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旗

1909年，泯江，一条浅水木舟上，22岁的朱德神色端凝。这位曾在四川仪陇县的县、府两级通过考试，相当于获得了“秀才”资格，尔后又就读于四川高等学堂，并当过高等小学堂体育教师的青年，要顺泯江入长江，进入云南[1]。

朱德出生于四川仪陇县一个佃农家庭。他的少年时代，中国正值甲午战败、庚子灾难、辛丑赔款等外敌侵凌日亟的局面。国家的沦丧、民族的灾难、家庭的贫窳、民生的凋敝，使朱德深深感到“教书不是一条生路”。出路是什么呢？就是“富国强兵”，朱德后来说“我的志愿是想做个军人”。于是冲着云南陆军讲武堂，这所“恐怕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学校[2]，放弃了教师的职业，来到云南昆明。朱德早年的革命生涯和军旅经历与云南结上了不解之缘。

当时，云南陆军讲武堂只招收云南籍学生，朱德第一次报考讲武堂时，因籍贯问题被拒录，只得将籍贯改填为云南建水县，才得入学。没多久改云南籍贯一事暴露，按当时的校规规定会被开除学籍，事情惊动了校长（总办）。校长李根源（同盟会会员）欣赏这位有文化、有毅力、有救国理想的学生，以冲破成规的气概说：“籍贯错了，改过来就可以了，不要为这样一个问题，把一个不辞千里跋涉来报考讲武堂的有志青年拒之门外”，朱德的学籍由此得到了保留。这是朱德与讲武堂、与李根源、与云南的一段巧缘。

讲武堂军纪严明，却又讲究军人良知。一次周末收假点名，朱德未按时到达，几分钟后才气喘吁吁赶来。教官顾品珍大怒，吼道：你有什么理由迟到？朱德正欲解释，而教官不容其说话，却严加训斥。朱德迟到的原因，据讲武堂研究专家李晓明考据，是朱德归校到讲武堂附近的洪化桥时，见一老人昏厥于道旁。遂将老人抱扶于附近中药铺，并掏钱托药店照应，因此耽误了时间。由是“朱德不服，与顾品珍顶撞了起来。顾在盛怒之下，找到李根源，要求把这个不服从管教违反规矩的学生开除。李根源思考后对顾品珍说，我们不需要培养唯唯诺诺、循规蹈矩的学生，而是要培养朝气蓬勃、不羁之才[3]，顾品珍认为李根源校长的看法有理，逐渐消了怒气，重新审视这个血性不羁的学生。朱德的学籍又一次得到保留。以后，朱德成为顾品珍颇为信任的部属。这是朱德与李根源先生、与云南的另一段奇缘。展示了其人品的魅力与师生情谊。1965年，李根源先生逝世，朱德以近80岁的高龄为自己的老师主持追悼会，表现了深深的师生情谊与云南情结。

讲武堂倡行“尚武”精神，培养学员吃苦耐劳的品格（平均每天上课六小时，出操两小时，晚上有自习，夜间有紧急集合训练）。严格的教学和高标准的纪律要求，使讲武堂毕业生的质量与当时其他军事学堂相比要高出一大截[4]。在校期间，朱德各科成绩优异，术科尤为出众，凡有重要的操典场合，总是由朱德和他的同学朱培德领操指挥，他们动作干净利落，喊口令声音洪亮，成为讲武堂有名的“模范二朱”。由于讲武堂从开办之始，以李根源校长为首的一、二、三把手都是同盟会会员，学校教员中同盟会会员、革命人士和倾向革命者占比近86%，使学校充满着救国爱国的氛围，因而讲武堂成为云南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策源地之一，被朱德誉为“革命的熔炉”。不久朱德加入同盟会。他说“我就是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加入的同盟会”。云南成为他投身民主革命的起点。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驻昆明的清朝新军37协（旅）中，营以上主要干部几乎已由革命党人充任，队（连）、排军官大体均由讲武堂师生构成。整个形势正如讲武堂军歌所唱：“风潮滚滚，撼觉那狂狮一猛醒……但凭着团结力，旋转新乾坤……练铁肩、担重任，壮哉中国民”。保卫祖国，壮烈牺牲……鼓起勇气向前进，成为激励讲武堂师生的血性精神。革命狂飙将至，山雨欲来风满楼。

