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蕾 赵彩彩 刘旭光/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出生于山东聊城一大户人家。他的曾祖父傅以渐是清代顺治朝第一位状元，傅家被誉为“开代文章第一家”。傅斯年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1919年夏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门，是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他凭借深厚的国学功底成为黄侃的得意门生，并受到“新文化运动”的主力蔡元培、胡适等名人大家的关心和倚重。1919年秋，他考取山东官费留学生，先后在英国、德国留学7年[1]。7年的留学经历使他对西方学术的整体发展脉络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学习并接受了西方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中西所学是他史学思想的来源与史学研究的工具，也是他重视档案史料价值的思想发端与主持档案实践活动的行动指南。1928年归国后，他创办史语所，设历史组、语言组和考古组等，高呼“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2]，吸引了一众学界英才加入其中。他将重视档案价值的思想付诸实践，挖掘、保护与抢救了大批珍贵的档案史料。他不断探索科学的档案整理方法与原则，开创档案编研与展览的新形式。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实践促使其档案思想的形成及完善，使中国档案学从产生就带有浓厚的史学色彩，并被打上深深的史料烙印。本文基于傅斯年的求学经历、研究思想及档案实践活动，探寻傅斯年档案思想的内涵与价值，追寻档案学与史料学融合之滥觞，佐证中国档案学源自史料学的观点，对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档案学和史料学的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明道：傅斯年的档案思想

1.1 兼采中西：重视档案的思想发端

作为史学大家，傅斯年的档案思想的产生与其史学思想息息相关，其重视档案史料价值的思想深受西方史学与中国治史传统的影响。傅斯年素有“中国的兰克”之美誉。在德国留学时，他学习并接受了西方史学尤其是兰克学派的治史理论与方法。归国前的最后一两年，傅斯年的注意力逐渐转向语言文字的比较考据学，而这一学派的创始人正是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作为德国著名的实证主义史学家与西方科学派史学的最著名代表，兰克认为，一切历史著作都是不可靠的，要明白历史真相，只有穷本溯源，研究原始资料，其理论核心是：史料高于一切，要把历史学变成史料学[3]。兰克治史极重视史料，他笃信原始材料，主张用档案文献（主要是官方的档案文献）、活动者的记录、来往信件等来编写历史，他尤其重视目击者的记录，并视这为“最高见证”[4]。兰克所重视的史料即档案，其所重视的档案文献、记录与来往信件等史料均具备档案的原始记录性。

傅斯年重视档案史料价值也是对中国治史传统的传承。“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5]是史语所的三大工作宗旨之一。“亭林”即顾炎武，“百诗”为阎若璩，二人均为我国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乾嘉学派开近代实证学风之先河，采用训诂考据方法，长于从客观方面研究事务条理，勤搜资料、注重证据、考证周详、追源释疑，然后立论。傅斯年认为顾阎二人很早就已经使用最近代的手段，其历史学与语言学研究都是照着材料的分量出货物，讲求历史研究的客观性。他们亦重视史料的原始性，“搜寻金石刻文以考证史事，亲看地势以察古地名”[6]。

傅斯年是坚定的实证主义者，崇信中西史学流派的共通之处在于求真，在于强调利用原始史料——档案立论著史。傅斯年自1927年在中山大学课堂上讲授“史料略论”，到1928年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再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北京大学讲述《史学方法导论》，发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等文章，一再强调近代史学就是史料学，是史料编辑之学[7]。他反对只研究史书典籍的旧史学，倡导研究直接史料、扩充研究史料和扩张，以进行客观的历史研究，推进中国历史学的进步。傅斯年眼中的史料是多样的，“地方上求材料，刻文上求材料，档库中出材料，传说中辨材料”[8]，最有趣的一些材料——神祗崇拜、歌谣、民俗和雕刻文式等，经过科学鉴辨具有原始记录性的史料均为档案。值得注意的是，在其著作中，只有明清档案被“档案”一词指代，而其他类型的档案皆用“史料”代替。也就是说，傅斯年眼中的“档案”是狭义的，而其重视的原始资料或史料可以视为广义的档案。

