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国旗，王娟娟

（1.鲁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烟台 264025；2.烟台文化旅游职业学院，山东 烟台 264035）

在中国传统家训文化体系中，《庭训格言》是一部古代帝王家训的代表之作。此书由雍正皇帝与诚亲王允祉等追述其父康熙皇帝在日常生活中对皇子们的教诫而成编，共计二百四十六则。《庭训格言》内容广泛而具体生动，涵盖修身、处世、治学、养生、齐家、治国等多个方面。透过这部帝王家训中的生活琐事，可见康熙帝教育皇子的良苦用心和典型事迹。本文试以《庭训格言》为中心，探析康熙帝的文化思想及汉化教育成效，从一个侧面揭示这部帝王家训所蕴含的民族文化交融思想对清朝大一统王朝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构建的思想意义。

一、继承满族旧典，维系王朝统治根基

康熙帝对继承满族旧制旧俗极为重视，他训导皇子们：“我朝旧典，断不可失”[1]141；又曰：“我朝祖宗开创以来，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伐暴安民，平定海内”[1]142；“我朝满洲骑射，其功用则有不可胜言者”[1]142。他认为，清朝凭借弓矢一统寰宇，骑射传统切不可荒废，保留满族的民族文化传统乃是巩固清王朝统治的基础。

明末清初，女真人“凡属书翰，用蒙古字以代言者十之六七，用汉字以代言者十之三四，初未尝有清字也”[2]。随着后金政权崛起，通晓蒙文和部分汉文的努尔哈赤便致力于创建本民族文字，于是命大臣噶盖和学者额尔德尼二人“将蒙古文字制为国语，创立满文，颁行国中，满文传布自此始”[3]。自确定本民族文字时起，女真的文化教育也随之发展起来，祖先创建帝业的经验以及本民族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习俗传统都得以保留下来。皇太极继位后，精于治国安民，缓和满汉民族矛盾，他极力学习汉文化，改革满文，创设文馆，振兴文教事业，并命儒臣达海及刚林等人翻译汉文典籍，又规令年龄在八岁至十五岁之间的贝勒大臣子弟学习汉文典籍。皇太极还下令命文臣记注当朝重要政事，以备后代子孙查阅参考。天聪十年(1636)，皇太极仿明制，改设文馆为内三院，将满族一直以来的骑射旧制传训子孙后人并定为训制：

朕思金太祖、太宗，法度详明，可垂久远。至熙宗合喇及完颜亮之世，尽废之，耽于酒色，盘乐无度，效汉人之陋习。世宗即位，奋图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孙仍效汉俗，预为禁约，屡以无忘祖宗为训，衣服、语言，悉遵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虽垂训如此，后世之君，渐至懈废，忘其骑射。至于哀宗，社稷倾危，国遂灭亡。[4]404

为保留继承本民族的骑射武备传统，顺治皇帝谕令：“我朝原以武功开国，历年征讨不臣，所至克捷，皆资骑射。今仰荷天休，得成大业。虽天下一统，勿以太平而忘武备，尚其益习弓马，务造精良。嗣后满洲官民不得沉湎嬉戏，耽娱丝竹，违者即拏送法司治罪。”[5]385可见，承继民族旧制的观念从清朝基业创立之初就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康熙帝即位后，为传承满语满文，“特与高年人等搜辑旧语，制为《清文鉴》颁行之”[1]72。康熙帝之所以要编修这样一部满文辞书，主要目的在于防止满族子弟因渐习汉语而荒废满语，同时规范满语满文的使用，体现满族政权特定的民族文化内涵。在对皇子的教育中，康熙帝强调“我朝旧典，断不可失”[1]141，其根本出发点便是为了保留满族的民族特质，维系清王朝的统治根基。

