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光/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福柯”已成为档案学研究中强化自证说服力或升华文化意味的一个高频词[1]。但目前对福柯的征引多属贩卖二次文献，其中更是包含着许多误读讹传与强行附会。虽从前期的知识考古学到后期的权力谱系学，福柯的整个学术脉络确实都涉及档案，但“档案”在福柯的著作中具有多种理论面向。故廓清档案在福柯思想中的理论面貌，是一项复杂细琐的工作。仅知识考古学这一理论脉络而言，福柯在知识考古方法的具体应用（《古典时代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和理论概括（《知识考古学》）两个层面，分别对档案史料的研究和档案概念的内涵进行了重塑。本文聚焦于前者，结合时代背景探讨福柯的历史研究与档案史料的渊源，以及他在考古学中所建构的档案历史叙事的特征、主旨与批判指向。

1 档案与历史的匿名者

在欧洲封建时代，档案是被束之高阁的殿堂之物或精英阶层的专属权利[2]，平民始终被隔绝在档案之外。因而，在正规历史素材的形成过程中，就断绝了他们留名青史的可能，他们的名字只零星地在歌谣、谚语、小说等民间艺术形式中流传。“只有位尊者和权势者被铭写，被文牍和档案所包围，被言辞和书籍所追逐。……一般民众是匿名的，他们处在书写之外，处于档案和典籍之外，这是一个目光所不及的混沌区域。”[3]伴随着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档案工作改革，“档案”在近代欧洲逐渐从权贵者个人化的记录方式，演变成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制度，包裹着整个生活空间。从前被排斥于史家笔触之外的个体开始被置于书写网络，陷入文牍与档案的不断追逐与跟踪之中，即使是那些社会越轨者也广泛地被档案制度捕捉。这种记录的普遍化以各种基层档案体系和组织为前提。如，1833年前后，法国警察总局不仅在内务部建立了罪犯档案署，还仿照图书管理方法，为过失犯建立了个人卡片[4]；1841年至1842年，法国发布了关于设立市镇档案馆和医院档案馆的指示[5]。

但一方面，在福柯看来，近代欧洲档案网络的建立只是政治实践转变的一个社会侧面。档案制度是适应权力的弥散性运作而衍生的一种实体装置，其本质是将个体转化为一种专门的知识对象，每一份个人档案就成为权力网状分布的一个隐蔽支点，从而实现对社会隐而不宣地全面监督与管理，而并非为了生产更多的素材，从而在历史书写的起点上为普通民众创造更多留名的可能。

另一方面，历史书写体制也不会因为档案体裁与数量的丰富而同步趋于多元化。“档案”与“历史”是两回事，它们是“原料”与“成品”的关系。拥有在档案中留名的权力，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会晋升为历史书写的主角。学科建制意义上的历史学，其书写是一种受到特定程序规范的特殊论述体制。通常是在一种被解释为具有“连续性”的历史发展框架中，以时间为中轴将四散凌乱的史料进行重新归纳排比，试图“发现”文献间的联系，以“证明”某种客观性，从而将文献中所有的事件都集结于一个统一的中心，或所谓的内核之下。而在这一书写观念与体制的约束下，那些平民的档案，一部分被填充到预设框架的空白之处，从而作为“客观”的“史实”论据；另一部分与预设框架相悖的档案，则被视为不规则与歧义予以悄然地熨平或抹除。故在实际的历史书写过程中，平民的档案，尤其是那些反常者的档案不是扮演着“拼图”的功能性角色，就是被剪裁掉的“边角料”。

2 一种沉默的考古学：关于“异类”的档案历史叙事

传统思想史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叙事，以复盘一个时代的整体面貌为目标，“主张在各个时代社会间找出一个起承转合的连续性”[6]，将历史书写局限于个别主题、特定人物的重复研究之中。那些收留病人、罪犯、疯人的医院、监狱或忏悔院，是被传统史家遗弃的领域，历史叙事的生产也自然放弃了使用这部分档案。用福柯颇具反讽意味的的话说，这些档案“不登大雅之堂”[7]。历史知识的建构承载着权力的伸张。传统历史叙事正是通过这种有选择的抽空与遗忘，使得各种反常者与越轨者在正史中销声匿迹，间接地实现对他们的身份制造和属性界定，从而划定理性与非理性间的界限。

