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江波，万 丽

（1.南阳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 南阳 473061；2.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南阳分院，河南 南阳 473061）

全球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每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时期均为后发国家实现“弯道超车”“换道超车”的机会窗口［1-4］，而新经济已被视为全球各国抓住机会窗口，进而抢占未来经济高质量竞争制高点的关键［5-7］。美国是新经济发展的策源地和活跃区，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信息化”和“全球化”为手段推进新经济发展，陆续构建起互联网、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生命科技等具有原创特点的新经济行业，从而产生“智慧聚集—美国创造—资本推动—全球应用”的可持续发展体系。自2008年尤其是2015年以来，中国围绕新经济陆续出台涵盖“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人工智能、双创等领域的一系列政策，从而形成中国新经济的发展理念。当前，以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新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获得快速发展，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理念相吻合。但各界对新经济的内涵、本质、特征、范围等相关问题的认识仍存在差异［8-10］，亟须深化认识新经济发展规律，进而剖析美国新经济1.0和美国新经济2.0的异质性逻辑、基本经验及其主要启示，并深刻研究我国增长速度换挡期（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结构调整阵痛期（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动选择）、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化解多年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必经阶段）“三期叠加”背景下新经济发展的本土化设计和推进路径。这有助于培育打造创业创新的新引擎和改造升级产业发展的传统引擎，为实现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有力支撑，最终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美国新经济与中国新经济实践生态对比

1.1 美国新经济1.0与中国新经济的实践生态

《时代周刊》于1983年第一次提出“新经济”的概念，之后杂志社主编Shepard于1996年12月30日在《商业周刊》发表的文章推动“新经济”一词广为流传。这篇文章将克林顿总统执政时期通过采用刺激经济的措施，实现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的社会经济运转状态，称之为新经济［11］。20世纪90年代，美国市场经济曲线、菲利普斯曲线、股票市场价格指数曲线剧烈波动，逐步演化为美国的新经济，其主要特征表现为经济保持高速增长、股票市场增长趋势趋于平稳、充分就业不以通货膨胀为代价。此时，美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期，截至2000年总共经历超过110个月的持续增长，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景气周期。这次新经济可称为美国新经济1.0，其不仅促使美国率先走出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而且使之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日本、德国等主要竞争对手。美国这次景气周期体现的特征与态势，与以往经济扩张模式截然不同。美国学界、相关政策机构及新闻媒体从不同方面对这种现象进行诠释，一致认为这次以“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为显著特征的“经济发展新现象”，是由当时全球正在兴起的信息技术革命所致［12］。美国新经济1.0是基于美国1990—2000年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发展状况引申的概念，但其所依存与发展的两大动力体现为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全球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浪潮。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推进深化改革，促进社会机制体制更加健全，推动形成创新、创业的“浪潮”，从而使得新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不断增强。2014年3月，李克强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提到“新经济”之后，新经济逐步成为我国政界、学界及相关政策机构、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根据国家领导人在不同时间和场合对新经济内涵的有关表述，以及相关政策机构有关新经济的认识，联系第三次工业革命涌现的一系列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中国新经济是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基本特征，以市场调控为基石，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表现形式，以新技术、市场化主体为有效支撑，并借助于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推动社会经济领域逐步演化出电子商务、网约车、网贷APP等新型业态的经济形态。目前，我国新经济涵盖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创意经济、流量经济、绿色经济、共享经济六大部分，且在电子商务、金融科技、风险投资、互联网、移动支付等领域蓬勃发展，其产值、融资、就业规模持续扩大。2017年，新经济领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30%，而对新增就业贡献超过70%，进而成为新一轮经济制高点。其中，2017年，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三新”经济增加值为129 578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5.7%，较之于2016年提升0.4%，增速为14.1%，比同期GDP现价增速高2.9%。我国现已初步形成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超越引领，成都、武汉、广州、天津等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竞相追赶的新经济发展格局［13］：北京逐步产生“技术原创—金融创投—场景应用”的良性经济循环，陆续涌现全国第一、全球第二的独角兽群体，并成为城市新经济的领跑者；上海提出“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的“四新”经济概念，进而推动科技与经济的融合，打造凸显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中心；深圳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为引领，以世界级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生命科学、人工智能为主导，加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全球运营中心；杭州以“互联网+创新创业中心”为方向，积极塑造“梦想小镇”“云栖小镇”“钱塘江财富中心”等新经济生态，陆续产生以“阿里巴巴”“蚂蚁金服”为核心的新经济巨轮。中国新经济虽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但受制于发展起步晚、起点低、底子薄等因素，加之发展失衡、不当竞争、侵权行为、创新不力等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关键技术规则的话语权较弱、技术创新与市场结合不够、创新型企业较少、传统制造有待升级、企业跨界资源整合能力不强等问题，依然遭受极大掣肘。

