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鹏

（宝鸡文理学院 历史系，陕西 宝鸡721013）

战争作为人类历史的重要内容，在王朝更替、阶级冲突、权力斗争和社会演变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历史这座庞大机器的发动机、推动力，或者更确切地说，起到了齿轮的作用”。［1］对欧洲国家来说，战争不仅改写它的版图，而且也塑造了它的社会形态。［2］扉页百年战争（the Hundred Years’War）作为中世纪欧洲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封建战争，对英法关系、政治结构、社会经济及思想文化影响很大。遗憾的是，如此重要的战争，学界却关注较少，像《西方中世纪战争研究近况综述》一文对百年战争几乎没有提及，《新编剑桥中世纪史》也以很小篇幅予以阐述。①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史学的发展与跨学科研究的兴起，使军事史研究局面焕然一新，借助新材料和新范式，学界对历史上的战争展开深入研究，从社会经济和观念文化角度研究战争背景原因、进程变化和历史影响，已成为当下研究主流方向。梳理把握近三十年来百年战争研究动态与趋势，对全面认识中世纪战争实质和对历史的影响具有重要学术和现实意义。

一、战争原因研究

英法百年战争距今已有六百多年，但作为学术问题却是19世纪初期的事。1823年，有学者在著作中将英法两国在1337—1453年围绕王位继承问题而展开的争夺封建领地的争霸战争称为“百年战争”，该词首次出现在学术著作中［3］，但此后在相当长时间里，囿于文献资料和观念认识等制约，学界对百年战争研究停滞不前。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尽管亨利·德尔佩奇、汉斯·德尔布吕克等人先后出版有关中世纪军事史著作，但他们的论述重点在于战争期间的武器装备、战略战术和军事将领等题材，很少有论文对具体战争展开深度分析。在著述中，百年战争被简单看成英法君主围绕权力和领土而发生的一场血腥冲突。②

20世纪中后期以来，新史学的发展与跨学科研究的兴起，使军事史研究选题、角度方法和路径模式发生显著变化，原来以研究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军事将领的研究逐渐让位于对战争爆发原因、战争进程和战争与社会经济等的研究。战争原因是评判战争性质与战争结果的主要依据，是军事史研究的重要切入点。1986年约翰·麦蒂科特发表《百年战争起源》一文，正式拉开百年战争研究序幕。作者依据14世纪官方档案和历史学家记述，明确指出百年战争是由英王爱德华三世挑起的，目的是维护他在加斯科尼领地的权益，1324年的圣萨迪斯战争是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4］，但他的观点遭到部分学者质疑和批驳，他们依据战前英法实力对比和相关文献记载，提出“相互刺激说”，认为战争是英法两国系列矛盾冲突发展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两国君主不够理智，在许多问题上相互刺激，最终导致战争爆发。《欧洲中世纪史》作者贝内特和霍利斯特就指出：英法走向战争实属必然，因为两国矛盾冲突由来已久，12世纪因为大陆领地问题双方关系紧张，14世纪初围绕加斯科涅、佛兰德斯等地控制权及王位继承问题，矛盾再次升级，当他们无法调和时最终兵戎相见［5］，此观点得到《西欧中世纪史》作者蒂尔尼、佩因特等人认可。

作者认为贝内特等人的观点看法较为合理，因为英法矛盾由来已久，面对冲突两国君主不能很好加以管控，导致矛盾冲突日益激烈，最终全面走向战争，因此战争责任不在某一方，而应由双方共同承担。在战前爱德华三世发表的声明中，他说：“英格兰国王向法兰西国王派出几批专使，恳求他返还以武断专横的理由没收他作为吉耶纳公爵所领有的土地，但法兰西国王对此置之不理……法国国王经常食言，背弃约定，并没有做什么；并在谈判期间，他愈发错误地对待英国国王，随意剥夺英王作为公爵的权利”。［6］显然爱德华三世为解决领地问题做出过巨大的努力，但未得到法王积极响应。爱德华三世之所以努力协商领地问题，是因为他清醒知道两国实力相差甚大：1330年，法国有人口2100万，是英国的5倍；军事方面，法王腓力六世拥有当时欧洲最强大、装备最精良、战功最显著的骑士武装，曾多次击败周边各国军队。此时英军战斗力较弱，有多次被苏格兰打败的记录。［7］8正因为实力相差悬殊，因此英王尽量在加斯科涅、佛兰德尔等问题上避免与法王发生直接冲突，甚至愿意接受教皇使者出面调解；开战初期，英军尽管登陆法国沿海，但一直避免与法军主力决战。此时的法国，自恃国力强大，在领地问题上拒不退让，并不断派遣战舰侵扰不列颠沿岸，公然与苏格兰结盟刺激英国；当然英王对叛逃法国贵族的庇护、对王位的要求等也在不断地刺激法王。正因为两国统治者的不加克制，最终导致战争发生。

