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档案叙事的发展演变：基于社群档案的分析

2021-11-27李孟秋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浙江档案 2021年6期

李孟秋/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1 引言

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档案界出现的“叙事转向”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档案叙事是指档案形成者出于特定目的，通过语言或其他媒介对社会发展脉络进行选择与记录，再现特定时空中的事件，从而呈现给特定主体的过程。总体而言，目前关于档案叙事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研究内容聚焦档案叙事的应用，对于档案叙事自身体系的发展及价值的讨论略显不足。

大约从20世纪60年代起在欧美国家开始兴起的社群建档运动，成为后现代范式下档案学关注的热点话题，也为档案叙事研究提供独特视角。社群特指那些因为某些特征、行为和价值观念而聚集在一起，从而与其他群体相区别的一种方式[1]。按照英国学者安德鲁·弗林（Andrew Flinn）等人的理论，社群档案（Community Archives）指“具有共同身份特征的特定社群成员所形成的、记录社群历史的文件集合”[2]。按照视角主义的观点，不存在包含一切、解释一切的绝对真理[3]。本文将社群建档运动作为研究视角引入档案叙事研究，其合理性具体表现为：第一，社群建档运动作为后现代档案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档案学理论的“古今之变”，有利于印证档案叙事的历史性变化。第二，社群建档植根于社会环境的发展，进一步印证档案叙事与社会历史语境的密切关联。随着社会成熟度逐渐增强，社群档案价值形态逐渐转化[4]。可见，社群档案的发展无法脱离与社会要素的交互，这本质上与档案叙事的基本运行逻辑是共振的。第三，社群建档运动存在一套完整的价值预设，其目的性增强了建档行为的可叙述性，有利于档案叙事的体系化建构。

因此，本文重点探讨档案叙事的自身建构，基于视角主义观点，以近几十年来逐渐发展的社群建档运动为切入点，探讨社群视域下档案叙事的价值演变及档案叙事体系的突破。

2 社群视角下档案叙事价值判断标准的转变

档案叙事的内在逻辑之一是引入价值判断，即从优劣好坏的角度进行判断。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进行这一判断很难在绝对客观的前提下进行。也就是说，档案叙事的价值判断需选取特定立场，从怎样做更有价值的角度决定行为方式。在社群视角下，档案价值的预设逻辑发生变化，象征着价值判断标准的转变。

2.1 由公域转向私域

公域一词，一指国家，另一指市民社会。本文对公域采取后一种理解方式，即公域是指私人通过社会行动形成的公共领域。在长时间内，档案价值主要表现为维护国家统治的工具、社会治理的凭证与各种社会活动的参考，属于国家公共资源体系，这突出了档案在参与社会公共活动中的凭证与参考价值。社群档案的叙事领域是以社群独立为基础的隐秘活动界域，是与公域相对而不受公域影响，彼此分化的独立系统，标志着社会的发展。社群档案最根本的价值是记录社群发展，留存社群记忆，强调档案在社群内部的正向引导，而不涉及与其他私域的社会交互。档案叙事从公域向私域的转向，标志着以公共秩序为基础的叙事逻辑逐渐趋向多元，而以政治性活动为中心的领域规制不再必要。由此，叙事视角便出现个人性、私人性趋向。在后现代主义下，以何种方式进行叙事，已成为个人意愿可决定之事，不再以公共秩序为名加以约束。

2.2 由多数转向少数

档案作为社会活动的真实记录，强调维护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少数群体的利益诉求，由此在价值实现层面存在一定短视与不足。而社群建档运动突破了传统档案价值取向的局限，以社群为中心，以实现处于少数与弱势社群成员的利益诉求为主要目标，而不再将社会多数群体与公共利益置于首要位置。这一转变体现出档案叙事的价值取向逐渐由多数群体转向少数群体，关注以往不被重视的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将视野扩展至“遗忘边缘”，是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精神在档案领域的重要体现，有助于实现自由平等与兼容并包的档案价值，反对各种形式的歧视与社会不公。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的正义论认为，社会分配活动应致力于改善社会底层处境[5]。档案叙事由多数转向少数的转变，正是差异原则的表征。如皮村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通过收集、整理、利用农民工社群档案，实现倡导对劳动价值的尊重与认可等社会目标[6]，这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理想信念的追求。