傅斯年充分认识到档案的本质属性——原始记录性，将档案作为开展历史研究工作的重要史料。尤其是在创办史语所后，他召集各类人才开始了搜集原始史料的科学旅行，开启了与中国近代“四大档案（史料）发现”的不解之缘。

1.2 实事求是：颠扑不破的档案整理原则与方法

科学的档案史料整理是客观地进行历史研究的重要基础。傅斯年秉承实事求是的理念，主张以客观完整的原则与比较辨别、开放合作的方法进行档案史料整理。傅斯年的档案史料整理主要针对的是档案内容，而非档案载体，这正是史学家与档案学家的不同之处。从这点上看，傅斯年是史学家，同时也是档案学家。史料与档案在整理原则与方法上是相通的，这正是档案学尚处史料整理范式时形成的优良史学传统。

傅斯年主张客观完整地整理档案史料，这源自于他实证主义的治史理念。傅斯年认为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将历史哲学排除在史学之外。他在《考古学的新方法》中认为“历史哲学可以当作很有趣的作品看待，因为没有事实做依据，所以和史学不同”[9]。他主张“客观地处理实在问题”[10]，反对在使用档案史料的时候将主观价值论置入其中。傅斯年坚持“只求证，不言疏”[11]，坚决反对疏通和推论。在史料出版方面，他坚持“取材从宽，兼取历史档案、官书、私著以供参考”[12]，谨慎处理、全面整理档案史料。客观完整地整理档案史料，一度成为史语所整理和出版内阁大库档案的指导原则，并被档案工作者沿用至今。

傅斯年坚持在档案史料整理中运用比较辨别的方法。他说：“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13]他曾在《史学方法导论》中提出了比较8种范畴档案史料的方法，深入阐述了各类档案史料的异同与价值高低，如本国的记载和外国的记载，他认为两种记载互有短长，外国或外国人的记载虽多靠不住，但在本国常忽略最常见却最紧要的事上，外国人的记载中错误比较少[14]。

他的史学著作随处彰显其档案史料整理的思想。他坚持在比较辨别中找寻历史真实，认为“大凡官书失之讳，私记失之诬……此犹官报与谣言，各有所缺，后之学者，驰骋于官私记载之中，即求断于二者讳诬之间。史料不可一概而论，然而此义是一大端矣”[15]。在《明成祖生母记疑》中，他综合运用了官方记载与民间传说等档案史料，坚持客观完整的原则与科学比较的方法，摒弃了明成祖生母“高皇后说”“高丽妃说”“洪吉喇氏说”“翁氏说”等假说，利用档案史料印证其真正生母为碽妃，并得到多数学者的支持。

傅斯年秉承开放合作的理念，主动开放整理研究成果，积极提供档案利用，吸收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吸纳不同领域的专家人才，扩充档案工作队伍。他认为“国内学者近年已甚注意一类之直接史料，不早刊布，无以答同祈求者之望。且校订考证之业，参加者多，成功益美”[16]。因此，史语所历史组始终坚持联合整理、整理与刊布并重的工作原则。“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17]。史语所搜集的档案载体多种多样，包括纸张、简牍、甲骨、音片等，其史学研究必然会融合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傅斯年一生治史，他提出的档案史料整理的原则与方法业经时间与实践的检验，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代的档案整理工作中都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2 优术：傅斯年的档案实践

2.1 扩而充之：前瞻式档案收集，留存档案史料

近代史学研究中，运用档案固然重要，但要实现对档案利用却面临重重困难。档案稀缺、损毁等现实问题促使历史学者纷纷开始进行档案的搜集与发掘工作。作为史语所所长，傅斯年身先士卒，他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18]，既注重扩充旧材料又搜集新材料，注意搜集易被忽略的材料。他召集了一批史学人才在全国调查新材料，只有殷墟发掘成功，挖掘出大量有字甲骨；多次不遗余力地抢救处境危难的史料，如内阁大库档案、居延汉简等；促使语言组在语音实验中建立新型档案——方言音档。傅斯年领导收集、发掘、保护史料的活动，成就了管理和研究不同载体档案的实践探索。

