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利军

（西安外国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

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被马克思誉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1]，该书对批判杜林错误的社会主义思想、阐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加强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理论之武装、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从“社会主义为什么要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如何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怎样从科学发展为现实”三个维度对《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行解读。

一、社会主义为什么要从空想发展为科学

（一）局限在“以头立地”为特征的西方思维模式下、远离社会现实的空想社会主义要向关照现实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展

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有着源远流长的“以头立地”的传统。“以头立地”的涵义是“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头脑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2]37。古希腊时期的阿那克萨戈拉提出“努斯”的概念。“努斯”指不同于物质的纯粹精神性的存在物，它独立自存，可以不受物质世界的束缚，可以决定物质世界的发展与变化[3]。自此西方形成了主体化、思辨化的“努斯精神”的思想传统。苏格拉底把人的精神世界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基督教神学大家奥古斯丁和阿奎那对“努斯”精神神圣化，为人的思维所构建的绝对的创造者、绝对意志的代表——上帝做辩护。文艺复兴运动更是用人的头脑和思维否定神性，高扬人的价值、尊严、权利和幸福，使“努斯精神”由天国回到人间。近代以来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4]为名言，倡导用思维构建具有普遍必然性知识的前提，引导出了斯宾诺莎、莱布尼兹为后继者的欧洲大陆唯理论的知识论传统。康德为了调和英国经验论和欧洲大陆唯理论而实现了人类思维理性运用的高峰。随后黑格尔又以“绝对精神”概念为核心用思维编织出自然、社会、人类思维的内在规律性。可见，“以头立地”是西方思想的一个重要传统。

空想社会主义站在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上，继承了法国启蒙思想家运用思维来对旧思想、旧社会进行批判，对新社会进行大胆的构想，坚持了“以头立地”的思维方法。“在16世纪和17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描写。”[2]38莫尔的《乌托邦》对乌托邦中财产共有进行了大胆的设想，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对太阳城中秩序、丰裕、文化、和平、美德进行了描写。摩莱里和马布利的平均主义、禁欲主义的直接共产主义理论强调“不仅应当消灭阶级特权，而且应当消灭阶级差别本身”，应当“禁绝一切生活享受”[2]38。圣西门通过“‘劳动者’不仅指雇佣工人，而且也包括厂主、商人和银行家”[2]43来表达人人应该劳动的构想；他还提出了废除国家的设想。傅立叶则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认为进入文明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在‘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2]45。欧文则提出“阻碍社会改革的首先有三大障碍：私有制、宗教和现在的婚姻形式”[2]49，对私有制阻挡社会历史发展的负面作用进行了论述。三个不同历史阶段上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依托思维对未来理想社会进行空想描写、超出时代背景的大胆设想、辛辣地批判，但是缺乏对社会现实的高度关注，缺乏对理论转化为实践的可行性、现实性的论证。正如恩格斯所说：“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2]42

抛弃“以头立地”的思想方法，转而面向社会现实，从实际出发构建理论才能使社会主义实现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主义从空想阶段继续前进，就需要根本改变理论创新的思想方法，坚决地走欧洲哲学社会科学思想的客观化的“逻各斯”精神、经验论、科学主义的道路。这需要社会主义者高度地关注时代精神、社会现实，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的现实状况、矛盾等出发构建具有科学性的社会主义思想。这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的第一个原因。

（二）局限在以建立理性国家、社会为目标并希望立即解放全人类、建立永恒正义王国愿景的空想社会主义要向以建立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展