自幼课习满语、习练骑射、参与行围狩猎活动乃是康熙朝皇子教育体系中体现满族旧典的重要内容。为提升皇子们对满族骑射武备传统的重视程度与民族自豪感，康熙帝在谕教诸皇子时，常常讲述先祖们依靠弓矢骑射缔造满清基业的创举，从而要求皇子们自幼习练骑射：“今朕上荷祖宗庇荫，坐致升平，岂可一日不事讲习？”[1]142“盖骑射之道，必自幼习成，方得精熟，未有不善于驭马而能精于骑射者也。”[1]142不仅重视先辈的骑射传统，康熙帝对于满族传统服饰、饮食和习俗等，也强调保留和继承。综观其训言，他常用“赖祖父福荫”[1]72、“满洲从来旧规”[1]32、“我朝先辈”[1]68、“我朝满洲旧风”[1]92、“我朝之弓矢”[1]124、“旧满洲”[1]94、“我朝古制”[1]142此类言语告诫皇子们继承本民族旧制旧俗的重要性。康熙帝认为“我朝先辈老者虽未深通书史，然所行奇处极多”[1]86，这也是他在服食器用上“皆按我朝古制，毫未变更”[1]141-142的重要原因。在皇室饮食、服制、礼仪等方面，康熙帝坚持以满族之制为皇室之守制，并有训言：“今住京师已七十余年，居此汉地，八旗满洲后生微微染于汉习者，未免有之，惟在我等在上之人常念及此，时时训戒。”[1]142康熙帝之所以如此强调坚持满族之旧制，实因“在昔金、元二代，后世君长因居汉地年久，渐入汉俗，竟如汉人者有之”[1]142。所以，康熙帝谕令皇子们沿习清朝先祖之典制：“朕深鉴此而屡训尔等者，诚为我朝之首务，命尔等人人紧记，著意谨遵故也。”[1]142

随着满汉民族和文化交流交融的不断深入，入关后的八旗后生子弟渐续习染汉俗已成事实，如康熙帝所言：“朕从前曾往王大臣等花园游幸，观其盖造房屋，率皆效法汉人。”[1]84对于八旗后生所为，康熙帝虽无力扭转，但维护满清政权特定的民族文化特质始终是其皇子教育的重大关切。如康熙帝一直经营着祭谒先祖和盛京的礼制活动，他以“寰宇一统”躬亲告祭永陵、福陵和满族的发祥地盛京，并开启清帝东巡之举。及至年迈，他又遣派皇子替自己前去祭谒，试图通过祭祀清朝先祖和发祥地的活动，让清朝皇室子孙后代铭记先祖缔造伟业的殊荣，谨记先祖们在“老家”栉风沐雨的崛起历程，感知守成之不易。此后的清朝统治者一直奉行祭谒盛京这个“龙兴之地”的活动。

入关后的清朝统治者努力维持着满族旧制和族群认同，以有效方式实现满汉文化共处。皇太子学业安排是皇室之要事，康熙二十六年（1687），康熙帝亲自选定老师，谕令明珠诸臣：“皇太子前必得谨慎之人，朝夕讲究，方为有益。达哈塔、汤斌、耿介三人皆有贤声，朕欲用之。”[6]1637此三人在满汉群臣中颇负盛誉。满人达哈塔谦奏辅佐皇太子学习实乃当朝极大重任，恐难以胜任，然康熙帝对曰：“汉人学问胜满洲百倍，朕未尝不知，但恐皇太子耽于汉习，所以不任汉人，朕自行诲励。今皇太子略通汉文，于凡学问之事，似无扞格。且讲解书义，有汤斌等在，尔惟引若等奉侍皇太子，导以满洲礼法，勿染汉习可也。”[6]1639显然，汤斌等人被选为皇太子师，主要是讲授书义学问，而在皇太子品格塑造方面，康熙帝更崇尚本民族礼法，体现了他对满族旧俗的重视，旨在保障皇室根基不移、政权永固。

