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桂芹，包国祥

（内蒙古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内蒙古 通辽02804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集中概括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二十四个字十二个概念。这二十四个字十二个概念在东方文化传统和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相通性等多种因素，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提出之初，引起了人们对内涵把握的种种解读，聚焦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精髓和根本性质，解读事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一、历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比较视野中的核心价值观内涵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遵循的根本价值观，即核心价值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因制度不同，文明发展形式各异，遵循的核心价值观也不同。我们倡导的是有别于西方“普世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西方“普世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属性不同，异质性源于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不同。我们这里说的“普世价值观”，既不是指作为大众话语的“普世价值”，也不是指作为学术话语的“普世价值”，而是指作为具有政治意图的社会思潮。作为大众话语，“普世价值”是指人类共同生活必须践行的共同价值。例如“父母爱子女，子女敬父母”“严禁偷盗抢劫”等常识性的价值规范，是古今中外普遍认同、无须争论的共同价值。超越常识思维层次，上升到科学思维层次，进一步探讨“普遍伦理”“全球伦理”“普遍价值”等，这是作为学术话语的“普世价值”。应当说，这些年学术语境中探讨的“普世价值”没有政治目的，但“普世价值”作为政治话语，是崇尚西方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社会思潮。作为政治话语的“普世价值观”往往以学术讨论或者以大众话语的形式出现，它已经不是常识或者学术上关于有无共同价值、普遍伦理的争论，而是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不是人类文明的模板、文明是不是存在高低优劣之分的思想交锋。因此，“普世价值观”不是纯学术问题，在文化多元化浪潮的推动下，已经成为极具迷惑力、具有政治属性的社会思潮。

任何一个概念和范畴都具有形式的抽象性和内容的具体历史性。在把握概念和范畴的抽象性和具体历史性二者关系方面，产生了概念和范畴形成、发展过程的历史唯心主义解读和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两大分野。唯心主义从主体方面、能动方面理解对象、现实、感性，有对比于旧唯物主义素朴性、直观性的相对合理性，但是“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1］133。唯心主义割裂了形式的抽象性和内容的具体历史性的辩证关系，片面夸大了形式的抽象性。因为“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1］133，所以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实质就是其抽象性。历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由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决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由唯心主义世界观决定的普世价值观，是本质内涵和根本性质方面都不同的两种异质价值观。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认为，在每一个社会历史时期，由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不断发生变化，伴随着经济基础的深刻变更，上层建筑也发生了变革，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文化、道德观念、价值观等都将随之不断发展变化。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价值观具有历史性（时代性）、多维性（民族性、个性）、主体性（阶级性），唯心主义世界观认为存在超历史、超国家、超阶级的所谓“普世价值”。因此，“普世价值”的实质是抽象性、超阶级性、非历史性、虚假的欺骗性。

（一）价值观具有历史性、时代性、条件性

把握一个社会确立何种“核心价值观”，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正确了解和处理好形式的抽象性和内容的具体历史性的关系。不可否认，从字面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二十四字与“普世价值”虽然有一些重合，但是，相同的话语表达、相同的概念、相同的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思想价值体系条件下，反映的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内容，体现的是完全不同的意义。

首先，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条件下，诸如“民主”范畴，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在古代社会都是对少数人而言的“民主”，意味着古代社会传统的“民主”就是“专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生产生活、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体系等都受制于资本这一社会权力，资本主义的“民主”就是“钱主”；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民主”才是“人民当家作主”。“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在资本主义早期的形成时期就是被人们拿来战胜封建主义的标志性的进步思想武器；“平等”“公正”“法治”“文明”等价值观曾经是资本主义形成发展进程中比封建主义进步的核心价值理念。不仅如此，资本主义早期形成、发展的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反对封建主义时也倡导“富强”“和谐”“爱国”等价值理念。资产阶级完全获得经济政治的统治地位后，如果说它还会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倡导“富强”“和谐”“爱国”等价值理念，相信没有国界的国际金融垄断资产阶级仍然有民族国家立场，那就是当今时代的天真。资本是不知道爱国的，资本没有祖国。民族国家的立场只是资本站稳垄断资本主义立场的说辞和挡箭牌。如今，西方国家站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立场，以道德捍卫者自居，把“自由”“民主”“人权”等抽象化为“普世价值”，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在世界范围内实施文化霸权，目的是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表达垄断资本的意志，为称霸世界服务。这时，西方“普世价值”就成为十分狭隘、居心叵测的价值观。在历史性时代性意义上，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实质。

其次，在不同的思想价值体系条件下，“自由”的范畴也具有多重含义和属性。在哲学认识论视域下，“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在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实践理性范畴中，“自由即自律”；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自由”是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中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进而摆脱经济上受支配和政治上受束缚的状态，从而实现全面发展自己。