在导致战争的众多因素中，加斯科涅和佛兰德尔争夺被认为是最主要的。对英法两国君主来说，控制这两个地区意义重大。对法王来说，如能将这两个地区纳入版图，将加快法兰西统一进程，有助提升国王统治权威，同时给政府带来丰厚收入。对英王来说，加斯科涅作为安茹家族祖传领地，直接关系王室尊严与荣誉，将其牢牢控制有助实现重建“安茹帝国”的梦想。另外加斯科涅作为英国葡萄酒、粮食和铁器主要进口地，每年给王室带来大量商品和税收，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佛兰德尔作为英国羊毛主要出口地和高档呢绒进口地，对王室财政贡献也很大。因此争夺这两个地区，直接关系到两国政府经济利益。学者李增洪和徐桂民就撰文指出：百年战争的爆发有着复杂原因，其中经济利益争夺是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对英法两国国王来说，控制加斯科尼和佛兰德尔并不是唯一目的，而通过控制增加王室财政收入才是其首要目标。［8］战争作为一种政治行为，本质上是为经济利益服务的，围绕领地争夺引发的经济利益冲突，才是百年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

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伊恩·莫蒂默没将百年战争看成一个整体，而是认为战争是由三个独立阶段组成的，每个阶段有各自原因与目标。他认为战争第一阶段（1333—1360）由英王爱德华三世主动挑起，目的是重建安茹帝国版图；第二阶段（1369—1389）由法国挑起，目的是夺回失去领土；第三阶段（1399—1453）由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四世发动，目的是证明他是合格的“英格兰和法兰西国王”，彰显上帝对其家族的恩宠。［9］莫蒂默的研究具体细致，观点令人耳目一新，既注意到了战争的阶段性差异，又看到了它们内在连贯性，对不同时期双方战争责任目标给予区分，成为近年来研究百年战争最有分量的成果。

在对战争原因研究中，多数学者采取传统政治史“由上而下”研究路径，将研究对象集中在国王政府政治决策上，通过对国家档案法令等文献分析探讨战争原因，但有部分学者改变思路，将研究重点下移到普通人身上，通过对参战贵族、士兵的书信、日记、传记等材料的分析，解析战争发生的深层动机。学者安德鲁·艾顿对编年史、历史档案和书信札记等资料进行分析后发现参战的英国贵族和平民，主要是抱着抢劫钱财、改变命运和增加荣誉等世俗目的走上战场。“他们（参战贵族）不用假装热爱国王或领主，也不用假装为了英格兰或荣誉，而是为了财富。”对出身低微和家境窘迫的平民和骑士来说，参战能给他们带来建功立业、发家致富、改变家庭命运的机会。对家世显赫的大贵族来说，参战是他们履行封臣义务的基本途径，是他们获得良好声誉的难得契机，因为荣誉超过金钱。［10］这些观点看法有助拓展研究视野，从社会中下层角度审视这场战争，对深入把握战争动机和结果有重要学术价值。

二、战争胜负探讨

百年战争断断续续，先后持续一百多年，期间发生多次重大战役，直接影响战争进程，其中较为出名的有斯鲁伊斯海战（1340年）、克雷西战役（1346年）、普瓦提埃战役（1356年）及阿金库尔战役（1415年）等。在这些战役中，英军多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打败强大法军，在较长时间内掌控战争主动权，探讨战局走向和战役胜负成为学者重要的研究选题。