康熙帝重视满族旧制和民族传统的思想还体现在对后世皇室教育的影响上，吴振棫在笔记中记载：“我朝家法，皇子皇孙六岁即就外傅读书。寅时至书房，先习满洲、蒙古文毕，然后习汉书。”[7]吴振棫乃嘉庆朝进士，历任嘉庆、道光、同治三朝汉官，他对满族皇室读书教育的所闻所见，进一步印证了后世皇帝们在皇子教育上始终秉行康熙帝“满为本、汉为用”的训育思想方针。康熙帝曾警示皇子们要守护满族文化传统，切忌重蹈历史覆辙：“朕谨识祖宗家训，文武要务并行，讲肄骑射不敢少废，故令皇太子、皇子等既课以诗书，兼令娴习骑射。”[6]1639“一入汉习，即大背祖父明训，朕誓不为此！”[6]1639因此，康熙朝的皇子们多以经文纬武闻名于世，骑射旧俗和尚武传统得到了很好的保留和传承。

康熙皇帝之所以格外重视满族的尚武传统，主要取决于当时的社会情状。康熙帝时期，清朝逐渐步入安定太平的盛世，八旗贵族在骑射锻炼上开始有所松懈，并逐渐沾染汉习，贪图享乐。康熙帝训曰：“满洲人最忌令人扶掖……今之少年令人扶掖，两手挽臂，观之甚是可厌。既无病，又无故，如此举动，诚为怪异，亦特无福之态耳。又一等人，年纪不相称，即用拄杖，复何心哉？”[1]124他对一些满族贵族年纪轻轻就让人搀扶或拄着拐杖的做法颇为不满，对一些人不愿行猎荒废武功表示担忧：“近见众人及诸王以下其心皆不愿行猎，朕未尝不闻。但满洲若废此业，即成汉人，此岂为国家计久远者哉？”[6]1639加之明朝后期的皇帝多不思朝政且沉迷享乐，以至于朝政腐败、社会动荡，最终走向覆灭。于是，这位一心想要传扬祖宗基业的皇帝在训导时，时刻提醒皇子们不要忘了祖宗遗训和本民族旧制：“尔等仍当以我朝前辈所忌讳处戒之可也。”[1]124“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不时亲弓矢，惟耽宴乐，则田猎行阵之事必致疏旷，武备何由而得习乎？”[4]446因此，清朝甚至在政治上还保留了较强的军事化色彩。

康熙帝维持本民族旧制的思想还体现在八旗武备上。为使皇子们继承满族的尚武特质，康熙帝坚持连年的行围活动及频繁的军事检阅活动，他训曰：“朕常临御教场，历观兵卒，等其优劣。赏赐褒嘉，黜陟劝勉，故尔旗分佐领，各各娴习弓马，武备足观。”[1]142康熙帝旨在通过展示满族强大的军事武备，告诫生活在盛世的皇子们不要忘记满族贵族是依靠戎马铁骑立足关内的，尚武传统不能丢。

从总体上说，康熙帝继承满族旧典的思想是对民族传统和族群认同的观照，这起到了笼络满族贵族、维系王朝统治根基和满汉文化共处的作用。但事实上，康熙帝“勿染汉习”的训诫难以发生实际作用，民族融合的历史潮流也难以人为阻挡。作为征服者的满族贵族一旦入主中原，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终将融入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文化大家庭，族群认同并不排斥以儒学为正统的中华文化认同和以汉地为中心的国家认同，这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随着清朝对全中国统治地位的逐渐稳固以及满族与汉族交往交流的不断深入，满汉民族原有的差别日益减少，满汉民族之间的融合有了很大的发展，只有中华帝制和儒教名分才能从根本上稳固大一统王朝统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庭训格言》又为我们展示了康熙帝倡导“尊孔崇儒”、强化“满汉一家”、崇尚中华文化正统的主导思想，这一思想体现了满清政权自身汉化并接续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内需驱动，顺应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发展逻辑，也反映了满汉民族与文化不断交流交融的历史实际。

