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琦 高占海 庞海青/山东省德州学院

教育生态学依据整体、系统、平衡、动态等生态学原理，将教育和影响教育的周边环境（包括自然物质环境、社会环境、学校环境、家庭环境、个人环境等）作为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整体系统，研究教育系统内部各种结构及其周边环境的相互关系、教育生态的特征及发展的基本规律，分析各种教育现象及成因，目的是提高教育效果[1]。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指某个物种在一定群落中发挥特殊功能和作用所占据的时空位置[2]。档案教育是由内部多个逻辑结构和外部多种表现形式组成的教育生态系统，档案教育的生态位影响着档案教育系统的生态平衡。档案教育生态位表现为各类型教育主体在档案教育生态系统中发挥作用和展现功能的层次位置，只有当各位次的办学主体发展状态优良时，档案教育生态系统才能达到理想的平衡状态并得以稳步发展。

1 档案教育高生态位的特点

本文语境下的社会公民指社会自然人中未接受档案学专业教育以及未从事过档案管理工作的社会群体[3]。社会公民在日常生活改善和自身素养提升中需要档案教育的服务，面向社会公民普及的档案教育在庞大的档案教育系统中也应有重要席位，且该席位的特点是基础性强。本文所述档案教育生态位的高低是以社会公民普遍接受档案教育服务的事实为参照位进行划分的，与社会公民普遍接受档案教育服务事实距离大的为高生态位，反之为低生态位。

1.1 档案教育内部逻辑的高生态位

1.1.1 档案教育哲学逻辑的高生态位

用科学的方法处理档案最早源于欧洲，其中，法、德两国档案学研究及其档案教育尤为发达。早在1821年，法国就开办了巴黎档案学校。较之于欧洲发达的档案教育，我国档案学研究和档案教育的水平差距明显。1934年，学者沈祖荣和毛坤等人目睹法、德两国档案学研究成果和档案教育的先进状况，结合我国教育实际情况，创立了“在阐释中移植”“在修正中应用”的档案教育理念。这一理念的出现推动了我国档案教育发展，但距离当时社会公民对档案教育的认识差之甚远，这就造成了构建档案教育哲学逻辑的高生态位。

1.1.2 档案教育理论逻辑的高生态位

档案教育理论有很多要素，本文主要阐述3个要素：一是明确开展档案教育的指导思想。先人以“国民政府行政界发起的、作为‘行政效率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文书、档案改革’工作”为契机，成立档案教育正式学校，以及培养专门人才服务于政府的需要为办学指导思想。二是与传统教育的接纳。在开展档案教育的筹备阶段，先人学习引进法国、德国档案教育的先进理论，移植诸多图书馆教育理论的内容，多次和苏联档案专家深度交流，在教材建设中采取苏联经验中国化[4]。三是档案教育实践的创生。先人在整理档案理论的基础上积极争取政府支持，1940年春在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开设档案管理训练班，学制1年。1940年9月又向教育部申请设立档案管理专科教育，学制2年，招收对象为高中毕业生。在1943年的《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招生简章》中，提出教育部开办档案管理短期职业训练班，宗旨是培养管理档案的中级技术人才，以适应各级机关增进行政效率之需要。在档案教育理论3个主要要素中，不难看出社会公民是缺席的。

1.1.3 档案教育实践逻辑的高生态位

在档案事业发展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时空贯通、使命传承中把握档案教育的根本方向，是档案教育系统得以健康发展的实践逻辑。自1934年至1952年，档案教育服务于国家，主要是各级部门文书整理领域中的“师傅教徒弟”，距离社会公民较远。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开设档案专修科，1955年成立历史档案系招收本科生[5]，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档案系承办档案本、专科教育，1982年招收档案专业硕士研究生。之后5年内29所高校陆续设立了档案专业，部分学校承办档案中等教育[6]。1986年档案高等教育出现了小高潮[7]，之后档案中等教育逐渐弱化。1994年中国人民大学招收博士研究生，2000年武汉大学招收档案专业博士研究生，2006年至2010年期间，7所院校招收档案专业博士研究生。“十三五”（2016—2020）规划中国家掌控研究型硕士教育，增加专业硕士的招收比例。而档案教育人才的培养向应用型转型是档案教育“接地气”的有效措施，只有这样社会公民才有望成为档案教育的主体。