2.1.1 身先士卒：发掘甲骨档案，凸显档案价值

傅斯年带领史语所考古组开展的殷墟发掘是中国学术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殷商文化的活化石，甲骨档案在当时并未得到科学的挖掘与保护，一度面临被收购及贩卖的危机困境。傅斯年极为重视殷商甲骨的史料价值，在史语所未正式成立时便开始组织安阳殷墟发掘，亲自部署殷墟挖掘的整理规划与具体事务，在人才选择、组织部署与处理纠纷等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知人善任，将留美考古人才李济纳入麾下任考古组组长，常与中央研究院磋商争取考古经费，购置考古仪器设备，积极解决了河南政府与考古组因出土文物史料所有权问题而产生的工作纠纷，为史语所考古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基本保证。

自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傅斯年带领考古组开展了15次发掘，运用近代考古学的科学方法，不仅注意挖掘出大量有字甲骨，更注意观察地下情形，搜寻器物、工具、人骨、兽骨等，解决了一切甲骨文字所不能解决的殷代整个文化的问题[19]。傅斯年主持的殷墟考古是我国学术机构的首次甲骨档案发现，这不仅为古文字学、先秦史学、档案学等学科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史料，将中国档案学史向前推进了近千年，还有力地证明了甲骨档案和甲骨文的可靠性，保障了甲骨档案在学术研究上的准确性与科学性，证实了商文化的存在，反驳了中国文明西来说[20]。

2.1.2 殚精竭虑：抢救重要档案，留存研学史料

档案往往会因保护不力、利益买卖等原因而身处危机，档案的流向一直被史学家及文物收藏者们关注。傅斯年密切关注档案史料的动向，并不遗余力地积极抢救处于危难中的档案史料，如内阁大库档案和居延汉简。

其一，抢救性购买内阁大库档案。清代的内阁大库是清朝中央政府和宫廷存贮重要档案文献和书籍资料的库房重地，保管了清代300余年的档案[21]，这些档案对于明清史研究意义重大。傅斯年对内阁大库档案的关心，使他成为“八千麻袋事件”的终结者之一，为抢救、保存与整理内阁大库档案做出巨大努力和贡献。1928年，李盛铎在将所购内阁大库档案中的珍宝检拾殆尽后，因无力整理、赁屋潮湿漏雨，导致档案受损严重，欲转卖他人。日、法等国均有意购买，国内学术机构却没有充足经费购买，内阁大库档案的处境堪忧。

1928年春，傅斯年从考古学家马衡的来信中得知这批档案的艰难处境，极为焦虑。他深知内阁大库档案的流转关乎国家荣辱，热切期望保存这批档案。然而时值史语所在广州成立不久，不具备财力和条件。1928年9月11日，傅斯年致书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阐明此事原委，恳切陈言：“此事若任其失落，实文化上之大损失。明史清史，恐因而搁笔，且亦国家甚不荣誉之事。拟请先生设法，以大学院名义买下，送赠中央研究院……然后由中央研究院责成历史语言研究所整理之。”[22]次日，蔡元培致信大学院[23]院长杨杏佛请求资金帮助，大学院慷慨拨款两万元购得这批档案。1929年7月，教育部将其拨给史语所，委托管理。在傅斯年等人的努力下，内阁大库档案终未流散至外国，乃不幸中的万幸。

其二，冒险抢救居延汉简。兼任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以下简称“西北科考团”）理事的傅斯年，对居延汉简的保护和抢救起到了重要的领导作用。1930年到1931年，西北科考团在内蒙古境内的汉代遗址发现了汉简一万枚左右，即“居延汉简”。根据《中瑞共同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合作办法》，凡有文字的材料归中国所有，因而这批汉简于1931年5月底被运到北平，交由京师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前身）保管。1933年，为妥善保存这批档案，他与胡适协调将其移存至景山东街马神庙松公府的北大文史研究院考古学会[24]。