理性是欧洲的重要传统。古希腊理性以“逻各斯精神”（客观化、科学精神）和“努斯精神”（主体化、人文精神）合一为特征并延伸到西方思想文化发展的各个时期，是深度认识西方思想文化的内部密码。17世纪从英国开启的启蒙运动最初把理性理解为两方面，一是对自然秩序的信念，坚持认为万物运行遵循特定的秩序；二是对人的天赋秉性的信念，认为人人具有与生俱来的思考能力。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把理性推到极致，把理性定义为人性、善意、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和博爱。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主张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在司法中可以得到永恒的正义、在法律面前资产阶级平等、在人权中人们拥有所有权；他们认为应当无情地铲除一切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德国的康德认为理性的真正内涵不仅指充分运用理性对待所有事物，而且要慎重地对待理性本身。

空想社会主义坚持以理性国家、社会为目标。法国启蒙运动的理性思想在法国大革命中得到了一次实践机会。但是新的国家制度表明“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贫富对立、财产自由变成失去财产的自由、犯罪现象增多、商业变成欺诈、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卖淫增加，“理性的社会的遭遇也并不更好一些”[2]40。然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并没有决意抛弃启蒙运动的社会理想，而是坚持启蒙思想家的理性国家、社会目标。“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2]39虽然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和启蒙思想家理论中的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差别很大，但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并没有实现国家、社会理想根本超越启蒙思想家。

变革空想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目标才能使空想社会主义发展为科学。自从系统性的社会压迫从奴隶社会开始，人的解放就是一个永恒的命题。无论是奴隶暴动的斯巴达起义，还是打倒皇帝做皇帝的陈胜吴广农民起义，最终可能获得解放的都是一个阶级或一个阶级的部分人群，而不是全人类得到解放。所以立足解放全人类，而且是立即解放全人类的理论是缺乏现实基础的。要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也不是一个短期可以实现的目标。所以，要使空想社会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就必须切实地改造空想社会主义理论。首先，要以解放一个阶级为社会变革的目标。其次，要建立社会正义，但不是启蒙思想家理论中的“永恒正义的王国”。简而言之，空想社会主义要向追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这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的第二个原因。

（三）局限在依赖个别天才人物变革社会历史的空想社会主义要向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人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展

英雄史观历史久远。古希腊神话中的宙斯和普罗米修斯就是英雄的化身，成为欧洲英雄史观的萌芽。《荷马史诗》中英雄的世界是古希腊英雄史观的文学化表达。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理论、柏拉图的“哲学王”统治国家的理论、亚里士多德的“完人”统治国家的理论为英雄史观提供了哲学依据。卡莱尔认为历史是“英雄”创造的，全世界的历史“实际上都是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伟大人物的思想外在的、物质的结果”。尼采认为历史的意义在于“超人”的诞生。欧洲的英雄史观发展历史给空想社会主义以深刻的影响。

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坚持个别天才人物是社会变革的希望。社会的现实是不完满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希望构建永恒正义的理性王国。他们认为真正的理性和正义的社会没有实现的原因是人们没有正确认识它。构建理性正义的社会“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但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认为天才人物的出现“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2]39。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把变革历史的动力归结为偶然出现的天才人物，这使得其理论难以具有科学性，使得其理论有必要进一步发展。

放弃天才人物、依靠人民群众才能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到科学。天才人物作为历史发展依靠力量的局限性非常明确：第一，天才人物可遇而不可求，从而使社会历史进步完全靠概率、靠人民的运气。第二，天才人物的伟力不可能依靠一己之力发挥并取得社会的成功。第三，天才人物的个人意志和人民群众的群体意志很难确保始终一致。所以，依靠天才人物推进历史进步的观点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只有把人民群众当成历史的主人才能使空想社会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这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的第三个原因。

二、社会主义如何从空想发展为科学

（一）辩证法奠定方法论基础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

恩格斯梳理了辩证法的发展历程。古希腊的原始的、朴素的辩证法提出世界是运动、变化和普遍联系的观点。例如，赫拉克利特认为一切都存在而又不存在。近代形而上学辩证法用孤立的、固定的、僵化的、一成不变的思维研究世界。比如，他们认为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2]56。黑格尔的这一观点在本体论上克服了上帝作为万物“第一推动力”的神学世界观；在方法论上呈现出从社会整体上关照对立统一，并由对立统一规律推动生成运动，运动的轨迹遵循质量互变，运动方向是否定之否定。为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提供了方法论。

