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同舫

正义价值如何表达及其规范性共识是否可能，越来越成为困扰现代人生存的社会难题和现代哲学研究的重要议题。科技革命和世界历史的拓展使得技术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而技术的发展日益成为塑造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过程的关键因素，对人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形成与转换产生重要影响。技术进步改变现代人与社会的主要路径是创造技术性的劳动方式和社会关系，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凭借技术性劳动提高效益俨然成为现代人在社会生产劳动中的主要实践意向，而劳动生产在技术进步与资本逻辑的共谋下加固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不对等的竞争关系，导致个体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偏向于根据利益需要而选择和确立自身的价值观念。这些相对主观的价值观念具有双重缺陷：一是倾向于追求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物质利益与权利，造成了正义价值中对美好幸福生活诉求的失落；二是造成了个体与社会公共生活正义价值之间的冲突以及价值观念的分裂，技术进步中生产领域的劳动正义困境由此突显出来。对技术进步中劳动正义及其形成的困境展开探索，有利于理清技术进步中造成劳动正义困境的现实根源，确立劳动正义之于社会生产发展的基础性价值地位，进而发掘正义的真理性意义与现实性维度的深层关联，为如何结合现实来理解正义、凝练正义价值的内涵提供指导。

一、正义概念的演变与正义价值观念的分裂

正义是社会历史性的范畴，形成于人对自身生存方式和所处生活世界存在境况的思维意识和话语表达，在设计人类社会秩序和维持社会关系的稳定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人的生命中涌动着一股试图达到和谐统一的正义秩序的希望与冲动，并在构筑正义秩序、框架和模式的尝试中积淀了与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相契合的正义概念。正义概念及其思维方式的核心一般关涉人生存的良善生活方式和普遍遵循的权责关系，在它对人类社会存在形态的理论设想中，包含着使人从现存的历史局限中解放出来而进入符合人对正义基本需要的理想生命状态的渴望，蕴含了一种憧憬、演绎和构设正义图景的思维轨迹和价值旨趣。正义概念的表达伴随人类历史的发展而改变。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由人的实践活动所主导和决定的演进过程，实践在这一过程中支撑历史克服并超越与人的生存发展需要相违背的非正义性因素，推动人构想并创造出通达至善境界的正义概念。正义概念的演变体现为时空的双重维度：在时间上是从过去、现在到未来，在空间上是从政治、法律到伦理等领域，不同时间段的正义概念可能对同一领域产生交叉作用，不同领域的正义概念在塑造同一时间内的正义秩序上也会有所侧重。当双重维度中的诸多正义概念在同一时空发挥作用时，必定会使个体正义与社会公共生活的正义相矛盾，造成在面临诸多正义概念时如何选择的困难。

正义历来是人的生存方式和社会发展领域所关注的焦点，国内外学者从多维角度对正义概念予以阐释，形成了较为丰硕的理论成果。正义概念本身的演变始终与人的存在状态和社会结构的变换保持内在关联，从人与社会结构存在维度入手，可以更恰切地揭示正义概念的历史演变及其命运。人的生存方式的演变和社会结构的变换一般被划定为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传统社会的典型特征是同质性，人的社会生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并未呈现明显的差异，政治生活在其他领域中占有优势地位，规定其他一切领域的思想价值并促使它们向政治生活的中心集中统一。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社会公共生活主宰着人的私有生活，致使人的生存方式表现为完全依赖社会共同体的结构变动而无法彰显自身独立存在的空间。孕育于传统社会结构中的正义概念指向一种社会生活习惯，规定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理应得到的“福利”。人们为了获取生存所需便只能依附于社会公共生活中由政治力量界定的正义概念和价值。传统的正义概念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和强制性特征，表明只有形成并依赖同一的正义价值信念，人与社会的存在才能保持有序的发展；社会公共生活只有凭借必要的强制性手段，才能保证正义的价值规范得到普遍遵循。在同一和强制的正义价值规范作用下，社会生活的多维领域在需要与功能上缺乏自主空间及互补性，人的社会活动尚未形成充分分工的基础以及在扩大交往中自主联合的能动性，因而个体的价值观念在传统的正义概念中陷入被忽视的境地。

