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 乐

（安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国际歌》是在巴黎公社血与火战斗洗礼中诞生的、在全世界获得广泛传唱的、以歌曲形式表现的“马克思主义”[1]。近百年来，《国际歌》一直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前进步伐。本文拟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中国革命的早期阶段着手，探析《国际歌》的译介、传唱及其效用。

一、《国际歌》的译介与早期传唱

十月革命以后，中国人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大体是通过俄国、日本、法国等三个主要途径。中国人最早接触的《国际歌》，到目前为止有据可查的，有俄文、法文两种版本。1920年10月，以北京《晨报》特约记者身份前往莫斯科的瞿秋白，到苏联后，所学唱的就是俄文版的《国际歌》。周恩来在1920年留学法国，和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所唱的，则是法文版的《国际歌》[2]127。

由外文的《国际歌》翻译成中文，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初。在中国当时的一些刊物上，就曾出现过一些没有署名的《国际歌》的翻译版本。但由于翻译质量及其认可度都不甚理想，因而很难对普通群众发生作用。最早有署名的中文版《国际歌》，应当是黄凌霜和区声白合署的以“列悲”为笔名，在1920年10月10日至12月5日连续刊载于广州《劳动者》周刊的《国际歌》歌词。其次，是郑振铎与耿济之在1920年10月从俄文版翻译发表的《国际歌》。这个版本被称为《第三国际党的颂歌》，刊登在1921年5月《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以及1921年9月《小说月报》第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上[3]。但他们翻译的版本，也仅以诗的形式出现，还没有赋以曲谱，因而也就不能传唱。

我国最早传唱的《国际歌》是瞿秋白翻译的。他在莫斯科期间，为《国际歌》那激昂的旋律和前卫的思想内涵所感染，急切地想要介绍给祖国人民。1922年他着手翻译，1923年6月，中共党人瞿秋白与革命诗人箫三，两人几乎于同一时间发表了他们各自译配的《国际歌》。其中瞿秋白译配的《国际歌》，发表在由他主编的《新青年》（季刊）上。《国际歌》在1923年6月召开的党的三大代表会上第一次闪亮登场。6月20日，出席会议的代表们来到广州东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由瞿秋白和张太雷教唱和领唱，代表们齐声高唱《国际歌》，大会在雄壮的歌声中闭幕[4]。从此以后，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奏唱《国际歌》，这一传统延续至今。

中国共产党注意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积极开展群众运动。党领导的群众运动（包括群众集会）为学习和传唱《国际歌》提供了政治舞台，而《国际歌》的传唱也振奋了群众精神、壮大了群众声威，从而成为群众运动的鼓舞力量。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曾组织工人广泛传唱《国际歌》。在1924年9月14日召开的该俱乐部组织的罢工胜利两周年纪念大会上，先以“全体唱《部歌》（指俱乐部部歌——引者注）和《国际歌》，并向部旗行致敬礼”作为开始，后有各地工会代表的演说。最后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万岁！’‘中国工人团结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万岁！’”[5]的欢呼声中闭幕。安源路矿工人传唱《国际歌》，不仅极大地提高了阶级觉悟，而且把歌词所蕴含的革命理念变成了实际行动。据肖劲光回忆：“我们在安源工人俱乐部工作的同志，按照巴黎公社的组织原则，每月工资不超过工人中的中等水平工资，交了饭费后，所剩无几。那时我们都很明确，就是真正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工作，谁也没有讲究生活待遇的想法。”[6]这正是体现巴黎公社低薪制和社会公仆精神的生动写照。

1925年6月下旬爆发的省港大罢工运动，也回荡着《国际歌》的澎湃声浪。罢工工人经常高唱《国际歌》《国民革命歌》等歌曲参加游行示威。作为罢工运动舆论工具的《工人之路特号》，在1925年7月12日的第四版辟出版面，专门刊登了《国际歌》的前两段歌词[7]，旨在用《国际歌》承载的公社精神激励工人斗志。

为了传颂和弘扬公社精神，1926年3月18日，广州人民开展了巴黎公社55周年纪念活动[8]。这次活动规模空前，参加者人数众多、踊跃异常，仅列队出席的各界社会团体成员已经上万，还有许多自发参与者纷至沓来。参加这次纪念活动的有中共党人张太雷、林祖涵（林伯渠）、刘少奇，以及《工人之路特号》主编邓中夏等，他们在会上做了慷慨激昂的演讲。此次活动进行中，突然下起雨来，但会场秩序井然，人们热情高涨，会场上不时爆发“巴黎公社万岁”的口号声和震耳欲聋的掌声。纪念大会在全场“高唱《国际歌》，高呼口号”[9]的高潮中结束。

总之，《国际歌》在大革命时期的传唱，动员了群众，激发了党的蓬勃朝气，促进了大革命这一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尽管这一革命后来遭到了失败，但这一传唱活动所播下的革命火种并没有熄灭。不仅如此，这一传唱活动还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得到了更为自觉主动的开展，取得了更大的成效。

