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理工大学 李 成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发挥基层各类社会组织协同作用”、“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党的十九大进一步要求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必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近年来，由于政府改进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需要，社会组织被明确作为公共服务的承接主体，社会组织数量在此背景下快速增长，截至2018 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81.6 万个。因此，社会组织培育、提升其承接公共服务的能力成为政策重点[1]。

我国社会组织管理是双重属性的，即根据组织性质，在民政部门备案，并受到民政部门和相关职能部门的双重管理。“双重管理体制”一方面可以通过双重负责来保障社会团体的运行安全、规范和有序，同时，双审核能够约束社会团体活动的开展，使其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然而，随着社会组织的发展，这种双重管理的制度呈现出了历史的局限性，有的时候不仅不能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反而成为社会组织发展的掣肘。新的发展理念和时代下，枢纽型社会组织更加符合社会发展方向，其具有联合性有助于政府实现对于社会组织的有效管理和控制。枢纽型社会组织通常是由政府机构出资购买服务，以此来减轻政府或社会组织的工作量，所以他们发挥的功能往往是由基层政府主导和决定的，通过实际调查，发现存在以下问题，如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服务偏向行政化，受到区、街道、社区三重的管理，自主性受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