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向东，高鹏飞

（华东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 200062）

从1921 年到2021 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波澜壮阔而又艰难曲折的百年历程。百年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已经实现了“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1]（14）。百年历史说明，高度重视民族工作，不断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党的民族政策得以永葆生机活力的核心要点[2]。当前，我国正处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历史交汇期，梳理总结百年来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历程和成功经验，不仅可以为“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经验启示[3]，也可以为不断完善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提供现实依据。

一、一脉相承：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没有变”

“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各民族团结凝聚、共同奋进的历史。”[4]（172）党的民族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将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强烈的使命担当融入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初心和使命的具体体现。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内容包括“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四个方面[5]（1），旨在运用具体的民族政策，促进各民族平等团结、发展进步和共同繁荣。

（一）民族平等：民族政策的根本原则“没有变”

1921 年7 月，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指出：“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是“不分民族”的[6]（4）。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确提出：“只有打倒资本帝国主义以后，才能实现平等和自决。”[6]（15）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纲领和政策无不体现了坚持民族平等的思想原则。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决议案》等多项文件相继颁布，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系统地阐述民族平等政策。此后，一系列文件的出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平等的重视。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6]（1290）作了明确规定。这是中国共产党历经数十年浴血奋斗，始终坚持民族平等政策的经验总结。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论及“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时，强调“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7]（33）；周恩来在讨论“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时，也强调“要把各民族在经济、文化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状况逐步消除掉”[8]（367）。可以看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实施“民族平等政策”方面毫不动摇。此后，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在推进“民族平等政策”上，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肯定我国民族平等政策的正确性。2014 年3 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民族平等”[4]（147）；同年9 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重要性[4]（150）。2019 年9 月，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民族地区的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全面小康和现代化”[2]，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促进少数民族脱贫攻坚方面将“民族平等政策”外化于行的真实写照。

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民族平等”摆在一个毫不动摇的战略高度，这是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制胜之道。作为党的民族政策的根本原则，其他民族政策要始终将“民族平等”作为党的民族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基石。因此，从1921 年到2021 年，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民族平等”作为我国民族政策的一项根本原则没有变。

（二）民族团结：民族政策的基本手段“没有变”

早在1919年7月，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指出：“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9]（394）。1922 年7 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确强调了民族团结，实现民主主义统一的重要性[6]（17）。1931～1945年，中国共产党发布了诸多关于民族团结的政策文件，其核心要点是团结中华各民族力量，共同救亡图存。

1949 年9 月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实行团结互助……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6]（1290）。紧紧围绕增进“中国各民族大团结”这一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制胜法宝。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将民族团结视作政治联合的一种手段，号召“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10]。1978～2012 年，中国共产党将工作重心放到经济建设上，但仍然没有忘却“加强民族团结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基础”这一底线。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共召开7次全国代表大会、5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3 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等等，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均对民族团结政策进一步做了系列重要论述。

2012 年至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主持召开了2 次全国代表大会、2 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3 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2 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及2 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围绕民族团结政策，将党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坚定不移地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向前进。2016年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的审议时强调，“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团结和睦、共同发展”[11]。2017 年3 月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疆代表团的审议时强调，“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12]。2021 年8 月27 日至28 日，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必须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3]。

回顾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开拓发展民族团结伟大事业的艰辛历程，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联邦团结，救国图存”到如今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百年的沧桑巨变丝毫没有动摇中国共产党坚持民族团结的初心和使命，充分彰显了几代党的领导集体对中华民族大团结不懈追求的昂扬斗志。可以说，作为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手段，民族团结是新中国民族政策的主线，坚持民族团结政策的主线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三）民族区域自治：民族政策的基本政策“没有变”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的一大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党的二大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都提出“自治邦”和“民族自决自治”的政治主张。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的政策宣示。尽管已经开始使用“自治区域”的字眼，但此时仍是沿用苏联关于民族问题的主要观点[13]。直到1949年9月颁布的《共同纲领》，才真正意义上将“自治邦”和“民族自决自治”彻底放弃[6]（10），将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一项政治制度确立下来。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颁布，对民族区域自治做了较为全面和具体的规定。1954年，中国共产党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之中，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明确民族区域自治在国家中的绝对地位。1984年5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这是继我国《宪法》之后以专门的法律形式进一步完善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此后，江泽民和胡锦涛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均对“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做了深刻的阐释。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定不移坚持党的民族政策，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4]（147）；2014 年9 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做到‘两个结合’，一是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二是坚持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4]（151）。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这是在深刻认识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对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全新研判。2019 年9 月，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坚持“两个结合”的重要地位[2]。