1937年时局紧起，日军先头部队包围北大，这批汉简却未被及时转移，危在旦夕。战火已起，部分师生都已逃散，极少有人愿意能够承担风险表态抢救这批汉简。当时傅斯年未在北平，却与徐森玉一同帮助沈仲章冒险抢救出了遗留在北平的居延汉简。沈仲章在《抢救“居延汉简”历险记》中认为傅斯年、徐森玉等人是对这批汉简“真正有感情有责任心的人”[25]。汉简转经天津、青岛最终完好送达香港，以傅斯年、沈仲章和徐森玉三人名义存放香港大学的汉口图书室。汉简到港后，傅斯年成为了居延汉简的实际负责人，致力于联系影印出版、学术研究与保护。他认为香港并非汉简永远的避风港，老师胡适恰好任驻美大使，提出了“运美最佳”的再度迁徙指示[26]。1940年8月4日，居延汉简装箱离港，10月中旬抵华盛顿中国大使馆，10月26日存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善本室。直至1965年10月21日，台湾史语所陈仲玉先生将其运回台湾。傅斯年对居延汉简的关心使他曾经成为了这批汉简的命运主导者，上万枚汉简能够保存至今，离不开傅斯年与沈仲章、徐森玉、胡适等人的热心抢救。

2.1.3 高瞻远瞩：促成方言音档录制，丰富档案门类

傅斯年重视语言学，将语言学与历史学并列为史语所的两大支柱，认为语言学与历史学一样需要扩充新材料、添加新工具，延续光荣的学科历史，因此十分重视语言材料的搜集与科学研究方法的使用。为确保语言学研究的客观性，傅斯年重视田野调查法，急切地将实验法方法引入其中，方言调查和语音实验室建设成为了史语所语言组的两项重要任务。傅斯年对语言组工作的支持有力促成了方言音档的形成，促进了方言研究、保护与传承，丰富了近代中国档案的类型——方言音档。

1930年史语所语言组和考古组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补助15000元，语言组分得10000元，用以购买必要的设备和仪器，如Lorch式精准车床、蓄电池、扩音机、模拟声调器、中外音片等，自行灌音建立方言音档[27]。在傅斯年的支持下，从1928年到1949年语言组先后在两广、陕南、徽州等地进行了6次较大规模的方言调查，建立了丰富多彩的方言音档，开创性地通过音片探索录音档案的管理方法[28]。李济在记述南京北极阁语音实验室建设工作时，提到“孟真先生的支持，实是这一灿烂运动的动力”[29]。

2.2 众擎易举：集众式档案史料整理编研，开发档案价值

傅斯年关于集众工作的理念，是受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影响，培根在科学方法上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最先倡导有组织的集体协作研究[30]。史语所收集的档案史料数量巨大，短时间内无法完成整理、编研和刊布。为提高工作质量与效率，傅斯年便主张进行集众式整理编研，拟定出版计划，边清理、分类、编目，边刊布印行，尽早将史料公诸于世[31]。他认为研究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历史学和语言学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图书馆或学会供给他材料，靠团体为他寻材料，并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的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渐渐的难，渐渐的无意谓，集众整理的工作渐渐的成一切工作的样式了”[32]。在此理念的指引下，傅斯年带领史语所产出了一系列档案编研成果，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在整理方面，傅斯年的集众工作理念主要体现在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上。历史组用一年时间（1929年9月至1930年9月）完成了60000余斤档案的初步整理，表现出专家牵头、制度严格、科学高效、合作共赢的工作特点。在整理之初，史语所成立以陈寅恪、朱希祖、陈垣为明清史料编刊会，拟定了庞大的出版计划，保证了档案史料整理科学性和系统性。1929年9月，历史组招聘有文化程度的书记员10人、工人19人，由徐中舒领导分6股工作。为防止怠工现象出现，傅斯年专门制定了《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第二工作室规则》，包括工作时间、工作纪律、工作责任、奖惩等[33]，使得历史组在一年之内就完成了罗振玉认为“十夫之力约十年当可竟”[34]的工作量。在整理后期，史语所分别与故宫文献馆、本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作，编写了内阁大库档案联合目录，整理了清题本及残破揭帖[35]。集众工作的理念保证了内阁大库档案的有效整理，为史语所其他档案史料整理工作提供了良好范例。