福柯认为，所谓的“非理性者”是由认知结构所定义的观念性产物，那些反常、越轨的边缘主题是显现意识文化中权力运作的绝佳场所。传统研究在对一个概念或者理论进行意识形态层面的历史考察时，往往诉诸既定的经典文献，在科学共同体约定俗成的知识体系内部寻求解释。而福柯想要研究的是疯癫在获得科学化的形式，成为一个医学概念之前，即在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还未出现时，疯人是在怎样的机构和实践网络中被隔离和识别的，疯癫又是如何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而被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概念的。在疯癫史的书写过程中，一方面，福柯只是“偶尔利用一些别人汇集的材料，但总的来说基本上无文献可用”[8]，仅有的原始档案有待挖掘和阅读。他在阿尔兹纳图书馆、法国国家档案馆、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圣安娜医院查阅和使用了大量档案资料。其中，乌普萨拉图书馆在1955年开放了一大批捐赠的资料，包括从16世纪到20世纪的各类书信、珍本书、手稿、医院和教养院档案等，多达2000余种[9]。另一方面，他在对档案的解读过程中，也极少征引名人名言以强化自证的说服力，警惕“理性”为维护自身形象而对他者的扭曲与压抑，力图让档案自身说话。所以，“一部这样设计的思想史的主要材料是档案，而非文章，是机构和技术，而非理论”[10]。

之所以福柯将这项研究的价值归功于档案，不仅是因为他将“不登大雅之堂”的档案重拾进历史书写之中，更重要的是，他独特的档案观与档案资料研究方法“让档案能够为自己发声”，即他所特意强调的“对档案文本自身的重视”。他一反传统的“文献观”，将档案引入考古学的语境中，视为历史活动的“遗迹”（monuments，也译为纪念碑、遗物）[11]，使档案从“文献”（documents）这一概念所施加的解释学重负中解放，回归物质遗迹的本性，按照考古学的方法对其自身的状态进行如其所是地描述（description），而非将其置于某种意义的脉络中进行阐释（interprétation）。

传统思想史将档案视为“文献”，其分析是“寓意性的”（allegorical），认为所有话语背后隐含着某引申含义。“它的问题永远是：在被说出的话里头，到底‘什么’被说了出来？”[12]此寓意性的分析策略，要求研究者通过追本溯源，重现话语背后的“意义”、某一本原的秘密，从而建立起真理性知识。所以在既往的历史叙事中，那些越轨者的档案即使不会被剔除，也总是扮演着“拼图”的功能性角色，作为证据性史实而被填充其中。而档案本身所保留的思想运作痕迹却被埋没，甚至被扭曲。

反观福柯，他借助话语分析方法研究档案。他认为话语的结构是由无意识且匿名的先验认知结构——被其称之为“知识领域”（épistémè，也译为认识型、知识型）[13]——所决定的。不同时代话语类型的转变实际是知识领域转变的表征，各种档案只是不同类型话语实践产生的具体知识形态。“疯狂与疯人”这同一个知识对象，之所以在不同时代的档案中拥有不同的观念性解释，根本原因是知识领域发生了改变。所以，对档案进行话语分析的目标就是描述各种档案在认知结构层面出现与运作的条件，从而对话语存在的模式进行分门别类。

3“反人文主义”的人文主义

虽然，有关“沉默者”的档案历史叙事站在了经典史学的对立面，但福柯真正质询的是自文艺复兴以来所高倡的人文主义（Humanism），它是驱动传统历史叙事生产的内在动力。传统的人文主义所倡导的“以人为中心”，实际是以用抽象了的“人”，即所谓“理性的人”重新填补了上帝被驱散之后的空缺，历史现象也就被归结为主体意识的衍生与发散。一方面，“使历史分析成为连续性话语，并且使人类意识成为一切知识以及一切实践的本源性主体的愿望，乃是同一种思想系统的一纸两面”[14]。将主体确立为历史之源的渴望使得分崩离析的事物能够重新凝聚于“连续性”（continuité）的框架之中，这种渴望确保所有被错过的事件、所有分叉的歧路不仅始于且都能复归至主体的意识之中。另一方面，传统历史叙事通常将对疯人的处理归结为医学的进步，或人道主义精神的不断彰显，从而证明历史运动是理性秩序不断增长的表现。但福柯通过对中世纪至20世纪各种医疗档案的考察，发现不同时代对“疯癫”的认知观念并没有遵循线性的运动轨迹，甚至今天对疯人的理解与处理方式不见得一定比过去更加科学和人道。“疯狂”在它成为一种知识对象被不断界定的过程中，额外承载着权力的重负与文化所建构的意义。但这些有关“疯狂”的话语并非出自疯人之口，而是由每个时代自居理性者的那一阶级所定义，并且只有当“疯狂”被赋予非理性之名时，理性的意义才得以确立。

借助一种以匿名者的档案为基础的小写历史观（history，与History相对），福柯提出了另一种更加包容的人文主义。福柯认为，传统历史通过修辞美学将纷繁杂乱的历史现象凝聚于连续性的形象之中，是对历史丰富性与复杂性的单义化与抽象化，将历史运动归结为主体意识的发散与衍生，更是一种削足适履的理想化解释。事物发展本身是散乱无章的，既没有先在的方向性，也没有内在的逻辑性，它的运动独立于人的主观意识，人充其量只不过是万事万物中的一环，并不占据着主体的中心地位。但在那些被遗弃于正史之外的档案中，恰恰保留了“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命片段。所以，真正能趋近过去的建构，只有通过局部的叙事，即一种小写的历史，“由无数的沉默痕迹、微不足道的生活记述、生存片段构成”[15]。这些片段既存在于庙堂的高阁之上，也存在于档案馆的尘埃之下，只有将密密麻麻琐碎的生命片段拼凑起来，才能呈现事物运动的复杂性、自主性、多元性，关照到沉默的大多数，从而为接近历史的原貌提供可能。但这也不可能实现“重现”，而只是一种无限逼近的策略，所以对档案的挖掘与历史的建构永远是一项未尽的事业。