随着人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结构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正义概念在不同生活领域呈现出多元性的表达，诸多正义的价值观念和规范相互之间分化与碰撞而滋生的困境由此突显。现代社会具有鲜明的分裂性和异质性特征，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模式的推动下，社会生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领域都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形成了为实现自身发展而设立的目标和行动意向，社会力量和价值的整合主要依靠各领域彼此在功能上的相互补充与完善得以实现。社会生活多维领域相对独立的发展推动了现代人生存方式的转变。个体生活领域逐渐从社会共同体中分离出来，人的主体性意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展露，人对利益和权利的追求也得到社会公共权力的普遍承认，人在现代社会结构中的思想表达和行为举止展现了以自由为核心价值诉求的意志。在自由价值的观照下，正义概念带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现代性发展对自由主义理论的推行中，形成了以权利为核心或以功利为基础的观念，(1)参见廖申白：《西方正义概念：嬗变中的综合》，《哲学研究》2002年第11期。即人们在谋取权利或展开功利性行为时必须遵从符合财产权的契约制度，在社会合作中必须公平地享有权利并承担责任。现代社会的正义概念衍生了个体与公共生活领域的价值分化，制造了个体对正义概念多元的价值理解和践行的局面。个体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目标和追求，但都是围绕权利和利益而进行的局部性活动，并在争取有限的权利资源时产生了冲突。因此，现代社会中的正义概念指向权利掌控者对社会价值的宰制，以及个体正义价值与社会正义规范相矛盾的处境。

从正义概念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其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塑造的价值规范所侧重的内涵各不相同。正义概念的发展始终与人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结构性质的变动内在相关，正义问题的生发与正义概念价值规范作用的发挥也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正义是一个规范性概念，它谈论的是交往活动领域中某种行为、规范或制度是否符合人们对生存价值的理解”。(2)罗骞：《作为交往活动领域根本价值的正义概念》，《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正义概念为人类社会规范了良善生活形态与和谐共处方式的秩序框架，以之作为人追寻的最高目的。在正义概念的演进中，人类历史被揭示为不断迈向这一目的的发展进程，只有与正义概念的价值和制度取向相匹配的历史阶段，其正义价值形态才具备合理的规范性意义。正义概念所悬设的目的以批判和否弃现实具体的正义价值为前提，本身埋藏着引致正义价值观念分裂的种子：一是人们在反思现存正义规范中试图寻求超越其局限的内在逻辑，企图在正义概念的抽象性意义上确立其超越现实的规范地位；二是借助政治力量、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利等外在手段为人类设置必须实现的正义目的，由此塑造社会整体的正义秩序。正义概念的形成语境与现实环境未能完全连接，正义概念的内涵逻辑与话语表达也会与现实社会发展对正义价值的需要形成一定落差，以将达成某种预设的目的视为固有之意的正义概念，其结果是对人现实生命活力的漠视。在规范性意义的正义价值的引导下，人们必然把它当成一种实践遵循，并在此过程中不断趋向其设置的目的，但在面临社会固定的正义秩序和多维正义价值分裂的情况下，势必遭遇如何抉择正义概念和如何实现其所蕴含的理想价值的双重难题。

明晰正义价值观念分裂的存在，是人摆脱现存困境走向充盈正义性生活的题中之义。自觉意识到正义概念本身的不足，将构成人对自身存在的更高层次的正义价值需要的前提。正义概念对现存正义价值观念分裂作出真实反映并在此基础上指导人们构建更为正义、合理美好的生活方式，是其理论的现实性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正义是现实的和动态发展的概念，它关注现实正义问题存在的内在机理，并为正义问题生发的态势划定明确界限。“正义，也称‘公正’。对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领域中的是非、善恶的一种道德认识和价值评价。作为道德范畴，既指符合一定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又主要指处理人际关系和利益分配的一种原则，即一视同仁和得所当得。”(3)金炳华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673页。这一正义概念表明，正义若要成为维持社会诸多领域和谐共处的基本准则，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具有契合人类生存所需的道德价值意蕴，二是根本关涉人们在社会公共空间的交往活动领域所需的价值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正义概念建立在现实实践的基础上，把正义概念视为正确认识现实实践中的正义原则，发现并反思正义价值观念的分裂的对象化过程，使得正义概念的现实生成转化为改变正义价值观念分裂的实践力量。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正义问题建立在现实的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活动之上，实现了正义的道德情感与物质利益双重因素的动态统一。如果失去了统一性的思维，对正义的阐释必然会囿于诸多领域彼此分化的框架中，现实的正义价值观念分裂难以被揭示和消除。

