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迪，张 伟，3，张志鹏

（1.南京工程学院 社会工作系，江苏 南京211167；2.南京工程学院 社会治理研究所，江苏 南京211167；3.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211100）

引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指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是“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实务导向的社会工作对提高我国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国内社会工作的发展面临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是高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的理论同实践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需求。高校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的和转型社会治理的需要，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在本土化中培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进而更好地增进个人、家庭、社会的福祉。笔者拟从王思斌提出的社会工作融合性发展的视角，探讨在党建引领的社区治理中如何落实融合性的社会工作，进而解决当前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中的问题。

一、社会工作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社会工作发展的本土化、专业化、制度化问题

社会工作恢复重建近三十多年以来，社会工作专业的教育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也存在不少的问题。研究者通过对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的现状分析，认为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专业教师和学生的实践能力不足和实验室实习基地的欠缺，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能力不足，社会工作的人才队伍建设的制度安排无法给予社会工作者上升空间、社会地位等发展机会［1］。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存在“人才培养模式单一，本土经验不足”“核心素质培养不足”“人才培养与职业化衔接不足”三个问题［2］。总体上，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的问题可以总结为本土化、专业化、制度化三大问题。

（二）基层党建与社区社会治理的需求

与社会工作发展的本土化、专业化、制度化问题相伴随的是基层党建与社区和社会治理的需求。近年来，中央的政策文件多次强调要加强基层党建，指出基层党建被边缘化、弱化的社会地位。党建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和工作方法过于依赖行政资源和手段，缺乏创新性［3，4］。与此同时，基层社会治理，尤其是城乡社区治理面临的问题也给党和国家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建立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体系带来巨大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分割的局面下城乡人口大规划流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社区治理难题、城市社区中的外来人口的服务和管理问题、农村社区的空心化以及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等等。

在此背景下，党中央和政府提出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思路，希望以党建工作中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等带动基层社区和社会的治理。党建和基层社会治理的结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落实党的群众路线，但是无法解决党建的工作方法和手段的问题。解决党建和社会治理手段的行政依赖，社会工作无疑是最好的弥补和平衡。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要求和实务导向决定了社会工作从业者需要解决本土社会中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社会工作作为专业化和制度化的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工作行政实践，以独特的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和社会工作行政方法和专业的理论知识作为支撑，能够协助党群工作者和社区治理工作者高效地完成工作任务。国内多个城市诸如广州和深圳等的社区已经尝试在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引入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以提升社区治理和党群工作的效果，均取得了良好的成效［5，6］。

二、社会工作发展本土化、专业化、制度化问题的原因分析与破解之道

（一）专业社会工作发展问题的实践溯源

社会工作作为从西方传入的事物，具有自身产生的社会背景、职业价值理念、社会问题情境等特点，决定了社会工作被移植到中国社会语境时需要经历专业化的学习和创新、本土化的适应和改造，要在服务中国特色的社会问题情境下制度化，成为有机地融入我国社会的新职业。

基于上文的分析，社会工作的发展问题主要来自高校的人才培养和具体的社会治理需求。高校人才培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建至今飞速发展，社会工作专业的教育和人才培养由于缺乏本土化的实践和理论导向，存在专业化不足、同实践疏离等问题。此外，社会工作在我国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制度建设从2008年开始实行职业资格证书考试而逐渐确立。在各类实务领域中，社会工作的工作岗位开发、工作待遇、职称评定、发展空间等方面缺乏明确的规定或者无法得到保障［7］，导致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的流失率较高，进一步造成社会工作发展的专业化、本土化、制度化的乏力。

（二）社会工作实务发展的行政性与专业性之辩

就具体的社会工作实务而言，城乡基层社区治理的常规性工作被众多学者视为行政性的社会工作，被公认为是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重要语境和资源，城乡基层社区治理的行政性服务工作也被视为本土化社会工作的重要内容，由此产生了源自西方的专业社会工作和本土的行政性社会工作的关系问题，衍生了一系列诸如二者是互相嵌入、相互协同发展抑或应该是致力于融合性的发展的讨论［8］。