1.2 中国新经济与美国新经济1.0的对比分析

美国在经历1973年石油危机冲击后，陷入长达十几年的经济低迷滞后时期，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信息技术实现重大突破，推动产生以个人电脑及其相关软硬件产品为代表的新产品、新业态和新组织方式，成为创造社会价值的载体和手段，推动美国进入1991—2000年的经济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时期［14］。进而，经济理论界才逐步开始关注这种特殊经济现象。至此不难发现，基于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等微观角度研究的新经济，与基于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等宏观视角定义的美国新经济1.0二者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前者构成后者的原因和基础，后者则是前者作用下的表现形态。20世纪90年代，美国若无信息技术支撑下一系列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新产业的诞生与扩张而形成的增长动能，也就无法造就美国长达十年的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的社会经济运转状态。就技术基础而言，新技术变革是推动20世纪美国和中国新经济发展的根源。从美国新经济的推动力来看，第一代信息技术是主要动力源泉，在此影响下互联网从初始功能的“通信方式”转变为具有盈利能力的商业模式，相应的应用领域也发生巨大变化，从电子邮件、新闻传播渠道扩大到门户网站、B2B、B2C电子商务等新兴商业模式或产业，并产生雅虎、亚马逊等互联网巨头。美国新经济1.0时期的互联网技术一般运用于个人消费、办公室等服务性质的场景，主要体现为商业互联网、消费物联网。中国新经济虽亦是在新技术驱动下产生的，但却与美国新经济1.0有所不同。中国新经济并非仅仅局限于信息技术领域本身、服务性质的活动，而是表现在生产、生活的很多方面，且应用范围陆续拓展，而互联网已由之前的消费互联网、商业互联网渐渐过渡为产业互联网，尤其是与各产业领域、产业链的各环节紧密结合。

社会发展大环境、经济发展所处历史阶段决定了中国新经济与美国新经济1.0发展路径的差异。我国市场经济在发展阶段上与美国不同，且在社会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上存异。因此，中国新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有国情特色。美国新经济1.0可被看作信息化带来的经济文化成果，凸显低失业、低通货膨胀、低财政赤字、高增长的特征。这种基于价格、就业、产出等宏观总量动态特征来概括的新经济，与我国基于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视角研究的新经济虽有联系，但却存异。两者的联系在于：中国新经济与美国新经济2.0的基础均是信息技术的巨大进步和创新。信息处理技术发展的重大突破和微软、苹果等软硬件制造商的崛起，才促使美国经济长期、高速、稳定增长。两者的差异在于：信息技术的本质、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及所实现的目标均有较大不同。信息处理技术的变革推动了美国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并对业态发展形成较大影响，进而产生个人电脑及其软硬件等一系列新产品，且依托全球化的大趋势产生诸多跨国企业。目前，中国新经济发展依靠的是信息处理技术及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演化而来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传输技术，其不仅能有效驱动与信息传输通道建设紧密相关的一系列新产品的诞生和新企业的成长，而且可高效系统化地改造传统业态。并且，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着重关注增长曲线、股票指数、就业水平等经济总量指标，旨在促成经济平稳运行，进而实现无周期稳增长的目标［15］。与此不同，中国新经济注重创新和新产品、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培育，从而使之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此外，美国新经济1.0依靠的互联网技术的应用领域与中国新经济存在较大差异：前者应用领域主要集中在个人消费、办公室等服务性质的领域，是商业互联网和消费物联网；后者不仅应用于信息技术领域本身和服务性质的活动，更应用于生产和生活的多方面，且范围不断扩大，互联网亦逐步从消费互联网、商业互联网转变为产业互联网，进而同各领域深入融合。

