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兴伟

（宜宾市图书馆，四川 宜宾 644002）

一、拓片由来

2019年南溪区图书馆李燕带着馆藏十几件珍贵拓片，前往宜宾市图书馆请教交流，拟订方案后迅速着手开展对这批拓片的整理修复。其中发现一张当时被称为“唐天授三年武曌异体字戎州碑”的拓片（民国）。据查该拓片原石碑现收藏于宜宾市博物院，笔者有幸专程去看过，石刻为青石质，长73cm，宽34cm，厚8cm。经清扫潮平、衬纸加固、上墙挣平、砑光磨平之后，拓片上大部分文字基本可辨部分为：“维天授三年太岁壬辰一月丁卯三月十二日戎州”。书体为正书，三列，每列字数不等。

此后，我们发现另有一张拓片现藏于泸州市博物馆，其上记载一段文人趣事，“1937年5月，长宁梁叔子与南溪士绅罗伯希等人在访求歇马石后，无意间在南溪服（涪）溪口大红（荭）山山麓寻得一块武则天天授年间的刻石，将其定名为‘武周戎州定界刻石’。”

二、武周概况

武则天改国号周后，她“政由己出，明察善断”，不拘一格降人才，劝课农桑，改善社会经济，稳定政治局面，她统治时期采取的政策、经济措施可说是唐太宗时期的继续，史称“僭于上而治于下”，有“贞观遗风”，郭沫若先生称她的统治是“政启开元，治宏贞观”。

三、武周造字

武周新字是唐朝初期武则天在文化上进行的一次改革,主要通过诏令形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武则天本人所创造的约二十个新文字。

（一）构字探究

武周造字明显看出和常用字不同，最直接的原因是它看上去似乎不像文字，更偏近于一些字符。武周新字与其说是老老实实写字，更像要传递一些思想、一种讯息，给689年—704年这个时间节点打上标记。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以来，虽还未找到确切实物证明中国五千年历史，但学术界大多认为距今五千年左右，中国文字雏形已开始萌发。从已公开发布的考古发现来看，至少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就有不少符号吸引学者关注，如山东考古发现的丁公陶文，有学者称之为早期文字，再晚一些如距今约4300年至3900年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中，也发现疑似汉字的符号，这也成为专家学者探索陶寺遗址与夏王朝关联的重要线索。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中国文字的形成可从结绳计数开始，至甲骨文、石鼓文、铭文，再到体系愈发完备的秦篆、汉隶、楷书、行草等，可见整个文字的构造趋势大致从符号到曲弧再规范到横平竖直，笔顺笔画逐步有了规律。

有研究表明，“测查了隋唐五代时期60000多字的碑志，从中选出不重复楷书用字3724个……得出了当时汉字书写和构造的主流趋势，而武周新字不符合汉字自身发展的规律，不符合时代的要求 ”

从书写单位看，唐朝楷书已成熟，无论通过唐代完备的墓志铭上呈现的文字、还是武德年间废汉五铢行开元通宝其上的褚遂良书法至后世“颜筋柳骨”，都能看出此时“方块字”是审美主流，所代表的“筋骨”“结构”“气势恢宏”都需笔画节俭，去弯取直，而武周新字起笔转折都不够顺畅，更多趋近于多笔繁复而非一笔贯之。再者从结构来看，如今使用较多是左右、上下结构等两部件组成，而武周新字则多是三部件构成。

早期文字雏形，刻划符号目的是记录，其功能更多是表形，随着人类物种不断进化，大脑皮层变厚，逐步开始以人脑、人的意识、人为主体去“安排文字”，人赋予文字生命，解释含义，给他们固定使用的范围且符合早期符文的使用习惯。即文字发展走势需要予人方便。

正如进化论提到的适者生存，文字自身迭代也存在这样的过程，删繁就简，留下结构明晰且书写流畅的字体。而武周新字中大部分字的构形模式仍采取会意合成式，如典型的“曌”字取意便是日月当空，不仅割裂字的联系，也削弱字的独立性，与整个汉字构形模式的发展趋势相背离。

虽然武周新字的确不够符合字形发展、有悖书界主流，但反观造字本意，武周造字的主人——武则天武曌，我们不难发现武周新字也是她本人的代言，逆世俗而上，留千古之名。

（二）结合断代

武周造字，始于武则天称帝之后的第五年，即载初元年（689 年）至长安四年（704 年）武后卒，翌年改号神龙，改字废除，共使用十六年。

《宣和书谱》卷一云：“武周增减前人笔画为十九字。”据施安昌先生考证，载初元年改字有：“天”“地”“日”“月”“星”“年”“正”“君”“臣”“载”“初”，加之武则天自命名“曌”，共计十二字，至天授元年（690年）又改“授”字，证圣元年正月改“证”“圣”，四至五月间改“国”字，圣历元年改“人”字。

