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悦 申强

摘要 选取2012—2017年北京市除去城6区之外的门头沟区、房山区、平谷区等10个区县的农村民俗旅游产业与农村经济这两个系统为研究对象，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和耦合评价模型，通过熵值法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市农村民俗旅游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农村经济持续增长并且相对稳定;两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协调度等级整体呈现持续上升，但始终未达到优质协调等级;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处于相对滞后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展相对较好的民俗旅游产业形成了遏制。

关键词 农村;民俗旅游产业;农村经济;耦合度

中图分类号 S-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1）21-0236-04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1.21.060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Empirical Study on Folk Custom Tourism Industry and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Beijing

WANG Yue，SHEN Qi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Beijing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Beijing 102206）

Abstract This paper selects the two systems of rural folk tourism industry and rural economy in 10 districts and counties， such as Mentougou District， Fangshan District and Pinggu District， except for six core districts in Beijing from 2012 to 2017.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coupling evaluation model are constructed， and empirical research is carried out by entropy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of rural folk tourism industry in Beijing has a downward trend on the whole;the rural economy continues to grow and is relatively stable;there is an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and the coordination level has been rising continuously， but it has not reached the level of high-quality coordination;the level of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relatively lagging behind， to some extent， this has restrained the relatively good development of folk tourism industry.

Key words Rural areas;Folk tourism industry;Rural economy;Coupling

基金項目 2021年社会服务体系、科技成果转化-跨学科社会服务团队建设项目（1086016015/014）。

作者简介 王悦（1998—），女，北京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发展。*通信作者，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从事管理系统优化研究。

收稿日期 2021-05-27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要求，解决好“三农”问题依然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乡村旅游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利条件具有巨大的研究价值。

民俗旅游不仅是连接城市与农村的纽带，更是活跃农业农村经济、提升农业生产要素价值增值的路径。为提升我国民俗旅游发展质量，我国诸多学者针对如何开发民俗旅游[1-2]、丰富民俗旅游服务产品或内容[3]、拓展民俗旅游营销渠道[4]、创新民俗旅游经营模式[5]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考虑到民俗旅游资源特色和可持续发展，关于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对策[6-7]、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8-9]也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考虑到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创新民俗旅游发展空间，部分学者提出民俗旅游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10]、更新与改造[11]等。

对于我国民俗旅游发展质量问题，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均得以采纳和应用。对于定性方法主要有：如何开发民俗旅游[1-2]、拓展民俗旅游营销渠道[4];对于定量方法，主要有丰富民俗旅游服务产品或内容[3]、创新民俗旅游经营模式[5]。定量评价方法主要是通过实地调研和访谈后进行质性研究[12]，采用定性的文献计量分析[13];采取综合评价法中的层次分析和模糊评价方法[14];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和IPA分析方法[15];运用网络文本分析和ASEB栅格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16]。

有关农村民俗旅游与农村经济的相关研究众多，国内外学者从乡村旅游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17-18];如何借助乡村旅游助力农村经济增长[19-21]以及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22]，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乡村旅游的发展对策[23]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也有部分学者采用耦合理论[24]或实证分析对某一区域展开研究[25-26]。

综上所述，我国学者对农村民俗旅游、农村经济及二者相互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为我国农村民俗旅游产业与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借鉴。然而，我国学者对于农村民俗旅游与农村经济二者之间的研究多偏向于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山区或者较偏僻的农村地区，与以往所不同的是，该研究对象是我国首都北京所包含的农村，以往的研究很少有以类似于北京这种特大型城市为研究主体的，因此该研究可为北京等特大型城市提供有关民俗旅游产业与农村经济之间协调发展的参考借鉴。该研究将采用熵值法和耦合指数的方法对北京市农村民俗旅游产业与农村经济发展进行研究。

1 指标体系构建、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指标体系构建

为了能够确切并且客观反映北京市农村民俗旅游业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遵循可操作性、科学性、独立性等原则的基础上，该研究以农村民俗旅游产业与农村经济发展作用机理为依据，构建相关指标体系。在阅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选取民俗旅游接待户数、高峰期从业人员[27-28]、民俗旅游接待人次[27，29-30]、民俗旅游总收入[27-30] 4项反映北京市农村民俗旅游产业情况，选取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4]、农作物播种面积、设施农业播种面积、设施农业总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 6项代表北京市农村经济发展情况，并用熵值法计算得出每项评价指标的权重。详见表1。

1.2 数据来源

该研究所用数据均来自2012—2017年北京市统计局的《北京区域统计年鉴》。由于每个评价指标的计量单位不完全统一，该研究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归一化处理。

1.3 研究方法

1.3.1 熵值法。

运用熵值法计算得出每项指标的权重。

1.3.2 耦合指数。

耦合表示两个或者多个系统之间相互影响、耦合的协调作用程度[31]，针对北京市农村民俗旅游与北京市农村经济二者之间的相关性，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32]，并通过计算得出北京市农村民俗旅游产业与农村经济的耦合协调度。依据两个系统的耦合度值，进行耦合协调度分类，具体分类标准如表2[32]。

