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祥/江汉大学人文学院

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始建于1930年，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大部分建成，是近代中国仅有的两座从零开始选址、规划、设计并得以基本建成的国立大学新校园之一，在中国近代建筑史和高等教育史上均有重要地位和价值。2005年，其中的15处主要建筑以“武汉大学早期建筑”名义，被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我国首批列为“国保”的近代大学校园建筑之一。在武汉大学档案馆，至今仍保存有大量与之相关的历史档案，包括校园地形图、地契、建筑设计图纸、结构设计和施工图纸、建筑合同及其他与之相关的文书档案等。这些历史档案信息丰富，是深入研究武汉大学近代校园建筑的最重要原始文献，具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

1 武汉大学近代校园建筑及相关档案概述

国立武汉大学成立于1928年，建校之初即决定在郊外建设新校园。经过多次实地考察，该校建筑设备委员会最终选定武昌东郊东湖南岸珞珈山（原名落驾山）、狮子山一带为新校址，随后聘请美国建筑师开尔斯（Francis Henry Kales）进行校园规划和建筑设计。工程自1930年开工兴建，主要校舍建筑均由浙江宁波帮商人经营的营造厂承建，其中一期工程主要项目由汉口汉协盛营造厂承建，二期工程主要项目由上海六合建筑公司承建。至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前，完成了全部规划的约三分之二。这批建筑以中国宫殿式建筑为主要风格，同时融入了西方古典元素，并采用了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钢结构等先进工艺。这一建筑群是中国近代大学校园建设史上的典范之作，代表了当时中国高等教育建筑的最高水准，也是近代中国建筑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经典案例。

除了校园历史建筑实体保存完好之外，收藏在武汉大学档案馆的与之相关的历史档案亦数量丰富，是研究这一近代大学校园的重要原始文献。但因历史原因，这批档案在该馆分散归档于不同的全宗之下，既往尚缺乏较为完整的梳理，相关研究全面利用这批珍贵史料亦存在困难。在多年持续调阅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对相关历史档案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梳理。在武汉大学档案馆馆藏的1949年前形成的历史档案中，与民国时期珞珈山校园规划建设相关者，可以分为两个大的类别，即文书档案和图纸档案，其中图纸档案又可分为旧藏图纸和2005年受赠图纸两个来源。以下本文试就上述三类档案分别叙述。

文书档案绝大部分集中于武汉大学档案馆馆藏历史档案全宗下，其中与珞珈山校园规划建设相关的档案，主要包括校园土地原始地契（共计257份）、土地征收统计表册、征地过程中各种纠纷事件、建筑设计师选聘、部分建筑营造厂商选聘与合同订立、建设经费筹集划拨等事宜的相关专卷等。此外，在原武汉大学（1949—2000）档案全宗内，还有一份当年曾任建筑设备委员会工程处绘图员的沈中清建筑师在1982年撰写的回忆材料。这批档案已部分完成数字化扫描，可在馆内系统检索和查阅档案的彩色数字影像。

负责组织和协调新校舍规划设计和营建各项事务的建筑设备委员会，是与珞珈山校园建设工程最直接相关的机构，但在今武大档案馆馆藏中，却未发现一卷完整的建委会档案。由于当时建委会名义上是独立机构，其日常公文、账目等皆不与大学混一，其文书档案在1938年或未随校西迁，以致在抗战中下落不明。在现存国立武汉大学文书档案中，建委会历次会议原始记录、校园建设经费相关账簿、校方与建筑师及营造厂商签订的合同等文件，绝大部分均未发现。这批档案因历史原因未能得以保留至今，实属莫大遗憾。

图纸档案是武汉大学近代校园建筑档案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民国时期珞珈山校园建筑的建筑设计图纸、结构施工图纸和校园总平面图、规划图等，其中绝大多数的形成年代为1929年至1936年间。这批图纸依其进入武汉大学档案馆的来源，又可分为两部分，即旧藏图纸和2005年受赠图纸。后者是由原承担20世纪30年代珞珈山部分校舍建筑结构设计的工程师Abraham Levenspiel之子，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教授Octave Levenspiel先生于2005年11月捐赠给武汉大学档案馆的，主要是其父亲生前保留的其本人在20世纪30年代参与设计和绘制的武汉大学部分校舍建筑的结构设计图纸。这批图纸共98套、177张，包括图书馆、工学院、理学院扩建实验楼、法学院、宋卿体育馆、华中水工试验所六项工程的结构设计图纸，其中相当部分图纸均为装订完整的硫酸纸图、白图和蓝图一式三份全套，所有图纸皆为英文标注。该批图纸不仅原始状态较好，且受赠入藏后得到高度重视，2014年6月经湖北省文物局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得到了妥善的保管存放。

