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云盼，蒋振华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贤者悦其德，不肖者服其化”[1]12727的北宋哲学家、思想家邵雍，字尧夫，自号安乐先生，人称百源先生，生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卒于北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谥康节。其祖籍是河北范阳，幼时举家徙共城，后定居洛阳。邵雍一生著述颇丰，《伊川击壤集》存诗1500余首，被收录在《正统道藏》太玄部中，其与道家、道教的渊源不言而明。

宋代道教在真宗、徽宗等帝王和陈抟、张伯端等高道的双重作用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对宋代的文化、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道家和道教二者之间联系紧密，道家老庄之学的主要参与人员是道士，道教以道家的思想和修炼方法作为发展的核心，同时衍生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道教文化。邵雍作为一代理学大师，儒家思想在其意识领域里虽占据主导地位，然而道家、道教所描述的羽化飞仙的神秘传说和亦真亦幻的仙家境地都吸引着他接受道家、道教文化的熏染洗涤，使心灵在纷繁复杂的尘世间获得暂时的解脱和安宁，因此《伊川击壤集》与道家、道教文化紧密相关。

一、道士与道装

邵雍勤奋好学，于书无所不读。少有大志，曾游历四方，渴求建功立业。后在归来之际幡然领悟，遂不复出。但其好学不倦的精神闻名遐迩，《宋史》本传载：“北海李之才摄共城令，闻雍好学，尝造其庐，谓曰：子亦闻物理性命之学乎?雍对曰：‘幸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图》 《洛书》《宓义》八卦六十四卦图象”[1]12726。而后邵雍以易学研究闻名于世，他根据《周易》和道教思想，建立起一整套宇宙论图式，称之为“先天学”。追本溯源，邵雍的“先天学”与道教神秘人物陈抟密切相关，《宋史·邵雍传》中即载：“之才之传，远有端绪，而雍探颐索隐”[1]12726。朱震云：“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1]12908陈抟在传统道教的基础上参以象数和易理之学，提出了“一大理法”的宇宙观，用来解释宇宙生成规律、推衍人事变化和指导道教修炼，后被邵雍吸收借鉴并加以弘扬，成为其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伊川击壤集》中多有涉及，前人于此著述颇丰，不便赘述。除此之外，陈抟洒脱的生活方式、旷达的隐逸情怀、朴素的道家诗风和体认大道的形而上的追求都为邵雍所继承[2]。可以说，陈抟对邵雍的影响不可估量，所以他将陈抟称为“珍重之人”。《邵氏闻见录》载：康节先生尝诵希夷先生之语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处不可再去。”又曰：“落便宜是得便宜。”故康节诗云：“珍重至人尝有语，落便宜是得便宜。”盖可终身行之也[3]70。除此之外，《观陈希夷先生真及墨迹》赞扬了陈抟的仙风道骨：“未见希夷真，未见希夷迹。止闻希夷名，希夷心未识。及见希夷迹，又见希夷真。始知今与古，天下长有人。希夷真可观，希夷墨可传。希夷心一片，不可得而言”[4]188，也写出了陈抟传世的理论、真诀和著作的博大精深。“范邵居洛阳，希夷居华山。陈邵为逸人，忠献为显官。邵在范之后，陈在范之前。三人貌相类，两人名相连”[4]217（《题范忠献公真》），“仙掌峰峦峭不收，希夷去后遂无俦”[4]122（《谢宁寺丞惠希夷樽》），借陈抟隐居华山，表明了他对这位“深居名山、道行高尚”的隐逸之士的仰慕之情。

除了与陈抟具有师承传授关系，邵雍与道士有密切的来往，并且很羡慕道士在华山潜心学道的生活，《代书寄华山云台观武道士》中有感而发：“求如华山是难得，使人消得一生闲”[4]91。他闲时听张道人弹琴，在幽韵的琴声中产生了对道家清净生活的向往：“更闻数弄神仙曲，始信壶中日月长”[4]62（《治平丁未仲秋游伊洛二川，六日晚出洛城西门，宿奉亲僧舍，听张道人弹琴》），“不闻世上风波险，但见壶中日月长”[4]55（《后园即事三首》）。由此邵雍将逍遥无为的生活与宽大舒适的道袍联系在一起，道装变成了淡泊无为、清净闲适的象征。

