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甦

浸染在媒介环境中的人们，逐渐形成了自身的习惯和常规，他们不是想要把媒介发展成为束缚自身的手段，而是想要培育一种媒介，利用它来生活并且发展自身。柏拉图曾在《对话录》中谈到关于失踪的大陆——亚特兰蒂斯，他指出：“那里的人精通哲学、艺术和科技，拥有很高的智商，他们与自然环境共生。”[1]思想家格迪斯曾受到法国社会学家勒普拉哲学思想的影响，勒普拉对社会的研究是从“人、工作、环境”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的，而格迪斯则认为这三个方面可以对应于生物学的三要素，即“有机体、功能、环境”，这三个要素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是生物学研究的本质。显然，格迪斯将生物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到了对社会的研究中，这种研究方法也成了格迪斯研究社会的理论基础。他还将自己的这种理论进一步地应用于城市环境建设中，认为如果没有了使生物起作用的环境，生活在环境中的生物便不能被人理解和接受。然而，现代西方文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空间偏向”的一种极端。在空间与时间失衡的状态中，西方人存在着“普遍的焦虑”，这种焦虑使他们尝试使用各种方法恢复过去文明中的社区观念。[2]事实上，如何构建针对“人”的媒介环境，既是对人类自我权力的诉求也是基于不断超越现实的需要，从而在不同的个体之间、主体之间和共同体之间达到平衡。

一、“技术”的平衡与整合

“技术”一词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即一种技能或者是与艺术技能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