随着现代人生存方式的转变以及社会结构的领域性分化，正义的价值形态及其社会作用的维度也发生了局部性的分离。正义价值规范在不同领域的分化、个体与公共生活的割裂以及正义原则解读与使用的主观化和技术化倾向，构成了现代社会正义的主要特征。正义价值的分化特征既是现代人生存方式和社会结构演变的产物，同时对现代人与社会的发展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一方面促使人清醒认识到现存正义价值观念的分裂并诱发人尝试从其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又伴随社会结构新的变化而相应衍生出新的正义价值观念，并使得人再次陷入新的正义价值共识难以达成的思维困局。

二、技术进步中劳动正义困境的突显

正义价值观念的分裂根源于不同社会主体在社会生产劳动和交往中大多选择与自身权益相关的正义原则，忽视正义概念所蕴含的一般性价值和意义。技术进步推动着人类的生存方式和思想价值发生更替，愈益成为物质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形式。技术与资本逻辑的联合实现了对劳动方式的改造，掩盖了技术的剥削本性和资本与劳动相对立的实质。以技术进步为根本动力支撑的劳动生产方式将正义观念所依附的主体由人的关系转向物的关系，将正义价值的载体由生活实践转向物质生产劳动。技术进步致使个体内在生活与社会公共生活的关系得到重塑，促使正义观念的场域发生转换，劳动正义价值逐渐突显出来。正义价值观念的分裂从个体与公共生活相分离的窘境转换为在生产领域中如何实现劳动正义的现实难题。

技术进步与社会生产劳动之间具有同构性关系。社会生产劳动因人的生存发展需要而产生对技术动力的需求，推动技术进步及其在社会生活各领域中的广泛使用；技术进步则在嵌入人的生活世界过程中重塑人类观念形态和社会结构。技术进步推动着生产领域中的正义观念成为社会正义体系中的核心要素。在社会分工和生产发展不尽完善的时代，人们在经验生活和文化风俗的影响下确立了个人“内在善”与公共生活“外在善”之间的正义关系，基于道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歧所产生的分化由此滋生，此时的正义观念反映的是不成熟的生产发展状况与薄弱的物质基础。工业化和技术的进步促使人们从技术性因素展开对正义观念的反思，将正义观念从传统的“伦理—政治”二维视域分化至充分体现个体自由、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多维社会生产劳动领域。“技术进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作为事实基础的存在，即技术进步的表现形式，其中包括技术知识的增加、技术人工物的数量和种类的增长以及由知识和技术人工物构成的技术系统效能的提升；二是基于其表现形式的价值选择，即技术进步的伦理取向。”(4)吴国林、程文：《技术进步的哲学审视》，《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8年第1期。技术进步本身兼具经验、技能的发展及其在运用中产生的目的和价值取向，与人类对社会生产发展需要的理性意识密切相关，且技术进步本身的目的和价值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对劳动活动的支配作用。技术进步由人对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对现实生产劳动局限的自觉认识为其保驾护航，是现代人逐渐为自身与其生活世界所确立的价值标准，寄望于通过技术进步实现劳动生产力的解放。在技术进步投入现代社会生产劳动并逐渐发展成为主导力量时，依靠技术展开的劳动与人对劳动正义价值的本质诉求相违背，与对劳动正义价值共识的需要相分离。