北宋时期，道教盛行，文人士大夫穿道服一时蔚然成风，邵雍拒不做官后，“始为隐者之服，乌帽、绦、褐，见卿相不易也”[3]210。代表了其无意仕宦、不受世俗约束的出世之心。邵雍经常身穿道装出游，《小车六言吟》中说：“将出必用茶饮，欲登先须道装”[4]224。或是身穿道装吟诗作对，《首尾吟》中载：“简尺每称林下士，过从或着道家衣”[4]342；或是描述自己悠闲安乐的生活，其在《自咏》中写道：“静坐多茶饮，闲行或道装。傍人休用笑，安乐是吾乡”[4]210，甚至创作了专门的《道装吟》四首：

道家仪用此衣巾，只拜星辰不拜人。何故尧夫须用拜，安知人不是星辰。

道家仪用此巾衣，师外曾闻更拜谁。何故尧夫须用拜，安知人不是吾师。

安车麈尾道衣装，里闬过从乃是常。闻说洞天多似此，吾乡殊不异仙乡。

如知道只在人心，造化工夫自可寻。若说衣巾便为道，尧夫何者敢披襟。[4]214

第一二首诗表明世俗人身着道装是借鉴了道士身穿道衣求仙拜神的象征意义，由此而超越了世俗礼仪规范的束缚。第三首则指出道装经常与代表仙境的洞天、仙乡关联，而世俗人的道装大多与现实相关，但是二者之间仍有相似之处。最后一首说明了世俗人穿道装于道教而又超越道教的社会现象[5]。

可以说，邵雍对道装的宗教意义进行了选择性的吸收乃至升华，他穿道服寻求清静无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体现了宋代道教盛行与世俗化倾向。

二、神仙与内丹

随着道教不断世俗化，道教受到了更多文人的关注，甚至影响了他们的创作。道教法术、道家故事、神仙仙境成为他们创作的来源，邵雍亦是其中一位。

神仙摆脱了尘世的束缚而拥有绝对的自由，是道士修炼的终极理想，也代表着人们对理想生活的憧憬。尽管邵雍本人曾对求仙问道持否定的态度：“若非心有得，亦恐学神仙”[4]281（《岁杪吟》）；“人言别有洞中仙，洞里神仙恐妄传”[4]116（《击壤吟》）；“好静未能忘水石，乐闲非为学神仙”[4]43（《有客吟》）；“有灵丹换骨还如否，白日升天得似么”[4]117（《林下五吟》）。反问句在古诗中并不常见，在这里用得恰到好处，增加了讽刺的力度，指出白日升天是虚妄，具有一定的思想高度，但是他毕竟不能摆脱他所处时代的局限，自上而下的崇道氛围使众人对仙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邵雍也不例外，称：“自知为士子，人讶学神仙”[4]305（《岁除吟》）。邵雍极力称赞好友富弼告老还乡隐居洛阳的行为，认为其每日赏花喝酒、感悟天理是“清朝将相当年事，碧洞神仙今日身”[4]136（《谢富相公见示新诗一轴》）。邵雍对神仙的好奇，使其对仙境也充满向往之情，除了神山、神州和天界等理想中的仙境为其关注，许多名山形胜也被视为神仙所居之洞府。道教对于理想仙境的追求，实际上是对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向往。如《留题水北杨郎中园亭二首》：

买宅从来重见山，见山今直几何钱？奇峰环列远隔水，乔木俯临微带烟。

行路客疑经洞府，凭栏人恐是神仙。长忧暗入丹青手，写向鲛绡天下传。

洛下谁家不买居，买居还得似君无？风光一片非尘世，景物四时真画图。

后圃花奇真阆苑，前轩峰好类蓬壶。人生能向此中老，亦是世间豪丈夫。[4]273

邵雍在诗中描摹了中山亭内奇峰环绕、姹紫嫣红的迷人景象，他不由地将此景看作是玄妙幽远的神仙仙境，居住于此的人也仿佛是长生不死、逍遥自在的活神仙。

对神仙信仰的追求使众人对寻求长生不死之药趋之若鹜。炼金石为丹药的尝试失败后，内丹术开始兴起。内丹是以人体为炉鼎，以精、气、神为药物，在人体内部烧丹以求长生不死的方术。内丹术的起源历来说法不一，不过在唐代研习内丹术已蔚然成风，至宋代则成为主要的修炼方式。文人士大夫受到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纷纷通过练习内丹术来养生。