在历史建构中，档案实际上是以“资产”的形式出现，一定暗含着权力支绌与政治性竞争。当传统史学将普通民众的档案剔除经典之外时，这种有意的忽视也是一种别样的占有，此时的这些档案是作为负面资产而被应用的，或者说，历史的喧嚣正是建立在沉默的前提之上。而福柯不仅试图用这些沉默的残存遗迹来证明历史生产中暗含的知识意欲与权力运作，而且要将这些档案作为正面的资产引入历史书写中，用片段式的档案叙事取代宏大叙事，从而改变传统历史书写中一元化的“口径”，让从前的沉默者也拥有说话的机会。所以，以匿名者档案为基础建构的小历史不仅是史学观念的完善，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实践的尝试。

4 福柯知识考古实践中档案思想的价值

第一，对福柯档案思想的梳理和解读不仅是对福柯个人思想遗产的挖掘和继承，而且也是一种跳脱档案学固化的学科视野看待档案（学）的方式。这种跨学科汲养的形式，包括：直接引进和移植福柯的档案思想，对档案学的理论和实践进行阐释和研究；对比分析福柯与档案学在对档案的认知和研究方法上的异同；追溯福柯的档案思想与档案学、档案管理实践的关联及相互影响，如其与欧洲封建社会档案制度、18世纪法国档案资产阶级改革的渊源等。这不但有利于提高档案学研究和实践的开放性、激发学术创新性，也有利于加快我国档案学前沿研究的进度，弥补经典阐释的深度。福柯理论在我国学术界最兴盛的时期实际是20世纪初，而我国档案学未能与其他学科保持齐头并进的态势。不仅是福柯的档案思想，档案学在许多前沿问题的跟踪上和经典理论的挖掘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懈怠与落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当今档案学在转向文化研究时，虽成果数量斐然，但总体的思想深度和理论基础都较薄弱。

第二，如果说近代明清档案学的兴起，将历史学的思想和方法引入档案研究，带动了研究者对档案内容的关注；新中国成立后的档案学逐渐向管理学靠拢，转向对档案形式的关注，从而形成了“形式”和“内容”两种主流档案学研究角度，那么福柯在知识考古实践中对档案的话语分析，则是超越了“形式”和“内容”的第三种研究角度。在运用话语分析研究档案的过程中，档案中所记载的具体内容以及影响档案管理效率的形式和程序要素都不是重点，福柯旨在从社会认知结构层面解释某一特定时代的档案其出现的可能，也就是这些档案生成的匿名的认知条件。在福柯之前，从未有人利用档案挖掘出这种意义。档案学界广为流传的一句口号，即“让档案自己说话”，很可能也源于福柯对档案的话语分析。因为档案的话语分析，不是以解释学为指导对档案的内容进行阐释，并对档案进行意义和价值的额外附加，而是尽量秉承客观主义在认知结构层面描述不同时代档案出现的条件和规则，让档案如其所是地呈现。这种研究方法不仅提供了一种从隐性的认知结构视角理解档案更迭的方式，同时也拓宽了档案研究的价值维度，为其与普遍的社会意识文化相联结提供了可能。但不得不承认，福柯式的考古学方法超出了常人的抽象能力。所以，如果模仿福柯对某种档案进行一种真正的知识考古研究，而非简单地套用知识考古的结论，实际上极富挑战性。

第三，相较于福柯为边缘档案重视提供的理论依据[16]，以及研究方法和角度层面的指导——这些辅助档案学研究日趋理性的经验或工具，笔者认为，福柯在知识考古实践中的档案思想中最重要的价值是在于感性层面对档案研究者道德意识的召唤以及价值取向的引导。虽然，目前的档案人文研究已蔚然成风，但基本只是停留于一种理念、模式或方法。反观福柯，他在知识考古中对档案的青睐，不仅肇始于其研究兴趣，以及独具天赋的学术敏感性，最原始的动因是其个人的人文关怀意识和人文情感。研究者个人自觉自发的人文情感与人文意识才是推动档案研究真正走向人文化的肇因。若脱离了感性因素，以及一手文献和一手经验的支撑，档案人文主义作品只会沦为空洞的文字猜想，缺乏感染力和传播性。除了在象牙塔内部流通，提高学术成果的数量外，对于引发社会大众对档案的兴趣，或者对在档案界培育一种人文关怀意识和氛围的作用都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