除了这批受赠图纸外，武大档案馆还收藏有校内旧存的建筑图纸，数量亦称丰富。这批图纸以蓝图为多数、白图次之，同时亦有少量硫酸纸图。从内容上看，多数为建筑设计图，亦有一部分结构设计图，还有少量校园总平面图和珞珈山新校址等高线地形图、校园征地细图等，其中大部分为英文图纸，亦有部分中英双语图纸或全中文图纸。与2005年受赠图纸相比，这部分图纸较为零散，大部分被归入武汉大学基建档案内，亦有少数被归入历史档案内。这批图纸是20世纪30年代形成以来一直保存在武汉大学的，期间曾在抗战时期随校西迁四川乐山，并经历战后复员和此后一系列运动变迁。其保存状况不一，绝大部分较2005年受赠图纸之情况为差，没有平摊保存，而是经过折叠后装入普通档案盒内存放，普遍存在折损，部分图纸更曾遭水浸、虫蛀或自然风化褪色而有较严重损毁，但其信息量极为丰富。如1929年间开尔斯所绘制的不同版本的珞珈山校舍平面总图，各校园建筑的各层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和局部细节设计图等。此外，馆藏图纸中还有一些因种种原因未能建成的建筑的各类设计图纸等珍贵档案。

2 武汉大学近代校园建筑档案的重要价值

毫无疑问，武汉大学档案馆所庋藏的上述历史档案，是具有重要史料和文物价值的珍贵文化遗产。其承载了丰富的历史信息，是深入研究武汉大学近代校园规划建设史，乃至近代中国大学史、近代中国建筑史的重要原始文献。

首先，这批历史档案中的文书档案，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记录了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的选址、规划、设计和建设过程中的很多关键内容。如珞珈山校园原始地契共257份，至今完整保存。其签订年月从1929年11月持续到1937年9月，每份契约均详细载明了相关地块的面积、性质、附属物、交易价格等，其中一些还附有此前交易的老跟契，最早为清乾隆年间老契。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征地过程是1928年国民政府公布《土地征收法》之后大型公共建设工程土地征收的一个重要案例，而这批契约及相关其他档案的完整留存，为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始材料。又如关于珞珈山校园的建设经费来源和支出情况，尽管由于建委会档案的缺失，与之相关的直接账目今已不存，但通过其他相关文书档案，我们仍可大致还原出全面抗战前珞珈山校园建设经费的来源情况。经笔者研究，在全部400余万元的建设费用中，中央财政拨款仅有149万元，其余大部分经费，则来自湖北省政府的拨款和湖南省政府、汉口市政府、中英庚款委员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平汉铁路管理局的资助和黎绍基、黎绍业兄弟私人捐款等。通过原始档案厘清民国时期珞珈山校园建设经费的构成情况，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全面和准确认识国立武汉大学在民国时期发展建设过程中中央、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所扮演的角色。

图纸档案是武汉大学近代校园建筑档案的核心组成部分，其与校园规划、建筑设计和施工直接相关，全面而准确地记录了这些历史建筑的大量信息，是研究民国时期武汉大学历史建筑最重要的一手资料。这批图纸全面准确记录了建筑本身的设计和施工数据，对建筑各部分的施工工艺、建筑材料、建筑色彩等信息都有详细描述。同时，大部分图纸上都有详细的时间落款、署名、签名、钤印等信息，如在男生宿舍、学生饭厅及礼堂、第一教职员住宅区等建筑的图纸上，可见汉协盛营造厂的印章，其英文名称乃以宁波话发音拼写；在法学院、图书馆等建筑的图纸上，则可见六合建筑公司的印章，及该厂宁波籍厂主李祖贤的签名。仅就图纸的落款签名一项，我们即能从中解读出许多过去被忽视的重要信息。如关于民国时期珞珈山校园的建筑设计师，过去通行说法只知主要设计师为美国建筑师开尔斯（Kales）和汉口本地的德国建筑师石格司（Sachse）。而通过查阅图纸档案，笔者在文学院、男生宿舍、学生饭厅和礼堂三项工程中，看到了以“合作建筑师”（Associated Architect）名义署名的“P. G. Lee”，即近代著名美籍华裔建筑师李锦沛（Poy Gum Lee）。李锦沛参与武大部分建筑设计的时间，与其接替吕彦直完成南京中山陵工程后续设计的时间一致，在珞珈山的这些建筑设计细节中，可以看到很多来自中山陵元素的移植。这一藉由图纸档案呈现的重要信息，对于准确深入分析珞珈山校舍建筑风格和设计灵感来源至关重要。