纵观党的百年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我国多民族的现实国情，制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相适应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民族区域自治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现如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和发扬了党高度重视民族工作的一贯态度，始终将“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初心和使命。随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被确立下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必将得到更加充分的显现。

（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民族政策的根本立场“没有变”

1926 年12 月，中国共产党就曾提出要“尊重蒙、回少数民族利益”[6]（49）。之后，在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解放苗瑶决议案》提出，“革命政府必须全力消灭苗、瑶地区的匪患，并帮助苗、瑶人民发展文化教育”[6]（52）。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为保护少数民族的切身利益，争取少数民族独立解放的一份重要决议。1930 年6 月发表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明确提到“坚决赞助各少数民族反帝国主义反汉族地主与封建势力的民族解放斗争”[6]（126）。1940 年4 月，中国共产党在《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中，针对“帮助回民改善人民生活”“实施抗战教育”“扶助并发展回族农业手工业生产”等提出明确要求[6]（653～655）。1949 年9 月，《关于青海现况及对藏民工作意见的报告》中明确强调，对青海藏族人民要“实行贸易自由，帮助组织消费合作社，进行等价交换，取消土司的垄断”[6]（1283）。可以看出，1921～1949 年，面对“内忧外患”，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少数民族的经济利益摆在重要位置，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最终带领各民族实现了人民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为尽快恢复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优惠政策[14]，使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得以恢复和发展。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空前提高。党和国家在制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优惠政策时，始终保持高度的关心和支持，促进少数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发展了民族政策，始终高度重视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在深刻认识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国情下，精准施策，全力推进，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水平蓬勃发展。2013 年10 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奋斗历程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和非凡创造力的重要源泉。”[15]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明确要求，“在各民族中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享祖国繁荣发展的成果”[4]（148）；同年9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4]（150）；2017 年3 月，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疆代表团的审议时，强调要“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12]；2019年9月，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提出了“凝聚各民族、发展各民族、繁荣各民族”的明确要求[2]；等等。可以看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问题，正确认识民族关系，创新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政策和形式，不断增强各族人民的“五个认同”，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了从重视物质文明繁荣发展到注重精神文明自觉认同的伟大飞跃。

综上，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始终作为党的民族政策的根本立场，是促进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区域自治的现实落脚点。百年来，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道路上昂首阔步。百年来的辉煌成就充分说明，必须高度重视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促进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生活和素质的不断提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二、与时俱进：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变化”

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党的民族政策的根本原则、基本手段、基本政策和根本立场“没有变”的执政底线，但是又深谙“与时俱进”的重要性，紧密结合中国多民族的基本国情，不断完善民族政策，并且产生了诸多新“变化”，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注入动力源泉。

（一）政治建设层面：不断推动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健康发展

把少数民族公民平等地享有政治参与权利推向前进，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民族政策的重要关注点。无论是建党之初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实施的《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重要的法律文本，都明确规定了少数民族人民平等地享有政治参与权利。2019年9月，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证各族公民平等享有权利、平等履行义务”[2]。随着时代的演进，少数民族公民平等地享有政治参与权利也正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最突出的一点体现在，1979 年7 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和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少数民族代表名额分配方案》，为少数民族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利提供了特殊保障。可以看出，1954年以来，少数民族代表人数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总人数的比例，均高于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①根据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一普”至“七普”）可知，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均未超过9%。（见图1）。2018 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共有少数民族代表438名，占代表人数的14.7%。同时，“55个少数民族均有本民族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155 个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均有实行区域自治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主席、州长、县长或旗长，均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16]（28～29）。

