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雪

（山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20 世纪30 年代，由民间力量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迅速发展，随着政府力量的逐渐介入，“乡建工作遂与县政建设打成一片，完全变成了县单位建设，构成县政的内容之一”。①王先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转向及其原因探析》，《史学月刊》，2016 年第1 期。因此，许多乡建团体单位的实践活动，由“乡村建设”转向“县政建设”。其中，大学是此时代浪潮的积极参与者。1935 年，燕京大学在山东主持建立了一个县级实验区——汶上实验县。大学全权作为县政建设的策划者和主持者，在民国历史上极为少见，具有独特意义和探讨价值。有鉴于此，本文将以燕京大学汶上实验区为个案，力求相对完整地呈现该实验区的建设活动，进而尝试评价和反思。

一、燕大教授与汶上实验区的设立

燕京大学是民国时期一所较为注重研究和服务中国乡村的教会大学。早在20 世纪20 年代末，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就在北平近郊的清河镇开展乡村调查，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清河实验区。30 年代以后，燕京大学还与平教会的定县乡村建设实验区联系密切，在政治研究、农村建设人才训练、农业改进等方面开展合作。燕京大学主持清河实验和参与定县实验的相关经验，为后来汶上实验区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张鸿钧是促成燕京大学汶上实验区建立的重要推手和关键人物。1929 年，张鸿钧留美归来，成为燕大社会系教师，并曾担任清河实验区办公处主任，熟谙乡村建设。他在工作中发现清河实验存在着一个常见的现象，即“与地方政府机关的关系，需要小心避免误会和混乱”。具体来说，“提倡社区服务本来是地方政府的责任，但在既无人也无钱，自己不能做的情形下，眼看别人在做并且做得很成功的时候，就不免嫉妒而不合作。”②张鸿钧：《张鸿钧先生社会发展言论汇编》，台北：大华印务部，1974 年版，第80 页。概而言之，张鸿钧捕捉到大学在参与乡建运动时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大学屡屡与地方政府发生抵牾，抵牾背后是政府部门不愿放权，使得大学在乡村实验中被束缚手脚，进而导致双方合作不畅。

面对与地方政府的矛盾，张鸿钧计划以“县”为单位，组织建设实验。民国时期的县是中国基层行政单位，县政府握有执行法律、维持治安和促进人民生计等方面的责任和权力，其影响能够覆盖全县人民。也就是说，只有握住一县之权，才能方便各项建设的全面开展。张鸿钧正是精准抓住了这一点，他逐渐认识到“如要使乡村建设有效发展，必须要从县开始”，①张鸿钧：《张鸿钧先生社会发展言论汇编》，台北：大华印务部，1974 年版，第81 页。后来他更是明确透露出当县长的“情结”。1934 年夏，他私下跟友人直言：“想到山东弄个县长干干。”②谷蓬园：《同张君鸿钧一段秘密谈话》，《燕大友声》，1937 年第7 期。

此时的山东，正在梁漱溟的领导下开展乡村建设，山东的乡建活动由此闻名全国。对张鸿钧来说，之所以选择山东省，主要原因是仰赖在鲁省“办乡村建设的梁”。不过，此“梁”非梁漱溟，而是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首任院长梁仲华，“这位梁与那个梁地位名誉都相等”。③谷蓬园：《同张君鸿钧一段秘密谈话》，《燕大友声》，1937 年第7 期。梁仲华是推动山东乡村建设运动的功臣之一，数年来一直与梁漱溟协同共行，在山东政界颇具影响力；此外，梁仲华与燕京大学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曾兼职讲授该校乡村建设方面的课程。恰是在1934 年，梁仲华卸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一度停留北平。张鸿钧是否与梁仲华密切交往虽未可知，但是就此时间点、梁仲华的燕大经历和张鸿钧直言不讳的表述中，不难发现，梁仲华在燕京大学汶上县实验区的成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了他的支持，必然会减少与山东省政府交涉的诸多阻碍。