2.3 由建构转向解构

建构与解构是20世纪兴起的哲学世界观，本文将其引申为社会发展与运行的方式。传统方式下档案通过建构的方式参与社会发展与运行，档案的凭证价值与参考价值更多体现为对社会结构的认可与支持，在现有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加以优化。而社群档案与之相反，通过解构的方式促进社会发展，其表现为质疑、打破与重组，通过批判、质疑当前社会运行轨迹，反对事物的同一性、中心性与总体性，用分解的概念打碎重组个体，预防市民社会对于少数族群的压制[7]，是对现有社会发展规律的质疑与反思，体现对于个体的尊重。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认为，人们通过文本与符号认识事物，而传统文本与符号是基于在场的统治写就的[8]。因此，要摆脱固有结构的束缚，从而更为清晰地认识世界。社群视角下的档案叙事，正是基于对于权威的质疑与反叛，以一种个体化、差异化的新结构重塑档案叙述方式。为了抗议美国警察对于有色人种的粗暴执法方式，非裔美国人政策论坛开始通过数字形式记录、还原事实，将大量关于警方暴力行为的公共信息归档，从而抵抗官方记录中相关信息的缺失[9]。

2.4 由工具理性转向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概念源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的理性理念。工具理性下，人的行动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而忽视人的情感需求；价值理性下，人的行动基于无条件的信念，而将结果置于信念之后。既往档案价值立足档案工具属性，强调档案的凭证与参考价值，借助档案实现组织或个人的特定目的，而忽视档案中所包含的情感与精神。社群档案将档案价值重心转向价值理性，通过社群档案建设，社群得以留存社群记忆，构建属于社群自身的精神家园，而忽视这一过程所可能面临的巨大成本、精神倾注与社会压力。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发展愈发追求精准，在这一目的驱动下人们倾向于通过计算的方式缩短通向目标的距离，而这正是工具理性成为人类社会主流思维方式的主要原因。虽然客观上工具理性促进社会进步，但造成意义的缺失，档案的客观与中立忽视了档案形成者的主观需求。因此，档案叙事向价值理性的转向体现出档案对于意义创造的追求，也使档案与人的联系愈发密切。如英国乡村音乐档案馆是20世纪80年代末创立的非营利组织，其使命是为后代保护乡村音乐遗产，该档案馆的建设与发展是基于非功利性目的而面向精神价值创造的主动行为[10]。

3 社群视角下档案叙事体系的拓展

3.1 档案叙事体系

在叙事学的发展轨迹中，先后出现“经典”与“后经典”两种倾向：“经典”叙事学实际上是一种分析文本的学问；而“后经典”叙事学转移其重心，“关注作者、文本、读者与社会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11]。本文倾向以“后经典”叙事学的基本思想分析档案叙事的变化，在档案文本的基础上，着力探讨文本内容所引起的读者反映，更为关注社会历史语境对于档案叙事的发展，以及由此所引起的串联性反应。基于“后经典”叙事学的主要内容，本文认为叙事体系就是叙事学理论下各要素的集成。通过定义档案叙事，档案叙事体系可理解为档案叙事中各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档案叙事体系是互相联动的有机整体，以“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内容为基础，档案叙事体系主要包括以下要素。

一是叙事者。叙事者是叙事体系的主体部分，也是档案的形成者和记录者，因此谁拥有记录文本、书写历史的权力，谁就成为档案叙事体系的叙事者。叙事者在档案叙事体系中至关重要，通过一定目的的主观行动，叙事者决定档案的呈现内容，因此也可以将其视为信息与知识的传递者。

二是受叙者。受叙者是叙事体系的客体部分，也是叙事体系的直接受众。叙事者与目标群体之间形成了哲学意义上的主客体关系，叙事者通过档案资源的记录与书写“影响与改造”受叙者，直接影响受众感知世界、理解世界的方式。随着档案学理论与档案实践的发展，受叙者也可以被理解为“用户”。