在编研出版方面，傅斯年的集众工作理念体现在中国近代“四大档案（史料）发现”之中。其一，殷墟发掘：合作整理，分散研究。在傅斯年的带领与倡导下，考古组成员及时对出土的甲骨、陶器、工具等史料进行整理研究，创办专刊《安阳发掘报告》。1929年12月至1933年6月考古组共出版4期《安阳发掘报告》，刊发了安阳殷墟第1—7次发掘简报及有关研究成果，如李济《小屯地面下情形分析初步》、张蔚然《殷墟地层研究》、秉志《河南安阳之龟殼》等。傅斯年亲自研究并撰写了《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新获卜辞写本后记》等文章，让学界了解殷墟发掘。

其二，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与刊布并重，联合汇编。为便利学者利用和档案校对考订，历史组未待档案分类完毕，就着手准备档案刊布。1931年历史组遵照傅斯年的出版计划，将首批整理的内阁大库档案公开刊行，取名为“明清史料”[36]。此次刊印的档案为甲编，共十册。1936年出版乙编和丙编各十册，选定丁编十册，但因时局动乱未能出版。1951年《明清史料·丁编》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整理和商务印书馆刊印面世，这虽在傅斯年去世后问世，仍凝结着他的心血[37]。历史组在档案汇编时不忘合作，1935年抄录北京大学所藏内阁档案的有关案件，与本所所藏汇编出版[38]。

其三，居延汉简：影印与研究并行。居延汉简到港后，沈仲章负责整理照相，之后将照片一份运往商务印书馆的上海厂制版印刷，一份寄回史语所供劳榦研究。劳榦在《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序中回忆道“当时原简尚在香港，照好洗了两份，一份寄到上海去制版，一份寄到昆明由我来做释文”[39]。劳榦在云南昆明和四川李庄作释文所依据的照片就由此而来。可惜制版中香港为日军占领，书版全部毁佚。当时劳榦还保存一部分反体照片，据此他写成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40]。劳榦将汉简资料与汉代历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在汉代河西郡屯田、赋税及烽火制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成为居延汉简研究的集大成者[41]。

其四，敦煌遗书：计划落空、化整为零。中国近代“四大档案（史料）发现”中，史语所的敦煌遗书研究最为暗淡。傅斯年曾计划招揽陈垣入所主持敦煌研究，派遣余永梁赴巴黎抄写经卷，整合中外藏卷，求购李盛铎家藏卷等，因种种困难全部落空。傅斯年和史语所的学者并未放弃敦煌研究，将研究动力化整为零，一方面持续关注国内外敦煌遗书的动向，另一方面分散进行敦煌研究，如容肇祖向《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贡献《敦煌本韩朋赋考》一文，聘请陈垣为特约研究员，1931年将陈垣的《敦煌劫余录》作为史语所专刊之四出版，成就了敦煌学史上第一部大型敦煌写本目录[42]。

2.3 公诸同好：举办爱国档案展览，提供档案利用

档案的价值在于利用。除了对档案进行合理有效的编研与出版，傅斯年主动探寻更为积极的档案利用途径，在获得珍贵档案后，并未秘不示人，以展览的形式与学界人士分享。1929年，中央研究院兼并国立历史博物馆（以下简称“历史博物馆”）后，史语所得此陈展之地，一有新史料便积极开展档案临时展览或特别展览，以供时人观览。

在傅斯年的倡导下，史语所开展的档案展览具有以便利学术研究为中心、时间安排合理、内容丰富、爱国主义色彩鲜明等特点。在时间安排上，1930年9月历史博物馆将开馆日期定为每周二、周六和周日，将周三定为“特别研究日”，以便学术机关、学校团体以及专门学者从容观览，使学者有充分的研究时间，并在历史博物馆筹备时期对参观人员免费开放。在内容上，档案展览往往兼具出土文物和历史档案，如1930年2月考古组公开展览殷墟及城子崖出土器物和明清档案要件，供学人研究。在形式上，历史博物馆常将展览与公益结合，将所得钱款用于赞助抗日救国事业。1932年3月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与古物陈列所商定联合开放3天，集券筹款，期间特举办“明清档案展览”，将新近两年整理的明清重要档案和馆藏史料辟室陈列，并将筹集到的百余元善款当即全数交北平各界以慰劳上海抗日将士。又如1932年10月，历史博物馆为警醒世人，专门搜集明代倭寇的相关史料，举办“明代倭寇史料特展”，展览历时一周，参观者甚众。展览除借陈史语所有关明代倭寇事迹档案多通并倭书等件外，更仿绘平倭伟人戚继光肖像、翻印李宗城等影帧，连同万历年封平秀吉为日本国王诰命写真等档案史料一并悬陈。此外复向北平国书馆借到《皇明驭倭录》《张水南文集》《自知堂集》，参以《明史》本纪系统陈列，供人参观[43]。历史博物馆的档案展览从形式到内容较之前学术机构的档案展览更为进步和完善，不仅便利了学术研究，还扩大了档案利用的受众，增进了社会大众对档案史料的认知。