1.3 中国新经济与美国新经济2.0的趋同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深入发展的全球背景下和国内“三期叠加”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传统技术同现有经济形态之间的“磨合”以及增长动能不足等问题，都对中国新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因而亟须孕育新技术、新业态、新产品等新的经济形态驱动经济增长，从而为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平稳增长提供支撑点［16］。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新经济虽与美国新经济1.0有所不同，但却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深入发展背景下所发展的新经济基本类似，此时美国发展的新经济可称为美国新经济2.0。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方兴未艾，美国发展的新一轮产业经济体系的根本目的在于充分利用第三次工业革命深入发展的重大机遇，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依靠创新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进而谋求在技术、产业领域抢占制高点，这与中国新经济发展的理念不谋而合。

中国新经济和美国新经济2.0均旨在有效依托新一代互联网和数字化信息处理技术，对现有的产业体系、生产方式进行根本性的改造甚至革新，全力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进而产生与新技术相适应的新经济，二者在新技术、数据、万物互联、智能化四方面具有共同之处：①技术驱动化。二者均是由一系列重大技术创新的技术集群推动的，其不仅包括新一代互联网技术群，主要有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区块链等，而且体现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群，主要有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智能传感器等，还体现为高性能机器人、3D打印机等先进制造技术群，以及基因工程、脑科学等生命科学技术群和新材料（以石墨烯为代表）、可再生能源等技术。②数据要素化。伴随智能传感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的蓬勃发展，数据产生速度不断加快、规模快速增长，尤其是数据采集、传输、存储不断低成本化，并成为信息时代、数字时代最关键的要素［17］。数据流动创造集新基础设施、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于一体的新经济，进而被视为价值的重要来源。③万物互联化。“连接”在互联网早期主要发生于人与人、人与物之间，而新经济背景下支持移动传输的3G、4G甚至5G通信网络逐步被看成是普及型的通信基础设施，并以此为基础高效完成人与人、物与物、物与服务、服务与服务、人与物、人与服务的连接。④智能普及化。人工智能技术已在搜索引擎、金融投资、医疗诊断等一系列领域获得普及，甚至贯穿于价值链全过程和产品全生命周期。“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大数据”可被看成是最为普遍接受的认识，未来很多产品和服务可被视为智能产品和服务，而生产系统可被视为智能生产系统。

实际上，新经济属于“经济形态”的表现形式，其在不同历史阶段具有差异化的内涵和表现形式，而只有通过颠覆性技术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进而塑造经济新形态，才能被称之为新经济，方能彰显其内涵。中国新经济和“美国新经济2.0”均是随着颠覆性技术创新演化而来的经济新形态。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新经济的内涵不仅是指当前的中国新经济和美国新经济2.0，更是蕴指全球领先科技、产业革命导致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形态。同人类历史上经历过的前三个经济形态有所不同，目前“成长中”的新经济的异质性体现在概念结构、创新视角、异质性逻辑、表现形态、主要体现等领域。

2 美国新经济2.0发展的实践经验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推动下，新经济再次浮现，成为世界各国经济中投资最多、创新最活跃、增长速度最快的领域。为充分把握第三次工业革命发展的机遇，自21世纪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创新战略主要体现为基于创新为中心、基于高端为重点的产业竞争力战略重构。通常而言，美国新经济2.0主要通过技术创新的需求效应、技术创新的成本效应、新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效应、资源的跨界整合效应、新技术与产品的融合效应来体现。美国新经济2.0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凸显双重功能：既可解放旧的生产力和调整旧的生产关系，亦可形成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伴随重大技术创新而诞生的美国新经济2.0意味着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的产生以及产业链条的拓展和引致需求的创造和满足，同时亦可优化新技术和新组织的结构，从而推动新一轮经济高质量增长［18］。

第一，美国新经济2.0体现技术新思维。作为世界最大的高技术产品与服务出口国，美国在高科技产业领域制定雄心勃勃的科技发展规划，其研发资金投入超过GDP的3%，投入强度甚至超过当年与苏联进行“太空竞赛”时的水平。美国的半导体、汽车和飞机产业以及芯片、电脑软硬件占据全球大部分市场份额，并通过各种方式逐步提高对纳米技术、能源材料、信息网络、生物医学等基础研究与前沿技术、主流技术及核心技术领域的投入，借助于各种措施大力支持视频传播、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实现重大突破和转型升级，进而为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奠定互联网基础和技术基础。美国许多商业企业成功实现商业模式的多重转变，这不仅表现为已陆续由建立在现金流基础之上的传统商业模式向建立在企业价值之上的现代商业模式转变，而且体现为由较为单一的商业模式逐步向较为智能型的商业模式转变，更是表现为由基于加法型的商业模式陆续转为基于乘法型的商业模式。在发展中国新经济时，应在新技术层面注重信息技术与实体世界的渗透融合与深度应用，其核心内容主要体现为新能源技术、云计算、虚拟技术、大数据、视频传播技术、数字化制造、智慧城市、智能楼宇、智能电网以及电动汽车、3D打印等。

