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安怡 王润珏

一、县级融媒体的历史责任

党的十九大将乡村振兴放置于国家战略层面，再次将数字化时代乡土文化、地方文化重塑的话题带入公共视野。地方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原生性，根植于本土的在地化优势为其赋予重要意义。对个人而言，地方文化在生活经验、审美体验、道德与价值观形塑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地方文化的浸染中，居民逐渐形成对地方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从社会角度，地方文化对地方结构、居民共同记忆、社会价值观的塑造及地方性的维系产生影响；国家角度，地方文化承载着我国传统社会生产、生活的物质与精神财富，既担负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又维系着乡村、宗族、社会经济与文化道德等诸多方面的发展。[1]

县域是地理上和行政体系结构中我国农村城镇化的主要承载体，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层级，是兼顾“地方性”与“现代性”，联结“乡土地方”与“现代中心”的关键一环。媒介具有地方性，媒介的地方性在形成媒介特色和保护地方文化方面起到重要作用。[2]在我国已经广泛建立起的县级融媒体体系具有明确的地方属性，恰好将具有广泛时空延展性（Time-SpaceDistanciation）[3]的现代传播体系内嵌于正处于时空关系重构的地方发展进程之中，形成了具有新时代特征的现代中国媒介创新与乡土性变迁的互动实践。《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