进一步而言，技术进步在与生产过程的同构中呈现出两种类型——目的类和手段类，两种类型之间的功能差异使得对劳动正义价值的理解出现了双重维度。技术进步促进了劳动生产过程的主体性力量与物质性尺度紧密相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所塑造的主体的正义观念与现实社会秩序的正义要求存在差别，它在社会生产劳动中是兼具目的和手段双重功能的统一体。这种双重差异性功能为劳动正义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内涵迥异的参照。“目的类技术进步”的功能指向人自由发展的终极价值，以实现包括在不同领域有机整合的正义价值观念为最高追求，这类技术进步容易受到主观因素影响而被当成理想的预设悬置于空中；“手段类技术进步”倾向于从物质生产和经济效益层面寻找载体，使技术内在的理性与规律外化为统治世界并最终塑造人能力发展的工具和力量，将人的认知能力、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发展创新确立为进步的标尺。目的类和手段类技术进步，都是以现代技术为表征的人对自然和社会能动关系的进化过程，并在演进中发展出自身的规范性标准。相对于促进人自由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而言，技术进步作为社会生产劳动的手段更加契合人的实践能动性与客观物质性的发展需要，它更加注重科学知识和实体技术的改进和劳动的技术构成的提升，通过影响劳动者生产的主体性而直接作用于人的劳动正义观念，将劳动正义观念的变化渗透到物质生产的经验事实领域。在两种类型的技术进步共同作用下，人们对劳动正义观念的理解也表现出双重特征：满足物欲的手段和实现解放的目的，并伴随手段类技术进步的优先地位和作用的突显而使得劳动正义观念偏重于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利。

在对劳动正义价值的理解中，技术进步导致人们优先考虑手段性维度而相应忽视目的性维度，这是对劳动正义价值合目的性本质的削弱。从劳动正义本身蕴含的意义看，它是指“对现实具体的人类劳动活动、劳动方式和劳动关系所展开的合理性反思和合目的性价值审视”，(5)毛勒堂：《劳动正义：一个批判性的阐释》，《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包含了双重视角：检审劳动作为人与社会发展前提的正义性和规定劳动主体所得的正义性价值。技术进步与资本逻辑的共同作用使劳动正义的双重视角产生了分离，其共同作用的“目光”转向了物质生产对社会存在的规定，以此消除生产过程与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劳动间的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与技术的产生具有深刻的历史同构性，劳动正义问题通过技术进步与资本在功能上的相互依存呈现出来。资本逻辑在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为自身增殖提供合理性与正当性的辩护，即资本获取的生产增殖得益于其本身的创造价值而非劳动力的生发价值；劳动生产的逻辑失去了现实的社会关系及其对生产过程中的规定性，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逐渐表现为一般要素的技术结合，从而缔造出社会生产与劳动无关的现实发展逻辑。技术的产生和进步是依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动力要素，技术进步在保证资本增殖的过程中确证了资本逻辑存在和运行暂时合理性的理论基础。资本增殖的实现展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对物质财富和剩余价值的极度贪求、对劳动者无偿劳动的不当占有以及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抽象颠倒。技术进步在加深资本普遍合理性地位的同时也在无形中裹挟着统摄整个社会生产领域的强制话语，人们被迫纳入需要使用复杂的认知去判断和执行新的劳动形态。技术进步中关于人类劳动方式与劳动关系的正义问题进入劳动主体的审思视野，人们意识到技术进步中高效劳动成果与产品所有权的分离实质是资本剥削劳动的必然结果，要求伸张劳动在生产领域的本质力量和现实价值。在技术进步尚未达到推动物质生产和经济水平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关系中存在的劳动正义性问题难以消除，如何实现与人类劳动本质力量相契合的劳动正义价值诉求的困境将持续存在。

技术进步在现代社会境遇中与资本逻辑的共同作用所造成的劳动正义困境，实质是对劳动正义本身所蕴含内在价值追求的误置，势必导致劳动正义价值的式微以及人们在劳动过程中对这一价值形成共识的困难。劳动正义是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重要价值理念，是马克思在揭示资本逻辑运行的基本规律和历史效果中得出的价值定位，其所内蕴的价值意义立足于人类物质生产实践，并在现代社会中代表无产阶级生存发展和利益的价值表达与行动取向，它内在要求劳动生产力的增长能够增进人的自由、尊严和幸福等目的。技术进步所创造的劳动生产力确实为现代人的生活提供了历史性的物质基础，但技术进步在现代社会中依然被资本逻辑所支配，其在价值取向上逐渐产生了与资本力量趋向一致、与人生存的一般价值维度相违背的意向，一般社会劳动逻辑意义上的生产力发展在技术进步的作用下变成了社会异化的现实根源。“协作与机器的意义也同样被资本逻辑所改变，生产力发展所节约的时间本该成为人的自由发展的时间，却成为资本获得剩余价值的条件。”(6)仰海峰：《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哲学研究》2010年第11期。在人类生存发展的意义上能够彰显人本质力量的劳动正义价值，在技术进步中却逐渐沦为虚空。