1.1.4 档案教育价值逻辑的高生态位

从理论层面上档案教育是服务于档案事业的发展，从实践层面上就是培养档案人才，从价值层面上是培养能够实现档案各种价值的档案人才。“一五”（1953—1957）至“三五”（1966—1970）计划实施期间，档案事业主要是从传统层面服务社会发展，档案教育培养的人才主要是管档、查档和用档的人才。“五五”（1976—1980）至“八五”（1991—1995）计划实施期间档案事业有了人伦关系的价值需求，档案教育注重培养综合型研究能力，档案高等教育上了一个新台阶。“九五”（1996—2000）至今，档案的各种价值被人们认可，档案教育加大了应用型的比例，这也是从教育价值角度反映了档案教育价值逻辑的高生态位特点。

1.2 档案教育外部表现的高生态位

九年制义务教育作为很多学科的基础教育，面向的是社会公民中适龄儿童和青少年群体，但在义务教育阶段，有关档案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内容少之又少，如笔者对所在城市德州市小学和初中的教育调研发现，教科书中有关档案的内容少（只有小学《品德与社会》、初中《历史》学科中有所提及）、普及档案知识的形式单调（只是整个学段组织学生参观一次档案馆）、学生对档案的认识淡薄。这虽不能代表全国的现状，至少也是基础教育中档案教育薄弱的佐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档案教育中的“职业高中”和“职业中专”绝大多数停办；至于在职教育和短期培训面向的是在职人员和即将入职的人员，档案高等教育是当前档案教育的主要形式。

2 降低档案教育生态位的必要性分析

2.1 社会环境的视角

首先，降低档案教育生态位的社会环境已经呈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就提出了“到2020年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的目标[8]，降低档案教育生态位正是建设学习型社会这一目标的具体举措。其次，降低档案教育生态位的内驱力已经形成。后现代主义档案记忆观、档案身份认同问题的研究，引发档案学界对于“人、档案和社会”互动关系的思考[9]。在如何促进“档案与人”“档案与社会”良性互动的追问下，学者的研究视野内也容纳了社会公民这一主体，他们挖掘出社会公民注入档案实体内的情感价值，不断弘扬与社会公民相关联的档案文化。目前在档案学者引领和政府支持下，档案部门开发了面向社会公民的档案文化产品，为社会公民提供了良好的档案文化氛围。此外公民的档案意识随着档案学者的关注和呼吁而不断增强，公民的档案意识被唤醒后，下一阶段就是引导社会公民利用档案学理论设计自己的档案、利用建档技术建设自己的档案、在生活和工作中利用好自己的档案。

2.2 教育系统层次的视角

系统论认为，系统的功能是由系统的结构决定的，系统结构呈现出层次性，不同层次有不同的运动规律[10]。根据教育主体的不同，档案教育可分为不同类型，基于系统的层次论档案教育系统可分为三个层次：处于内核位置的现行档案教育、处于上边层的国际档案教育、处于下边层的面向社会公民普及的档案教育，三者呈陀螺状的立体结构。

在学习型社会的建设中，现行的档案教育并没有被削弱，而是与国际档案教育和对社会公民普及的档案教育同时存在、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其内核的位置不可取代。内核与上边层关系的协调即现行档案教育与国际档案教育接轨已经成为档案学者的重大研究领域。以1984年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成为国际档案理事会C类会员为标志性开端，我国档案学者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意识和能力不断提高，档案教师的国际访学次数和中外联合培养的学生人数不断增加，至今档案学者已参与13个国际标准的制定，把我国档案理念和实践需求融入国际标准中，同时推动了我国对国际标准的采纳和应用[11]。但内核与下边层关系的协调还力度不够，降低档案教育生态位是协调二者关系的具体措施，是面向社会公民普及档案教育的有效途径。

