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莫冬明（广西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一、引言

在现代公司治理中，股东与高管的代理冲突时常出现。为使高管秉持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理念管理公司，控制代理成本，缓解代理问题带来的负向效应，高管激励应运而生。根据最优契约理论，高管激励如薪酬激励，是化解股东与高管代理矛盾的具体公司治理机制。从广义角度来看，薪酬激励形式多样，比如股权激励、债务类薪酬和货币薪酬(张兴亮,2015)。限于篇幅，本文探讨狭义高管薪酬，即货币薪酬。高管薪酬激励是降低代理成本的有效解决方案之一，即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将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挂钩，从而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与经营管理效用最大化的有机结合，使代理成本最小化。

与高管薪酬类似，独立审计也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的独立审计，可降低企业外部与内部的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代理成本(李爽，吴溪,2003)。在独立审计中，注册会计师对被审计单位财务报表是否按照适用的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都作出公允反映，是否对被审计单位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进行客观公正评价，并给出相应的审计意见。由此可见，审计意见对上市公司和外部投资者的决策都有重要意义。

高管薪酬激励与外部审计同属于公司治理机制，但是，少有研究关注这两种内外部治理机制之间的作用关系。本研究试图探究独立审计过程中审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是否与高管薪酬激励相关。此外，在现代企业中，作为公司治理体系的关键部分，董事会能对管理层经营行为进行监督从而缓解委托代理问题(钟熙，宋铁波，陈伟宏,2019)。与此同时，董事会的监督能力与其特征紧密相关。董事会重要特征之一——董事会的独立性即独立董事的占比，是否会在高管薪酬激励与审计意见的作用机制中发挥作用。为了理清上述问题，本研究以2015年至2018 年A 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薪酬激励、独立董事与审计意见三者之间的关系。

二、文献综述、理论分析与假设推理

（一）高管薪酬相关研究

将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相联系，是西方倡导的用以解决代理问题的常规做法。Ross（1973）最早提出了基于公司经理的委托代理问题，并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框架。我国学术界也对高管薪酬激励问题从影响因素与经济后果等角度展开了探究，比如，有学者研究了企业规模、竞争因素、股权结构、国有控股比例、管理层持股等对CEO年薪的影响(张俊瑞，赵进文，张建,2003;李增泉,2000)，还有学者研究发现高管报酬对企业业绩(任广乾，周雪娅，石晓倩,2019;吴国鼎,2016)、企业规模和股东财富(刘斌，刘星，李世新，等,2003)具有促进作用。总体来说，以上对于高管薪酬的研究多从企业特征和内部治理因素入手，缺少对企业外部治理环境与治理机制的关注。

（二）审计意见相关研究

回顾审计意见学术成果，已有研究主要从审计意见经济后果与影响因素两个视角切入。从对被审计单位的经济后果看，一些学者研究了审计意见类型对公司盈余管理(邢春玉，张立民，张莉,2020;陈小林，林昕,2011)、财务重述以及会计估计(黄芳，章贵桥,2014)、股票市场反应(韩丽荣，高瑜彬，胡玮佳,2015)以及CEO 和CFO 变更(施建强,2016;王成方，叶若慧，于富生,2012)的影响，等等。从被审计方的影响因素看，国内一些学者从主要被审计方财务状况(吕先锫，王伟,2007)、资产规模(鲁桂华，余为政，张晶,2007)、盈余管理(盛庆辉，欧龙懿，刘淑芹,2015)、公司治理结构(左晶晶，谢仍明，唐跃军,2013)、内部控制(杨德明，王春丽，王兵,2009)等角度展开研究，审计意见类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虽然已有研究关注了公司治理对审计意见的影响，但少有研究将高管薪酬激励纳入这一因素当中，高管薪酬激励对审计意见的作用机制，备受忽略。本研究将高管薪酬激励作为影响独立审计的公司治理因素，同时将独立董事比例作为影响两者关系的内部控制因素，探究高管薪酬激励、独立董事与审计意见三者的作用机制，为检验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的治理效应提供实证证据。此外，本研究还拓展了高管薪酬激励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也丰富了审计意见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