第二，美国新经济2.0体现制度设计和制定的新思维。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美国按照新技术的特征，主动参与新一轮的工业革命以及有关的制度设计与制定，科学制定了有助于本国工业发展的标准，以期提高甚至掌控主导权和话语权。我国企业若只是仅仅接受发达国家企业制定的技术、管理规则，在全球价值链上亦很难实现真正突破，而应积极参与国际产业标准的设计与制定之中。唯如此，方可陆续争取甚至掌控本国在全球产业中的话语权与利润分配权。就生物、新能源等基础性研究领域来讲，我国对相关技术的引进门槛不断提高。由于基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公共产品的特征，应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提升原始创新水平，进一步促进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的紧密联系，从而陆续推动原始创新与集成创新的融合发展。技术创新要与市场创新紧密结合，方能保持长久。美国在商业模式领域为与计算技术、数据处理技术等技术创新相匹配，大力支持企业积极探索与新技术、新产品相适应的商业模式，从而陆续创造出云制造、020、C2C等较为先进的模式。在发展中国新经济期间，应积极发展与新技术、新产品相匹配的商业模式，充分与各地自贸区建设和产业园区的发展进行结合，大力支持企业投入资源推动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有机协同，积极革新大数据、云计算等形式各样的商业模式，不断发展网络视听、大数据平台等重点领域，最终产生崭新的经济增长空间。

第三，美国新经济2.0体现创新企业引领功能的新思维。美国通过各种方式逐步集聚大量高水平且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型企业。我国发展新经济，当前较为迫切的任务便是充分借助一系列方式，培育与发展优良的创新氛围与创新环境，尽可能地集聚大量高水平、高成长性且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这是因为：企业是最重要的创新主体，而企业的很多重大技术创新活动是依靠其核心团队、技术、业务模式等来完成。此外，美国还充分依赖大量科技中介服务企业、风投、金融等组成的产业投融资体系。在发展中国新经济时，应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引导企业陆续增加研发投入，千方百计地帮助大型企业成立高质量和高水平的研发中心和工程技术类研究实验室，进而推动其产品创新、工艺创新、流程创新及生产链创新，最终实现企业创新与应用科技成果能力的大幅度提高。

第四，美国新经济2.0体现智能制造的新思维。美国充分依靠新技术、新模式，积极促进传统制造陆续转为智能制造，这给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带来深刻启示。当前，我国制造业整体上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环节，而基于3D打印、新一代机器人、大数据技术为代表的先进技术在实践中陆续被采用与普及，进而极大地推动了制造过程的简化和劳动力成本的节约。但需要注意的是，新技术在实践中的陆续普及会造成传统劳动力密集型生产模式优势的陆续丧失。因此，在发展中国新经济时，不仅要密切注重全球科技创新的发展动向，及时把握国际新技术革命的最新动态，并在此基础上科学谋划和超前布局，而且还应积极鼓励制造企业与信息技术企业、高校的密切合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结成战略联盟［19］。中国新经济应充分吸收美国新经济2.0的经验，借助于新技术、新模式来不断促进传统产业的改革和转型升级，陆续优化集成研发设计、加工制造、营销服务三大产业链环节，并有效依托智能设备陆续实现高效整合，最终推动我国制造模式的数字化、智能化及网络化。

第五，美国新经济2.0体现跨界整合的新思维。基于美国发展新经济的经验来看，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企业开展跨界合作、跨界竞争已陆续被看成是一种崭新的商业竞争模式。今后的竞争并非体现为公司与公司个体之间的竞争，而是主要体现为商业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尤其是在规模较大和实力较强的跨国大型公司之中，更是如此。实际上，不断强化跨界创新能力与组织管理能力被看成是美国跨国公司保持全球竞争力的关键。在发展中国新经济时，我国企业应以创新为主线，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平台，陆续产生跨领域、跨行业的融合发展态势。这亦可被看成是实现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突破口与方向。跨界融合能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形成，这在信息技术企业与制造企业的融合（阿里巴巴投资海尔、小米投资美的）、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网络视听、智慧照明、移动医疗等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以及新服务技术与服务业的融合（美国的打车软件Uber和房屋租赁Airbnb等）中获得充分体现。

