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琢靖

一、发展脉络及特点

（一）教育教学

1956年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建系之初实行“民、理、作”三合一建制，即民族器乐演奏、民族音乐理论、民族音乐作曲，①将创作、演奏、研究形成一个良性循环。②这种教学体制的建立，为中国仍在起步阶段的民族音乐教育发展提供先行条件，并使民间的口传心授逐渐向院校系统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教育手段转移。建国前，刘天华创作编写的47首练习曲，弥补了二胡基础教育中的空白。建国后，上海音乐学院的二胡专业教师受其影响，都有根据教学情况自行编写练习曲的经历，虽然内容上以移植曲目为主（外国民歌和中国民间曲调皆有），但相对于过去的“以曲代练”，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基本功训练，使得演奏技术水平有针对性上升。如此良好的二胡音乐教育手段与院校体系相结合，吸引并培养了大批二胡演奏家、教育家在上海扎根。先后为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上海戏剧学院戏曲音乐专业、浙江音乐学院国乐系等非直属附属院校以及上海市各大少年宫输送优质师资，并为系统化教学编写练习曲、编订教材，为素质教育设立学生乐团，进一步推动区域模块化二胡教育和青少年基础教育的发展。

（二）作品创作

1、创作技法

传统民族音乐的二胡一直处于戏曲、说唱的伴奏地位，直至刘天华的十首二胡独奏曲将其推动步入以独奏形式发展的时代。其中中西合璧的理念，在建国后、乃至今天都影响着中国大批作曲家的创作思路，在作品的技法、体裁、织体等方面尤为明显。而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王建民所创作的《第一二胡狂想曲》，则为当代二胡音乐创作带来世纪性革新——狂想曲体裁、九声人工音阶的使用、弓和弦上突破性的技巧、琴筒和琴皮的运用，为二胡音乐创作带来了思维上的革命。

2、题材内容

题材从个人情感的抒发、地域风格的体现向改编经典以及歌颂性题材过渡，逐渐发展为多以宏大意象阐述中国文化的现况。

建国前，以刘天华、华彦钧的作品为主，题材多为借景抒情或是个人情感的直接抒发。建国至1976年之间，上海地区创作和演奏的二胡音乐集中歌颂共产党，有《点苍山下》、《山村变了样》、《咱们的领袖毛泽东》。1978年上海民族乐团恢复公演，此时的作品多以从民间曲调、民族歌剧等其它艺术形式素材入手，如宝玉哭灵（改编自越剧《红楼梦》选段）、新婚别（根据描写安史之乱的杜甫同名诗作创作）。同时，还不乏一些歌颂党、描绘祖国山河的作品，有《洪湖主题随想曲》（又名《洪湖人民的心愿》，改编自《洪湖赤卫队》中的经典唱段）、《葡萄熟了》（根据新疆维吾尔族音乐曲调创作）等等。2006年开始，上海民族乐团开启专业音乐演出季模式，以演出带动创作，一手伸向经典，一手锐意革新。自此，上海地区以上海民族乐团为中心，全新的民族音乐作品如繁花盛开，优秀作品有《百年随想》、《太阳祭》、《二胡狂想曲》系列（现有五首）、《无极》等等。我们从中已很难感受到某种具体的意象或某种单纯的音乐素材、风格，多种传统音乐元素被糅杂在一起，以更加宏大的意象描绘于音乐的画卷上，以传承、创新、包容、兼并的风格展现中华文化。

（三）乐团建设

1、乐队样式

乐队样式逐渐根据音色、音量、风格进行调配，向更加和谐、更具特色、更吸引观众的方向发展。

1920年大同乐会在上海组建，乐队样式、分组完全参考西洋管弦乐队。1952年上海民族乐团成立，标志着大型民族乐团真正意义上的出现。③后出于江南丝竹以外的小型室内乐乐曲需求，上海民族乐团五重奏小组于1981年成立，由二胡（高胡）、琵琶（中阮）、扬琴、箜篌、琶琴五种风格不一的乐器组成。随后，与之样式相似（各乐器音色迥异，且每种乐器只有一位演奏者）的小型民族音乐乐团如雨后春笋般涌出，乃至近年来出现的跨界合作新型民族室内乐团(如上海恒星乐团)依旧采用这种样式。