2.3 社会公民的视角

社会公民对精神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当前，大到档案部门为满足公民精神文化需求不断优化档案服务、通过保护非遗文化来弘扬档案文化、利用祭祖契机建设族谱档案、借助文化旅游挖掘地域特色档案等，小到家庭成员记录成长历史、保存家庭发展中的标志性成果、购入多样化的家庭档案装具等，这些途径都把档案意识“移植”到社会公民身上，使公民对档案从陌生到熟悉再到主动建档、主动利用，是降低档案教育生态位的重要助力形式。

3 降低档案教育生态位的实现路径

教育生态系统的运行强调系统中各因子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与功能一致性，以达到系统的整体平衡[12]。降低档案教育生态位应在大教育观的哲学视野下向档案教育系统中注入新的元素，以协调各因子之间的关系，并促进各因子功能的进一步彰显。

3.1 强化顶层设计，保障社会公民以教育主体的身份进入档案教育系统

首先，利用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契机，形成保障社会公民以教育主体的身份进入档案教育系统的政策法规。可由地方党委政府牵头，组织档案部门、教育部门、财政部门、文化部门、媒体、行业档案馆（室）、社区等责任主体，建设党委政府统筹管理、各责任主体分项实施的面向社会公民的档案教育体制。其次，建设为实现不同教育目标设置的多元化教育形式。第一，档案基础教育，是面向全体中小学生的、把档案基础知识和基本建档技能融入国民素质教育之中的教育，其根本宗旨是提高全民档案素质、为中小学生终身学习和参与社会生活打下良好基础。第二，档案家庭教育，是面向家庭的、以建设家庭档案为目的的教育，重点是教会家庭成员科学建档、管档和用档，提高家庭成员的档案文化素养和培养把档案文化向周围传播的能力，培养目标是家庭档案管理和档案文化建设。第三，档案自我教育，是面向全体社会公民的、以提升个人档案素养为目的的学习行为，旨在优化档案教育的社会环境。档案基础教育、档案家庭教育和档案自我教育相互交融、重叠、互补，形成社会公民接受档案教育的行为结构。

3.2 创新教育形式，将档案馆的教育行为融入档案教育系统

综合档案馆应采取有效举措，强化档案教育资源建设、拓展档案教育渠道，将其教育行为纳入档案教育系统之中。第一，档案馆的教育资源指能够促进社会发展、提升公民档案意识的教育资料、档案信息等，其建设指档案馆对蕴含丰富教育元素的档案资源进行有效挖掘和整理，重点将内化的、不易被社会公民学习或掌握但极具价值的隐性知识显性化，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档案知识的共享、档案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光大，不断提升社会公民档案意识。第二，档案教育技术的更新是拓展档案教育的有效途径。首先是档案馆要将档案中的教育元素与教育学知识、教育技术融合，借助现代化教育信息技术加工成社会公民易于理解的档案信息，或制作社会公民易于接受的档案文化产品，刺激社会公民的档案教育需求，并增强社会公民档案教育接受能力。其次是要在统筹规划的基础上，加强档案馆和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相关部门的技术合作，指导档案馆工作人员利用信息技术如“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实现各类档案教育资源对社会公民的精准推送。再次是借助企业、公益组织和个人等多种力量增加档案公共教育配套设施，充分建设档案文化休闲娱乐场所，让社会公民平等获得学习机会和学习资源，为社会公民了解档案、认识档案、利用档案和享受档案文化等提供有利条件。

3.3 完善评价体系，构建社会公民接受档案教育效果的评价指标

可由国家进行顶层设计，由地方党委政府牵头组织档案部门、教育部门、财政部门、文化部门、媒体、行业档案馆（室）、社区等责任主体，共同组建评价社会公民接受档案教育效果的评价机构，制定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社会公民接受档案教育效果的评价指标，通过开发教育资源、拓展教育渠道、建设教育团队、规划教育形式、管理教育活动、输出教育成果等加快档案教育向社会公民普及的进程，丰富完善面向社会公民的普及性档案教育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