三、劳动正义困境的消解与现实性解构

技术进步中劳动正义的困境集中表现为劳动生产创造的社会价值与表征人本质力量的价值维度相分离，人们对劳动正义内在价值诉求的共识难以形成。技术进步中劳动正义困境给现代人的生活世界带来双重现实效应：一方面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劳动正义价值困境使现代人从传统社会高度统一的价值规范和权威中解放出来，推进人在社会公共生产和生活领域对劳动正义价值的理解获得更多的自由空间，促使现代人在物质利益的牵引下更偏好技术性的劳动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福利”，进而推动了技术进步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劳动正义困境也给现代人带来新的束缚，技术进步所创造的前所未有的劳动生产局面刺激人沉溺于这种生活方式，而现代生活中爆发的巨大灾害和潜藏风险，又使人陷入在技术进步中何以实现真实世界的劳动正义价值的困境。技术进步在生产领域所引致的劳动正义困境既突出了劳动正义价值形态的多样性和歧义性，又暴露出潜藏在技术进步中的“二元论”思维框架。技术进步在与资本逻辑的合流中营造了资本增殖的“合理性”与劳动正义价值的对立，即劳动正义在价值取向上必须改变自身概念的基本指向，而与资本增殖的本质需要相一致，否则无益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技术进步秉持的二元框架，实则是在正义概念的思维意识上将正义的规范性与事实性维度、正义作为现实维度的“福利”与抽象意义上的价值承诺对立起来，是导致技术进步中劳动正义困境的内在原因。要摆脱技术进步中的劳动正义困境，需要借助于劳动辩证法的理论视角，审视技术进步中的劳动正义困境的现实境遇。

劳动正义的困境随着技术进步的不断推进逐渐演化成资本增殖为生产劳动提供权益所得、生产劳动为资本增殖贡献动力支撑的发展格局，呈现出劳动与资本“相辅相成”的运作状态，营造了劳动正义与资本增殖“合理性”存在之间的冲突在技术进步中自行“消解”的假象。马克思通过对现代技术异化现象的批判揭露资本主义私有制非正义的根源，同时依靠变革私有制度以促使“正义的技术进步”这一价值境界在现代性语境中得以呈现，为化解现代化道路中技术进步和发展的难题，构筑正义的劳动和生活方式奠定更高的价值旨趣。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现代性语境中，资本对技术的统治是导致技术进步中非正义结果的历史性渊源，技术追求最大效力的逐利本性在资本逻辑的诱导下获取极大释放。技术进步的运作过程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中，技术进步必然在增强资本扩张力度的同时深化资本逻辑抽象原则的“合理性”，以便得出人的劳动在技术进步中实现了社会生产的价值，获取劳动方式的变革及其与所有权相对等的正义关系，最终诱导劳动主体放弃劳动正义的价值诉求和对资本增殖“合理性”存在形态的对抗立场。现实生产领域中劳动正义与资本增殖“合理性”形式的矛盾关系实质是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二者关系随着现代技术的完善及其与资本市场的进一步结合而发生变化。“与劳动力互补的技术有更大的市场规模，最终使得技术进步的劳动力偏向增强而资本偏向减弱”。(7)赵伟、赵嘉华：《互联网、离岸与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一个全球视野》，《世界经济研究》2020年第9期。技术进步的劳动力偏向目的是通过发掘劳动的无限潜能为资本增殖服务，技术进步中资本偏向的减弱并不代表资本逻辑的衰微及其市场地位的失落，而是通过技术进步将资本逻辑隐形地安置于整个劳动过程中。当前的世界历史发展仍然无法摆脱资本逻辑的渗透与冲击，全球社会生产的发展不仅难以挣脱资本运行的逻辑，反而需要凭借资本发展的效力优势加快生活劳动的进步，技术进步中的劳动非正义性势必在资本的挟持下不断显露，人们对劳动正义的诉求也呼声渐长。劳动正义涉及四个维度：劳动能力的正义、劳动交换的正义、劳动过程的正义以及劳动成果分配的正义，其中劳动交换的正义是劳动正义的出发点，劳动成果的分配正义是劳动正义的终极价值目标。技术进步中形成的全新的劳动方式和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制度的附庸，而技术进步中的劳动正义被迫与资本生产过程的价值需要相迎合，即技术进步极大激发劳动的潜能，促使劳动者尽可能挖掘物质材料，以此表明劳动正义与资本逻辑的“和解”。