与此同时，张鸿钧一直为主持县域建设做着准备。1934 年秋，张鸿钧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启程访问欧亚12 国。此行考察的目的就是“研究各国农村建设的制度、组织、工作和方法，每种问题都从这几方面去着眼，再没有余力顾及每一种专门技术的探讨”。④张鸿钧：《欧亚各国今日之农村运动概观》，《社会研究》，1935 年第51 期。由此可见，张鸿钧已经开始注重从整体角度思考和统筹乡村建设。考察期间，爪哇的水利工程建设、新加坡和印度的合作制度、锡兰和南斯拉夫的卫生建设、丹麦的农会等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逐渐意识到，“各国均知注意农事，深知过去零星改革之无用，亟图用通盘计划，统制保护，增进生产”，“此外如注意妇女运动，谋交通工业治安三方面之合作，以振兴农事，积极训练青年人才，皆为各国共同趋势，我国自当刻意模仿，以拯救农村，济于濒危”。⑤张鸿钧：《欧洲农村经济之状况》，《农村经济》，1934 年第10 期。模仿和学习西方乡村建设各领域的长处，并加以通盘规划，将救济乡村与培养人才相结合，应用于我国实际建设，逐渐成为张鸿钧县政建设实验的一个思路。此外，他还曾特意访问国内的定县、邹平、南京、广州等地的乡建实验区，以作比较和参考。

1935 年7 月，大约与张鸿钧考察归来的同期，山东发生了两件大事，与后来燕京大学汶上实验区的成立和建设密切相关。一是山东鄄城黄河决口，引发了包括汶上在内的多地洪涝灾害。黄灾爆发后，张鸿钧受华洋义赈会的委托前往灾区调查。他“遍历鲁西”，直观感受到了灾后乡村“极尽悲惨”。⑥《视察鲁灾见闻惨况》，《救灾会刊》，1935 年第12 期。张鸿钧此行对鲁西乡村的观察，为他几个月后主政汶上及开展相关措施提供了有利条件。二是在山东省政府第四一三次政务会议上，通过了将汶上等县划入济宁县政建设实验区的决议。同年9 月16 日，山东省政府发布训令，由张鸿钧代汶上县长。自此，燕京大学汶上实验区的建设工作正式起步。

二、燕大在汶上实验区的建设情形

汶上是鲁西的一个大县，在山东素有“一滕，二曹，三汶上”之称。全县约40 万人口⑦《汶上县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年版，第86 页。，是清河实验区人口的二十倍之多。在如此大县开展工作，又面临灾后重建和秩序恢复，对燕京大学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如何超越清河实验囿于乡村的局限，拓展到更多公共领域开展建设和治理，进而“把这个旧式县城建设成一个现代县城”，①Mission School Gratuates and Rural Reconstruct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Aug. 1936, p 517.成为燕大在汶上面临的主要课题。

1.改进县府建设

破除旧式县衙弊病，改进县府建设是汶上实验区建设的重要内容。燕京大学入汶后的首要工作，即安排师生担任县政府主要行政职务。张鸿钧以燕京大学教授的身份，出任实验县长。县政府共分三科（后改为四科），负责办理全县民政、财政、建设、教育等事项，由来自燕大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工作等系的师生担任科长、秘书等行政职务。此外，一般学生也以实习实践的名义，参与汶上的工作。

具体来说，一是通过各种方式筹增县府财政收入，并加以灵活运用。在汶上，“县政府办公费很少，事业费更谈不到”。②王化成：《济宁汶上游记》，《独立评论》，1936 年第219 期。张鸿钧在入汶前就曾立下宏愿，“既不用老百姓的钱，也不用省款”。③谷蓬园：《同张君鸿钧一段秘密谈话》，《燕大友声》，1937 年第7 期。他主政后，亦极力践行，“运用智慧”开展工作。第一，张鸿钧自掏腰包补贴财政。由于张鸿钧既能享受燕大的薪俸，又能每月从山东省政府处得到500 元薪金，因此他将后者作为全县特别工作的经费。“钱数虽然不多，但却是非常有用。很多好的工作即是用这些额外款项做成的。”④张鸿钧：《张鸿钧先生社会发展言论汇编》，台北：大华印务部，1974 年版，第82 页。第二，募集慈善资金援建汶上公共工程项目。蝗灾过后，汶上开展了大规模的兴修水利工程，其中部分物资援助和工赈指导争取到了华洋义赈会的支持。第三，灵活运用政府资金。如在教育建设中，教育科将查禁和取缔旧式私塾的罚款，用以充实新式教育建设的经费；还采取补助金和奖金制度，鼓励建设新式学校。燕大入汶一年后，全县征收“年约45 万元，节省者约二十三四万元，余则留作地方机关与事业之开销”。⑤梁桢：《我们在汶上一年半的实验结果是些什么》，《燕大友声》，1937 年第7 期。

