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 锋 王 岩

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初,COVID-19(新型冠状肺炎,以下简称“新冠”)席卷全球。根据世卫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截至北京时间2021年6月15日0时45分,新冠肺炎累计感染人数突破17568万,累计死亡病例3580.36万例。面对疫情,无论是时效性还是情绪表达,抑或整体的体量与影响力,我们都无法忽视期间涌现出来的各类疫情类纪录片文本。①这些文本不仅彰显纪录片记录现实的影像力量,更迫使我们去思考以下这些问题:从媒介记忆的视角来看,新冠题材纪录片是如何通过与其他书写介质的互动,共同建构这一特殊时空下的公众史？这些影像文本又是如何凭借历史记忆的书写权力,构建影像“证词”以祛除偏见、破除污名？鉴于此,本文在细致梳理疫情类纪录片文本的基础上,以期对上述问题作出回应,并在最本质层面上去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在疫情治理的脉络中,我们究竟如何理解纪实影像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二、影像与文字:历史记忆的双重书写

与个体记忆不同,社会共同体没有一个共同的大脑,集体记忆只是一个隐喻,但这个隐喻却具有巨大的“重量”,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家国意识与国际观念②,记忆研究也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在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看来,“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我们的个体思想将自身置于这些框架之内,并汇入到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中去”③。当然,这个记忆框架并非先验存在,而是后天建构起来的,而这与记忆的媒介书写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