技术进步所设想的劳动正义困境的消解，表现为寄望于技术性劳动方式达到对劳动正义的规范性和抽象性厘定，实质是在“二元论”思维框架中强调劳动正义的事实性、现实性维度，排斥规范性与抽象性意义的偏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技术性劳动的异化现象进行了剖析，认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8页。技术进步的异化实质上是劳动异化的表现，技术性劳动最终演化为人的异己力量。技术性劳动是技术进步依从资本逻辑与其意志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在与劳动的互补中逐渐发展出以技术因素为主要构件的劳动方式，技术性劳动是以技术进步的发展为基本动力，构成了社会发展普遍的生产力，建立在技术被用来助力于社会历史前进的基础之上，其直接的现实效应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经济效益。技术性劳动方式是技术进步的历史产物，在现代社会中已然成为最为重要的劳动方式，在塑造现代社会关系和劳动关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而社会关系的改变又进一步推动了人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认识的转变，对人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始源性意义。技术性劳动方式隐含了如何在技术进步中促成价值共识的规范性意义，当技术进步的价值维度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愈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技术性劳动正义规定技术的设计理念、创造过程和使用体验必须立足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需要，促进技术成为人们构建正义性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的手段，促进技术成为人们构建正义性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的手段，推动技术进步的成果成为审视社会正义效果的准则。然而，技术进步中劳动正义的规范性意义高估了技术性劳动对未来社会价值需要的统摄作用，相对忽视了对作为价值维度的劳动正义形成、运作和发展客观规律的事实性考察，造成了劳动正义在技术进步中走向“应该如何”的规范性表述与“将要如何”的事实性描述之间的逻辑中断。在具体实施劳动正义的价值规范中，技术进步倾向于关注如何减轻劳苦的实在“福利”，实在“福利”突出了结果意义上的正义价值，实质是在抽象性的视角赋予普遍的正义形式，使人对劳动正义内在价值的关注降格为对结果的追求，必然造成对实现劳动正义过程现实性维度的忽视。

技术进步中劳动正义困境的消解难以克服其概念和价值本身形式化的规范性与抽象性局限，最终致使以劳动正义为核心的其他社会生活诸领域的价值共识难以形成，而不同领域正义的价值分解必然造成个体与社会公共生活相统一的价值共契成为难题，为技术进步在促进社会发展中如何保证和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提出了挑战。在发展中保持和谐稳定，最终保障人生命存在的自由、幸福及其生存环境的安全，是在技术进步中实现劳动正义价值的现实诉求，关涉社会治理的重要现实课题。现代社会的发展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愈渐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需要凝聚多元主体的集体智慧以实现治理过程的正义性目标。技术进步中的多元性主体归根结底是资本增殖本性的逻辑延伸，它将一切主体都纳入自身的增殖“系统”中，并将主体之间的关系抽象为交换价值，逼促一切人的劳动价值都围绕抽象的交换价值盘旋并处于“待价而沽”的境地。因此，技术进步在自行攻克劳动正义困境中也消除了主体间共同的价值意识，给社会治理带来了难以根除的困难：“社会主体有着各自的社会生活期待，而无论何种形式的社会治理，都期待具有普遍性的治理方式和治理目标，那么我们如何从个体多样性的善中达成公共善，实现社会治理的政治正当性？”(9)周谨平：《社会治理与公共理性》，《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1期。在罗尔斯的正义论视域中，“善”是正义的基础性范畴，构成社会治理的基本表征。然而，在技术进步推动的社会发展中，技术理性能够满足现代社会诸多领域对公共性的需求日益成为驱动社会治理的内在支撑，但技术理性所依托的现实技能在社会治理中的运用实质是多元主体客观化的过程，即主体以技术性为主导劳动活动在参与社会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技术理性是技术进步存在和发展的根据，构成了主体劳动客观化的作用取向，促使劳动者从生产力发展成效的角度出发探索如何治理社会，与主体在劳动过程对正义价值的自觉追求相脱离，与社会治理所需的劳动正义价值共识相分离。