在馆藏图纸档案中，还保存有一些同一座建筑前后若干个不同版本的设计图纸，通过比对分析，我们可以从中窥探建筑师的设计思考。如1936年动工兴建的宋卿体育馆，屋顶顺应三铰拱钢结构而做成正向拱形，并开有多排天窗，其全套建筑图纸在当年《建筑月刊》杂志曾公开发表。然而从武大档案馆馆藏图纸中，笔者发现了该建筑早期设计方案的一张剖面图，可见在最初的设计方案中，体育馆外观计划做成模仿中国古代城楼造型，屋顶为中式传统反曲屋面，亦不开天窗。显然，从最初这一方案到后来实际施工的方案，设计师对建筑造型进行了较大修改，为了适应功能需要而对建筑外观上的复古形式进行了较大舍弃，反映出开尔斯在珞珈山建筑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发生的自我调整。

3 武汉大学近代校园建筑档案保护与开发利用建议

综上所述，武汉大学近代校园建筑档案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近代大学校园建筑群原始档案文献之一，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史料价值和珍贵的历史文物价值。在经历了近90年历史中战争、政治运动和自然损坏的考验后，这批历史文献仍以相对完整的状态保留至今，可谓难得。它们与同样保存完好的珞珈校园建筑实体一道，共同构成了近代甬商营造厂在汉建筑活动的杰出典范，更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瑰宝。长期以来，武汉大学档案部门对于保存、整理这些历史档案，做了大量有益工作，可谓厥功甚伟，但仍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和必要。近代校园建筑档案是武汉大学档案馆的重要特色馆藏和珍贵档案资源，在该馆档案保管和编研工作中，应充分突出这一特色，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这些珍贵文献。

首先，馆藏部门应尽快对相关历史档案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特别是对于图纸档案部分。该馆应对馆藏历史建筑档案进行系统调查整理，摸清准确馆藏情况，对民国时期校园建筑图纸档案进行单独编目整理，不与其他基建档案混一。笔者在近年来调阅这批档案的过程中发现，其中不少存在编目错误，部分案卷下的图纸出现错放情况，一些图纸在立卷时存在名称识别错误等问题。因此，有必要组织专业人员，对这批档案重新进行系统地识读和整理，将各历史建筑对应的相关图纸合并归档，在此基础上重新进行准确编目立卷。

第二，武大档案馆应完善对这批历史建筑档案的统一保存和管理，并尽快启动相关档案修复工作。正如前述，由于种种原因，相关档案目前在馆内并未作为整体统一管理，其保存状况和保护级别也存在较大差异，但事实上其形成年代、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具有高度整体性和一致性，理应统一管理。在全面摸排调查和系统整理编目的基础上，对于馆内旧藏民国时期建筑图纸，应尽快进行专业的档案修复，统一依照建筑图纸档案保存的相关技术规范妥为保存，并尽快申请进行文物鉴定，使其获得与其文物价值相称的身份和保护级别。

第三，应尽快对相关历史档案进行全面数字化扫描处理。这些档案经过漫长时间洗礼，纸张多已脆弱不堪，字迹逐渐湮灭。在通过技术手段进行修复的同时，也应加快档案数字化进程，以期永久保存档案信息，同时便于更好地开放档案查阅利用。目前相关工作正在有序进行，笔者亦期待其早日顺利完成。

此外，在已有档案整理和编研成果的基础上，针对这些历史文献的研究、挖掘和利用工作仍当进一步深入，并取得更丰硕和优质的成果。风景优美的珞珈校园和沧桑典雅的民国建筑，是武汉大学的重要历史财富，也是其校园文化独具特色的亮点。在此领域，武汉大学的档案、宣传部分及部分师生校友多年来已进行了许多有益工作。武汉大学档案馆李晓虹、陈协强2007年编著《武汉大学早期建筑》一书，在收集整理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15处校园历史建筑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对武大校园建筑历史文化进行了一定的分析梳理，是该馆第一本专门针对武汉大学历史建筑的档案编研成果。但该书仅局限于对列入“国保”的15处建筑进行介绍，仍存在一些遗漏，对原始档案的利用和挖掘亦尚嫌不足。笔者建议，该馆应结合武汉大学校园历史建筑资源丰厚的大学文化特色和近代校园建筑历史档案数量丰富的馆藏特色，在系统整理的基础上，开展武汉大学近代校园历史建筑档案文献汇编工作，以更好地发挥这批档案的史料价值，供学界深入开展相关学术研究。

作为近代宁波商人在武汉建筑营造业创造的典范佳作，珞珈校园一期工程承建厂商——汉协盛营造厂及其厂主沈祝三的传奇故事，2014年被宁波甬剧团编排为甬剧《筑梦》，并于2018年改编青春版，回到武汉大学为珞珈师生上演。笔者相信，在深入挖掘利用馆藏历史档案的基础上，一定能有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和文化产品问世，以发挥历史档案的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