在《伊川击壤集》中经常可以看到“定观”“坐忘”之类的术语，明显存在道教养生术的痕迹，《听琴》中载：“青山无限好，白发不须惊。会取坐忘意，方知太古心”[4]48；《摄生吟》说：“握固如婴儿，作气如壮士。二者非自然，皆出不容易。心为身之主，志者气之帅。沉珠于深渊，养自己天地”[4]320。邵雍在《大笔吟》 《月窟吟》 《秋怀三十六首》 《和魏教授见赠》中多次提到了“天根”与“月窟”，更是在《观物吟》阐述了内丹修炼中循环往复、阴阳消长的法则：“耳目聪明男子身，鸿钧赋予不为贫。因探月窟方知物，未摄天根岂识人。乾遇巽时观月窟，地逢雷处看天根。天根月窟闲来往，三十六宫都是春”[4]248。胡渭在《易图明辨》中有详细的解释：“盖人身天根在尾闾，月窟在泥丸。修炼之法，夜子以心神注气海谓之生药。子后则自尾闾上升以达于泥丸。午中则自泥丸还元以讫于尾闾。从复姤用功，而诸卦皆到，上下往来，终而复始；和气满腔，盎然流溢！故曰三十六宫都是春也。”[6]即道教修炼内丹时，通过沟通体内的阴阳二气，调和人体的状态，达到治愈疾病、延年益寿的目的。邵雍《恍惚吟》诗：“恍惚阴阳初变化，氤氲天地乍回旋”[4]181，是对修炼内丹时阴阳变化和“场”的转换的切身体会。《周易参同契》说：“朔旦为复，阳气始通，出入微疾，立表微刚，黄钟建子，兆乃滋彰”，即明白告诉我们，子时开始后，阳为主而阴为客[7]。

内丹家曾自述修炼内丹的体会：“内外混合，结成还丹。自觉丹田火炽，畅于四肢，如痴如醉，美在其中。”[8]邵雍对此深有体会：“中间些子好光景，安得功夫入语言”[4]181（《恍惚吟》），不是亲身修炼的人，是难以领会其中奥妙的。

三、老子与庄子

在古代，“终南捷径”的现象屡见不鲜，但邵雍不以隐居作为混迹朝廷的手段，做到了真正的不为名利所动摇，是一位真正的隐士。他的隐居不仕的行为与道家文化密切相关。他极力推崇老庄，称：“善设称周孔，能齐是老庄”[4]110（《书皇极经世后》）。《庄子·秋水》篇中庄子借神龟“曳尾于涂中”表现了视名利如浮云且绝不做官的决心，邵雍受其影响在《伊川击壤集》中表达了自己不慕名利的人生态度：“天地有常理，日月无遁形。饱食高眠外，率是皆虚名”[4]45（《书事吟》）；“村落桑榆晚，田家禾黍秋。民间有此乐，何必待封侯”[4]31（《游洛川初出厚载门》）。他多次拒绝好友相邀，认为：“鹓鸿自有江湖乐，安用区区设网罗”[4]26（《谢富丞相招出仕二首》）；他还在《不愿吟》中表达了自己的志向：“不愿朝廷命官职，不愿朝廷赐粟帛”[4]254（《不愿吟》）。这正是从世俗名利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的生动写照，也是他安贫乐道的表现。邵雍仰慕庄子旷达的人生态度，其有诗云：“因思濠上乐，旷达是庄周”[4]54（《川上观鱼》）。庄子的志向是逍遥快乐：“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9]庄子的逍遥主张的是一种绝对的精神自由，邵雍对此深有体会：“夫君惠我逍遥枕，恐我逍遥迹未超。形体逍遥终未至，更和魂梦与逍遥”[4]246（《依韵谢任司封寄逍遥枕吟》）。还有专门的《逍遥吟》四首表现了自己逍遥自在的生活。同时，庄子认为，人们即使可以实现绝对的精神自由，也不能完全脱离现实环境，所以人们既要在精神上实现逍遥游，也要在现实生活中能够融合于当前的处境，不妄为，不被动，顺势而为。邵雍深谙此理，他主张少议论是维持身心健康的关键：“当默用言言是垢，当言任默默为尘。当言当默都无任，尘垢何由得到身”[4]52（《言默吟》）。排除人、物的干扰，任万物自由来去：“二十年来住洛都。眼前人事任纷如。形同草木何胜野，心类钟彝不啻虚”[4]71（《和王不疑郎中见赠》）。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拒不做官，达到“且无官责咎，幸免世猜嫌”[4]133（《和君实端明》）的理想效果，没有官场琐事的牵挂，这样便可以将身心寄托在天地之间：“况有林泉情悦乐，却无官守事拘牵”[4]151（《和王中美大卿致政二首》）。邵雍的安时处顺还表现在他可以坦然地面对生死：“人盛必有衰，物生须有死”[4]288（《人物吟》）；“昨日炙手，今日张罗。人间常事，何诧何嗟”[4]289（《诧嗟吟》）；“上天生我，上天死我。一听于天，有何不可”[4]321（《听天吟》）。所以邵雍能够在激烈的党争之下安时处顺，平安一生。