二者的关系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我国独特的社会政治语境，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和党群工作，妇联、共青团、工会等官方的群团组织在开展行政性的社会服务和社会福利救助等方面积累了很多工作经验和实践智慧，工作方法的行政性色彩浓厚，缺乏专业的方法理念引导，无法应对复杂多样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专业社会工作的西方化理论同实务经验与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仍然存在距离和隔膜。在解决实际问题时，书本上的社会工作理论、方法、价值伦理无法适应中国社会现实，也难以被城乡基层社区居民接纳。

因而，行政性社会工作和专业社会工作各有优势和不足，二者的关系如何平衡，成为解决社会工作发展模式和社会工作本土化、专业化、制度化问题的决定因素。

（三）融合性发展作为破解之道

针对社会工作发展中的这些问题，诸多学者围绕王思斌提出的传统行政性社会工作与专业性的社会工作的关系的论述，对“嵌入性发展”和“协同性发展”展开了较多的讨论研究，提出了诸如“增量嵌入”的概念［9］、社会工作发展的“双向嵌入”问题［10］、超越了“嵌入”的理论视角［11］。王思斌在前两个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融合性发展”的概念，“嵌入性发展”“协同性发展”“融合性发展”代表社会工作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王思斌认为，“嵌入性发展”是指专业社会工作对“行政性非专业的社会工作”领域的嵌入；“协同性发展”是指专业社会工作和行政性社会工作为双主体，为共同的目标协同发展，包括总体上专业社会工作对行政性社会工作的协同和行政性社会工作在专业服务上对专业社会工作的协同；“融合性发展”则是指双方作为平等独立的主体，积极地相互学习，共同合作，致力于基层社区发展。这三个发展概念对应社会工作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也是三种不同的主体关系，自专业社会工作较为被动地嵌入行政社会工作到二者相对平等的协同发展再到二者积极互动、相互学习、相互融合而又保持独立性，共建社会治理的共同体关系，从而实现社会工作的发展。王思斌对中国社会工作发展逻辑的解释，本质是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和本土化的关系问题，其中部分涉及制度化的问题。王思斌认为，平衡的融合性发展对社会工作和社会治理都是有益的，应该是未来的发展方向［12］。何雪松也认为“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是中国宏观社会工作最重要也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应当采用“积极而非激进”的方法发挥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性，推动基层社区治理的变革［13］。

融合性发展既保持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又积极影响行政社会工作者（本土社会工作者）学习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使二者在社会治理实践中通过优势互补来相互学习、相互信任，共同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社会工作的社会服务目标［8］。融合性发展的概念是王思斌提出的一种发展趋势，内涵并不清晰。笔者试图从融合性发展同嵌入式、协同式的异同点和如何实现融合来阐释这一概念的内涵。从嵌入性到协同性再到融合性发展视角的提出，都说明行政社会工作和专业社会工作的关系不容回避，这是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实践命题。

融合性发展视角与嵌入性发展视角和协同性发展视角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融合性发展是一种主动性和主体性地位更强的发展模式。

第二，融合性发展突破了传统发展模式的简单拼接或者并列的状态，从信仰、伦理、方法等层面实现了水乳交融的发展。

第三，融合性发展视角直面中国社会政党影响社会等领域的关系社会学，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发展模式。融合性发展需要在信仰来源、伦理价值、方法技巧上实现行政社会工作同专业社会工作的有机融合。以共产主义信仰为本，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伦理价值，以专业方法技巧为手段实现党群工作高质量发展，是融合性发展的本质。

融合性发展的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发展理念，如何落地到社区和高校社会工作教育之中，笔者认为，在基层社区、基层社会组织、基层社会工作联动中推动党建引领，专业知识参与社会工作人才的培养，党建社会工作是落实和促进社会工作融合性发展的抓手。众多学者对社会工作本土化和专业化的讨论，忽略了社会工作的价值伦理和哲学信念的来源及其对本土的疏离。党建社会工作则赋予专业社会工作本土化价值合理性和合法性，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此外，党建引领的社区治理，为社会工作本土化和专业化升级发展提供了最佳语境和载体。

三、党建社会工作的内涵与中国特色

在社会工作专业本土化要求和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专业化需求的背景下，党建社会工作是指以党建精神引领，以社会工作专业助人自助的方法服务人民群众，以基层社区、基层社会组织、基层社会工作联动提升和优化社区党建和社会治理的水平和质量。党建社会工作的概念源自南京社会工作实务界人士哈曼和华东理工大学以及临沂大学社会工作系的一组研究论文。哈曼首先提出社会工作可以实现党建和群众工作的新联结的观点［14］，杨超进一步论述其学术渊源，提出党建社会工作的概念，基于中国国家与社会不同于西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突出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影响社会建设和中国社会工作的重要力量的最大特色，他将党建社会工作视为不同于西方社会工作的一种范式［15］。