在有些学者看来，百年战争中英军能够多次以弱胜强打败法军，主要是因为他们使用了先进的武器装备，其中长弓被认为是英军取胜的关键因素。戈登·科里根在《一次荣耀而伟大的远征：百年战争军事史》中指出：因为英军正确使用长弓，使它能多次赢得战役胜利。［11］学者戴维·泽贝克通过对阿金库尔战役的考察，指出英军长弓相较于法军装备的十字弓，具有射程远、速度快、杀伤力强等优点；另外在战斗中，长弓被英军合理配置在队列两翼，从而给对方重装骑兵以巨大杀伤。泽贝克的研究从微观层面揭示了英国长弓的威力。［12］对于“长弓制胜论”观点，有学者表示应谨慎接受，避免犯下技术至上论错误。凯利·德维斯教授通过亲自试验和对当时文献进行考察，在《14世纪早期的步兵战争》中指出：英国长弓在与外敌短兵相接时，杀伤力有限，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它给敌以重大杀伤［13］，但克利福德·罗杰斯通过对《拉纳科斯特编年史》《波林编年史》等文献的考察，认为长弓即使没有大量杀死敌人，但也给对方造成严重心理恐慌，在战斗中依然作用巨大。［14］对于“长弓制胜论”观点，作者也认为应谨慎评估其军事作用，因为导致战争胜利的因素很多，武器仅是其中之一要素。另外从实战角度看，长弓要发挥应有威力，士兵在战前必须经过长期大量训练，否则射击精度很难保证；在具体战斗中，要正确使用长弓手，必须考虑视野是否开阔、光线是否充足以及是否有其他兵种保护，否则弓箭手很难发挥应有威力。

在反思“长弓致胜论”基础上，部分学者受1991年美军攻打伊拉克战术影响，提出“多兵种协作论”，认为这是英军多次大胜法军的“法宝”。军事历史学家阿彻·琼斯在《西方战争艺术》中指出：英国长弓虽具有射击速度快、距离远、精度高等特点，但它并不是英军多次取胜的“秘诀”。“秘诀”在于英国多兵种协作所发挥的巨大威力——以重步兵对抗对方重骑兵冲击，以轻步兵迎战对方轻骑兵。在与优势兵力对抗中，由轻重步兵混合编组构成的防御部队发挥了巨大优势，如有优先选择阵地的权力，有充足的准备时间，有野战筑城工事，从而将多兵种协作威力最大限度发挥出来［15］，该观点得到很多学者赞同。其实早在20 世纪80 年代，就有学者提出类似观点。1985 年，英国学者吉姆·布拉德伯里在《中世纪的弓箭手》中指出：早在12 世纪，英国人就已尝试将长弓手与重装骑兵协同起来作战。每次战斗前指挥官都将长弓手和标枪手配置在部队两个侧翼；重装骑兵与弓箭手相互搭配，共同应对重装骑兵冲击。这种配置使英国长弓威力充分展现，从而给对手以重大杀伤。［16］

20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军事革命”理论的提出③，部分学者开始从军事技术变革角度分析百年战争胜负问题。火器装备作为“军事革命”的重要内容，受到部分学者关注。爱德华·迪卡斯通过对英国14世纪军事装备的考察，认为早在1333年，爱德华三世就从意大利人手中购得新式火炮装备军队。在1346年克雷西战役中，英军率先使用火枪战斗，给法军和热那亚雇佣兵以巨大杀伤。［17］与英国相比，法军装备火器时间较晚，且多为地方军队使用。加之此时火器制作工艺粗糙、精度低、射程短，因此没有大规模装备军队。直到15世纪，法国政府才大规模装备军队，最终赢得战争后期系列胜利（如1429年奥尔良保卫战、1449年哈弗勒尔包围战、1450年福尔米尼战役和卡昂保卫战等）。［18］尽管火器应用前景广阔，但有学者对其威力作用表示怀疑。学者安妮·科瑞和米歇尔·胡弗斯通过实弹实验发现早期火器威力不尽人意，能否发挥巨大杀伤力取决多种因素。［19］48国内有学者认为英国早在爱德华三世时期就已出现“军事革命”——以长弓为标志的武器装备变革、以征兵和雇佣军体制为核心的组织体制变革以及以“都柏林战术编队”为代表的战术变革，此次军事革命使得英格兰一跃成为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从而在百年战争中多次击败法国军队。［20］