3 中国新经济发展的产业新思维

中国新经济和美国新经济2.0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石的新科技经济形态，其不仅摒弃了标准化、规模化、模式化、效率化和层次化的特点，而且推崇网络化、个性化、差异化和速度化。中国新经济既涵盖第三产业中的互联网、物联网和云计算等新兴产业，而且包括第一产业（现代农业、三产融合发展等）和第二产业（新一代通信技术、集成电路、智能制造、创新等）。新经济是以研发、服务为中心的活动，这是源于新经济对创新、全球化和资产合理配置的要求，在经济周期领域体现“扩张期超长，可持续发展”，而在经济目标实现状况上则表现为低通胀与低失业率并存，低财政赤字。通过研究美国新经济2.0发展的“多重效应”和实践经验，结合本土化的国情，中国新经济对产业形成强有力的颠覆性影响。这表现为新科技与传统产业融合，并以此为基础对产业业务和组织形成颠覆性的变革。

中国新经济对产业业务的颠覆性变革涉及产品形态、业务流程、产业业态和商业模式。①产品形态。产品在工业经济时代和信息经济时代的表现有所不同。工业经济时代所使用的产品、服务基本上体现“以所得的形式存在”，而在信息经济时代，产品往往表现为物理实体与数字虚体的有机融合。企业可实时精确监控和分析按照实体产品快速传导于数字世界之中的运营参数，而用户可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接触数字化的虚拟产品，至于企业，则能在用户无法感知时高效调整虚拟产品，且在此基础上把调整结果及时反馈于实体产品。②业务流程。工业化时代的生产流程本质上体现为以企业为出发点，且精准指向用户。在新经济时代，业务流程基本由生产商驱动逐步转为用户需求驱动［20］。制造系统、服务系统不仅能敏捷感知、实时分析，而且可自主决策、精准执行，按照用户需求智能化管理供应链和服务链，研发、制造、销售间的界限不断模糊化，且受制于“生产厂家直接对接消费者模式”本质上属于按需生产方式的影响，进而完全能避免工业经济时代普遍存在的库存积压问题。③产业业态。制造业以加工制造产品为中心，企业借助于销售市场所需的产品来获得收入、利润。但伴随新经济时代用户需求逐步多元化和工业机器人、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的连接和数据的实时传输，制造企业能提供一系列基于其制造产品的服务。制造业服务化从“基于产品为中心”逐步转为“基于客户为中心”，从“基于加工组装为主陆续转为基于制造和服务为主”，从“一次性交易产品渐渐转为长期提供服务”，从“基于产品为价值来源逐步转为基于产品和服务的组合为价值来源”。制造业服务化高效突破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发展界限，进而极大革新国民经济一系列行业的存在形态。④商业模式。企业商业模式的选择，既取决于客户细分、价值主张、渠道通路和客户关系，也由收入来源、核心资源、关键业务、重要合作和成本结构所决定，尤其是这九大因素可进行组合变化，进而推动商业模式的发展［21-22］。新一代信息技术及其带来的数据要素化、万物互联化和智能普及化会极大影响决定企业商业模式的九大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催生长尾、平台、共享等崭新的商业模式，且这些商业模式在实践中可被自由组合使用。此外，中国新经济对产业组织的颠覆性变革涉及生产方式（大规模生产转向大规模定制）、生产组织（以数字化交易平台为主要特征的生产组织）、治理机制（社会生产方式）和劳资关系（人工智能机器对就业岗位的替代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应由“以管理低技能员工为主”逐步转为“以管理知识型员工为主”）四方面［23］。