三是载体。载体是叙事体系的媒介，也是连接叙事者与目标群体的通道，决定了叙事文本的固化方式。简单来说，对“档案以何种形式记录”这一问题的回答决定了对于叙事载体的认知。

四是叙事目的。叙事目的是叙事体系的行为前提。档案叙事是叙事者的主动建构行为，在档案叙事过程中都难以避免地受到某种目的导向的影响乃至支配。档案叙事目的在档案叙事体系中起到前端控制的作用，读者的确认与载体的选择都受叙事目的影响，并由叙事目的驱动。

五是叙事内容。叙事内容是档案的记录方式，是整个档案叙事体系的预设逻辑，也为档案叙事体系提供方法论指导，叙事内容决定了最终的叙事效果是否能够实现事先预设的叙事目的。简单来说，叙事方式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何人何时在何地因何因做了何事，此事产生了何种后果”。然而实际在进行记录时要复杂得多，需要考虑诸多要素，包括在何种程度还原事件原貌、选择何种要素进行记录、如何对事件进行解读与阐释等。

档案叙事体系的建构实际上是不同主体建构世界的权力斗争，档案是人们认识世界、了解世界的重要媒介，因此采用何种方式进行档案叙事也就影响人们建构世界的方式。谁掌握了档案叙事体系，谁就掌握了权力，获取建构记忆、传达信息、传递知识的能力，从而实现社会控制。

3.2 从主流档案叙事体系到非主流档案叙事体系

3.2.1 主流档案叙事体系

自档案产生至今，在数千年时间内，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如今的民主社会，档案叙事体系一直主要遵循一套固定的程式。这套程式也就是传统主流档案叙事体系，主流叙事体系是社会主流群体为了实现社会控制的功能所设计、运行的，在社会运转过程中一直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传统主流档案叙事体系的叙事者通常代表官方话语，其自身并不一定掌握权力，但获得官方授权，就代表着官方话语与主流意志，成为社会主流意志的转达者与传递者。通常对于叙事者的要求较为严格，需要具有一定专业技能与知识储备。而档案叙事体系的目标群体则一般指向社会主流群体，即在社会分工与活动占据重要位置的群体，其社会活动成果符合社会发展需求，与主流话语体系相契合。

在叙述载体方面，传统主流叙事体系下，叙述载体与社会公共活动关联密切，所言档案，实为文件运动产物，强化主流话语对于叙事的控制。在传统纸质环境下，主流叙事体系先后通过垄断知识、授权等形式控制档案叙事。而随着数字环境的发展，主流叙事体系又通过认证、数字签名等管理和技术手段强化主流话语对于档案叙事的控制。

传统主流档案叙事体系的叙事目的，主要包括满足主流群体的档案利用需求，促进社会生产活动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传承国家记忆与文化，实现社会有序前进。而本质上，主流档案叙事是社会主流力量实现社会控制的手段，减少不稳定因素，实现大部分社会成员对于社会发展的认同。因此，基于社会控制的目的，叙事内容是控制的、主流的、干预的，尽可能正向呈现社会发展，从而使最终记录的内容满足权力中心强化社会控制的目的。

3.2.2 非主流档案叙事体系

社群建档的发展标志着传统主流档案叙事体系之外，非主流档案叙事体系的出现与发展。以社群档案为代表，非主流档案叙事体系以与主流档案叙事体系存在较大差异的价值取向与受众，成为近年来影响档案叙事体系构建的重要力量。

非主流档案叙事体系将叙事者权力下移，解开束缚叙事者的关于工作性质与专业技能的严格要求。更重要的是，非主流档案叙事体系下，叙事者不再只是公共权力的代言者，而是代表着社会话语与自身意志，叙事者自身也能够成为档案的管理者。同时，档案叙事者能够按照自身价值判断与情感组织、呈现档案资源。非主流档案叙事体系的目标群体主要指向社会的非主流群体、少数群体与弱势群体。长久以来，非主流群体、少数群体与弱势群体处于被忽视的地位，被排斥于主流档案叙事体系之外，非主流档案叙事体系统关注其记录历史、促进发展的社会需求，呈现出多样发展态势。