在武昌起义爆发的当月，1911年10月30日（旧历9月9日），云南爆发了辛亥“重九起义”，朱德任少尉排长，所在的74标（团）作为强攻云贵两省的最高统治机关——总督署的主力部队，朱德首先率部冲入总督府，攻破清军十多挺机关枪死守的制台衙门。起义过程中，朱德在火线上被指定为队官（连长）。重九起义，其战斗的激烈程度和牺牲人数仅次于武昌首义。起义胜利后，为防止四川清军顺长江东下威胁武汉，朱德随蔡锷所部入川，以摧枯拉朽之势，配合四川人民推翻了四川清朝督府的统治。朱德的军事生涯在云南旧民主主义高潮的战火中经受了硝烟的洗礼。1912年5月，朱德随援川军凯旋回滇。在祝捷大会上，蔡锷将军褒奖朱德“智勇双全，战功卓著”，亲自授予他“光复”“援川”勋章各一枚[5]。

1913年升任少校营长的朱德率部历经了两年在滇南剿灭为匪为盗的清军残部的战斗。当时滇南的建水、蒙自、个旧等十几个县的范围内，悍匪猖獗，朱德以游击战的方式对付机动流窜的土匪：“天天打，天天到处是枪声”，兵力或聚或分，机动灵活，平复了匪患，因战功升任上校团长。在敌我较量的战斗中，总结出了游击战“敌进我退，敌住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打得赢就打，不赢就走”的特别有价值的战术。后来，在红军时期，经毛泽东整理，成为集体智慧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1915年底，为反对袁世凯否定民国，复辟帝制，云南组成护国军，主力出兵四川，以扼住长江上游。朱德为蔡锷麾下支队长。朱德支队在纳溪前线棉花坡一带连续作战三天三夜后，领受了主攻任务，在一周多的时间里，打退10倍于自己的北洋军的多次反扑，巩固了防线。此后在重夺纳溪诸战中，朱德所部功劳赫赫，朱德得到“滇军名将”“勇猛善战”的赞誉。吴玉章称之为“护国战役的先锋”[6]。云南人“为天下先”“以一隅而抗天下”“拯国民于垂亡”的过程中，朱德显示了自己的军事才干，蕴积了作为将才的指挥素质。

护国之役后，云南地方实力派唐继尧等拥兵自重，堕落为军阀。孙中山先生沉痛的点明：南与北（军阀）如一丘之貉。滇军顾品珍将军将唐继尧驱逐出昆明后，朱德任少将旅长、省会警察厅厅长。一年后唐继尧卷土重来，通缉追杀朱德。对军阀混战早已失望的朱德，“借唐继尧的毒手”，离开了云南，远赴德国追寻真理。经中国共产党旅法支部组织负责人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柏林的支部，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走上“革命到底”的伟大而光荣的道路。云南是朱德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曲奏响处。

朱德离开了云南这个“第二故乡”，但在其革命生涯中与云南常有丝丝缕缕的联系。

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后，主力部队在汤坑失败，朱德率领起义的余部八百余人仍“孤军奋战，一无援助，二无给养，饥寒交迫，疾病发生而又缺医少药，部队思想动荡。”[7]此时，驻湘南的（国民党）十六军军长范石生是朱德在讲武堂时的同班同学，朱德说：“南昌起义前，驻在湘南的范石生第十六军同我们党保持着统一战线，该军内仍然有我们党的组织，范石生也有同我们联合一起进广东之意”[8]。于是，朱德所部源于这个统战关系、同窗关系，寄寓于范石生处，得到服装、棉被、装备和薪饷，使部队得到修整，大大有助于南昌起义火种的存留。蒋介石得知情报后，要范石生逮捕朱德，并缴其所部枪械。范石生却掩护朱德所部撤走，并送五万元大洋。随即，朱德成功发动了湘南暴动，之后率领近万人的武装力量与毛泽东胜利会师井冈山，开辟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此举的成功，是朱德“赣南三整”对部队建设的结果。但其间，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窗情缘与统一战线工作的成效，无疑也是一段有关云南的军旅传奇。何长工曾说“没有范石生的帮助就没有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没有井冈山会师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9]

抗战胜利后，朱德立即提出：“东三省我们一定要去”“要积极向东北发展”这是极其重要的“向北发展”的战略定位。同时，针对驻守东北的有（滇军）六十军。朱德利用自己在滇军中的威望，积极指导策反工作，促成了1946年5月184师（滇军）在师长潘朔端率领下的辽宁海城整师起义。朱德致电祝贺，称为“张滇军之荣誉，揭和平之义旗，全国人民无不为之振奋”。两年后，1948年10月又促成曾泽生的长春起义。朱德的云南情结也体现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

习近平总书记评价朱德“是我国民族英雄璀璨群星中的一颗巨星”。这颗巨星在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尤其是军事史上，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其军旅经历的起点是云南陆军讲武堂。朱德是人民军队的“永远的总司令”——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总司令。他是在革命的洗礼中从士兵成长为元帅，其起步的地方是云南。云南陆军讲武堂被评定为国家级文物，一个显然的原因，正是缘于朱总司令与云南的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