随着对战争胜负问题探讨的深入，其背后的军事制度、财政体制、组织动员机制等逐步显现，这使得研究主题日益广泛，研究方向日趋多样。《百年战争中的武器、军队和要塞》一书主要从军队结构角度探讨战争结局。作者发现战争初期英国军队主要由服役骑士和强征的平民组成，普瓦提埃战役后，前者逐渐减少，后者人数急剧增多，且经过严格军事训练，战斗力较强。在轻装步兵中，长弓手数量是普通步兵的2—3 倍。同期法军主要由服役贵族和雇佣军组成，指挥相对混乱，管理较为僵化，整体作战积极性不高，这是战争初期法军多次战败的主要原因。［19］56考菲斯等人主要从军事费用角度分析战局变化。他们指出由于战争持续发展，英国军事花费剧增，导致很多人不愿再支持政府。由于议会拒绝增加税收，王室财政吃紧，前线士兵减少，最终导致英国走向失败，而法国由于人口众多、税收资源充足和反侵略意识增强，最终赢得战争胜利。［21］巴尔博士通过对百年战争期间英国贵族、骑士和市民态度的分析，指出战争初期民众对战争充满热情，但随着战争的旷日持久，民众参战热情逐渐下降，这是造成英军最后失败的直接原因。［22］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要深入把握战争发展走向，最终离不开对战争所处政治环境、经济条件、社会背景的全面分析。军事史学家汉斯·德尔布吕克指出：研究战争不仅要研究政治的背景，还应当研究经济的、社会的与文化的背景。战争是人类整体经历的一部分，对每个“部分”的研究只有同其他“部分”联系起来才能研究透彻。不说明战争的背景，是无法充分地描画战争的。［2］VI战争不仅仅是武装力量的博弈，而且也是机构制度、财政实力、社会凝聚力等方面的综合较量。

三、战争与社会经济

战争不仅会塑造社会关系，而且也会影响社会进程。“对军事学者而言，将战争的行为从其发生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环境中抽离出来，会忽略那些理解战争至关重要的维度。对通史学者而言，如果不理解裹挟了整个社会的战争如何塑造了社会的经济、社会的政治架构以及社会的整个文化，那么想要理解社会是如何发展，也是不可能的”。［2］VIII研究百年战争与社会关系问题，成为近年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百年战争对英法历史影响很大。德斯蒙德·苏厄德在《百年战争简史》中指出：长达数百年的战争加深了英法关系的矛盾对立，推动了法国王权的强化，同时激化了社会内部矛盾，使贵族权势地位遭到沉重打击，为中央集权制建立创造条件。［7］35英国学者乔纳森·萨姆欣通过对百年战争的研究，指出战争摧毁了14世纪初法国的繁荣局面和王权的显赫地位，为法兰西民族意识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同时给英格兰带来苦难和混乱，引发国内政治经济危机，为玫瑰战争产生创造条件。［23］戴维·格林博士在所著的《百年战争：一部人民史》中指出百年战争给法国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导致地方诸侯势力重新抬头；英国从战争中获得巨大财富，议会也巧妙通过征税问题增强了与国王讨价还价的权力地位，尤其重要的是战争使长期纠缠的英吉利与法兰西民族身份得到确认。［24］百年战争的长期延续，严重激化两国国内矛盾，导致农民起义发生。台湾学者菲尼克斯·陈通过对1358年巴黎市民起义的考察，发现起义者具有明确的政治诉求——反对战争，要求进行政治改革，拥护纳尔瓦的查尔斯二世继承王位。起义加深了王室家族与巴黎民众的矛盾，加剧了法国国内局势的混乱，同时也展现了巴黎市民阶层参与政权建设与反君主的政治意识。［25］丹·琼斯通过对1381年英格兰农民起义的分析，指出起义是长期遭受封建压迫的下层民众对政府的全面抗议，它标志着英国下层阶级反叛传统的开始，宣告平民阶层政治意识的觉醒，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英国历史进程。［26］

在有些学者看来，战争虽然给英法社会带来严重破坏和损失，但也给经济发展带来难得契机。学者姚爱爱认为百年战争拉动了英国国内消费，给经济发展带来契机。这个时期的英国政府受政治和经济利益双重驱动，积极调整商业政策，大力扶持本国商业发展，并借助军事行动拓展海外市场，建立海上霸权，百年战争刺激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成长。［27］谷延方以毛纺织发展为例，分析百年战争与英国经济发展关系。作者指出在爱德华三世时期，毛纺织业迅速发展成为英国新兴“民族工业”，这与政府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但战争期间政府沉重的税收和对市场的破坏，又限制了毛纺织业的长足发展。［28］