“爱国”范畴也具有多重内涵，在所谓的“公民社会”视域下会导向抽象的国家观，进而变异为狭隘爱国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体现为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有机相统一。价值观具有历史性、时代性、条件性，价值观没有亘古不变的抽象永恒性。

（二）价值观具有民族性、个性、多维性

价值是指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意义关系，是客体对个人、社会群体，甚至是整个社会生活和活动具有的积极意义，“它必然因主体不同而不同；只有对于同一主体的多样化价值之间，才有可能‘一元化’；而现实世界并不存在唯一的价值主体，事实上每个个人、各种群体、一定社会乃至整个人类，都只是在各自的对象性关系中成为具体的价值主体，并且彼此之间不可替代。总之在主体事实上多元的情况下，价值必然是多元的。”［2］9每个主体之间的价值关系都具有多样性，同一客体可能相对于不同的主体具有不同的价值。我们如果承认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都是一种价值标准，那么它们就不可能是统一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3］民族性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特性，作为对中华文化传统形成的价值共识的历史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必然是民族的、历史的，例如传承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自觉、自知、自省、慎独、修身以及“三省吾身”“忠恕之道”“上善若水”“君子喻于义”“扶贫济困”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这种历史传承是中国的而非抽象的。

与中华文化传统不同，西方话语传统有“本体”“现象”“主体”“客体”“存在”“自由”“民主”“人权”“博爱”“正义”“理性”等概念和范畴；有“经济人假定”“理性人假定”“社会人假定”“自我实现人假定”等命题；还有所谓“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人文主义”“存在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功利主义”等学术思潮。西方传统文化承载的这些概念、范畴、思想理念，已经成为西方民族的基因，植根在西方人的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西方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西方文明绵延数千年，也形成了特有的价值体系。

可见，价值观具有民族性、个性、多维性，当然，价值观具有民族性和个性并不排斥其世界历史性和共性，但是价值观的世界历史性和共性绝不是抽象普世性，价值观的多维性也不是抽象普遍性。

（三）价值观具有主体性和阶级性

不同主体、不同阶级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在现实社会中从事物质生产实践、社会政治实践、科学文化实践的人都难以做到所谓“价值无涉”“价值中立”。西方“普世价值观”基于历史唯心主义立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二者具有本质上的差别，不容混淆。资产阶级基于历史唯心主义立场宣扬超越阶级、超越历史的抽象“人性论”，以所谓普世的“道德”“正义”“善”等“人性”为解释原则，“硬要一切阶级在‘人性’这个炽热的思想面前消失。”“以不依自己意志为转移的经济条件作为存在的基础并因这些条件而彼此处于极尖锐的对抗中的各阶级，可以靠一切人们所固有的‘人性’这个属性而越出本身存在的现实条件。”［4］这种抽象人性论，本质上是历史唯心主义，历史文化根基源于西方理性主义传统。走出中世纪的人们相信理性的启蒙能够使人摆脱宗教愚昧对人的压抑，从而获得自由和幸福。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对人的理性能力信心满满。恩格斯指出，启蒙思想家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1］404德国哲学家黑格尔（Hegel）十分赞赏1789年法国革命：“正义思想、正义概念立刻得到了公认，非正义的旧支柱不能对它做任何抵抗。因此，正义思想就成了宪法的基础，今后一切都必须以它为根据。自从太阳照耀在天空而行星围绕着太阳旋转的时候起，还从来没有看到人用头立地，即用思想立地并按照思想去构造现实。”［5］恩格斯指出：按照黑格尔的论述，世界从此开始进入用头立地的时代：“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6］理性承诺世人从此人间实现一个公平正义的普遍的自由王国，但是启蒙理性表达的价值承诺并不具有普遍性和普世性。马克思早已洞察它的抽象性和虚假性，质疑“把人类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7］作为启蒙理性主义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的标志的现代化生产深深蕴含的一种特殊的权力关系，它实现的是特殊者的特殊利益，它实现的是为特殊者保障的公平，对作为现代文明创造者的工人阶级来说是“普遍的贫困”和“普遍的不公正”。可见，自近代以来的西方历史以及它横扫殖民的所谓现代化进程和理性的自由王国期待的价值理想是完全冲突的。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展开的“现代性并不是一张供人沉睡的床，在这张床上不再有时间和历史。”［8］所谓的公平正义，只是对特权阶级而言的公平正义，对众多平民来说就是梦想。恩格斯指出：“平民在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中加进了它原来没有的意义；他们从平等和博爱中得出了极端的结论，这些结论把平等和博爱这类口号的资产阶级意义完全颠倒过来了，因为这种资产阶级意义达到了极端，正好变成了自己的对立面。而当问题涉及要创立某种直接同这种平民的平等和博爱对立的东西，而且像往常一样——由于历史的嘲弄——平民对革命口号的这种理解变成了实现自己的对立面，即实现资产阶级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在剥削中的博爱的最强有力的杠杆时，平民的平等和博爱就必然只不过是一种梦想。”［9］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石，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本性质，同以抽象人道主义为理论基石的普世价值观具有本质区别。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抽象人道主义的出现虽然有合理之处，看到了资本主义具有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历史唯心主义本性，它错误地将人性抽象为一切时代和一切地域都共有的、超越时空条件的、永恒不变的人性，有近代抽象理性主义世界观的根源，这种理性主义“拒绝承认世界是某种已经出现的、独立于认识主体的东西（或例如由上帝创造的），而情愿把它想象为它自己的产物。”［10］在社会中生产的个人，根据资产阶级的观念，是单个的猎人和渔夫，是离群索居的鲁滨逊一类的人，不是现实的个人，马克思指出：“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11］马克思主义对抽象人道主义的批判击中要害：“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35，必须从社会关系中得到对人性的具体认识。各个时代的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生产力水平、社会关系、文化传统不一样，他们的人性、心理、价值判断标准也不可能统一，没有也不可能存在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性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西方“普世价值观”不仅内涵属性不同，而且立足点不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足于“社会本位”，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西方“普世价值观”偏重于“个人本位”，宣扬个人主义。我们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必须明确它前面的定语“社会主义”四个字是无关紧要还是举足轻重。一个时期以来，西方“普世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俘虏”了一批人。这些人认为价值观没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不应以“中国特色”为由拒绝“普世价值”；他们认为“普世价值”反映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代表了“人类文明的主流”，“具有世界意义”，具有世界主义性质；他们甚至蓄意混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西方“普世价值观”的本质区别。