本文的党建社会工作即为此种范式意义上的概念。党建社会工作区别于企事业单位或者社会组织中以党建活动为内容的专业社会工作实务（这一类社会工作实务可以称为狭义的党建社会工作）。

我国党建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本土化的范式，不同于传统的西方社会工作范式，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

第一，信仰方面，西方社会工作的信仰源于宗教，我国党建社会工作的信仰源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

第二，伦理价值方面，西方社会工作价值注重个体价值和潜能的实现和对社会问题的修补；我国党建社会工作的伦理价值体现于专业化的群众工作中，具有关系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特点并且着眼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第三，实务开展落地方面，西方社会工作范式通过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的直接沟通确立工作关系；我国党建社会工作范式以党建引领，以群众工作为载体，通过社会工作机构的党组织同基层社区或者街道的党组织联建、接洽的方式沟通互信，确定合作关系。

（一）党建社会工作的共产主义理念特色

与西方的社会工作相比，我国党建社会工作的哲学理念源自共产主义的服务人民群众和为人民服务、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理念。与国内非党建的传统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和社会工作实践相比，党建社会工作的理念资源更具合法性，也具有更加广泛的、更加强大的社会基础。一些学者倡导开发和挖掘国内传统文化作为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理念资源［16］，从现代社会的发展而言，党建社会工作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吸取营养和资源支撑显然更容易获得政治和社会的合法性，也更加有利于社会工作从业者获得政府和社会大众的信任。相比欧美社会工作的基督教和人本主义哲学背景，党建社会工作的哲学背景更加切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现状。

（二）党建社会工作的整合性方法论特色

从社会工作者的从业素质而言，党建社会工作对从业者的要求更高。党建社会工作者不仅需要熟悉西方社会工作的基本理论和价值、专业的工作方法和技巧，而且需要具备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高度认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或者成为共产党员。此外，传统的社会工作从业者的工作方法过于拘泥于个案、小组、社区和社会工作行政相互独立的工作方法的讲授和学习。党建社会工作人才在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工作中通常面临更加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更加综合化的问题解决方案。后疫情时代，疫情危机创伤的平复和社会韧性的重建给党建社会工作带来新的挑战，无疑对社会工作从业者的工作能力和素质提出了更高、更全局化的要求。

（三）党建社会工作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在社会工作从业者同党和政府的关系方面，西方的社会工作同政府的关系相对更加中立，更加注重社会工作者的倡导者和维权者的角色和意识；我国传统的社会工作大多依靠政府部门的购买服务生存发展。一段时期以来，政府和社会工作组织和从业者的关系一直处于模糊不明的状态，对何去何从没有清晰的认识。随着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念的发展，社区治理的现实需求在社会转型中凸显，党建社会工作开始成为一些学者和社会工作实务界的共识［17］。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文明建设均具有重要的领导作用，我国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不同于西方国家政党与社会的对立和疏离关系。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积极影响社会建设，与社会力量协同合作相互融合，成为我国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最大特色；党建引领的群众工作和社会治理，成为鲜明的中国特色话语，对全球范围的社会工作发展模式创新作出独特贡献。党建社会工作在实践方面既能够很好地解决问题，又能够在理论和话语体系方面提供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成为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本土化的重要载体。

（四）党建社会工作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特色

后疫情时代和疫情高风险时代的党建社会工作通过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的联动，实现社会治理和风险治理的专业化。学界一直在讨论和思考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路径，党建社会工作在后疫情时代一方面需要从社会风险治理角度把基层的社区工作者吸纳进来；另一方面，党建社会工作以较为宏观和中观层面的视角和风险防控的需要，决定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联动的社会工作实践应当以社区层面的系统性问题评估、风险应对、社会服务为主。这既能够将社区工作者的实际工作经验融入专业实践进而提升为专业知识技能，又能够解决社会工作服务偏重细枝末节的个案和小组的局部性的服务，从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专业实践和知识体系。何雪松认为，社会工作本土化理论和实践的突破也具有国际性的意义［18］。