二是革除传统县衙陋习，燕大师生身体力行参与建设。张鸿钧到任后，对传统县府衙门的陋习加以改进，促进政府廉洁建设。在办理民情申诉工作时，此前民众遇到求见县长不得或呈递诉状时，往往以塞钱贿赂。张鸿钧遇此类事后，“责其不应出此鄙行，并掷以还”，故有“张氏到汶，一改此风，洵足多者”。⑥亦如：《汶阳琐记》，《燕大友声》，1937 年第7 期。在财政开支上，县政府的储款利息，绝对用于地方公益事业；对各机关薪金经费绝对按时发放，所有省款整理就绪。此外，燕大师生身体力行督导和参与地方公共事业建设。在汶堤工程修建期间，张鸿钧以梁仲华借赠之马匹为代步工具，“每日骑以出”，督修巡查；1936 年3 月，包括张鸿钧在内的县府工作人员，发起了街头清洁运动。时有评论称：“难道还有另一个县，可以看到县长亲自挥镐，建设他的城市之路？”⑦Wen Shang Hsien, The Chinese Recorder Oct,1936,p 664.燕大建设汶上之决心和努力可见一斑。

2.推广新式教育

“此地教育情形，甚为落后，全县千百余村店，学校共计不及二百所，入学儿童只占学龄儿童约十分之一。”⑧《廖泰初君自汶上县致教育学系主任周学章先生函》，《燕大友声》，1936 年第2 期。燕大师生来汶后，“以义务教育之推进，为一切建设之基础，乃极力提倡”。⑨张折桂：《县教育建设之师资训练》，《大公报》（上海）1937 年7 月27 日。燕京大学在汶上实验区的教育建设，不惟扫除文盲、鼓励孩童就学等一般性的文教建设举措，其特色之处是取缔私塾和培训新式教员。

汶上是孔子出仕之地，该地儒教兴盛，私塾普遍。民国成立后，读圣人书的观念仍根深蒂固，私塾教育继续繁衍。尽管此前历届县政府均采取措施试图取缔私塾，但是成效甚微。燕大师生来汶后，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教育改革举措。他们先是择优将部分私塾改为代用小学，对于拒不合并或拒不改良的私塾，处以罚金。⑩廖泰初：《动变中的中国农村教育：山东省汶上县教育研究》，北京：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6 年版，第15 页。通过改良、合并、削减和取缔等措施，私塾渐消，新式小学逐渐建立起来。

新式学校建立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新式教员数量严重不足，而新加入的前塾师资质和教学能力又较差。有鉴于此，自1936 年6 月开始，县政府专门开办了三期“小学教师培训班”，每期三到四个月，用以提高小学教员的教学能力。为了充实师资并极大提高培训效果，县政府甚至采取了“征调”等强制性召集举措。此外，为防止教员逃避训练，特别规定对于避不受训的教员，一律严格予以撤职处分。训练期满且考试合格后，才得以返回原学校教课。

在新式教师培训班的课程体系中，除常规性的教学法、算数、儿童心理、常识等课程外，还有三个独到的举措。第一，融入军事和卫生教育。培训班专门聘请了县政府警卫队队长指导行军操训练，邀请了县立医院护士讲授卫生知识，期以动员教师协助治安和增长儿童卫生常识。第二，注重精神训话。安排县长张鸿钧以及县政府秘书和各科科员，轮流在周一对学员演讲。第三，专设“农村社会调查”科。主要讲授调查统计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此科之设被县政府寄予厚望，“不但对政府有益，而教师藉办理调查机会……于应付环境上，自然增加相当力量”。教师返乡后，通过开展乡村调查，“俾得刺激鼓励儿童，对于本乡社会发生亲切兴趣，其在教育上之价值，自属重大”。①张折桂：《县教育建设之师资训练》，《大公报》（上海）1937 年7 月27 日。实际上，“农村社会调查”是与乡村建设密切相关的课程，燕京师生希冀借小学教员之力，协助县政府开展各种调查，促进汶上乡村建设。