图1：少数民族代表占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总数的比例②数据来源：根据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整理所得。新中国成立前，关于少数民族人口、少数民族代表等方面的统计数据，搜集难度较大。而此处的论点是“不断推动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健康发展”，采用新中国成立后此方面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亦可佐证本文论点。

以西藏自治区为例，在民主改革60年的风雨历程中，“西藏依法进行了11次乡级、10次县级和8次设区的市级以上的人大代表选举。目前，西藏自治区有35 963名各级人大代表，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92.18%”[17]（23）。此外，“在西藏干部队伍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70.95%，其中，县乡两级领导班子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70.5%。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历届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和自治区主席均由藏族公民担任”[18]（1437）。保障广大少数民族公民平等地享有政治权利，拓宽政治参与的合法渠道，培育优化中国特色少数民族干部任用体系，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少数民族政治参与朝着健康方向发展的重要经验。

（二）经济建设层面：不断支持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的繁荣发展

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不断提高少数民族公民的收入水平，是我国民族政策百年演进过程中的重要特点。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中国成立前，面对“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中国共产党支持民族地区经济建设主要以保守型做法为主，旨在通过帮助少数民族公民消除匪患，保障“耕者有其田”，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力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支持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和繁荣发展。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同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又发布《关于少数民族地区五年建设计划的若干原则性意见》，计划在一些民族地区建筑铁路、干线、道路和桥梁等基础交通设施，建造邮政、电报和电话等通信系统。“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新建8 条铁路干线，其中5 条建在民族地区或直接与民族地区相联结，包括兰新铁路、包兰铁路等。闻名世界的康（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同时在1954 年建成通车”[5]（28）。20 世纪60 年代，我国又修建了成昆铁路、湘黔铁路、枝柳铁路、滇藏公路等。2006年，青藏铁路建成通车。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日趋完善，民族地区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5 个自治区和云南、贵州、青海3 个省的地区生产总值由1978 年的324 亿元增至2017年的84 899 亿元；贫困人口从2010 年的5 040 万人下降到2017 年的1 032 万人，累计减贫4 008 万人，贫困发生率从34.5%下降到6.9%。”[16]

以西藏自治区为例，1952 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为1.32 亿元，人均GDP 为114 元；1978 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增长到6.65 亿元，人均GDP 为371.89 元；2020 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 800 亿元，人均GDP 超过50 000 元①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的数据整理所得。。不难计算，2020 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是1952 年的1 363 倍，是1978 年的270倍，人均GDP是1952年的438倍，是1978年的134倍。这些数字可以充分说明，西藏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全面提高。此外，在脱贫攻坚方面，“62.8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74个贫困县（区）全部摘帽，历史性消除了长期困扰全区各族人民的绝对贫困问题”[19]。可以说，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在为各族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道路上一往无前。截至2020年年底，全国所有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摘帽。

（三）文化建设层面：不断增进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多民族的实际国情紧密结合，不断增进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在《第一个纲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解放苗瑶决议案》等诸多文件中，均对“尊重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提出明确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在发展民族文化教育事业方面，主要表现为通过对传统的文化教育结构、体系进行改革，建立起与少数民族地区现实需求相适应的文化教育政策体系，进而促进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在党和国家的宣传指导下，我国民族地区掀起了开展“少数民族文教工作”的热潮，主要包括干部培训、普及文化教育、建立民族教育管理机构和制度等[20]。例如，1950 年7 月，西北文教委员会决定开展少数民族文教工作[21]；次年6月，云南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22]；等等。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从多方面、多渠道扶持民族文教事业发展，采取与民族风俗习惯相适应的文教形式，举办特殊形式的民族文化教育，调整民族学院的办学方针[23]，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这一阶段，不少民族地区开始实行少数民族学生优惠政策，注重对民族地区人才的培育工作。1979年，国家明确提出，“面对少数民族应届高中毕业生考上大学的比例低这一情况，有关部门采取两种解决办法：一是照顾，就是分配一定录取名额给少数民族地区；二是降分，就是低于统一标准录取。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注重中小学教育：增办民族院校；多办补习班；延长中、小学学制；加强中等和高等民族师范教育；多办各种类型的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2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进一步增进了少数民族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25]。2012年，“西藏自治区全面实现15 年免费教育”[26]，2 年后，西藏自治区已经基本实现全面全民教育[27]。2015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疆地区已经实现了从学前班到高中毕业，全部免费教育[28]。此外，云南、青海、内蒙古、宁夏等民族地区均实施了不同程度的免费教育。不仅如此，党中央还明确规定，在非民族地区求学的少数民族学生，对其给予丰厚的优惠政策。例如，少数民族学生参加高考时，可以在文化统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增加一定分数后投档。可以看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少数民族文教事业在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中的地位稳步提升，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得到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少数民族人民心中更加牢固。