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重建劳动正义的价值共识成为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理论和实践课题，也构成在技术进步与资本逻辑并行推进的世界历史进程中进行全球治理所必须攻克的现实难题。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扩展与技术进步的时空延伸是双向统一的过程，资本增殖的需要驱使世界市场的拓展，催动技术进步的发展，技术进步通过加速时间向度对空间向度的压缩推动了全球化进程，使全人类命运与共的时代主题加快浮现出来。全球治理的正义性维度逐渐从分配范式走向关系性范式，即以往全球社会成员对治理中利益和权责问题进行了合乎正义性的分配，在现代社会逐渐扩展为全球交往的关系性所决定的治理方式。(10)参见王银春：《全球贫困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以罗尔斯、辛格、博格的全球正义理论为中心》，《世界哲学》2020年第3期。这一转换得益于科学知识和技术进步对全球治理结构的优化，技术性劳动生产扩大了多元主体国家的全球交往，一定程度改善了以往强权国家将治理中遭遇的恶果分配给其他国家的非正义性弊端，促使其他国家在全球交往中逐渐意识到相互关系和过程运作对全球治理模式的重塑作用。然而，以技术进步为支撑的劳动生产和交往实践往往暗含着各主体国家追求自身利益的目的，技术进步成为其进入世界市场的契机和所需争取的空间力量，容易形成全球范围内对技术进步的“集权行为”，进而不可避免地设定公域与私域之间的界限。全球化语境中技术进步的“集权行为”势必会使得顶尖技术朝向掌控资本力量的国家流动，进而扩大了“资源不平等、殖民主义的遗产以及当前国际贸易、金融和剥削性投资的蹂躏”。(11)Iris Marion Yong,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p.257.这些全球治理中的非正义性因素归根结底是劳动的非正义性，最终导致了全球范围内国家和个体双重的贫困难题，即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贫富失衡的扩大不仅体现在技术和物质上，还根本表现为劳动非正义性在建构现代人主体性和实现社会生活良序发展过程中的障碍。技术进步中的劳动正义价值必须建立在对技术性劳动异化的扬弃过程中，只有促使技术进步和劳动发展逻辑超越资本扩张的逻辑，才有可能实现劳动异化向劳动正义的转化，这就指明了技术劳动与实践要在不断追求和丰富人的全面发展进程中实现正义，必须将劳动正义的价值付诸社会历史的现实实践中，以当下的历史条件为基础制定合理的变革策略来促使劳动的辩证转换。劳动的辩证法依附于劳动的对象化过程，只有当劳动的对象世界以人的生存方式与人发生关系时，人们才能在劳动正义的价值维度上同客观世界产生关联。劳动正义是劳动活动的核心价值追求，世界历史进程中资本逻辑的推进不自觉地为人类劳动正义塑构了普遍的交往关系，从资本逻辑与劳动正义之间的共契性出发，能够促使劳动在自我扬弃中逐渐超越资本逻辑并实现技术进步中的劳动正义。

技术进步推动了生产领域中劳动正义价值困境的基本主题的突显，形成了技术性的劳动方式和劳动关系，赋予了劳动正义在现代社会中特殊的内涵逻辑，突出了劳动正义之于构建社会正义关系和秩序的基础性地位。如何促使人们达成对劳动正义价值的共识，以达到对现有生产模式中劳动非正义性的自觉意识，最终实现以劳动正义为基本价值的人与社会的发展模式，构成了现代人在技术进步中探寻生存和发展方式的核心问题。技术进步所创造的生存现状和现有的社会运行模式，促使社会生活诸多领域形成各自发展的利益诉求和独特的正义价值空间，同时社会生活各领域形成的相对独立的正义原则之间的差异使得贯通于不同空间的价值共识难以聚合。而现代社会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显示的物欲膨胀、个性张扬的特征，表明个体与所处社会公共生活之间陷入抽象的分离，急需对技术进步制造的劳动生产和生活方式进行辩证的反思与批判。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和劳动辩证法在现代人生活方式和正义观点的转换过程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它表明以劳动为历史演进的出发点，本身蕴含了对正义观念进行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结合、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思维方法和实践要求。随着技术进步发展的不断深入，对现代社会劳动正义困境的洞悉和克服必须与对正义价值真理性的理解联系起来，并在自我超越和创造性的生活过程中彰显正义价值真理的现实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