通过取缔私塾和训练师资，汶上的基础教育成果十分显著。一是小学数量大量增加。至1936 年9 月，私塾几已不复存在。根据1937 年4 月的统计，相较于实验县成立前，小学校总数增长了4 倍，在校学生人数增长了6 倍多。②张折桂：《在汶上的一年》，《燕大友声》，1937 年第7 期。二是通过教师征训考试，一方面，基本淘汰了水平太差的教员；另一方面，私塾取缔后的塾师，往往仍保持着在乡村社会中较高的社会地位，召集他们训练，有利于增进他们对新式教育的了解，帮助减轻推行新式教育的阻碍。燕京大学在汶上的教育举措施行后，“一般老百姓对教育态度和看法，根本改变了。以前他们是信仰私塾教育，现在则对学校教育起了很大的兴趣”；“从前官府用命令他们设立学校都不容易办到，现在却自动的呈请设立起来”。③张折桂：《在汶上的一年》，《燕大友声》，1937 年第7 期。由推崇传统私塾教育，到逐渐信任新式小学教育，是汶上教育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变的鲜明体现。

3.兴修水利工程

早在1934 年，当张鸿钧的友人问他：“以一个大学教授的资格地位，干个县长太爷作煞？”张当即表示：“我想做一件永久可说的事，让老百姓们总纪念着：挑河咧！挖渠咧！水利方面。”④谷蓬园：《同张君鸿钧一段秘密谈话》，《燕大友声》，1937 年第7 期。1936年春，他在汶上县任上，遂将此宏愿落实于实践。

泉河是流经汶上县的一条主要河流，纵贯县境南北，是汶上主要排涝和回灌河道。清末罢漕运，堤防失修，汛期常引发水患。1935 年黄河泛滥后，汶上灾情严重，淹没村庄计400 余处，难民约计20 万。⑤山东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山东黄河水灾救济报告书》，济南：山东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1935 年版，第120 页。疏浚泉河，加固堤防，安置灾民，成为初来乍到的燕大师生面临的特殊考验。然而欲要修河，资金和工人是主要困难。为解决这两个问题，此前曾作为华洋义赈会鲁西勘灾特派员的张鸿钧，函请华洋义赈会举办工赈，资助疏浚。该会随即派员勘察，“认为该河一经挑挖，十六万亩田地可免水患，直接受惠之农民达四万人”。⑥《挑挖鲁西泉河》，《救灾会刊》，1936 年第6 期。华洋义赈会遂决议拨款25 500 元及面粉1 000 袋⑦《国内劳工消息》，《国际劳工通讯》，1936 年第20 期。，与汶上县政府共同办理工赈。燕大师生借慈善组织之手赈灾，既有利于解决工程资金问题，又可以安置黄灾过后的大量难民。

1936 年1 月，汶上县政府开始筹备泉河水利挑挖工作。为征询民意，县政府特意召集沿河附近有利害关系的五区所辖78 乡镇长及12 社长举行大会，通过了挖河计划。与此同时，经张鸿钧呈请，山东省政府批准成立了“汶上县泉河挑挖工程事务所”，“凡关于工程之设计，实施之程序，以及款项收支，文书撰缮等等，均由该所专责办理”。⑧《山东省政府训令 建副水字第二五号》，《山东省政府公报》，1936 年第383 期。专设“顾问委员会”和“设计委员会”为该所辅助机构，前者由地方公正士绅和熟悉河工者担任，负责反映地方民情；后者由上级人员和外请专业人员担任，负责统一指导、工程计划和分配、技术疑难等工作。鉴于河道较长，又分段设立“事务所临时办事处”，负责处理各段具体事宜。3 月下旬，泉河挑挖工程正式动工。征工主要分为两种，一为征调服役性质，由各乡镇社摊派民夫征工。为此，县政府专门制定了《汶上县挑挖泉河各乡镇社出夫须知》，知照各乡镇严格遵照办理。二为灾区募集的赈工，由华洋义赈会管理指导，拨发工资，县政府予以行政协助。每日在工人数达13 000 人，“互延百余里，锨筐齐举，前呼后应，哼呵与欢呼之声，不绝于耳”。①梁桢：《国民工役》，长沙：商务印书馆，1941 年版，第78 页。