二、倡导“尊孔崇儒”，崇尚中华文化正统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强调统一、注重礼教的儒家思想产生了重要的思想引领和行为规范作用。纵览清朝政权发展的历史轨迹，尽管满族皇室内部始终注重保留本民族特质，但中华传统帝制和儒教名分却一直是清朝成为大一统王朝的根本关切。清军入关后不久，顺治帝即诏谕户兵二部：“朕出斯民于水火之中，统一天下，满汉一家，同享升平，岂有歧视之理？”[5]260探析满清王朝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主宰中华大地二百余年之久的历史成因，不难发现满族贵族能积极适应并融入中国既有的政治传统，能将汉文化有效吸收应用，关键在能将“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儒家思想贯穿于清朝的统治实践中，由此强化了清朝“满汉一家”的思想文化基础。康熙帝亲政后便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政策，如重启中断已久的“经筵日讲”和“八股取士”，开设“博学鸿儒科”，下令纂修《明史》，颁布“满汉一家”的民族政策；他还谕令皇子们读书治学须秉承“苟志于学，希贤希圣”[1]28的追求，等等。为了强化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康熙帝以“尊孔崇儒”“满汉一家”的思想主张笼络汉族地主及民众，以此巩固和扩大统治基础，促进满清的中国化进程，又依托“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儒家思想谋求满汉之间的思想文化融合，进而为清朝的全面统治寻求文化认同。

在《庭训格言》中，“尊孔崇儒”的思想贯穿于康熙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始终。康熙帝曾以自己年幼时的读书经历训导皇子们：“彼时教我句读者，有张、林二内侍，俱系明时多读书人。其教书惟以经书为要，至于诗文则在所后。”[1]15在日常生活里，他除了身体力行孝敬孝庄太皇太后和孝惠皇太后以引领皇子们遵循孝道，还命皇子们诵习儒家经典《孝经》。及至皇子们长成参政后，康熙帝便以儒家倡导的“尧舜之道”“仁政”思想和宋元以来兴起的“程朱理学”引导皇子们为政处事，并在出巡过程中时常垂训皇子们。

康熙帝亲政后不久，便接纳汉族儒臣的建议开设“经筵日讲”，主要内容为儒家经典和历代史籍。他谕教皇子们：“天人之蕴奥在《易》，帝王之政事在《书》，性情之理在《诗》，节文之祥在《礼》，圣人之褒贬在《春秋》。”[1]109又训曰：“圣贤之书所载皆天地、古今、万事万物之理，能因书以知理，则理有实用。”[1]110康熙帝要求皇子们熟读经史，他认为：“古圣人所道之言即经，所行之事即史。开卷即有益于身。尔等平日诵读及教子弟，惟以经史为要。”[1]50研习“四书五经”向来是儒家教育体系的基础，康熙帝要求皇子们以四书五经作为修习汉学的基本功，其后研读史书典籍，汲取经史典籍中的为政经验用以指导实践，训曰：“苟经术深邃然后观史。观史则能知人之贤愚，遇事得失亦易明了。”[1]152由此可见，康熙帝对儒家经典极为重视，在他看来，要推行“尊孔崇儒”的思想政策，就要先了解和学习这种思想文化体系，这是作为文化相对落后、人口较少的民族想要尽快融入中原文化并且成功地让庞大的汉族子民臣服于自己的根本保证。他遵循儒家“治天下先修己身”的道理，令皇子们熟读经史，开卷有益，同时以身作则，钻研汉学，“正是为了使自己在这方面适合于他的国家特点，他才这样专心致志于研究中国的文学和科学，因而他几乎读遍了所有汉文的名著”[8]218。历代王朝的政治得失让这位受儒家思想文化熏陶颇深的皇帝深知：维系满汉民族团结和多民族国家大一统政权的运行，需要先进有效的统治思想，而提升八旗贵族的儒学素养从而让他们尽快融入中华文化，乃是治国安邦之根本前提，这也将直接影响清王朝政权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于是，推行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学说便成为康熙帝文化思想的重要主张。