我们必须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绝不是超阶级的价值观。

前些年，“普世价值”思潮曾经借解读中央重大决策的机会数度活跃，主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混同于西方“普世价值观”，以为价值观没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不应以“中国特色”为由拒绝“普世文明”（所谓“普世文明”即“普世价值”）；认为将西方普世价值中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理念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传统意识形态的一次大胆突破。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排除干扰，冲破阻力，终于将普世价值列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范畴。”［12］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混同于西方“普世价值观”的人的动机具有本质差别，大体有以下三种不同的行为动机。

首先，不善于关注社会流行的各种思潮，以至于不明当今社会从未停止、一直暗流涌动的意识形态纷争的人，误解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质内涵。他们出于好心，提出自己的见解，发表自己的观点。

其次，一些人出于所谓价值中立的“客观”“公正”“事实”“科学”立场，放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西方“普世价值观”的一致性和相通性，缩小二者的根本区别。

再次，西方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蓄意混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西方“普世价值观”的本质区别，目的是将西方价值观植入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通过制造混乱和搞乱人心的方式颠覆当今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制度。

对此，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面对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如果不关心时局甚至相信所谓的价值中立，就很容易成为西方意识形态价值观的俘虏。因此，我们要研究上述误解、曲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的时代背景和深层原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普世价值观的纷争对立，既是价值观念的纷争对立、思想文化的纷争对立，又是道路的纷争对立、理论的纷争对立、制度的纷争对立。一些人宣扬所谓的“普世价值”的目的，是以西式“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观念诱导人们特别是年轻人信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自由主义，相信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普世价值”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从而让人们丧失理想信念，丢掉血脉根基，放弃文化传统，旨在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旗帜鲜明地批驳和抵制“普世价值论”，切实维护国家总体意识形态领域安全。

“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总目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涉及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要求；涉及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同样遵循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原则。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只有超越物质生产条件的限制，进而在政治上摆脱阶级压迫、经济上摆脱阶级剥削，才能获得充分的自由。自由从来都是具体的、相对的，有限定条件的；“平等”公正”“法治”也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保障的真实、全面并且不断发展的人民民主的平等、公正、法治。针对资产阶级认为“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永恒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价值观的抽象性虚伪性，列宁指出：“少谈些什么‘劳动民主’，什么‘自由、平等、博爱’，什么‘民权制度’等等的空话吧。今天有觉悟的工人和农民从这些浮夸的词句里，是不难看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欺诈手腕的。”［13］