1936 年6 月中旬，泉河挑挖工程基本竣工。同年7 月，山东省政府派员验收通过。此前最近的一次大规模修缮，是在清康熙年间。这次泉河疏浚，仅在三个月内就完工，解决了汶上的水灾后患，张鸿钧也实现了自己入汶前“挑河挖渠”的诺言。

4.其他建设内容

推广现代医疗。实验区建立前，汶上县的现代医疗水平十分落后。燕京大学推广了此前在清河实验区的相关经验，大力开展新式接生和疫苗接种。新式接生在汶上的推广，起初并不顺利。跟随燕京大学来汶的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的冯新贞，是当时唯一的助产专业人员。由于一般民众对妇女生育问题有迷信看法，于是她和燕京实习生一起下乡讲解和宣传。在冯新贞的带领下，开展了训练接生员、推动产前检查和新法接生、宣传妇幼卫生常识等工作，“妇幼卫生工作逐步推动起来”。②冯新贞：《在汶上的日子里》，严仁英主编：《杨崇瑞博士——诞辰百年纪念》，北京：北京医药大学、北京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0 年版，第59 页。在疫苗接种方面，燕京大学在汶上主要采取了两方面举措。一是在各乡镇挑选学生参加疫苗接种培训；二是在一般学校建立疫苗接种常规制度。不到一年时间里，“为学校的男女孩注射了300 次伤寒和霍乱疫苗，130 次天花疫苗”。③Wen Shang Hsien, The Chinese Recorder Oct,1936,p 664.此外，汶上县还与济宁一所由长老会开办的医院合作，由院长司福来定期来汶，推广西医治疗。

整顿公共秩序和公共卫生。鲁西历来是匪灾严重的地区之一，“盗匪横行”，“山东汶上之‘梁山’，谓其例”。④张鸿钧：《县政建设关系论》，《时代精神》，1941 年第4 期。黄灾过后，为防匪于未然，特别加强了民团自卫训练，建立起来“十小时之内可以集合起来2 000 受了四个月军事训练的全副武装的壮丁”。⑤梁桢：《我们在汶上一年半的实验结果是些什么》，《燕大友声》，1937 年第7 期。同时，严厉查禁烟毒，设有鸦片门诊，建立了禁毒协会。实验区将禁毒工作视为要务之一，在汶上仅五个月，就逮捕70 名贩毒者，其中5 人被判处死刑，⑥Mission School Gratuates and Rural Reconstruct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Aug. 1936, p 518.一年多的时间帮助“400 人戒除了烟毒嗜好”。⑦梁桢：《我们在汶上一年半的实验结果是些什么》，《燕大友声》，1937 年第7 期。此外，为改善公共卫生，县政府主持清理旧厕所，重建新厕所，组织城市街道清理。

发展公共文教事业和兴办农村合作社。在公共文教活动方面，为提高一般民众识字率和教育水平，汶上县政府利用冬时农闲，开设了七所由小学教师教授的成人学校。同时注重妇女教育，通过调查家庭生活、组织妇女会等方式，在女子小学办暑期民众学校，组织了妇女识字班，“极受妇女界之欢迎”。⑧徐雍舜：《由汶上而济宁》，《燕大友声》，1937 年第7 期。此外，汶上县政府还注重建设公共文化设施，建立了一座公共图书馆，藏书5 492 册。⑨Mission School Gratuates and Rural Reconstruct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Aug. 1936, p 518.在农村合作经济方面，由燕大师生担任合作指导员，劝导农民组织互助社，用一年多的时间，“组成了互助社74 社，贷款27 700 元”⑩梁桢：《我们在汶上一年半的实验结果是些什么》，《燕大友声》，1937 年第7 期。。