康熙帝推崇孔子“仁”的思想，训曰：“仁者无不爱。凡爱人爱物，皆爱也。故其所感甚深，所及甚广。在上则人咸戴焉，在下则人咸亲焉。己逸，而必念人之劳；己安，则必思人之苦。”[1]23康熙九年（1670），他发布著名的《圣谕十六条》，将“儒学治国”定为国策，后来雍正皇帝在此基础上进行阐释，发展为《圣谕广训》。康熙十年（1671），康熙帝命翰林院掌院学士熊赐履主持纂修《孝经衍义》，弘扬儒家“孝治天下”的理念。训曰：“《孝经》一书，曲尽人子事亲之道，为万世人伦之极，诚所谓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推原孔子所以作经之意，盖深望夫后之儒者身体力行，以助宣教化而敦厚风俗。其旨甚远，其功甚宏，学者自当留心诵习，服膺弗失可也。”[1]30康熙帝力推“孝治天下”，亦是为了巩固政权，旨在通过渲染“谨守孝道，伦常有序”的思想，强化君臣有序、父子有别的封建礼教，令皇子们谨守孝道从而起到为天下人表率的作用，以此构建稳定的社会秩序，从而进一步达到稳固政权的目的。因此，康熙帝训曰：“凡人尽孝道欲得父母之欢心者，不在衣食之奉养也。惟持善心、行合道理以慰父母，而得其欢心，斯可谓真孝者矣。”[1]29-30孝道不在衣食之奉养，得父母之欢心可谓真孝。

“尊孔崇儒”还体现在效法“尧舜之道”、祭谒明孝陵等政治实践中。纵览历朝统治者的政治实践，“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9]，为此，康熙皇帝在政治上首推“尧舜之道”。熟读《尚书》的康熙帝深知此书记载着尧舜禹的治国之道，他规定皇子们从小诵读《尚书》，有训曰：“《书传·序》云：‘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则道与治固可得而言矣。’盖道心为人心之主，而心法为治法之原。精一执中者，尧、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极者，商汤、周武相传之心法也。德也仁也，敬与诚也。言虽殊而理则一，所以明此心之微妙也，帝王之家所必当讲读，故朕训教汝曹皆令诵习。”[1]17康熙帝传谕日讲官们：“尧、舜、禹、汤以来，心法治法，具在《尚书》。尔等每日悉心讲解，朕孜孜典学，虽不能媲古帝王，而此心朝夕懋勉，未尝稍懈也。”[10]1129他将孟子之道分享给众皇子：“‘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在大贤希圣之心，言必称尧、舜。”[1]18他要求皇子们学习研究古代帝王们相授相传的治国心法，不论是“尽君道”还是“尽臣道”，皆是为稳固大一统政权服务。

缓和满汉民族关系对于保持清王朝社会秩序安定尤为关键，皇太极、顺治等皇帝都采取过缓和满汉民族矛盾的措施。康熙帝亲政后，满洲八旗势力过盛，基于统治需要，他沿用顺治帝在位期间的一些举措，通过开设博学鸿儒科、祭拜孔庙并为孔子书“万世师表”匾等一系列礼仪活动来缓和满汉民族关系。此外，亲谒明孝陵也成为康熙帝笼络汉族士人的政治手段。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帝在首次南巡途中亲自拜谒明孝陵，起居注载：“上率内大臣、侍卫、部院官员往谒明太祖陵，于孝陵殿前行三跪九叩头礼。次于宝城前三奠酒。”[6]1246康熙帝此次谒陵之举，宣示了自己是大明的继承者以及自己对汉人的尊重，让明末遗留的汉族知识分子始料未及，自此他们渐渐接纳并承认清朝统御中原大地的事实，并逐步接纳清廷推行的笼络汉族士人的政策。谒陵之后，康熙帝即作《过金陵论》一文，通过分析明朝朝野上下朋党弊政、社会经济衰退、境内外叛贼纷起的历史乱象，以此反思自己的为政举措，警示清朝后世子孙以史为鉴，勤修政事。此后，康熙帝又四次亲谒明孝陵，根据《康熙起居注》记载，康熙帝在第三次谒陵后谕令敕修明太祖陵，御书“治隆唐宋”匾额悬于明太祖陵祠，这一举动无疑进一步促进了满汉民族关系的缓和，增进了中原汉人对这位“仁皇帝”的情感，展现了满族的礼仪修养和大清政权的合法性。康熙帝晚年派遣皇子们前去祭奠明朝十三陵时训示：“明朝十三陵朕往观数次，亦尝祭奠。今未去多年，尔等亦当往观祭奠。遣尔等去一二次，则地方官、看守人等皆知敬谨……观此，则我朝得天下之正，待前之厚，可谓超出往古矣。”[1]96

