帝重新议定历运之后，就极力说明自身与西晋的联系，撇清其与十六国政权的关系。因此，魏收将十六国的部分政权列入“民族传”，并通过谶纬等内容说明十六国政权的僭越性、非法性。北魏作为成天应运的政权自然不能承继十六国，而应该上承同样是天命所归的西晋。这也说明了北朝争取对于西晋的承认。北朝将先祖追溯至黄帝也是对这一继承性的认同。总之，无论出于自愿，还是巩固统治的客观需要，北朝都将自身置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统绪之中。也就是说，北朝不仅承认这样的继承性，而且参与到了政治承继的过程之中。

第五，道统认同。有学者认为道统认同就是对中国儒家思想文化及其传承的认同[18]不论南北都十分注重“正统”的地位，这也直接导致了南北朝正史“民族传”中“争正统”的现象。对“正统”的争夺首先建立在认同这一概念的基础之上。如果北朝不认同这一说法，大可以避而不谈，绝不会产生争正统的现象。正统论本身就源于儒家思想文化。欧阳修提出：“《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19](P34)即《公羊传》是正统论的起源。饶宗颐从史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正统之论起源于《春秋》，指出：“治史之务，原本《春秋》，以事系年，主宾昈分，而正统之论遂起。”[20](P1)不论是《春秋》还是《公羊传》都是儒家经典。正统论蕴含在这些经典之中。北朝对正统的争夺，“虽是对天子或霸主地位的争夺，却又是对华夏文化的归属。其文化上的价值选择是站到华夏正统文化的旗帜之下，进而成为它的合法主宰。是归属它，而不是毁灭它。”[21]北魏不仅将自己归属于华夏正统文化之下，更成为华夏文化的捍卫者、传承者。

结语

南北朝时期政权对立，民族关系复杂，正闰难分，这一局面使南北政权陷入正统之争中，直接影响了《魏书》“民族传”的叙事。《魏书》“民族传”标目、具体内容、史论都体现了争正统的思想。通过在具体内容书写中追祖溯源、强调中原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记载异象、使用春秋笔法等叙事方式，贬低南朝，突出北魏在争正统中的优势。这样的叙事方式隐含着对历史文化的认同。这不仅有利于促进民族融合，增进民族感情，更有利于各民族从心理上、情感上互相认同和接受。同时，这样的叙事方式也为各民族接受、学习儒家文化提供了心理支持,从而使夷夏之间的差异逐渐消弭，为隋唐大一统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