三、燕大在汶上实验区的建设活动评析

首先，燕京大学利用行政力量，克服了建设过程中的种种阻力。燕大之所以能够相对顺利地在汶上开展各项建设事业，主要原因在于较为充分地把握了地方行政权力。在汶上实验区建设中，燕大师生参与者立于“官”的地位，具有地方公务员的性质，他们可以通过行政力量强力推行举措。当面对地方阻力时，与一般民间乡建团体相比，他们更容易克服。实验区在取缔旧式私塾淘汰塾师、征调民力兴修大规模水利工程、强制禁毒枪毙毒贩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正是借助行政强制力量才得以实现。举例言之，地方传统权威是推行乡村建设的一股常见阻力，平教会在推广乡村实验时就曾与地方势力发生不小的争执。在汶上一带，还有一股强大的地方势力，就是孔子后裔。孔家人虽在曲阜，但孔家圣泽社的粮地在汶上。因孔家地位特殊，可免差徭服役。在泉河挑挖工程修筑期间，燕大主持的汶上县政府就面临与孔家的矛盾。按照规定，孔家虽应摊工240 余公尺，而鉴于优待政策，他们多次呈请免差。燕京大学主持的汶上县政府却认为修堤一事为义举，圣泽社应积极响应倡导，树立榜样。于是，县府强力施压，该社“不得已”出款千元，交由县府兑工代办。①梁桢：《国民工役》，长沙：商务印书馆，1941 年版，第75 页。在此场博弈中，燕京大学仰赖自己所处“官”的立场，打破了传统惯例和地方阻力，较为顺利地推行了建设举措。

其次，燕京大学以汶上实验区为学生实习基地，有利于学术研究和学生训练。一方面，燕大师生以汶上为调研基地搜集资料，完成了一大批研究课题。这些课题内容涉及地方教育、土地、工程、农民生活、自然生态等各个方面。如梁桢曾任县政府第三科科长，主管建设和教育，在泉河挑挖工程中积累的经验，为其完成《国民工役》一书提供了案例素材；田兴智曾负责全县田赋征收，工作中累积的经验助其写成《汶上县田赋征收制度研究》；廖泰初担任汶上教育指导员期间，对汶上的乡村教育有深刻研究，费孝通读罢廖所著《汶上县的私塾组织》后，表示“更使我对社区研究有坚决的信仰”，②费孝通：《写在〈汶上县的私塾组织〉前面》，《费孝通全集》（第1 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480 页。可见其学术价值。另一方面，参加汶上实验的许多燕大师生，经过学、做并举的训练后，成长为诸多领域的佼佼者。曾任汶上县政府第一科科长的瞿同祖，后来成为著名的社会史学家；梁桢、任宝祥等人，在40 年代成为私立乡村建设学院的主力教师；参与汶上征税工作的田兴智，后来担任了江西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的副总干事；组织汶上妇女工作的高毓馨和杜含英在后来亦大有作为，前者参加了上海和湘西的妇女救亡，后者作为中共地下党员加入了中共妇联会。燕大在汶上的训练成效，由此可见一斑。

最后，燕京大学将学术研究与地方建设紧密互动，师生研究成果协助改善政府施政举措。燕大师生在汶上的调研结果用以协助解决汶上县政建设实际问题，特别体现在师资培训方面。任宝祥在汶期间，曾担任教师讲习班讲师，他利用教师结业考试之机，将其调研项目融入其中。任宝祥直言：“我们愿意知道他们的困难，特别负责教育的行政机关第三科，更亟欲知道，作为改进汶上教育之根据，这种小小尝试，是解决问题的诊断。”③任宝祥：《乡村小学教师所遇到的困难》，《大公报》（天津）1936 年9 月7 日。通过此测试，一方面，研究者可以得到一手调研材料助以完成乡村教育方面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此举可以测验教师的培训效果，帮助县政府教育科对症下药，可谓一举两得。不唯如此，燕大师生在汶上乡村考察后，针对大量土地荒芜问题，又着手研究小麦、棉花的生产和分销，昆虫生产习性等④Mission School Gratuates and Rural Reconstruct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Aug. 1936, p 518.，用以帮助改进农业生产。此外，燕大师生在汶上开展一线工作时，北平校内的师生也大力支持。如蝗灾过后，燕大国剧社团特意排演赈灾剧，以演出所得的一百一十二元四角汇交张鸿钧⑤《燕大国剧社赈灾演剧收支结清》，《大公报》（天津）1935 年11 月2 日。，以微薄之力支援实验区灾后建设。