康熙帝以五次亲祭明孝陵的经历和晚年遣派皇子祭奠明朝十三陵的经历告诫皇子们：在施政过程中既须优抚礼待前朝遗民，提高汉臣地位，以示清朝皇室贵族礼仪修养和“满汉一体”的统治政策，又须以前朝为鉴勤政爱民，勿走前朝倾覆之路。自满族贵族入关以来，汉族地主阶级一直存有抵制心理，拒绝剃发、易服和出仕等，满汉民族关系紧张，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康熙朝。康熙帝优抚亲祭前朝帝陵意在传递“满汉一家”的文化认同，以此谋得汉族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支持，同时也是为了向天下人宣示中原大地已在满族的统御之下，借此宣扬满族政权的合法性。此项举措不仅有利于消弭汉族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排满情绪，还赢得了汉族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支持，由此扩大了清朝的统治基础，促进了满清政权的汉化和正统化。

三、良训传家推动满汉文化交融

康熙帝一生文治武功，创业守成业绩非凡。他将清朝推向盛世，培育出一批兼具学问品行和治国领军能力的皇子皇孙，留下了一部影响深远的帝王家训。《庭训格言》是清朝皇室教育的真实写照，对皇室贵族及诸多王公大臣影响深远，为清朝入关后两百多年的王朝统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特别是康熙帝对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的尊重和吸收，建立了满汉民族的文化认同，推动了满汉文化交融和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

康熙帝对皇子教育极为重视，他以自身早学、勤学、笃学、苦学的经历训教诸皇子：“朕八岁登极，即知黾勉学问。”[1]15“及至十七八，更笃于学，逐日未理事前，五更即起诵读；日暮理事稍暇，复讲论琢磨。竟至过劳，痰中带血，亦未少辍。”[1]15-16康熙帝曾与大臣们曰：“朕宫中从无不读书之子。今诸皇子虽非大有学问之人所教，然已俱能读书。”[6]1644他不仅严督亲教皇子们读书，也注重为皇子们选师，尤其注重皇太子教育，他曾言：“允礽幼时，朕亲教以诗书。继令大学士张英教之，又令熊赐履教以性理诸书，又令老成翰林官随从朝夕纳诲，彼不可谓不知义理矣，且其骑射、言词、文学，无不及人之处。”[11]

康熙帝要求皇子们自幼学习诗词翰墨以振兴清朝的文教事业。他曾谕示翰林院掌院学士喇沙里等人：“‘治道首崇儒雅。’前有旨令翰林官，将所作诗赋、词章及真行草书，不时进呈。后因吴逆反叛，军事倥偬，遂未进呈。今四方渐定，正宜振兴文教，翰林官有长于词赋及书法佳者，令缮写陆续进呈。”[10]846他教导皇子们珍视文字，敬畏文化：“字乃天地间之至宝，大而传古圣欲传之心法，小而记人心难记之琐事。能令古人今人隔千百年觌面共语；能使天下士隔千万里携手谈心；成人功名，佐人事业，开人识见，为人凭据，不思而得，不言而喻，岂非天地间之至宝与？”[1]115他举古人之例谕教皇子们学诗：“夫子雅言之教，称引诵说，惟诗最多。如《大学》《中庸》《孝经》，篇末必引诗以咏叹之，亦以见古人之斯须不离乎诗也。思夫伯鱼过庭之训‘小子何莫学夫诗’之教，则凡有志于学者，岂可不以学诗为要乎？”[1]52振兴文教有益于成风化俗，从而有效笼络儒家知识分子，推动国家迈向以文化人的太平盛世。而振兴文教的最佳方式便是规令皇子们学习诗词翰墨，并以此带动满族贵族子弟学习儒家文化，从而令天下归心，这也是康熙帝令皇子们从小熟诵诗词、习修笔墨的原因。康熙帝训导皇子们曰：“书法为六艺之一，而游艺为圣学之成功，以其为心体所寓也。”[1]135-136皇子们学习诗文书画，既能提升文化修养，也能起到修身养性之效，更能增进满汉人文交流，由此也可见证康熙帝在培养皇子儒学文化素养上所下的功夫，体现出清朝政权融入汉文化的努力和成效。

