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明

提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的重要策略，它经历了从下层统一战线到实行上下层相结合，从苏维埃革命到民族革命的变化过程。考察九一八事变后至瓦窑堡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对统一战线的政策调整过程，可以发现，它对共产国际以及中共代表团的主张并非简单复制，而是呈现了“共识—分歧—共识”的动态变化。这种共识的最终形成，既有来自共产国际的积极推动，更有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实际形势做出的主动调整。因此，瓦窑堡会议上确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实为双方殊途同归的结果，并非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的亦步亦趋。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与党的建设，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在这三个法宝中，“统一战线”名列第一。从中共诞生到执掌全国政权，其统一战线政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国内外客观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对于统一战线概念的提出，经历了“反帝统一战线”“下层统一战线”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变化过程。1933年12月26日，上海中央局在《关于一年来白区反帝运动的意见》中提出，“满洲的党应采用一切办法，以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既有研究表明，这是目前所知中共党内文件中首次使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概念。但该概念此后并未在党内形成广泛共识，即便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然而直到1936年9月，中共中央才在党内文件中多次使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概念，“且没有再使用其他提法”。《关于一年来白区反帝运动的意见——上海中央局为五中全会所准备的材料》(1933年12月26日)，匡成鸣：《远东反战会议纪念集》，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版，第312页；祝志男：《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2页。因此，本文在使用“抗日统一战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概念时，主要是以当时党内的普遍提法为依据，并非混淆两者之间的差别。特此说明。为例，因为它“酝酿时间很长，差不多九一八以后就逐渐向着这个方向发展”(2)周恩来：《论统一战线》(194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299页。，从早期提出(实践)到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会议上正式确立，经过了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学界既有研究成果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方面以1935年后的中共中央为研究对象，探讨其抵达陕北后作出的统战政策调整；(3)《抗日战争前夜中共中央战略决策的形成》，金冲及：《新旧中国的交替》，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59—406页；程中原：《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3期；王树林：《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心的考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抗日战争新论》，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325—349页。另一方面则是以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为中心，分析共产国际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之间的密切关系。(4)黄一兵：《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中国抗日战争——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为线索》，《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5期；黄启钧：《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6期。如若将视野上溯至九一八事变，即可发现，围绕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范围问题，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认识存在一个从“分歧”到“共识”的变化过程。鉴于此，笔者拟以九一八事变后至瓦窑堡会议的召开为考察时段，探讨中共中央(5)1931年9月，由于留沪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数较少，故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成立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至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前，该中央在中共党史上被称为“临时中央”。本文为便于行文，统称为中共中央。特此说明。、共产国际以及中共代表团对于统一战线问题的认识变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进行再审视。

一、审时度势：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统战政策的逐步调整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迅速对以往的统战政策进行了调整，八七会议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强调必须以工农为联合对象，将统一战线的工作重心从国民党转移到工农群众，建立以工农和下层小资产阶级为主的工农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以底层工农为主要对象，故而时常以“下层统一战线”称呼之。该统一战线的显著特征就是仅将底层工、农、兵视为统战对象，而将其中上层势力排除在外，即所谓“要兵不要官”。对国内的其他政治派别，例如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派系、国内其他政治党派等，则一概持反对态度。

这种下层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共产国际直接相关。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不断发动武装起义，在联合下层民众的基础上，通过占领重要城市进而建立苏维埃政权。苏维埃革命的重要特征就是坚持下层统一战线。1929年10月3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将国民党从整体上定性为“中国革命的压迫者和帝国主义的奴仆”，反对介入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斗争，且不得与反蒋势力签订任何协议、做出任何承诺和给予“任何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6)《雷利斯基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29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8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4页。同月，联共(布)政治局会议上亦通过了类似的决议。1929年中东路事件的爆发，更是加剧了共产国际与联共(布)中央对国民党内部其他政治派别的恶感。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的这种态度，一直延续到九一八事变之后。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无疑会直接威胁苏联的远东利益。事变发生后两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日本占领东北表示了极大的关切，决定在拉加罕搜集相关详细情报后，再做出外交行动。9月23日，斯大林在回复卡冈诺维奇与莫洛托夫的信中说：“询问日本人，让他们使我们了解事态，当然是应该的，但是也要询问中国人，哪怕是通过哈尔滨。”(7)《斯大林给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电报》(1931年9月2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此时他们尚未感受到日本的直接威胁，故仍然要求“共产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同蒋介石进行谈判”(8)《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185号记录(摘录)》(1931年10月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41页。。针对日本占领东北的事实，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认为此次事件仅存在引起帝国主义干涉中国苏维埃革命和对苏联进行直接军事进攻的可能性，(9)《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织部常设反战委员会关于满洲问题给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1931年11月1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73页。而并未将其提高到威胁自身安全的高度来对待。

但随着日本占领东北全境，且将重兵部署于中苏边境，苏俄方面明显感受到来自日本的威胁。1932年8月16日，时任赤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海参崴局局长的维经斯基致电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皮亚特尼茨基，称：“从日本人占领满洲时开始，对苏战争的危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加大了”，中国东北将成为日本“对苏战争的桥头堡”。(10)《维经斯基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32年8月1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197页。1932年6月28日，共产国际就东北抗日武装问题致电中共中央，在坚持下层统一战线同时，要求将力量“渗透到所有活动的队伍中去和[秘密社团]‘大刀会’组织中去，把游击队员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同时提出“建立民选国民政权”的主张。(11)《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2年6月2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180—181页。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此时的共产国际依然坚持在东北实施下层统一战线，但已不再提及苏维埃革命，而代之以“民选国民政权”。该观点在是年9月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会上亦被重申。(12)《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论中国》(1932年9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6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可见，这是共产国际针对中国东北局势而做出的初步政策调整。然而，这种派人进入其他反日武装或团体中从事下层统战的工作方式，根本无法绕过其上层领导人，这就是为何不少共产党人进入这些队伍开展下层统一战线后，不久必定会争取其上层的直接原因。