（四）社会建设层面：不断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在社会建设层面，党的民族政策与时俱进，主要表现在各民族之间的交互往来日益密切，“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自古以来，我国就是地域广袤、民族众多的国家。尽管历史上一些民族之间存在过冲突隔阂，但更多时候表现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前，出台了多项规定，充分保障少数民族利益，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此时尚未正式提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但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的民族政策充分蕴含了其价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边疆多民族地区开始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促进了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交互往来，例如，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各种形式的投资，兴办大量的国营农、牧、林场，从内地迁移大量青年开发边疆[29]。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迅速崛起，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差距愈发扩大。在此背景下，2000年1月，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正式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吸引人力、资金、物资等各类资源向西部民族地区流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民族的交互往来。此时，由于务工经商、学习培训、婚姻嫁娶等原因，我国进入各民族跨区域流动的空前活跃期。2010 年1 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30]；同年5 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3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分析和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以及民族工作实际状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大力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民族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总体思路[32]。2014 年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33]；同年9 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加强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34]；其后，2017 年10 月党的十九大报告、2019 年9 月召开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和2021年8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均明确提出类似表述。可以说，少数民族人口迁移流动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有利背景，也为党制定和实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民族政策提供了现实参照。

（五）生态文明建设层面：不断重视民族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工作

从古至今，我国各族人民根据当地的生态环境特点，已经形成了与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规律，保障着族群繁衍生息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充分尊重这一互动规律。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付出诸如民族地区大气污染和生物多样性严重破坏等惨痛代价。此时，党和国家意识到民族地区环境问题和挑战的严峻性，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1994年12月，国家环境保护局印发的《关于加强自然资源开发建设项目的生态环境管理的通知》明确规定，着重加强“森林采伐、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旅游资源开发和自然保护区建设”。

2012 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更加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峻性，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了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同一战略高度。2021 年1 月1 日，我国实施的《民法典》第1234 条，对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适用条件、适用主体和修复方式”作出了明确规定；截至2021 年4 月30 日，以国务院或国务院办公厅为发布单位的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专项行政法规就有6 部，其中包括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要求探索建立多元化补偿机制，逐步增加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完善生态保护成效与资金分配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同时，在2021年8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要“优化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3]。可以说，百年的光辉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恪守制定和实施民族政策的基本底线，在“不变”中谋求与时俱进，使得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公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得到全方位发展。

三、历史瑰宝：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演进规律

系统地回顾总结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民族政策的丰富经验，可以为中国共产党开启“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百年新征程提供宝贵的历史遗产，这正是百年大党得以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和优势所在。

（一）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党的民族政策得以成功的制胜法宝

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党的民族政策得以“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首要条件，是民族工作成功和各民族大团结的根本保证。百年进程充分说明，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才能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和伟大胜利。

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族政策得以“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首要条件。党成立之初就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得以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根本保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展民族识别工作[35]，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保障民族平等、维护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民族政策；改革开放后，党在“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方面持续发力，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给予了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公民更多的优惠政策，党的民族政策不断深化拓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制定和实施党的民族政策所必须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全方位发力推进民族工作成功提供了新思路。