中国新经济还应大力促进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改革的合理分工和密切协调。在经济体内部，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的动态依赖性要求二者必须协同发展方可推动持续、稳定发展，而主要选择以需求侧管理为主的方式还是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的方式，则由新经济运作特征决定。根据当前中国新经济发展阶段的运行状况，针对造成中国新经济严重失衡的因素，应科学、合理地灵活使用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更加注重供给侧改革，不断完善供给侧改革方式，逐步增强中国新经济管理整体的有效性。特别是对于要素供给增长放缓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中长期趋势，应陆续强化供给侧管理，增加经济手段的运用，提升要素利用效率，从而逐步强化中国新经济增长动力的功能。需求侧管理应主要针对需求冲击引致的短期中国新经济失衡，陆续加强需求侧管理的决策、执行等机制化建设，兼顾政策稳定性与灵活性。立足于兼顾总量与结构调控的要求，科学搭配与合理运用供给侧管理与需求侧管理，渐渐产生有助于中国新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机制与政策环境。尤其是应强调政策间合理分工与协调配合，有效防止出现政策间效应抵消而造成政策力度弱化或效应叠加引致政策力度过度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无论是就短期性质的需求侧管理来讲还是就中长期性质的供给侧改革而言，应该综合考虑运用这些政策调控手段对将来中国新经济中的需求和供给可能引致的影响，而不应该单单权衡这些政策调控手段对当前中国新经济运行所导致的影响。唯如此，方可能有效避免这些宏观政策调控在有助于解决当前问题的同时，不会对未来中国新经济的运行产生新的问题。

4 中国新经济治理的基本路径

4.1 推进新经济发展的宏观路径

中国新经济体现在以高级要素的投入为主，如资本、先进技术、高端劳动力资本等，其核心是创新驱动发展。在发展中国新经济时，不仅须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产业经济结构、促进传统行业改造升级，而且应积极发展高端制造业、服务业等创新高效产业，进而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的深度协同发展，还应注重培育具有高技能劳动力和创新竞争优势的企业，进而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为进一步激发中国新经济发展的动力，应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融资机制改革及科研管理体制改革，培育与发展新经济增长点。

4.1.1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三大任务，因而必须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要求，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落实改革。全方位、多层次地有序优化“智力创造—技术创新—产品孵化”的传递链条，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密切互动和协同发展，并以此为基础为中国新经济的可持续、跨越式发展创造优质的环境［24］。牢牢把握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发展主线的方针，通过各种方式有力、有度、有效地优化供给质量，最终为中国新经济的蓬勃发展开辟新的发展空间。

4.1.2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积极拓展与不同类型的银行进行合作的模式，多方位进行高质量的融资改革，逐步增加各种各样的金融供给主体和普惠性金融组织。通过政策支持加速资本市场体系的健全，合理优化“天使基金”“中小板”等股权交易市场，并在此基础上陆续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重。

4.1.3 创新投融资机制改革。致力于推进投融资一体化进程的形成，促进政府、企业、金融机构之间的衔接，引导社会资本流入创新驱动产业以支持先进技术、新型商业模式的发展。促进高科技产业园区建设，推动科技企业、创新型企业的集聚，形成外部规模经济效应。试图建立产业基金组织等以支撑新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并借助于同工业园区、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密切合作推动创新产业快速发展，深化产融结合。健全合理的政策机制，能够识别出具有潜力的新兴优势产业种子，并进行相应的政策倾斜、资金支持、人才引流、产业帮扶，从而加速其演化成长，紧跟和把握时代发展的前沿趋势、产业变革的大方向，在关键领域及技术上实现重大突破。

4.1.4 提高人力资本素质和支持技术创新。应对科研管理体制创新与资格认定制度进行不断革新，培养创新型人才、高技术人才及高技能人才。根据企业、产业发展需要而发展职业教育，逐步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制度，逐步壮大技能型、高素质劳动者队伍，积极培育可适应现代产业发展要求的企业管理人才。不断革新社会办学体制，大力发展各类民办教育机构，积极引入市场机制，不断强化教育水平。

4.1.5 重点培育与发展新经济增长点。在3D打印、智能传感器等智能制造方面，在智慧照明、移动医疗等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领域以及在网络视听、互联网金融等跨界融合的新型服务领域，陆续集聚众多具有相当规模和实力的新型企业，这些企业不仅陆续成长为国内的领先企业，而且在全球亦具有相当强的影响力与竞争力。通过各种途径强化技术创新、业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平台载体创新及制度创新，成功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知识驱动、创新驱动转型。

4.2 推进新经济发展的微观路径

在深入推进中国新经济的过程中，可充分吸取美国新经济2.0发展的有关经验，通过培育技能型和复合型的新型人才、构建企业信息平台、设计新经济发展模式、支持中小企业创新以及构建与新经济发展相配套的基础设施体系等措施，逐步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

