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京，胡丽萍，康晓玲，张 霞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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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增加和改善科技创新(STI)政策供给已经成为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近年来，尽管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明显提高，但也面临着不容忽视的困境：与科技创新投入大规模增长相比，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效果相对不彰[1]。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充分发挥其在营造创新环境、优化创新激励方面的功能和价值，是我国走出科技创新困境的关键。

对我国科技创新政策40年(1978—2018)发展进行回顾和反思，发现相关学者在总结和肯定既有成就的基础上，从不同视角对我国科技创新政策体系进行了探讨。如薛澜[2]主张对科技与经济关系、国家创新体系与创新主体定位、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以及举国体制与市场模式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新一轮反思及探讨；梁正和李代天[3]指出，科技创新政策要根据产业技术体制、市场体制、生态体系进行灵活组合与动态调整；还有部分学者指出，我国科技创新政策体系优化的关键在于加强和改善府际合作(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hip)[4, 5]。以上观点为我国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提供了有益的思路，而本文强调一个更直接(更本质)的视角：现代意义上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通常是指一个系统化的包含多种创新政策的组合(policy mix)[6]，其效果一方面取决于单项创新政策效果，另一方面取决于各政策间的组合效应[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