（五）党建社会工作的多元化社会治理共同体特色

党建社会工作从社会治理的实践角度，通过专业的方法将党建引领的社区治理同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居民参与融合在一起，构成多元化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基层社会治理关涉基层政府的行政效能、城乡居民的公众参与和民主参与、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的社会服务活动。如何将三者有机统合起来发挥各自的优势，建立共治共享的社会共同体，是我国社会语境下的重要课题。党建社会工作的理念资源、组织资源、实践智慧结合社会工作者的专业价值和专业方法，激发了群众的参与意识，提高了城乡居民的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实现了三方共建、共享、共生、共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四、党建社会工作何以成为解决方案

（一）党建社会工作为社会工作本土化提供理念资源与实践智慧

社会工作作为一个具有实务导向的助人、自助的职业和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经历了从学科的引介、翻译到对欧美等地区社会工作亦步亦趋的模仿再到近年来日益增多的反思，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实践不断被推向深入。社会工作作为伴随欧美社会工业革命背景产生的制度化的慈善和济贫实践，先天带有浓厚的新教伦理背景［19］。社会工作产生初期的从业者大多具有宗教信仰的背景，博爱平等的信仰给予欧美的社会工作者重要的精神信念支持。

社会工作在中国本土的持续发展，同样需要专业的理念上的精神支撑。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既是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的本土化，也是精神理念和伦理价值的本土化。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的信念致力于全人类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20］。1945 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论述了为人民服务的理论。毛泽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高到唯一宗旨的高度，明确了共产党人的言论行动的最高标准就是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正式写入党章。2017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明确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种理想信念和社会工作专业助人自助的理念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和相通之处，意味着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可以成为社会工作专业本土化的理念资源。共产主义信念深入人心，在基层群众中具有较好的信任度和合法性基础，党建引领无疑能够给予社会工作合法性充足的资源支撑［21］。

除了理念上的本土化之外，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化的实践，也需要积极应对我国社会转型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不同于西方社会工作的产生是为解决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催生的贫困和劳动力不足等社会问题，我国社会转型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是城市化过程中城乡社区的变迁产生的社会问题亟需社会工作者的专业介入。传统的行政性社会工作和党建引领的社会治理能够为专业社会工作者提供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智慧，为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提供资源和支撑。

（二）党建社会工作为社会工作专业化提供实践语境

专业的社会工作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目的是使用专业的方法高效解决欧美工业革命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标志是1917年出版的美国社会工作先驱、个案社会工作缔造者玛丽·艾伦·里士满（MaryEllen Richmond）的《社会诊断》（Social Diagnosis）。此后，社会工作进入了专业化发展的时期。

欧美社会一度兴起对社会工作专业主义的质疑和否定，相关人士认为社会工作者利用专业主义巩固行业的声望，谋取个人利益的满足而损害服务对象的利益，因此反对社会工作专业主义。学界提出一系列专业主义的概念名词，诸如“专业主义”“反专业主义”“去专业主义”“后专业主义”“实用专业主义”“灵活专业主义”等，全部争论的焦点不在于反对社会工作应当具有专业化的理论、方法、伦理价值、实践技能体系，而在于反对社会工作者滥用专业化，损害服务对象利益，满足个人利益［22—24］，我们讨论的专业化正是在这一范畴内展开的。

党建社会工作把基层的党建、社区治理、社会工作相结合，推动专业社会工作的融合性发展。王思斌对融合性发展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在融合性发展过程中，社区的社会行政和党建工作同社会工作本身应当是平等的互为主体的关系，社区行政部门和专业社会工作者积极主动相互学习。从专业化视角来看，社区的社会行政工作和党建工作的开展、常规化的社区居民服务项目质量的提升等，都需要吸取专业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技巧，从而真正做到以社区居民为中心，提高服务成效，建立居民和社区行政部门相互信任、居民之间相互信任、居民和社会工作者相互信任的社区治理共同体。社会工作者应当积极主动地与社区工作者沟通交流，学习他们丰富的实践经验，将这些经验优化提升，吸纳借鉴到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之中。这既是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中的本土化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工作专业化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何雪松等人倡导的关系理论在社会工作理论和医疗社会工作实务中的应用即为本土化和专业化发展的例证［18，25］。