3 傅斯年的档案思想评述

3.1 理论创新与学科萌芽

傅斯年是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色彩最丰富的人物之一，最令人尊敬的不是他在学术研究上的新思维和新方法，而是通过广泛搜集和利用新史料推进历史学和语言学进步、树立中国学术自信的雄心、魄力与能力。傅斯年的档案实践是中国档案学产生的重要推动力。作为史料学派的主帅，他将史料的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充分认识到档案的原始记录性对历史学和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一方面，中西学术思想孕育了他独具特色的档案整理思想。傅斯年深受乾嘉学派和兰克史学的影响，坚持客观完整、比较辨别的原则整理档案史料，拒绝疏通和推论，进行客观的历史研究。他学习培根集体协作的方法，将集众工作的理念贯彻于史语所的各项档案史料整理工作，尤其是内阁大库整理。兼容开放与合作的集众式的档案编研思想，让史语所高效地完成了大量档案史料的整理与刊布，在开放中增进学术研究、长久保存档案。另一方面，他将重视档案史料价值的思想落实到实践中，带领史料学派挖掘、收集和抢救了大量珍贵档案，掀起了档案整理和研究的热潮，丰富完善了明清档案整理的理论和原则，创造了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成就，培养了一批既是历史学家又是档案学家的学者，在档案提供利用中增强了社会档案意识，为中国档案学的产生奠定了物质、理论、人才和思想基础。

3.2 学科融合与学科分化

傅斯年的史学活动体现了档案学与史料学的融合——在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上的共通之处，印证了中国档案学源于史料学的观点。在研究对象上，“档案是未掺过水的史料”[44]。在档案概念未出现之前，档案的角色其实就是历史工作者眼中的史料（历史文献、文书资料等）[45]。在傅斯年著作中提及的各类史料，只有明清档案被“档案”一词指代，而其他类型的档案皆用史料代替。实际上，史语所研究的各类史料，如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遗书、内阁大库档案、铭文碑刻和方言音档，都是具备原始记录性的档案。在研究内容上，史料学是研究史料的源流、价值和利用方法的，并从事史料的搜集、校勘、考订和编纂工作等[46]，为新生的档案学提供理论基础和研究路径。档案与史料的概念逐渐区分开来，档案学从史料学中分化出来，逐渐成长为研究档案内容、档案载体和档案管理的学科。中国档案学自产生至今已发展近百年，与史料学走过来从融合到分化的阶段，新文科建设背景下这两个学科需要重新走向融合。档案学需要继续汲取史料学的营养，借鉴史料探源、择别、辩证和搜集整理等方面的理论。

3.3 思想局限与研究展望

受时代发展与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傅斯年以稍稍夸大的策略提出“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口号，吸引他人关注。这纠正了中国传统史学重视研究书面材料和史书编纂、忽视史料搜集整理的缺点，通过扩充档案史料拓宽了史学研究领域，开创了史学研究的范围[47]。他之所以如此强调史料对历史学的重要性，是为了实现科学客观的历史研究。但他过度追求客观，忽略了历史学的自主性和历史学家的自主意识，没有从整体的角度出发思考历史哲学、史观、史论在史学领域中的价值，注定会被部分学者批判。傅斯年对中国近代史学的重要贡献是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实现历史学科学化[48]。他带领的史语所是学科融合发展的典范，对档案学的新文科建设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傅斯年因学科融合在档案学领域取得的成就，印证了“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价值所在。我们需要继承前人的成果和思想，在科学研究的路上不断探索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