朱熹认为邵雍与老子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老子窥见天下之事，却讨便宜，置身于安闲之地。邵康节亦有些小似也。”[10]老子从自然之中体悟功成身退之道：“大道汜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11]203之后功成身退也成为老子极力推崇的人生准则：“功成身退，天之道也。”[11]105张良可谓是这一原则的完美践行者，他进退有度，将入世与出世极好地结合在一起，晚年隐居田园潜心学道：“卷舒天下坐筹日，锻炼心源辟谷时”[4]13（《题留侯庙》）。邵雍在《读张子房传吟》称赞其摒弃功名利禄跟随仙人赤松子云游天下的行为：“用舍随时无分限，行藏在我有穷通。古人已死不复见，痛惜今人少此风”[4]251，与张良相对应，“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的韩信，“据立大功非不智，复贪王爵似专愚”[4]14（《题淮阴侯庙十首》）。邵雍认为韩信遭遇灾祸正是由于不能够抵御权利的诱惑，如若“功成能让封王印”[4]15（《题淮阴侯庙十首》）也许能够化险为夷，凭借超然物外的胸怀而“世世长为列土侯”[4]15（《题淮阴侯庙十首》）。过度的欲望是有害的，长时间追求外在之物，就会失去自我、迷失心性，所以老子主张“虚静”是万事万物存在的根源：“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11]134（《老子》十六章）。同时，其将虚静作为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躁胜寒，静胜热。清净为天下正”[11]243（《老子》四十五章）。受其影响，邵雍用清闲虚静的态度看待事物：“仙家气象闲中见，真宰功夫静中知”[4]350（《首尾吟》）。所以能够超越情感的干扰，抓住事物的本质。他知道惟有清净才能返璞归真，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所以“静”“闲”是《伊川击壤集》中出现较多的字眼，他时而“闲行观止水，静坐看归云”[4]193（《答会计杜孝锡寺丞见赠》），时而“静录新诗稿，闲抄旧药方”[4]45（《谢人惠笔》），描写了自己的悠闲生活，展现了其性情散逸、清雅淡然的人格魅力；或是“雨后静观山意思，风前闲看月精神”[4]136（《安乐窝中酒一樽》），或是“闲看蜜蜂收蜜意，静观巢燕累巢心”[4]168（《又二首》），表现了超然物外的心境，与道家所提倡的那种淡泊名利、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不谋而合。邵雍在生活中，静看风雨，闲观风月，真正达到了道家、道教所推崇的至高境界。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伊川击壤集》中道家哲学、道教仙学与文学思想联系紧密。道家朴素的人生观、道教的仙学理论和修仙炼养之法介入文学思想之中，使道家、道教与文学思想形成相生相通的关系。例如受老庄重玄哲学的影响，邵雍诗作体现出文法自然之美[12]。邵雍作诗不拘声律，不求工巧，随心而作，历来评价褒贬不一。批评他的人认为邵雍的诗过于直白、理智，破坏了诗的美感；还有人认为他身为理学家却以“玩物为道”，非儒家正统，但是如果能结合其仙风道格的气质来看，可能会有不同的感悟。邵雍隐逸期间体悟天理，亲近自然，在身心和谐的状态中感受到了道的内涵，感受到了脱离俗世的超然，感受到了旁人无法企及的安乐，这与道家、道教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