如龙门石窟擂鼓台中洞刻经及传文中，虽未见纪年，但大量出现的武周造字表明，其书刻年代为武周时期无疑。在其中一部古籍记载中，“证”字已使用新字，可知应书刻于证圣元年（695 年）正月之后，但“国”和“人”并未使用，故应在 695年5月之前，故推定刊刻于695 年正月至五月间。

由此可见，正常说来，南溪区图书馆这张拓片的原刻石，时间应在载初元年（689年）至长安四年（704年）之间。至于其作用，虽前人题记认为是界碑，但笔者团队认为，古代界碑的形制大多四方碑形，刻字仅标地名，出土地方多位于山河边境交界。这方石刻所记载的内容远超于此。我们就此问题与国家图书馆金石组老师探讨，认为此石刻本身乃是一残碑，根据其内容及刻字位置，推测可能为一题款或是某游记类的题记。

四、文化大同

事出反常必有妖，武周造字作为显而易见的‘异性字’，女皇武则天无非是想威慑天下、彰显强盛国力。在中原王朝势力的影响之下，武周新字得以从朝中走向民间，这是一种文化认同，也是则天的运筹帷幄。

自先秦起，我国就有文化认同这种“大一统”思想，如‘书同文、车同轨’等。秦朝统治时间不长，但其制度对于此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可谓影响深远，不仅在战国时期是法家、儒家和道家的共同理想，在武周时期，推行使用新字也是其大一统思想的延续，我们当今提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是“大一统”的另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新诠释。

从推行新字的短期成效来看，能够及至偏远的西南地区，除自古以来皇权至上大一统思想在总揽全局之外，武则天恩威并施也起了一定效果。如在长孙无忌谋反案上，则天开启了重用酷吏之路，虽然武则天虽用酷吏来铲除异己，但是她也深知重用酷吏的危害，所以登帝后，二十多个酷吏除傅游艺无一给予职位和实权，此外她更是极力在酷吏手中保下狄仁杰，张柬之等多位后期贤臣，也说明她的识人之明。再观之，封禅大典武则天以天后身份给所有官员进一层，省去四年进阶时间，整治吏治，平反冤假错案，调整地方经济，发展农业，社会风气开放，社会安定繁荣。天下百姓无不知天后威名，百官更是受她恩惠，无不褒奖称赞。

文化大同打破地域限制，武周新字的推广不仅是西南边陲地区受到影响，朝鲜、日本等国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辐射，如江户时代藩主德川光国的‘国’字正是则天新字。

五、地域特征

自秦汉至明清，宜宾片区各时期不同称谓在史料中基本都有记载，明确提到‘戎州’的有“南朝梁武帝大同十年（544年），平定‘夷戎’后，于僰道城设戎州。”而在唐代，除天宝元年（742年）至乾元元年（758年）改称南溪郡外，戎州长期设立直到唐末。”

武后想稳定形势、推行新政、开疆扩土，边陲地方更不容忽视，何况自秦开五尺道以来，戎州地区历来都是交通枢纽。早在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见到邛竹杖和蜀布，得知巴蜀的确有西南通往身毒的道路，从四川、云南进入印度地区，再转向到大秦；自汉武帝开西南夷，加强和西南地区滇、夜郎等部族的文化联系，有人称这条路线为“西南丝绸之路”。

另史料记载“国字从唐武周时就从中原流传到云南的滇池地区，到大理国一年时期则广泛盛行，普及大理、剑川、姚安等地,在碑刻、绘画、题记、写经中普遍使用”。宜宾位于川滇黔交界处，这张拓片的原石刻再次印证为何南溪地界会有刻着武周新字的石刻。

综上，武周新字推行至戎州，其一是间接肯定武周时期的疆域版图，体现自秦汉以来中原地区与对巴蜀地区、戎州地区物质文化交流的延续性；其二，文化的影响某些方面已远超物质，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顺从、认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远离中原的戎州地区，仍能在短短十六年间，及时接收中原王朝讯息，说明当时政令推行交通相对便利、效率颇高，这也是一个国家拥有较高文明程度的体现。

结语

古籍修复所涵盖的不应仅是书籍，纸质类文献的整理修复都应是我们工作展开的重点环节。从普查到整理修复，汇编出版，图书馆无数同行默默坚守岗位，作出了一定成绩，唯独挖掘文献内涵，充分发挥文献价值还做得远远不够。

武周新字是武则天时期其个性化治理国家的一个鲜明体现。迄今为止很多在研究中国文字的学术讨论中，实不该忘了这种特殊“异性字”。毕竟千古一女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只此一家，堪堪二十字左右。代表的不仅仅是一段辉煌历史，还有只此一人的哲思与宇宙观，若说绝无仅有也不为过。

我们通过这方拓片追本溯源，仿佛看到千古女帝借由二十字的武周新字，想要开拓的盛世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