（二）唯物史观奠定革命的历史观基础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

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方法进行唯物化运用当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欧洲三大工人运动的事实认识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和谐和人民的普遍福利的学说完全是撒谎”[2]58。他们通过研究以往人类社会历史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59。从而用物质实践活动的阶级斗争取代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作为历史的本体，把唯心主义从最后的堡垒历史观中清除出去，创造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这样，社会主义不再是个别天才人物头脑中偶然的发现，而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对立的必然产物。社会主义研究的对象不再是尽可能地设想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现实，并且找出超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经济冲突的根本解决方案。唯物史观颠倒了黑格尔的唯心史观，提出了实践为本体的全新人类社会历史观。这一努力为使无产阶级形成“历史人力可为”奠定了基础，促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

（三）剩余价值学说激发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生成、奠定革命的阶级基础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

恩格斯认为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总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没有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不能对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想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必须阐明这种生产方式是如何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学说恰恰论述了“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剥削的基本形式”[2]60。具体来说，资本家按照劳动力商品的市场价格购买工人的劳动力，他从工人劳动力中榨取的价值要多于他支付给工人的价值；多获取的价值成为资本家价值量累积的重要源泉。剩余价值学说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揭露了资产阶级剥削压榨无产阶级的原理。剩余价值学说是揭示阶级对立根源、培养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和阶级斗志的重要理论基础。所以说，剩余价值学说使空想社会主义发展为科学。

三、社会主义怎样从科学发展为现实

（一）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冲突导致社会主义从科学转变为现实

恩格斯按照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应当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中寻找、应当从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寻找的基本思路，考察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状况。他指出，资本主义改变了过往劳动资料占有者就是生产者、就是产品占有者的状况，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但不是劳动者却占有产品。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确立了起来，但是生产却是社会化的，私人资本家在满足私利的同时要满足社会对产品的需要。于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2]65。这一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2]66，“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2]68。前一对立进一步的结果体现为资本家财富的积累和工人贫困的积累导致工人购买力大大低于资本家产能，所以形成因生产相对过剩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后一对立进一步的结果是谋求私利的资本家生产出来的产品不能满足社会化的需要，从而形成供需比例失衡而导致的经济秩序混乱的经济危机。恩格斯论述了面对经济危机的频频来袭，资本家通过垄断来化解经济危机，但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根本变革，经济危机依然深重。资本家通过国有化来解决经济危机，但是收效甚微。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引发的危机频发，垄断和国有化难以救治的现实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冲突。而资本主义内在冲突的化解有赖于科学社会主义。

（二）科学社会主义武装无产阶级使社会主义从科学变为现实

恩格斯认为，深入考察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历史条件和这一事业性质本身，使受压迫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条件和性质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恩格斯的这一论述表明，科学社会主义肩负着探索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规律的艰巨任务。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部著作中，恩格斯已经对这一规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恩格斯的这一论述表明，科学社会主义肩负着启发、团结无产阶级的艰巨任务。通过科学社会主义的武装，使无产阶级明确自身的历史使命，使社会主义从科学走向现实。

（三）无产阶级革命引领社会主义从科学发展为现实

恩格斯提出的化解资本主义内在冲突的根本途径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2]81，从而终结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剥削和社会压迫的根源彻底地消除。“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2]81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社会生产便可以推开，从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随之消失，国家的权威随之消失。所有人成为社会的主人、自然的主人、自身的主人，即自由的人。最终使社会主义从科学发展为现实。

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为什么要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如何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如何从科学发展为现实三个核心问题。这部著作是武装无产阶级政党、启迪无产阶级开展革命斗争、引领大众认知科学社会主义的杰作，在坚定无产阶级的理想信念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