（三）高管薪酬激励与审计意见

现代企业中，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两权分离，导致代理矛盾出现并持续存在。高管薪酬激励作为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重要手段，其目的是为了促使管理层与股东利益逐渐趋于一致。现有研究从企业绩效的角度，证实了高管薪酬激励的积极作用(张燕红,2016;黄新建，李晓辉,2014;郭雪萌，梁彭，解子睿,2019)，即高管薪酬激励水平提高时，企业价值也随之增加。而增加的企业价值，随后又有可能用于反馈高管团队的下一阶段工作。因此，当高管所得薪酬越高时，为证明高薪酬是其努力经营公司、提升公司业绩的成果，高管就越有动机获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张敏，李伟，张胜,2010)。而这种动机，可以转化为两种行为。一种是积极的、正向的行为。根据薪酬激励理论，合理恰当的薪酬激励制度，能够有效地激发高管团队的工作热情，高管为持续获得较高的报酬，在日常事务管理以及重大决策时更为关注企业中长期利益，自觉接受董事会的监督，经营行为合法合规，信息公开透明，企业绩效得到提高，股东财富也随之增加。因此，高薪酬激发的积极经营行为较高，而经营风险、盈余操纵行为、财务舞弊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较低，面对外部审计时，获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概率也就越大。当然，并不排除高管薪酬激励会衍生另外一种消极的、负向的行为。有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对审计师的聘任决策起到决定性影响(张敏，李伟，张胜,2010)，面对诱人的薪酬激励，管理层可能会有强烈的动机通过审计师变更或支付高额审计费用等手段收买审计意见(段春明，刘倩,2011;伍利娜，陆正飞，王春飞,2013;伍利娜，王春飞，陆正飞,2013)。总之，高管激励下的两种方式，都会使企业获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可能性增加。所以，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高管薪酬激励水平越高，企业越可能收到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四）独立董事的调节作用

董事会作为重要的内部治理机构，其监督能力大小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董事会的独立性。董事会独立性的保证与强化，实务中往往通过引入独立董事制度来实现。Fama和Jensen 指出，迫于外部的董事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压力，外部董事有动机通过对管理层实施有效监督为自己赢得良好声誉，不断提高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人力资本价值，因而董事会中外部董事（包括独立董事）的存在可能对管理层施加有效约束(Fama,E F and Jensen,M C,1983)，从而降低代理成本(张必武，石金涛,2005)。然而，若独立董事的比例太低，可能会对董事会的监督能力产生影响，这是因为，在内部董事的任免存在与CEO 关联的情况时，内部董事便会避免与CEO 正面交锋以保住自己的席位，那么独立董事仅凭一己之力也无法实现有效监督。由此可见，引入独立董事制度以后，还要考量独立董事的比例问题。董事会对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具有任免权以及薪酬决定权(张必武，石金涛,2005)。从任免权来看，对于优秀经理人的聘任、不称职高管的解雇，独立董事比例越大时话语权越大，从源头上改善管理层的治理环境，一定程度上规避了经营风险。从薪酬决定权来看，为激发高管的工作积极性，提供高质量的管理资源，自觉接受董事会的监督，独立董事比例对高管薪酬水平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张必武，石金涛,2005)。总之，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独立董事比例的提高，对于企业内部治理环境的改善、董事会监督能力的提高、高管薪酬激励水平积极作用的发挥都有重要作用，并能将该作用传导至审计意见。由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独立董事比例在高管薪酬激励与审计意见促进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三、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以中国全部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取2015—2018 年度数据为初始样本，所有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本研究对初始样本进行了必要剔除，最终得到了3285 个中国A 股上市公司共11800 条记录的数据。此外，还对每个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数进行了缩尾处理。采用Stata15.1 对数据处理分析。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审计意见（Opinion），当企业当年收到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时，取1，否则取0。

（2）解释变量。高管薪酬（Lnsalary），参考已有研究，取财务报告中披露的前三名高管报酬之和的自然对数(盛庆辉，欧龙懿，刘淑芹,2015)。

（3）调节变量。独立董事比例（Indr），即独立董事人数在董事会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

（4）控制变量。关于影响高管薪酬激励以及审计意见的其他因素，参考已有研究，在模型中适当地加入一些控制变量。首先，高管薪酬激励的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总资产报酬率（Roa）、净资产收益率（Roe）。其次，审计意见的控制变量包括审计师规模（Big4）、审计变更（Change）。审计师规模越大，审计越严格，收到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越低；当年发生审计变更，会引起审计师的关注，其在审计过程中也会增加审计程序，财务舞弊行为被发现以及收到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都会增加。再次，企业内部治理层面控制变量包括两职合一（Dual）、董事会规模（Board）和监事会规模（Supervisor）。最后，本研究还控制了企业性质（Soe）、年份固定效应（Year_FE）和行业固定效应（Industry_FE）。