同时，由于大同乐会参考西洋管弦乐队的分组方式——将乐队分成吹、拉、弹、打四个基本组别，促使衍生出了类似于西方管乐、弦乐团样式的民族吹管、拉弦、弹拨、打击乐队样式。这种样式的乐团本大多附属于大型民族乐团，但随着民族室内乐教育的推进，近年来上海地区组建的乐团大多由院校教师带队，优势在于方便排练、管理，其更统一和谐的音色也深得观众喜爱。其中，在上海及周边地区受到广泛欢迎的弦之翼乐团，就是由上海音乐学院霍永刚教授组建、上海音乐学院胡琴专业学生组成的，并且为使其低音声部更加浑厚，在胡琴的基础上又加入了西方大提琴与低音提琴。《月牙五更》、《马车夫之歌》、《影调》、《茉莉花》（霍永刚根据江苏民歌创编）系该乐团广受好评的曲目。

2、表演形式

从无伴奏独奏向丰富织体的乐队协奏形式发展，从静坐表演向“动起来”的情境化表演发展。

1976年以前，上海民族乐团的演出中以二胡为主的表演大多集中于独奏、江南丝竹或类似于江南丝竹的小型重奏。1978年“四人帮”粉碎后，上海民族乐团重回舞台，上演了第一首二胡协奏曲《满江红》。而到了2011年，甚至更早，我们已很难发现二胡独奏无伴奏表演形式的身影。可能是得益于其80人的庞大阵容，在每一年的演出中已鲜少有曲目还在以无伴奏的形式呈现，委约作品更是以协奏曲与大型民族管弦乐曲为主。而过去的独奏作品、江南丝竹作品，再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也通常是以协奏这种更具感染力的表演形式，有《良宵》、《赛马》、《一枝花》、《江河水》、《二泉映月》，以及顾冠仁创作的新江南丝竹系列作品等等。在其他无大型乐队伴奏的二胡音乐会中，乐队声部则会由钢琴替代，传统作品也都会配以钢琴、扬琴等伴奏。这种旧曲新编的表演形式将观众熟知的民族音乐再现以传承的同时，又赋予了其新意。

除此之外，舞台效果也越发受到重视。在过去的演奏中，演奏者总是从始至终坐在台上，如今演奏者开始站了起来，甚至如话剧般“演”了起来、如音乐剧般“舞”了起来，再伴以精致的舞台灯光、多媒体视频背景、3D全息投影技术等高科技手段，令人身临其境，将乐曲呈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上海民族乐团的《大音华章》、《海上生明月》、《上海德奥赛·外滩故事》、《共同家园》音乐会就是以这种形式呈现优秀作品，而上海二胡演奏家赵磊更是将“动起来”融入进他个人的演奏风格中。

3、演出活动

演出活动日益丰富化、主题化、惠民化、深入化、国际化。1959年开启的、至今一年一度的“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是上海音乐文化的标志，其中创办于1963年的全国二胡邀请赛使二胡活动在上海有了一个地标性的命名④，并于2016年更名为二胡艺术周，为上海、乃至全国地区的二胡相关的民族音乐发展提供极大力量的助推。是二胡艺术周，让全国范围的专业演奏家、作曲家、音乐爱好者在4天时间中，汇聚于此，聆听新作，进行学术交流，积聚二胡艺术百年气韵，求索未来传承、创新之路途。而上海地区乐团、院校每年都有多场深入社区的普及教育音乐会、讲座等。上海民族乐团更是推出了品牌性的系列音乐会——“风雅东方”、“东方雅韵”、“国乐中的诗书画”、“致敬祖国”、“中流砥柱”、“脱颖而出”、传统佳节等等。这些系列音乐会相对于尚不了解二胡音乐、民族音乐的普通观众更具吸引力，且较精准的品牌分类更易于观众理解音乐会的主题、演奏家等内容，可以根据自身喜好选择是否前来聆听。除此之外，上海民族乐团多次出访演出，足迹遍布维也纳金色大厅以及三十多个国家；上海各音乐类院校附属乐团也皆有受邀参加别国音乐节的经历。