百年战争使学者们意识到财政税收的重要性，议会和民众作为英法两国军费和兵源的主要承担者，引起部分学者关注。约翰·麦蒂科特通过对1270—1450年议会与民众关系的研究，发现1270年前，议会主要代表地方豪强利益，此后它逐渐转变为郡骑士和城镇自由民利益代言人，代表性日益广泛。百年战争的长期持续，使民众赋税沉重，苦不堪言，他们通过议会反对战争。［29］施诚依据中世纪保存下来的财政署档案和政府文件，对中世纪英国财税政策展开研究。研究发现百年战争期间英国王室军事开支空前增加，英王除依靠传统封建协助金、继承金、监护权和婚姻权等途径征收外，还通过对外借贷、采买权、军事强卖权、关税和人头税等筹集。多元的筹资渠道支撑了战争的进行，但沉重的军事费用又加剧了民众负担，激化了社会内部矛盾，从而导致战争最终走向失败。［30］为筹措巨额费用，法国政府从1318—1429年，先后五次实行货币贬值政策。经济史学家内森·萨斯曼依据法国历史档案和现代经济理论模型发现王室的货币贬值政策与法国财税体制不健全有直接关系，它使法国不能像英国那样通过向外借贷或借助议会征税筹措经费。通过该政策政府虽然解决了战争开支问题，但却加剧了民众负担，激化了社会内部矛盾，从而延缓了战争进程。［31］通过对国家制度与财政政策等进行研究，战争发生的制度背景与体制运作逐渐明晰，这对从制度层面认识战争爆发与进程变化很有帮助。

除以上研究外，还有学者聚焦百年战争中的君主和将领，继续延续军事史研究选题传统。伊恩·莫蒂默通过对14 世纪历史文献的分析，将百年战争的“发动者”——爱德华三世誉为17 世纪前英国最伟大的君主。他在母亲伊莎贝拉等人支持下，通过政变成为英格兰国王。面对苏格兰和法国的侵扰，他成功地通过战争维护了国家荣誉，将外交危机转化为政治统治优势；依靠议会支持，爱德华三世强化了王权，提高了国王权威；通过对贵族和民众的控制，他使整个王国处于和平状态；通过切断与阿维农教皇关系、大量加封英国圣徒和将英语提升为官方语言，他缔造了英吉列民族国家。［32］然而，在桑普顿眼中，爱德华三世却是个失败的英雄，他发动对法战争给国家带来沉重财政压力，导致国家走向失败和混乱。作为一个中世纪君主，爱德华三世过分迷信武力，追求虚幻荣誉，政治决断留有深厚时代烙印。［33］“黑太子”爱德华作为英军主要统帅，对前期战局影响很大。米歇尔·琼斯通过对史料分析，指出“黑太子”是15世纪历史学家弗鲁瓦萨尔对爱德华王子的丑化，但作为军事统帅他的确具有优秀军事才能，先后指挥英军取得1356年普瓦提埃战役和1367年内维拉战役胜利。作为骑士典范，他对战俘和士兵慷慨真诚，但挥金如土的个性和莽撞介入西班牙事务，给14世纪后期英国战事带来很大麻烦。［34］这个时期对君主将领的研究，从选题上来说虽带有传统军事史痕迹，但在分析他们的历史成就时，学者们已经有意识将他们活动置于广阔历史背景下加以分析，这对从更广阔视角深入理解战争实质与进程很有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百年战争的研究著述可谓佳作迭出，层出不穷。借助新史学理论和跨学科研究趋势，学者们对旧史料做出新的解读，对战争原因、战争胜负及战争与社会关系等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作为中世纪持续时间最长的封建战争，百年战争的爆发有着复杂的背景原因，它既与王室政治领地和封建权力有关，也与两国经济利益、荣誉梦想、君主个性等紧密相关。百年战争的成败既取决于先进的武器装备、多兵种的协同和恰当的战略战术，更在于两国的经济实力，后者是决定战争最终成败的关键。百年战争的研究充分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经济利益的集中体现”等经典论述，同时也彰显了新时期军事史研究的新趋势和新范式。

［注 释］

①见约翰·弗朗斯：《西方中世纪战争史研究近况综述》，张煜译，《军事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和第2期，第159—169页和第134—150页；［英］迈克尔·琼斯主编的《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第六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17—320页。

②Charles Oman，The Art of War in the Middle Ag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p.237；Sean McGlynn，“The Myths of Medieval Warfare”，History Today，January 1994，pp.123—127.

③1988年西方军事历史学家杰弗里·帕克提出“军事革命”理论，认为欧洲在1560—1660年发生了以火器、战术、军队规模革新为特征的近代军事革命，导致西方世界的崛起。Geoffrey Parker，The Military Revolution：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1500-18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