二、《国际歌》的动员功能和政治效用

从大革命到土地革命战争的转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其所进行的革命事业，都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即中国共产党开始逐渐成熟起来，从国共合作、参加和促进以国民党为主导的国民革命到独立发动和领导“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的转变。

新时期意味着新任务。大革命时期的任务是团结人民打倒封建军阀和对其支撑的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任务，则是在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窃取革命果实，掌握全国政权的严峻形势下，解决“要不要革命”和“如何革命”的问题，即要为最终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找到和开创一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起步、后来不断得到拓宽的，通过武装斗争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

在开创这条道路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以往革命的高潮和低潮、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用血与火的语言对《国际歌》的本质精神进行了深入诠释和深刻体认。这种体认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明确革命的力量。《国际歌》中说：“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也就是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革命的主力军。与《国际歌》的这一理念一脉相承，毛泽东基于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提出了两大重要论断：其一，“革命铜墙铁壁论”。“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是革命“真正的铜墙铁壁”，因而“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10]139。其二，“星火燎原论”。人民力量相对于反动力量虽然暂时弱小，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0]97，因而人民革命将取得最后胜利。

二是明确革命的路径。《国际歌》中说：“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这里的“打”字，鲜明地指出，要用暴力革命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注重民众运动，但忽视了军事运动，结果吃了大亏。1927年召开的党的“八七会议”纠正了这一偏向。毛泽东用革命鲜血凝成的格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表达上述“打”的思想[11]。

由于对《国际歌》的本质精神有了上述两点刻骨铭心的体认，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对开展《国际歌》的传扬活动，也就表现得更为自觉主动，也更有成效。

所谓更为自觉主动。这表现在：其一，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把开展包括《国际歌》在内的革命歌曲的传唱活动提到了党的工作的突出地位。作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纲领性文献的古田会议决议指出：“各级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治部编制委员会负督促及调查之责。”[12]此后，革命根据地的各个单位包括红军部队、苏维埃政府和地方党委，以及各群众团体都积极行动起来，注重运用包括对《国际歌》在内的革命歌谣的传唱来教育群众。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写道：“苏府范围内的农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能明白国际歌、少先歌……红军歌及各种革命歌曲，尤其是阶级意识强的，无论三岁小孩，八十老人，都痛恨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及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13]这段描述生动说明，用革命歌曲来教育群众，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其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积极主动参与，发挥了表率作用。1927年后，毛泽东在井冈山亲自教红军官兵和群众学唱《国际歌》[2]126。1927年，周恩来在上杭两次领唱《国际歌》。1929年9月14日，周恩来在《彭扬颜邢四同志（即彭湃、扬殷、颜昌颐、邢士贞）被敌人捕杀经过》中多次述及烈士们高唱《国际歌》的感人情形[14]26。1929年，邓小平在领导百色起义的筹备阶段曾提议和主动教唱宣传干事学唱《国际歌》[15]。1934年10月，邓小平随中央红军长征，在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期间，十分重视机关干部的思想政治和文艺宣传工作。据当时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总务处的粱必业回忆：“小平同志很关心大家唱歌，他发现机关同志唱起《国际歌》，南腔北调，非常不准确，音符也唱错，经常唱走调，他就把大家集中起来，亲自教唱，每个音符，每句歌词都教得非常认真。我和许多同志都是经过小平同志教唱，才算比较准确地唱会了《国际歌》。”[16]由此可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论在那时身居何职，都从提高群众觉悟、激发革命斗志的高度来积极教唱《国际歌》。其三，《国际歌》被赋予和享有了苏区第一革命歌曲的崇高地位。1931年11月2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中央苏区瑞金宣告成立。《国际歌》被确定为共和国象征和标志的国歌。这一决定本身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歌》本质精神和革命价值的认知已经升华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政治效用。

首先，《国际歌》作为团体放歌的齐唱，促进了政治身份的认同。群众集会，特别是红军部队集合的场景中，齐唱《国际歌》是通常形式。参加红军队伍的人员来自社会的方方面面。各色人等加入了红军队伍，在组织上，也就意味着他们成为了战友或同志。但如何在思想感情上获得这种政治认同，则是一个更为艰难的过程。在这方面，《国际歌》和其他革命歌曲的“齐唱”，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齐唱的形式方面，作为个体的参与者，也就从原在的特定的“我”，变成了现在的共同参与的“我们”，从而把个体的经验上升为集体性的、参与式的抒情方式。在齐唱的内容方面，齐唱革命歌曲，也就意味着参与者自己从思想情感上确认自己是革命者，是革命队伍的一员，从而塑造着其作为革命者的身份认同。“革命音乐所具有的精神凝聚性，会使革命音乐具有一种空前的协调组织功能”[17]。“在工农革命军的党的会议上，一般都先唱《国际歌》，然后再开会。”[18]