2 结果与分析

以2012—2017年北京市农村民俗旅游产业和农村经济原始官方评级指标数据为依据，以北京市农村民俗旅游产业和农村经济这两个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以及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为基准，测算北京市农村民俗旅游产业系统综合发展指数f（x）和农村经济系统综合发展指数g（y），进而得到综合协调函数T，最后计算得出北京市农村民俗旅游产业和农村经济耦合度C和耦合协调度D。分别得到2012—2017年北京市农村民俗旅游产业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表征判断结果（表3）和北京市农村民俗旅游产业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类型结果（表4）。

2.1 农村民俗旅游产业与农村经济综合发展水平

2.1.1 时序特征。北京市10个区县的农村民俗旅游产业与农村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可以分为f（x）>g（y）的农村经济相对滞后型和f（x）

从图1可以看出，2012—2017年北京市农村民俗旅游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整体上呈现出“下降—趋于平缓—急剧下降”的发展趋势。具体来说，北京市农村民俗旅游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得分从2012年的0.848 8下降到2013年的0.830 5;北京市农村民俗旅游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得分在2013—2015年呈现趋于平缓的趋势，综合发展水平的得分均在0.84上下浮动;从2015年开始北京市农村民俗旅游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得分出现急剧下降的趋势，由2015年的0.849 0迅速下降到2017年的0.713 6，2017年的综合发展水平得分为2012—2017年最低的，这6年来综合发展水平最高的为2015年，是2017年综合发展水平得分的1.19倍，究其原因，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有关乡村旅游的发展要求，各方给予高度重视。

与农村民俗旅游产业的发展趋势不同的是，2012—2017年北京市农村经济发展的趋势则整体上一直呈现上升的趋势，具体表现为“较快增长—迅速增长—缓慢增长”。具体看来，北京市农村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在2012—2014年表現为加快增长的趋势，由2012年的0.115 9增长到2014年的0.318 1;2014—2016年北京市农村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呈现迅速增长的态势，由2014年的0.318 1迅速增长到2016年的0.693 9;而2016—2017年北京市农村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得分则呈现为缓慢增长的趋势，由0.693 9增长到0.718 9。整体看来，2017年的北京市农村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得分为0.718 9，为2012—2017年最高的;2012年北京市农村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得分为0.115 9，是2012—2017年最低的，2017年的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得分为2012年的6.2倍。

综合两个系统的发展水平来看，2012—2017年北京市农村民俗旅游产业与农村经济的综合协调函数呈现出“缓慢上升—迅速上升—下降”的趋势。具体来看，2012—2014年北京市农村民俗旅游产业与农村经济的综合协调函数呈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由0.482 3上升为0.581 1;2014—2016年北京市农村民俗旅游产业与农村经济的综合协调函数呈现迅速上升的趋势，由0.581 1上升为0.751 5;而北京市农村民俗旅游产业与农村经济的综合协调函数在2016—2017年表现为下降趋势，由0.751 5下降到0.716 2。2017年的北京市农村民俗旅游产业与农村经济的综合协调函数为2012—2017年最高的发展水平，综合协调函数值为0.716  是综合发展水平最低的2012年的1.48倍。2012—2016年农村经济较农村民俗旅游产业的发展慢，表现为农村经济滞后性，2017年民俗旅游产业较农村经济发展慢，表现为农村民俗旅游滞后型，二者并未达到协调发展的状态。

2.1.2 空间格局状态。首先民俗旅游发展水平处于高水平的区县为平谷区和密云区;处于较高水平的区县是怀柔区和延庆区;处于较低水平的区县为昌平区、房山区、门头沟区;处于低水平的区县为顺义区、大兴区、通州区。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中提出：在顺义、大兴、昌平、房山等新城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智造产业集群以加快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打造通州区与北3县（河北省廊坊市的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以及香河县）协同一体化发展等。可以看出这些区县的发展方向较其他区县更侧重于产业发展，所以民俗旅游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其次，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低水平的区县为密云区、平谷区、昌平区和房山区;较低水平的区县为门头沟区、怀柔区和延庆区;较高水平的区县为顺义区和通州区;高水平的区县为大兴区。经济综合综合发展水平最高的大兴区为4.17，水平最低的门头沟区为0.45，可以看出，城市发展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区县，表明城市功能定位所造成的发展方向对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作用。

2.2 农村民俗旅游产业与农村经济的时序耦合

北京市农村民俗旅游产业与农村经济发展在时间上呈现如下特征。

（1）如图2所示，农村民俗旅游产业与农村经济两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2012—2016年二者的耦合度虽有增长，但一直处于拮抗阶段，它们的耦合度取值区间为[0.325  0.5]。 2017年增长至最高水平，达到磨合阶段。 2012—2016 年耦合度一直处于拮抗阶段，直至2017年增长为磨合阶段。由此看来，农村民俗旅游产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样农村经济的发展也会反过来促进农村民俗旅游产业发展，成为助推农村民俗旅游产业实现良好发展的动力之一。