（三）实证模型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本文构建以下模型一对研究假设1 中高管薪酬激励与审计意见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鉴于本研究独立董事代理变量为虚拟变量，当企业独立董事比例高于年度均值时，为独立董事比例较高一组，否则为独立董事比例较低一组。因此，在检验独立董事对高管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时，采用分组回归的方式。

四、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了所选样本有总体认识，本研究对主要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1 所示，取对数后的高管薪酬最大值为16.4035,最小值为12.9158，均值为14.4359，说明上市公司间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差别明显。审计意见均值为0.9763，标准差为0.1521，表明企业收到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情况更为常见。独立董事最大值为0.5714，最小值为0.3333，均值为0.3767，样本间极值跨度较大，表明不同企业间独立董事监督有一定的差异。

表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二）相关性分析

表2 列示了主要变量相关性分析结果，高管薪酬激励与审计意见的相关性分析系数符号为正，与前文分析一致。高管薪酬激励与独立董事的相关性分析系数符号为负,但独立董事比例与审计意见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系数不显著。相关性分析中主要变量之间的系数绝对值均小于0.5，变量之间存在共线性的概率较小。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还要结合Logistic 回归模型结果进行分析。

表2 皮尔森相关系数表

（三）回归结果

1.高管薪酬激励与审计意见

表3 列示了高管薪酬激励与审计意见的二元Logistic 回归结果。由第（1）列可知，加入控制变量前，高管薪酬激励与审计意见回归系数为0.5569，且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加入控制变量后，高管薪酬激励与审计意见回归系数由0.5569变为0.2250。虽然两者相关性减弱，但结果依旧显著，显著水平为10%，这说明当公司薪酬水平越高时，当年获得审计师出具的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概率越高，假设1得到支持。此外，公司规模、总资产报酬率与审计意见显著正相关，资产负债率均与审计意见显著负相关，说明公司规模和总资产报酬率越大，资产负债率越低，越可能收到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越高，这也与前文分析基本一致。

表3 高管薪酬与审计意见回归结果

2.独立董事的调节作用

表4 列示了模型2 以独立董事分组对高管薪酬与审计意见Logistic回归的结果。结果显示，在独立董事比例较低的组内，高管薪酬激励与审计意见的系数为正，但在统计学上不具有显著意义；在独立董事比例较高一组中，高管薪酬激励与审计意见的系数为正，且在10%水平上显著。以上结果说明，独立董事对高管薪酬激励与审计意见的正相关关系具有强化作用，即当公司独立董事比例更高时，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对审计意见的促进作用更突出。假设2 得到验证。

五、内生性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上述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控制内生性问题，本文将关键解释变量（Lnsalary）滞后一期，重新对模型一和模型二重新进行回归，所有回归结果基本与前文一致，说明本研究存在内生性问题的可能性较低。此外，在稳健性检验中，笔者根据《董监高特征文件》中报告的高管团队成员薪酬项目，手工计算前三名高管报酬之和，取自然对数后作为Lnsalary 的替代变量，重新进行所有回归，回归结果与前文基本保持一致，检验结果较为稳健。限于篇幅，内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结果在此处均不列示。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实证结果表明：（1）高管薪酬激励水平与审计意见显著正相关。（2）对独立董事比例进行分组回归发现，当独立董事比例较高时，高管薪酬激励对审计意见的正向关系有所加强。（3）在国有企业样本中，高管薪酬激励对审计意见的积极影响明显大于非国有企业。本文表明，薪酬激励作为公司缓解代理矛盾的重要机制，对于获取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有一定促进作用。但是本研究不能确定，高管薪酬激励与审计意见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高管的正当经营行为催生的，还是高管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这也是本研究的不细致之处。但不管在哪种情况下，独立董事都体现着监督高管行为、改善内部治理环境的作用。

（二）政策建议

根据本文关于审计意见的影响因素研究，提出以下两点建议。一方面，从薪酬激励制度角度看，上市公司应该制定规范有效的薪酬激励体系，薪酬激励水平要与高管能力、高管期望以及企业未来业绩有机结合，力求薪酬激励对高管经营管理行为起积极的导向作用，避免高管为获得高额报酬而采取短期自利行为引发经营与财务风险。另一方面，从董事会监督能力看，引进独立董事制度后还要完善独立董事的选聘和激励机制，保证独立董事的比例以确保董事会的独立性，避免独立董事在行使职权时被大股东、管理层甚至内部董事掌控。总之，上市公司应该不断完善内部治理体系，以求在独立审计中获取对自身有利的审计意见，赢得更多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