二、现存问题及思考

（一）断层现象

目前二胡音乐的发展状况有两大特征，一是创作大型体裁的倾向，二是现代主义音乐技法、语言的大胆尝试。而上海二胡艺术发展总体上是呈现多元化的特征，并与世界化有着紧密联系的，上述两点在上海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然而，这样的发展也导致了一些问题——近年来，专业的作曲家和二胡演奏家在创作和演奏作品时，更加倾向于在理论上更具有挑战性的作品，中国传统音乐元素的缺失，导致作品在面向普通观众时会显得过于“学术化”，失去亲和力；高级别考级曲目不断更新，越发具有难度，而中低等级的小型二胡独奏曲却尚停留在20世纪中后期。基础作品的创作空白、发展带来的审美差异，导致难以激发琴童的兴趣，更不提理解乐曲背景产生共鸣了，这为二胡音乐的后续传承与推广带来极大的阻力。

（二）传统与革新的取舍

国粹二胡在经历历代音乐家们的改革和创新后已具有成熟的形态，其作为传统器乐，音乐作品却已有了传统与现代之分。产生于当下社会环境的现代作品，相较于传统作品，风格更为多样，素材更为多元，层次更为丰富，较容易为大众所接受和欣赏。然而，以上海二胡音乐为例，演出交流不断，新作品层出不穷，常演常新的传统曲目却往往只局限于一些经典作品。而所谓经典，往往是一些具有革新意义、红色意义的，或是观众喜闻乐见的、通常为一些具有异域风情的作品，例如《光明行》、《空山鸟语》、《洪湖主题随想曲》、《葡萄熟了》。而过去那些“接地气”的风格作品却无人问津，例如《梆子风》、《河南小曲》、《苏南小曲》、《阿美族舞曲》。包容的大都市在给予二胡音乐极大的流传和发展空间的同时，亦因时代的进步、多元的文化语境，造成了对以原汁原味的风格性作品为代表的传统音乐的忽视。如何做到创新以推广的同时，不失“传承”本色，使传统音乐文化不仅仅存在于专业音乐学习者的课业范围中，更存在于普通群众对二胡音乐的了解中，笔者以为这是一件值得思考的问题。

综上，本文对上海地区二胡音乐发展相关的现有资料进行了系统性归结。笔者通过研究发现，其实很难将上海地区二胡音乐发展与江浙的进行割裂的研究，因为文化的发展不可能是孤立的，上海地区二胡音乐的繁荣与整个中国的发展都是相辅相成的。况且上海作为中国极具代表性的城市，是中国近代发展的先锋之地，其发展史可谓是中华文明近代发展史的缩影。通过回顾建国以来上海二胡音乐发展史，可以从中窥见全国二胡音乐的发展脉络，有利于对二胡音乐创作发展、确定审美特质以适应现代人的欣赏要求、把继承传统与开拓创新结合起来、走一条既具有时代特色又符合社会需要的成功之路等等问题的认识和再认识。⑤

笔者以为，上海地区二胡音乐的发展离不开学术研究的深入、教育教学的体系化等内部因素的影响，亦离不开政策的支持、民众素质的提高、社会发展带来的市场需求，以及上海作为国际都市的海纳百川特性等外部方面的推动，更离不开身为华夏民族的我们心中燃烧的民族魂。但是，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当切记二胡音乐的发展和推广不能是只有“学术性”的孤芳自赏，也不能是一味地迎合市场的口味，更不能过度追求发展而忽视了传统文化。要把握好传统与创新的尺度，深刻中华文化的内涵，同时推动其发展的内外因素相互配合、连结，才能更好地推动其未来的发展和推广。■

注释：

① 乔建中.“上音二胡”与“海派文化”——上海音乐学院二胡教学的实践与理念[J].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17,(01):90-92.

② 施悦.上海音乐学院二胡教学体系形成之脉络梳理[D].上海音乐学院,2019:11.

③ 陈洁.上海民族乐团:探寻当代民族音乐的国际表达[J].上海艺术评论,2018,(06):15.

④ 陈春园.传承 务实 创新——2016首届“上海二胡艺术周”述评[J].人民音乐,2016,(11):25.

⑤ 程岩.当代中国民族管弦乐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前言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