4.2.1 科学设计新经济模式，塑造企业职工培训与持续教育机制。在发展美国新经济2.0时，美国对具体的发展模式进行充分合理的设计，把资源、信息、物品与人进行密切互动与紧密互联，进而塑造物联网与服务网，然后把信息物理系统技术一体化，充分运用于制造业与物流行业。企业能构建成运作系统化、规范化的全球网络，而信息物理系统也会整合全部企业的生产设施、机械设备以及存储系统等信息。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显然与已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很大的差异，是一种革命性、颠覆性的全新经济发展模式［25］。美国新经济2.0体现的这种全新发展模式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其在很大程度上可被看成是未来新经济模式的发展方向，亦是中国新经济所折射的发展模式。鉴于此，应合理规划和科学设计与全球发展方向相一致且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经济发展模式。

4.2.2 大力培养技能型、复合型的创新型人才。美国新经济2.0尤为重视集聚人才特别是技能型、复合型的创新型人才。人不仅是操纵、使用设备的最重要主体，而且是推进中国新经济深入实施的关键要素。新经济发展模式对企业员工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应按照经济模式快速、及时地构建员工的培训与持续教育机制。在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的背景下，决定经济竞争力的要素既包括技术、市场、商业模式，更包括高素质的企业员工及其与新经济发展模式相适应的新社会基础设施与工作场所。当前，中国新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专业技能人才、复合型人才紧缺的问题，应抓紧制定新经济有关行业内员工的健康管理、终身学习、职业路径、可持续培训、团队结构和知识管理等培训计划。塑造全新的协作工作方式，促使企业员工的工作能脱离工厂，借助于虚拟的移动方式开展。改变当前单一学科的人才培养模式，借助于多样化、灵活性的措施吸引人才，依靠一系列政策激励逐步塑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外部环境。

4.2.3 塑造新经济企业联盟，构建企业信息平台，不断促进新产品与技术的集成与开发。根据美国新经济2.0的理念，制造业的未来发展趋势是在深度技术融合的基础上实现一体化生产，建立产业协同发展联盟，构建技术研发与支撑平台，以推动协作开发新产品。借鉴美国新经济2.0的理念内涵，中国新经济的发展应重视打造协作化企业联盟组织，健全联盟组织结构与功能体系，增强企业之间协同发展效应，促使实现强强联合的目的。此外，搭建企业信息共享服务中心，完善企业间局域网络体系，促进信息在企业间共享与流通。借助于信息共享中心的构建，逐步实现协作化设计、加工、生产以及运输，从而有效突破相异地域联盟成员在产品设计、制造中遇到的合作障碍；借助于企业信息共享中心产生工作流，进而优化企业内部结构体系，提高各种资源利用效率；借助于企业信息中心逐步实现高效率生产，降低企业间生产过程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促进高效协作生产，并加深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密切程度，进而创造出宽松、高效、协作、和谐的外部工作环境，最终提升企业决策效率、优化决策方案，为企业参与全球化竞争提供保障。应注重信息安全，妥善解决信息风险规避问题，陆续完善网络安全管理制度，且辅之网络安全技术与防御策略。这既要充分把握云计算技术策略的网络，还应重点关注连接到网络的尖端设备安全，更应塑造由相关管理机构牵头，由技术供应商、资产所有者、监管机构、国际性组织和学术界等积极参与的安全管理与风险防范体系。

4.2.4 逐步构建与中国新经济发展相配套的基础设施体系，提升我国从事新经济活动的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能力。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可被视为一国及地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而且是与新经济相关的产业持续快速发展的先决条件。企业不仅能极大降低生产、运输成本，进而逐步提高劳动效率，扩大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而且还能对基础设施形成巨大需求，进而诱发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并最终产生相互促进的关系。美国对新经济2.0的未来发展模式进行了科学合理界定，从而对企业与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提出更高要求。若无高质量、低成本、高效率的配套基础设施，中国新经济在实践中很难获得成功。吸收美国新经济2.0的有益经验，发展中国新经济时应全力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使其服务于新经济现代化产业。信息基础设施一般涵盖网络、基础软件、互联网、大数据库、交通设施、仓储设备、金融保险机构、运输和通讯机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