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不是一劳永逸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社会工作的专业理论、方法与伦理等也是在具体社会语境和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社区治理实践为社会工作专业化的中国特色理论与方法的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党建引领的社区治理社会工作提供了深入推进社会工作本土化和专业化发展的平台和载体，可以避免高校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培养脱离中国社会现实导致实践经验不足的问题。

（三）党建社会工作为社会工作制度化提供纵向和横向空间

党建社会工作能够解决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制度化问题。现有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的一大问题是社会工作方向从业者的就业率较低，人才流失率较高，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待遇较差，社会工作者缺乏上升的空间和发展机会。党建社会工作把基层社会治理、党建、专业社会工作相融合，既有助于提升基层党建的水平，也有助于发掘优秀的社会治理人才。社区行政部门和党建部门在与专业社会工作者积极沟通合作的过程中，可以通过观察和相关考核把优秀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吸纳到社区行政部门和基层党建部门，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骨干人才。这对于社会工作者个人而言是巨大的激励，也能够提升基层的社会行政和党建工作专业化水平，注入新鲜的血液，使基层党建引领的社区治理处于良性循环的状态。

基层党建社会工作的制度化既需要社区行政和党建部门与上一级的街道或者乡镇为专业社会工作人才的发展开辟上升通道，也需要民政部门为吸纳专业社会工作人才进入政府机构工作提供支持性的倾斜政策，开辟更多岗位。民政系统自上而下对专业社会工作人才的重视，为他们开辟进入政府机构从事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提供高阶的上升渠道，最终实现社区和高校、社区和街道或者乡镇、社区和民政系统的专业化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无缝衔接，对我国构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人才的流通通道至关重要，是高校的社会工作人才就业和发展的强大保障和激励。制度化的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和民政系统同街道和社区行政系统的无缝对接渠道和制度设计，会极大地激发基层社会工作者的工作热情，增强他们的发展动力，这是纵向的制度化的党建社会工作人才晋升的通道。

另外，我们可以建立党建社会工作人才横向发展流动渠道。党建社会工作的专业人才既具备社区治理工作经验，也掌握一定的社会工作专业理论、方法、理念。较为完备的知识结构和实践经验，使党建社会工作的专业人才能够在高校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以党建社会工作为载体，发展高校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的校外导师制度，建立推荐优秀党建社会工作人才到高校担任专业实践课程客座教师、推荐优秀的社会工作人才到国内外高校在职进修等制度，这些制度在横向的交流和学习方面也为社会工作人才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激励。社会工作人才就业和发展的制度化问题，将通过党建社会工作建立的纵向一体化的人才流动制度化的通道、横向的多元化的人才交流进修学习制度化的渠道迎刃而解。

五、党建社会工作发展的实践路径

（一）党建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对社区治理的回应

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和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共同需求，必然要求党建社会工作的发展在人才培养方面进行调整和创新。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的生活造成的持续性影响，使学界和实务界必须在后疫情时代反思和总结疫情危机带来的经验和教训，思考如何改革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以应对未来的风险和灾害给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带来的挑战。党建社会工作作为一种融合性的发展模式，既是实践模式，又是人才培养模式。唯有如此，社会工作人才培养才不至于同社会需求脱节，才能在市场改革深化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大有作为。

第一，党建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应当更加注重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党建教育。

党建社会工作为了服务社会转型背景下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现实需求，需要在理念上深刻领会和理解社会工作专业理念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相通之处。我们在党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的定位和内容方面应当加强对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党建教育，同时应该适当增加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党员发展名额，使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作为一种哲学信念和精神资源一以贯之地体现在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培养过程之中。

第二，党建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应当更加注重提升学生社会工作方法的整合性和全面性。

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城乡基层社区和社会治理的挑战性、社会问题的复杂性、社区治理对整体性解决方案的需求，使“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碎片化方案难以满足社区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社会工作实践，对社会工作实践的全局性和整体性尤其是社会工作行政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教学以小组和个案工作方法为主，社会工作行政的方法操作性较差，改革的方向应当增加社区治理与发展、社区工作行政等较为中观同时又能够结合地方社区发展的案例，提高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项目管理和运营能力，对社会工作者参与和推动三社联动的社会治理具有重要价值。具体实践方法即“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通过建立校外社区导师制，邀请社区实际工作经验丰富同时具有社会工作专业理论知识的优秀人才担任客座教授，指导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课程的学习，增加社区发展案例观摩课程和项目管理与运营课程，提升学生的整合性工作能力。