满族历来有皇子参政的传统，康熙帝训导皇子们：“《书经》者，虞、夏、商、周治天下之大法也。”[1]17皇子们年幼时就要接受儒家“君臣之道”的思想教育，《尚书》《礼记》及各类史书等均为皇子们受教的教材。康熙帝曾每天率领众皇子及身边侍卫人员“射侯射鹄，备仪备典”[1]142，通过行围打猎的方式考察皇子，锻炼其骑射和统御调度能力。及至皇子们能独当一面，康熙帝辄令他们参与处理各项政务，如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期间命太子胤礽留京总理政务，康熙帝南巡期间也曾令太子留京代理过政务，其他的皇子如胤祉、胤禛、胤祀等人也都参与过协理政务，如参与祭祀典礼、分管八旗事务等。得益于康熙帝良训传家的皇室教育，皇子们不仅具备较强的掌理朝政能力，还涌现出一批统军作战的将帅之才。

雍正帝即位后，追封孔子五世先人，下令敬避孔子名讳，优待明朝王室后裔，进一步笼络汉族地主阶级。雍正帝在位十三年，“朝乾夕惕”，承继康熙帝“各部院本章，朕皆一一全览”[1]61的勤政遗风。据记载，雍正帝在位期间批阅的奏折约合360卷，总量达十几万件，平均每日需批阅三四十件奏折，所以他自诩为“以勤先天下”。雍正帝继续推行康熙皇帝的“尊孔崇儒”与“满汉一体”政策，并在此基础上派专人将康熙皇帝发布的《圣谕十六条》进行阐释和解读，阐发为《圣谕广训》颁行民间。

康、雍两代帝王的励精图治推动清朝走向鼎盛，乾隆帝即位后，仿效皇祖康熙帝六次南巡，振兴文教事业，纂修史书典籍，主持编成《四库全书》，进一步稳定国家统治秩序，促进满汉民族的交流交融。《清史稿》称道：“高宗运际郅隆，励精图治，开疆拓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于斯为盛。享祚之久，同符圣祖，而寿考则逾之。自三代以后，未尝有也。惟耄期倦勤，蔽于权幸，上累日月之明，为之叹息焉。”[12]正是在康熙帝的训诫教导之下，雍正和乾隆两朝不断开疆拓宇，促使清朝走向鼎盛时代。同治年间，曾国藩在《国朝先正事略》序言中曾如此夸赞康熙帝的品学修养和教育成就：

我朝六祖一宗，集大成于康熙，而雍乾以后，英贤辈出，皆若沐圣祖之教，此在愚氓亦似知之，其所以然者，虽大智莫能名也。圣祖尝自言：年十七八时，读书过劳，至于咯血，而不肯少休，老耄而手不释卷，临摹名家手卷多至万馀，写寺庙匾榜，多至千馀，盖虽寒畯不能方其专；北征度漠，南巡治河，虽卒役不能逾其劳；祈雨祷疾，步行天坛，并醢酱齑盐而不御；年逾六十，犹扶病而力行之。凡前圣所称至德纯行，殆无一而不备，上而天象、地舆、历算、音乐、考礼、行师、刑律、农政，下至射御、医药、奇门、壬遁、满蒙、西域、外洋之文书字母，殆无一而不通，且无一不创立新法，别启津途。后来高才绝艺，终莫能出其范围。然则雍、乾、嘉、道，累叶之才，虽谓皆圣祖教育而成，谁曰不然！[13]