涉及公民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体现的是社会主义指导下的人际关系。“爱国”就是爱社会主义祖国，爱国和爱社会主义具有一致性。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己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决定了我们坚守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的一体性，明确了我们要倡导、培育和践行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更不是“普世”的。我们倡导的核心价值观，不是西方所谓超历史超阶级的普世价值观，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致力于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根本宗旨。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定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一）掌握唯物辩证法，提高辩证思维能力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本上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提高政治站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对待西方话语中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博爱”“正义”等概念和范畴，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阶级立场分析实质，认清这些词句并不意味着中立、普世，而是要看清西方“普世价值观”的欺骗性和扩张性，分析普世价值论者用抽象的人性论放大这些概念和范畴的普世性的政治目的，分析这些价值理念字面含义背后的深层阶级背景，意识形态背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根源。

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博爱、正义等分明是价值评价问题，价值评价是多维性的、个性的，一些人为了将多维价值评价转化为所谓共性的“普世价值”，就必然把价值评价归结为真理性知识，把价值尺度归结为事实（真理）尺度，把多维价值标准归结为“永恒真理”，这是西方科学主义传统使然。人类认识包括知识性认识和评价性认识两个方面，其中知识性认识的结果就是获得真理性知识，评价性认识就是价值评价。知识性认识以客观事物及其规律为对象，以客体本身的属性、关系、发展过程为反映内容，追求客体“是什么”，以求“真”为认识目的；价值评价则以客体和主体之间的价值关系为反映内容，主体的意向、愿望、要求包含在其中，追求“应该怎样”，以求“善”和求“美”为认识目的。

在现实生活中，价值和真理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成功的社会实践必然是坚持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科学事实尺度和道德伦理尺度相统一，遵循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相统一，弘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统一，追求真善美相统一。按照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把真理和价值相割裂，无论将哪一方归结为另一方，都是有害的。将价值归结为真理，实质上是取消了价值问题，科学、真理就偏离了合目的性的宗旨，就失去了主体性，会导致唯科学主义；将真理归结为价值，实质上是瓦解了真理、科学问题，价值尺度就偏离了合规律性的、正确的轨道，会导致价值绝对主义。唯科学主义和价值绝对主义两极对立的世界观，必然殊途同归，导向价值虚无主义。

“科学和理性只关心‘如何做’以及‘如何做得更快’，而不关心这样做‘是否值得’是否‘应当做’这个价值观——人文问题。”［14］190—191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人类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精神形式，具有不同的功能，二者不可偏废，“而现代西方文明的科学主义的文化霸权则企图把科学原则凌驾于一切精神之上，用科学原则解释一切、评价一切：符合科学的就是好的，不符合科学的就是不好的。”我们如果认同这种文化霸权话语，一切完全以真理、事实、科学、合规律性等为尺度而不要价值尺度和人文尺度，那么，由于“民主”是科学、是真理，是个好东西，就可以强制他人实施了。人文精神就失去了立足之地，“科学就被抬到至关无上的地位，以至于使科学成为人们评价一切的最高尺度，使科学精神成为毒霸世界的意识形态。”［14］190—191脱离人文价值尺度的科学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去价值化”“去意识形态化”的背后暗藏“唯科学主义”的毒霸世界的意识形态。

西方“普世价值”的欺骗性在于，它以普世真理自居，通过把价值尺度归结为科学事实（真理）尺度，又把科学分析归结为人性分析，以“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去道德化”为虚，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实。

（二）坚持唯物史观，提高历史思维能力

正确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进而立足时代，增强问题意识，科学地考察和思考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历史思维能力，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价值虚无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思想道德修养，自觉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积极倡导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15］，我们树立的人生价值观必然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为出发点。“当前，耻言理想、蔑视道德、躲避崇高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道德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新时代道德建设面临着‘道德虚无主义’的挑战。”［16］道德虚无主义宣扬“去道德化”，将道德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抽空，打着所谓“道德解放”的旗号，反对任何道德规范的约束、主张放任自流甚至彻底释放个性和本能，以弘扬个性为借口，主张个人主义。我们必须认清“道德虚无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的本质是通过消解道德的阶级性、人民性、历史时代性，最终否定马克思主义道德观，耻言共产主义理想、蔑视社会主义公德、躲避追求崇高，代之以普世道德、永恒道德。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抽象道德观、永恒道德论，脱离道德赖以产生的现实经济社会基础，片面强调道德的超越性，认为道德可以类似于数学等自然科学一样，一旦被认知便具有真理的普适性和永恒性。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能从自然科学中抽象出永恒真理，自然也得不出永恒道德的结论。既然道德不是永恒的，那么道德必然是动态的、历史的，道德世界也没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将道德抽象化为脱离现实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是“普世价值”设定的圈套，最终的企图是消解道德的阶级性、人民性、历史时代性，使新时代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失去为经济社会服务的时代价值，削弱道德精神力量。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现实的道德生活受到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利益关系的制约：“社会直到现在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而“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17］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对道德虚无主义进行反思批判，揭示唯心主义伦理观的实质，着力构建以人民价值取向为导向的新时代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