其次，《国际歌》作为唤醒民众的传唱，促进了革命斗志的激发。参加工农红军的，绝大多数是被剥削、被压迫的穷人。穷人知道自己穷，但过去不知道穷的真正原因，以为是命中注定，通过学唱《国际歌》和其他革命歌曲，可以起到唤醒的作用。《国际歌》的歌词：“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就是这样一种唤醒。通过唤醒，使民众认识自己的处境、利益和力量，从而挺起精神的脊梁，投身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因此，在长征路上，“红军走到哪里，《国际歌》声就在哪里响起。……并把向群众教唱《国际歌》当作宣传群众的有力手段。”[19]邹荣也认为：“文化动员是苏区时期动员的一种重要方法，通过文化动员唤起苏区民众的斗志，并将党的宗旨与民众的利益有效地联系起来，在一定时间内二者成为利益共同体，代表中共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观得到了有效的传播和灌输，并被一部分民众认同和接受。”[20]

再次，《国际歌》作为仪式呈现的奏唱，促进了自律品质的涵养。不同仪式具有不同意义。从文化的维度说，“仪式就是各种浓缩在象征符号中的文化表达过程。”[21]仪式具有价值导向性、庄严肃穆性、氛围体验性的特征。它能升华人的情感，涵养人的自律品格。参加这种仪式，有助于把仪式所倡导的价值观内化为参与者的自律意识和自律行为。1927年10月15日晚，毛泽东在水口村叶家祠堂亲自主持的新党员入党仪式，正式把齐唱《国际歌》作为入党宣誓仪式的一项议程。如前所说，从1923年的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始，以后党的各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各级代表会议都把奏唱《国际歌》作为一种仪式。通过这种仪式既激发了新党员励志投身无产阶级革命的心理情感和严格要求自己的自觉意识，同时又使参加仪式的党员和党的代表重温马克思主义理想、重温党的宗旨使命，借以加强自律与约束。这样一来，作为仪式呈现的《国际歌》的奏唱，也就成为党的建设的一种的重要思想和教育资源。

最后，《国际歌》作为抒发豪情的高唱，促进了壮烈人格的塑造。革命危难之际，一曲国际悲歌，壮怀激烈，如鼓催征。据参加过广州起义的梁秉枢、陶铸等人的回忆[22]，广州起义爆发前夕，在与敌人激战的过程中，以及起义胜利成立苏维埃乃至起义被镇压后，整个广州都响彻着悲壮而激越的《国际歌》。这歌声激励着起义军民奋勇争先，前赴后继，英勇奋斗。许多革命先烈更是高唱《国际歌》走向刑场，天地为悲，动人肺腑。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同志被捕后，于1929年8月30日被国民党秘密杀害。在临刑前，他们“慷慨地向士兵及在狱群众说了最后的赠言，唱着《国际歌》，呼着口号出了狱门，引得一般士兵及狱犯都痛哭失声”。听到行刑的枪声，“有一狱犯特杀鸡一只望空致祭”[14]27。此情此景，令人动容。无数革命者和革命先烈通过高唱《国际歌》所抒发的人格精神与日月同辉。

可见，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际歌》的传扬对党的建设的推动、人民军队的创立壮大、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创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三、启 示

回望和总结《国际歌》译介、传唱的百年历史，对于今天的人们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激励着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第一，提高行动自觉，让《国际歌》的传唱代代发扬。《国际歌》作为一首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自信之歌、战斗之歌、理想之歌，它对“解放”和“正义”的宣扬，在任何时代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因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要通过实践和学习，不断体认《国际歌》所承载的追求“解放”和“正义”的精神，不断提高行动自觉，把《国际歌》的传唱活动积极和永续地进行下去。

第二，围绕中心任务，让《国际歌》的传唱常续常新。这里的中心任务是指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时代不同，面临的任务不同，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也会发生转移。《国际歌》的传唱活动，其着力点和旨归要为适应这种转移而主动变化，使《国际歌》的传唱活动获得鲜活的生命和现实的价值。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革命向土地革命的转移和随之发生的《国际歌》的传唱活动，从单纯服务于党领导的民众运动到主要服务于党领导的军事运动的转移，使这一传唱活动获得了更为广泛且更有影响地开展，就是极好的证明。

第三，坚持唱做合一，让《国际歌》的精神赓续传承。毛泽东曾要求全党，将《国际歌》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教材，“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照着去做。”[23]所谓照着去做，就是要把《国际歌》所抒发的为人民解放和幸福的事业，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精神在革命实践中加以践行。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革命者唱着《国际歌》奔赴战场，许多革命先烈高唱《国际歌》走向刑场，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奋斗、牺牲，也就没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创。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党领导人民迈上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宏伟征程的重要时间节点。在此之际，我们要大力发扬“唱做合一”的光荣传统，继续高唱《国际歌》，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