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晓明

（红河学院，云南 蒙自 661199）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国家“兴边富民”工程、“脱贫攻坚”等行动不断深入推进，我国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我国边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民族团结，社会和谐，与邻国北部或东北部地区滞后的社会经济相比形成鲜明对比。而之前自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因各种复杂因素迁移至邻国居住生活的我国边民，近年来又陆续回迁境内居住生活的群体，该群体被称为“回流边民”。[1]回流边民由于长期外流邻国生活，错过了我国许多制度变迁和政策转变的历史时期，身份一度搁浅，导致部分回流边民户籍被注销，而户籍是一个公民身份的重要象征，事关其教育、医疗、就业等一系列社会保障问题。同时，该群体数量多成分复杂，文化程度低、生产技能偏低，身份认定难，[2]近年来，他们拖家带口回流境内居住生活，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然而，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对于跨境迁移的一类群体，回流边民不仅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消极的方面，也有积极的一面。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边疆地区迎来了新时代跨越式的发展机遇，回流边民群体作为边疆地区重要的行动者和建设者之一，其在促进“民心相通”和“地区发展”等方面起着特殊的积极推动作用。因此，在国家一手抓边防稳固，一手抓边疆发展的背景下，探讨回流边民群体的治理实践，对总结跨境迁移治理经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