燕京大学的汶上实验依托政治力量，在短时期内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成效，但是缺乏长期规划，这对汶上的后续建设发展十分不利。燕大师生在汶上的实习时间有限，并不能全然投入；且人员调离频繁，很多工作往往虎头蛇尾。燕大设立汶上实验区的主要目的在于为学生提供训练基地，学生往往分批前往，做完相关的课题研究后即行离开。对于学生来说，他们利用一到三个月时间参与汶上实际工作，当然能够以此为契机，搜集论文素材和了解乡村社会；但是对于汶上县发展来说，没有可持续性的计划和固定班底，其后续成效不容乐观。如泉河工程其实只实现了目标前两步，最后希望达成的目标是“灌溉”，并且“已呈请批准，并已查勘测量完竣，均应次第举办，庶能完成泉河疏浚工程”，然而“全部计划是否曾继续执行，未曾闻也”。①梁桢：《国民工役》，长沙：商务印书馆，1941 年版，第84 页。

尽管燕大师生在汶上整体工作勤勉，甚至比当地一般职员更为辛劳。据张鸿钧的助手回忆，“自早六时至晚十一时，毫无休息机会，有时夜半尚不暇入睡，每日仅睡眠五六小时，政府机关工作紧张若此者，恐未之见”。②《徐雍舜君自汶上县来函》，《燕大友声》，1936 年第2 期。但是，这恰恰反映出燕大方面并未储备真正能够帮助当地持续发展的本土人才队伍。一方面，燕大为本校师生成长打造出良好实习基地和研究平台，而且因为山东省政府的支持，学生成长和学术进展十分顺利；另一方面，却又十分明显地对比出在培养当地建设干部和基层工作者方面，并未采取有效举措。

四、结语

1936 年下旬，燕京大学等单位联合成立的“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开始筹措山东济宁实验区。该协会“仿照燕京大学和山东省政府在汶上县的合作办法”③张鸿钧：《张鸿钧先生社会发展言论汇编》，台北：大华印务部，1974 年版，第85 页。，仍以学生实习与地方建设并举。变化在于主持单位由燕京一校扩展到五校④五所高校包括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协和医学院、南开大学和金陵大学。，实验区由汶上县转移到整个济宁。“济宁工作既开展扩大，汶上遂劳难兼顾，于是不得不舍汶上而集中济宁。”⑤徐雍舜：《由汶上而济宁》，《燕大友声》，1937 年第7 期。1937 年初，随着济宁实验区的正式成立，张鸿钧等燕大主力团队也逐渐离开汶上，调往济宁担任要职。自此，燕大在汶上的县政建设仅仅经历了短短一年半的勃发后，宣告结束。

总体来看，燕京大学的汶上实验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向县政建设过渡的一个历史缩影，但有其特色之处，即仰赖政府行政力量，注重现代公共建设，通过学生“一面学一面做”的方式，期以在人才训练、学术研究和地方建设上均有裨益。这些身处象牙塔的燕大娇子主动投身贫苦乡村，在乡村建设中历练，这种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从燕京宫殿式的校舍与住宅，一旦搬到纸糊的草房中，他们个人的牺牲真是不小，而他们的精神也真可佩服。”⑥王化成：《济宁汶上游记》，《独立评论》，1936 年第219 期。燕大的实践工作将大学人才培养与地方现代化发展融为一体，短暂促进了汶上县的现代化建设，然而由于缺乏可持续性规划，忽视培养地方自生力量，因此汶上实验有头无尾，仓促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