第三，党建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应当更加注重学生在基层社区治理中提升工作实践能力。

社会工作的人才培养方向注重学以致用，社会工作的实务导向也对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后疫情时代，疫情造成的社会心理创伤和社会经济损失需要时间恢复，党建社会工作在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联动中参与解决灾害导致的贫困问题和心理问题，构建社区和社会层面的韧力生活圈［26］，有助于提高民众的抗风险能力。我们通过在城乡社区建立专业社会工作的固定实习点，构建课程实习与寒暑假实习相结合的实习体系，走出教室和实验室，到广阔的社区进行实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升运用专业知识的能力。

第四，党建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应当更加注重对人才在后疫情时代的风险应对和预防能力、脆弱性和风险群体识别能力的培养。

党建社会工作服务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无论是社会工作者直接服务于社区，还是社会工作者受雇于社会机构，间接服务于社区治理，常规的工作都是满足社会服务需求、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密切关注社区经济发展与生活中可能存在的风险，识别潜在的风险脆弱群体并且制定应急预案，具有重要意义。高校的社会工作人才培养需要增加社区风险管理和应对的课程，在城乡社区的专业实践中开展风险管理和预防的专业化服务，协助社区行政和党建部门动员一切力量，构建社会安全与稳定的网格。

（二）党群工作对专业社会工作的制度化吸纳与融合

传统的行政性社会工作和专业社会工作的融合性发展将在不久的未来成为社会工作发展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趋势。基层的党建和社区治理的行政性工作如何吸纳和融合专业的社会工作理论、方法、价值等，目前仍然在实践中摸索，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和保障措施。

笔者认为，为了促进党群工作和社会治理工作对专业社会工作的融合，有必要建立和完善三方面的制度。

第一，建立专业社会工作者与社区治理的党群工作者联席办公的工作制度，在形式上和事实上给予专业社会工作者专业技术人员和专家顾问的地位，进而在党群工作的规划、决策和执行等环节直接发挥咨询和顾问的作用。

第二，建立党群工作人员的党员和社会工作者一对一联系的结对学习制度。以往社区治理对社区实际工作人员的社会工作相关的知识技能培训较多，但是重复性强、系统性差，效果有限。一对一的结对交流学习既有助于社区党群工作人员在具体问题的解决中深入体会和学习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和方法，也有利于向专业社会工作者传授实践中积累的地方性知识和智慧。

第三，建立党群工作人员和专业社会工作者职业发展的自由融通制度。具有融合性发展特点的党建社会工作，意味着党群工作人员和专业社会工作者既独立又相互依赖的密切合作关系。党群工作人员和专业社会工作者相互融合的结果必然是他们更加专业、业务能力更强。二者的共性，应当使他们能够自由地从专业社会工作者转入社区行政岗位，或者从社区行政岗位转入专业社会工作者。相互融通的人才选用制度，能够更好地激励党建社会工作的参与者，充分给予他们发展空间。

结语

本文从当下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问题和现代转型社会的社区治理的需求出发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以王思斌的融合性发展的理论视角探索社会工作发展问题的破解之道，提出了党建社会工作的发展范式，体现了王思斌所说的融合性发展，有利于专业社会工作和基层社会治理的平衡发展；同时，进一步阐述了党建社会工作充分体现中国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特色、宏观社会工作的整合性方法论特色、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特点、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社会工作的国际性特色同党建社会工作的多元化社会治理共同体特色等，说明了党建社会工作如何解决社会工作本土化、专业化、制度化的问题，也能够满足转型社会对社区治理专业化和创新的要求。党建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包括高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改革，例如必然要求加强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党建工作，提升社会工作专业方法论教学和研究的综合性、整合性水平，强化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在社区治理实践中的实际操作能力，开发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应对社区风险治理的新型课程和方法技能。党建社会工作发展在党建引领的社区治理层面需要制度化的保障，例如要求建立党群人员和社会工作者联席办公的制度，党建人才、社会工作者结对相互学习的制度，双方的人才相互融通自由流动的制度作为保障。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国家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和专业化诉求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在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成效亟需提升的情境下，党建社会工作可能成为落实社会工作融合性发展，推动社会建设的重要方向，未来党建社会工作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