在叙事载体方面，非主流档案叙事体系最大程度地解除了对档案载体、形式与来源的限制。非主流档案叙事体系以数字形式为主要的记录载体，同时得益于网络环境的发展，能够摆脱传统主流叙事体系对于授权、认证的要求，重点关注资源的内容相关性，判断其是否能够记录非主流群体、少数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发展历程，从而扩展叙事载体的内涵与外延，实现叙事载体与其他相关资源的融合。

非主流档案叙事体系的叙事目的与主流档案叙事体系不同，是充分考虑非主流群体、少数群体与弱势群体的社会需求，通过对于其发展历程的真实记录留存社会记忆，融入社会，争取与主流群体别无二致的社会权利。形式上，非主流档案叙事体系的叙事目的是斗争的、非顺从的，与社会主流力量实现社会控制的目标存在一定矛盾。基于以上叙事目的，非主流档案叙事体系的叙事内容是参与的、非主流的、真实的，减少人为因素在记录过程中的控制，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历史真相。在印度，农村人民遭受着封建主义、保税劳动、极端种姓、性别压迫等带来的剥削与压迫，但主流统治力量则默许甚至支持野蛮与倒退。在这一背景下，印度农村人民档案馆通过数字叙事方式，将印度农村人民的日常生活归档记录，再现其真实生活，以此来反对统治阶层与高种姓群体所施加的压迫[12]。

3.3 主流叙事体系与非主流叙事体系的共生与融合

档案叙事体系的关键在于通过叙述内容的选择，结合一定的叙事逻辑，决定目标群体所能够获取的档案内容。档案叙事体系重构是档案叙事体系发展的必然结果，原因在于主流档案叙事体系存在偏颇，其叙述偏向主流利益。所呈现的内容出于叙事者的生活环境与目的，存在一定短视，且并不全面。随着非主流群体、少数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呼声逐渐强大，主流叙事体系无法满足其社会需求的问题逐渐暴露，非主流叙事体系就在这样的历史契机下产生。社群建档的发展是档案叙事体系重构的重要标志。主流档案叙事体系发挥着社会控制的作用，能够促进社会良性运行，推动政务活动与生产经营活动发展，为非主流叙事体系提供发展土壤；而非主流叙事体系发挥着补充与调解的作用，充分考虑非主流群体、少数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优化公共政策与社会管理，促进主流叙事体系的发展。尤其是对于我国而言，越来越多的群体被纳入档案叙事体系，有利于其实现自身记忆构建，实现对于自身身份与整个社会系统的认同。这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建设覆盖人民群众的文化体系。

主流叙事体系与非主流叙事体系的共生与融合可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主流叙事体系与非主流叙事体系独立且互不干扰。主流叙事体系在社会建构中独立发挥作用，非主流叙事体系形成“独立的社会叙事体系和叙事规则”[13]，两者互不影响，分立运行。在第二阶段，随着非主流叙事体系的发展，主流叙事体系与非主流叙事体系逐步走向合作，非主流叙事体系作为重要补充参与到主流叙事体系的叙事中，形成参与、融合的复合叙事系统。目前主流叙事体系与非主流叙事体系的结合处于第一阶段，而非主流叙事体系独立于主流叙事体系之外，两者呈现出博弈与角力的状态，叙事者按照其各自叙事目的进行记录与书写。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发展是长期而漫长的过程，其依赖于更加成熟的社会包容度以及非主流群体、少数群体与弱势群体进一步发展的权力意识。但是，这一趋势已愈发明显地展现。南加州大学图书馆和美国“一个”档案馆已达成合作，“一个”档案馆的档案馆藏成为南加州大学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并且在图书馆的专业支持下，“一个”档案馆的馆藏数字化得以实现[14]。未来，两种叙事体系的融合与合作将愈发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