（2）如图2所示，总体来看，北京市农村民俗旅游产业与农村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分为两个阶段，2012—2013年为失调阶段，耦合协调度取值区间为[0.396 0，0.476 3]，农村经济的发展相对滞后，这一时期，农民对于乡村旅游这种新兴的经济发展业态还比较陌生，并且缺乏相关的经营经验。2014—2017年处于协调阶段，耦合协调度取值区间为[0.509 0，0.598 4]，其中2016年达到初级协调等级，耦合协调度为0.612  是2012—2017年耦合协调度最高的阶段，该阶段，政府提出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为乡村旅游的发展创造出各种惠农政策，加大政策扶持、完善农村民俗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让越来越多的农民看到发展乡村旅游这种新兴产业型态的有利之处，并且促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发展乡村旅游的行列之中，促使农村民俗旅游与农村区域经济的相对协调发展，最终在2017年达到了农村民俗旅游与农村经济同步发展的状态。

2.3 农村民俗旅游产业与农村经济的空间耦合

北京市农村民俗旅游产业与农村经济之间的发展不仅在时间上呈现出一定的特征，同样在空间上也呈现一定的特征。

（1）根据耦合度等级划分标准将选取的北京市10个区县划分为2类（图3）。第一类为低水平耦合阶段，包括大兴区、顺义区和通州区，这3个区县在北京市的功能定位为城市发展新区，主要发展制造业和现代农业，是北京市疏散城市中心区产业与人口的重要区域，是未来北京经济重心所在，因为较重视制造业和现代农业的发展，民俗旅游产业发展缓慢，因此两个系统的耦合度为这10个区县当中最低的。第二类为拮抗耦合阶段，包括怀柔区、门头沟区、密云区、平谷区、昌平区、房山区和延庆区，这7个区县中，怀柔区在北京市的功能定位为生态涵养发展区，是北京的生态屏障和水源保护地，主要保证北京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借助山区自然资源优势，发展民俗旅游业的具体职责，两大系统的耦合度高于前面低水平耦合类型的3个区县。

（2）根据耦合协调度分类标准，将选取的北京市的10个区县划分为5类（图4）。第一类为勉强协调等级的门头沟区，门头沟区位于北京城区正西偏南，多山是一个显著的自然特征，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农民利用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休闲活动。第二类为初级协调等级的通州区、顺义区、怀柔区和延庆区，通州区位于北京市东南部，也是北京市的城市发展新区之一，2015年通州区被确立为行政副中心，负责疏散城市中心产业。顺义区作为重点城市发展新区之一，是北京东北部发展带的重要节点，也是首都国际航空中心核心区，更注重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智造产业集群;怀柔区著名的雁栖湖成为了当地良好的民俗旅游地点;延庆区位于北京市西北部，是首都的生态涵养发展区，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发展，众多的风景名胜和名优特产为延庆区的民俗旅游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类为中级协调等级的密云区和平谷区。第四类为良好协调等级的昌平区，昌平区拥有众多风景名胜区。第五类为优质协调等级的房山区和大兴区，大兴区和房山区每年都会举办各种主题的文化节。

2.4 农村民俗旅游产业与农村经济的容量耦合度及耦合協调度总体趋势

整体上看，北京市农村民俗旅游产业与农村经济之间的发展逐渐向好，两个系统之间的耦合度不断提高，耦合协调度不断增长。首先，由于北京市各区县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城市功能定位及发展方向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导致北京市农村民俗旅游产业与农村经济虽然正稳步发展，但是二者的容量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仍未达到优质协调阶段。其次，尽管北京市农村民俗旅游产业与农村经济发展日益迅速，但是两大系统之间的相互促进发展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3 结论与讨论

该研究在构建北京市农村民俗旅游产业与农村经济这两个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耦合评价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时间序列分析了北京市10个区县的农村民俗旅游产业与农村经济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得出如下结论。

（1）北京市农村民俗旅游产业与农村经济这两个系统之间的发展状态处于反向发展的状态，当农村民俗旅游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得分增长的情况下，农村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得分为下降状态，直至2017年，两系统出现交汇发展。

（2）从北京市农村民俗旅游产业与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时序曲线看，民俗旅游产业的发展持续高于经济水平的发展。这表明农村民俗旅游产业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大于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民俗旅游产业发展的贡献度，属于农村民俗旅游产业主导型耦合协调。从北京市农村民俗旅游产业与农村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来看，由于城市功能定位的不同以及资源禀赋的差异，各个区县的民俗旅游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呈现负相关的关系。

（3）北京市农村民俗旅游产业与经济发展耦合度整体上处于一直上升的趋势，两系统逐渐由拮抗阶段向磨合耦合过渡，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等级分为中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中级协调、良好协调、优质协调6类，表明两个系统之间的互动性不断增强，逐渐向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该研究仅对北京市农村民俗旅游与农村经济之间的耦合关系及其特征进行了研究分析，并未涉及两大系统之间复杂的耦合机制，后续研究可对二者之间的耦合机制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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