另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族工作成功和各民族大团结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根本立场上，始终将“为各族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党治国理政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针高度契合了民族政策的实施目标，为民族工作成功和各民族大团结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集体都始终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多民族的现实国情紧密结合，以继承和发展的眼光，将党的民族政策推向深入，为民族工作成功和各民族大团结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保证；中国共产党在“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过程中，“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决拥护和热烈支持。可以说，正是在党和各族人民的交相呼应中，党的民族政策才能与时俱进，才能为民族工作成功和各民族大团结提供有力的实践保证。

（二）坚决贯彻民族政策基本内容是党的民族政策得以成功的根本所在

坚决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内容，贯彻落实民族平等政策、民族团结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政策，是将党的民族政策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第一，贯彻落实民族平等政策，就是要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持续开展维护民族平等、反对民族歧视和民族特权方面的斗争工作是行之有效的，我国民族关系和谐稳定因此取得了新的历史性成就。第二，贯彻落实民族团结政策，就是在肯定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坚持各族人民“心往一处想、智往一处谋、劲往一处使”[36]。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伟大旗帜，将民族团结视作立党之本、执政之基，不断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向前进。第三，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在肯定百年来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可以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2]的伟大产物，为贯彻落实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最终为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厚植良好土壤。第四，坚持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政策，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和妥善处理民族关系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这个百年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并且最终走向“强起来”的根本保证。

总结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演进规律，其不变的是始终坚持将民族平等政策作为一项根本原则，将民族团结政策作为一项基本手段，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一项基本政策，将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政策作为根本立场确立下来，而不断与时俱进的是围绕这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在不断顺应时代潮流和时局变化的背景下，不断将党的民族政策推向精细化。

（三）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民族政策得以成功的关键一招

尽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于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被首次提出，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代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37]（3）。在费孝通先生的这个论断中，“自觉的民族实体”，其内涵与如今所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高度一致。可以说，长期以来，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始终是党制定和实施民族政策的充要条件。

百年的历史进程，是中国共产党携手各族人民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取得伟大胜利的百年，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和发展取得伟大历史实践的百年。在此历史实践中，党制定和实施各项民族政策，实现了各民族从“广泛交往”到“全面交流”，并且最终走向“深度交融”的伟大进步，在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继续向深入推进。从百年历史规律中不难发现，一方面，党的民族政策始终坚决抵制和克服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正视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积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添丰富的历史内涵[2]；另一方面，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和发展过程中，党的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断地由重视物质文化建设迈向扎实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已经取得了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的伟大历史性成就，正在向“强起来”昂首阔步。这一过程，也昭示着党的民族政策的重心已经实现了由重视物质文化建设向扎实建设共有精神家园转变。

回顾百年来党的民族政策的演进，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承中华民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执政理念[34]，在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作出不懈努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终落脚点，这就要求党的民族政策既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还要推动各民族“全面交流”，更要重视各民族“深度交融”，为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提供政策基础。

（四）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将党的民族政策发扬光大

党的民族政策是民族工作得以有序推进的制度保证。“民族工作又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涉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个领域、各条战线”[32]，为党制定和实施民族政策提供了总体设计思路。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而“共同繁荣发展”的内涵也在百年演进中不断深化。一方面，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等领域，党的民族政策越来越精细化。在政治建设层面，党的民族政策始终致力于推动少数民族政治参与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在经济建设层面，出台大量支持政策，不断支持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脱贫攻坚方面取得了全面胜利，彻底消灭了民族地区的绝对贫困现象；在文化建设层面，随着时代的演进，党的民族政策不断在支持少数民族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尊重和包容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差异性，不断增进中华文化的共同性等方面取得了斐然成就；在社会建设层面，党的民族政策从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到推动各民族“全面交流”，再到重视各民族“深度交融”；在生态文明建设层面，党的民族政策逐渐把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统一起来，不断重视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工作。

党的民族政策的百年历程，是中国共产党“一脉相承”坚持民族政策的根本原则、基本手段、基本政策和根本立场的百年，也是党“与时俱进”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百年，更是党始终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百年。如今，我们正处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历史交汇期，不仅要认真总结百年来党的民族政策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还要顺应国内外时局变幻，优势互补，深度融合，在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决贯彻民族政策基本内容、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演进规律中，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国情的民族政策，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巩固百年来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伟大胜利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