康熙帝尤为重视“仁”和“礼”的教育，以此造就皇子们适应中国政治传统的心性修养。训曰：“仁者以万物为一体。恻隐之心，触处发现。故极其量，则民胞物与，无所不周。而语其心，则慈祥恺悌，随感而应。凡有利于人者，则为之；凡有不利于人者，则去之”[1]22；“盖敬以存心，则心体湛然”[1]13；“凡人最要者，惟力行善道”[1]112等等。修身乃治国之基，统治者施行仁政，首要有“大爱之心”，将万物等同而视，这乃是统治阶层的基本修养。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曾在书信里提到：“皇太子的兄弟们，尤其是他长兄，具有许多优秀品质和极好的天性，他们对我们都十分仁慈。”[8]245康熙帝谕教皇子们将黎民百姓视为同胞，将万物视为朋友，这样便能以仁善之心统御天下人。他曾以优待丹济拉和任用施琅攻台的“活教材”劝诫诸皇子力行善道：

前者丹济拉来降之时，众皆谏朕宜防备之。朕心以为丹济拉既已来降，即我之臣，何必疑焉？初至之日，即以朕之衣冠赐之，使进朕帐幄内近坐赐食，傍无一人，与伊刀切肉食。彼时丹济拉因朕之诚心相待，感激涕零，终身奋勉尽力。又，先时台湾贼叛，朕欲遣施琅，举朝大臣以为不可，遣去必叛。彼时朕召施琅至，面谕曰：“举国人俱云汝至台湾必叛。朕意汝若不去台湾，断不能定汝之不叛。”朕力保之，卒遣之。不日而台湾果定。[1]112

他引用有子之言谕诫皇子们谨守本分：“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2]34这是将礼作为严格尊卑贵贱的标准，谕示皇子们皇权不容僭越，以此强调政权的等级秩序。

总体而言，康熙朝的皇子们大多学有所长、业有所成。康熙帝教育皇子的良苦用心，在于期望皇子们凭借掌握的丰富学识和精湛技艺更好地效力于满清大一统王朝，并以此赢得汉人的支持，促进满汉民族文化交融，形塑汉式思维和儒家正统，改善满汉民族关系。探析《庭训格言》的训育思想，不论是康熙帝倡导的修身齐家思想还是治国平天下主张，其主观动机是为维护清朝政权稳固而服务，意在强化清朝统治的民族、阶级和思想基础，而在客观上又加速了满族与汉族及其他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与民族融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梁启超曾如此称赞康熙皇帝及其《庭训格言》：“康熙帝是比较有自由思想的人。他早年虽间兴文字之狱，大抵都是他未亲政以前的事，而且大半由奸民告诉官吏徼功，未必出自朝廷授意。他本身却是阔达大度的人，不独政治上常采宽仁之义，对于学问，亦有宏纳众流气象。试读他所著《庭训格言》，便可以窥见一斑了。”[14]从《庭训格言》看来，康熙帝一方面训导皇子们习满语、重骑射、守旧典，以维护民族文化特质和族群认同，达到八旗尤其是满族皇室贵族之间的团结，以期王朝根基稳固、政权不移；另一方面又进一步推崇“尊孔崇儒”和“满汉一家”的思想政策，究其原因是因为清朝皇室挥师入关后，其统治重心已转至关内汉地，其战略目标转为继承中华帝制和中华文化正统。这种倡导满汉民族文化融合的政策主张很大程度上赢得了汉族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支持，由此推动清朝统治基业承继中华帝制和儒教名分长达二百余年。正是《庭训格言》这样一部融汇满汉文化精义的帝王家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造就了康熙王朝集学问品行和文治武功于一身的皇子们，并深刻影响清朝后世几代皇帝的品行修为和满汉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历史上，清朝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历史时期，多民族和多元文化并存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显著特征。《庭训格言》所蕴含的民族文化交融思想，顺应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发展逻辑，对清朝入关后二百余年的大一统王朝统治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构建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