与此同时，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掀起了抗日浪潮，各路义勇军的英勇奋战，使苏俄方面感受到中国牵制日本的重要性。然而要壮大东北抗日队伍的力量，就必须联合其他游击队伍的领导人。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开始对中国东北地区这种拘泥于下层的统战路线进行修正。但这种修正并非彻底摒弃下层统一战线，而是在承认下层统战的前提下，进行一定程度的上层联合。基于以上考虑，1932年12月11日，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举行会议，米夫在发言中正式提出在“上下层相结合”的统一战线问题，认为在东北等地“严重的问题是统一战线问题，是反帝斗争中的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而且显然我们不得不对各种游击联队、对各种起义组织采取不同的态度”，“我们可以在运用统一战线策略上走得远一些，不仅可以从下层来这样做，而且也可以部分地从上层来这样做”。(1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速记记录(摘录)》(1932年12月1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275页。这无疑是对中共下层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调整。

既然共产国际的统战政策做出了调整，那么就必须将其传达给中共中央，以便促使中共中央对既有方针进行调整。自从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派出代表团后，共产国际主要通过代表团来转达意见，较少直接对中共中央下达指示。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以王明为团长的新代表团。九一八事变后不久，王明即抵达莫斯科，相继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东方部副部长、部长等职务。王明的这种特殊身份为他及时获取共产国际的最新政策变动提供了诸多便利。

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后不久，王明根据共产国际的指令，参与讨论并起草了《中华苏维埃中共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简称《抗日宣言》)、《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这两个文件分别在1933年1月以朱德、毛泽东等领导人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抗日宣言》表示，将愿意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打破了以往将国民党整体视为“反革命”的看法，将统一战线的范围延伸到“任何武装部队”；(14)《中华苏维埃中共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1933年1月17日)，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上，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第67页。“一·二六”指示信主要针对东北地区的不同类别抗日武装，提出了各自的合作方式，特别是针对国民党、农民小资产阶级、农民的游击队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允许在“必要时”“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实行上下层相结合的统一战线。(15)《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1933年1月26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这显然打破了以往只强调下层统一战线的做法。

“一·二六”指示信的发出，标志着共产国际与中共代表团对东北的统一战线问题进行了重大调整。但该指示的局限性在于，尽管有条件地认可了上层联合，但仍然将下层统一战线作为统战工作的基本前提。在该年12月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上，中共代表团成员康生在大会上作的报告中仍然强调：“在所有情况下，下层统一战线应成为我们工作的基础，因为任何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只有在我们能够建立起巩固的下层统一战线，而且下层革命群众能够左右上层领导时，才是可行和对我们有利的。”(16)《第十七次会议(12月6日晚)讨论库西宁的报告》(193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54页。据此可见，共产国际与中共代表团并未彻底放弃以下层统一战线为主导的观点，但他们对于实施上层联合的可行性表示了肯定，相对于国内的中共中央而言，具有明显的前瞻性。

不仅如此，王明还曾通过其他渠道，向国内的中共中央发出了调整统一战线政策的讯号。1933年4月28日，王明在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会议上发表《中国反帝斗争中的统一战线问题》，会议还责成由王明起草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指示，要求“实行广泛的反帝斗争统一战线”(17)郭德宏编：《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47页。。此外，他还通过回国的黄药眠(时任青年团驻青年国际代表)向中共中央转达这一精神。据黄药眠回忆，1933年秋，他即将从莫斯科回国，王明以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身份与他谈话，要求他转告中共中央，“在战略上需要有个大的转变”。鉴于目前东北三省已沦陷，且国共两党在军事上处于拉锯状态，要求中共中央“现在要改变一个策略，就是要同国民党妥协，建立抗日统一战线”。(18)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19、220页。

总之，尽管共产国际承认了在一定程度上实施上层统战的可能性，却依然将下层统一战线作为基本前提。这种含糊其辞的态度，成为此后双方一度发生分歧的重要原因。

二、同中存异：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对于统一战线的认识分歧

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使中共中央彻底检讨以往的统一战线策略，并将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其他政治派别与团体视为斗争对象，而实行联合底层民众的下层统一战线。但在具体执行层面，一些地方党组织面对严酷的生存环境，往往采取了较为务实的态度，并尝试与其他反蒋(日)武装进行秘密联合。中共中央对此持坚决反对态度。例如，在东北地区，针对满洲省委联合其他队伍首领的做法，中共中央严厉批判：“有些同志没有了解惯匪流氓领袖的阶级性，主要勾结东山的大批土匪领袖做成深入土地革命的主力军，这不仅是脱离群众的军事行动，投机取巧，而且完全不了解党的策略路线”，同时强调“绝对不应用勾结土匪领袖的方法来取得群众”。(19)《满洲的农民运动工作》，《红旗日报》1930年8月29日，第4版。这种下层统一战线的观点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共党内一度占据压倒性优势。

193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确立了王明等留苏派的领导地位。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王明正在筹划前往莫斯科，在事变当晚即要求博古起草一份文件表明中共中央的态度，即《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而中共中央在紧接着发布的一系列文件中，除了表达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的决心外，还认为日本此举意“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同时更积极更直接的实行进攻苏联”，进而提出“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针对党内存在的不同声音，例如质疑日本意在进攻苏联、苏维埃运动是否能最终取胜，以及下层统一战线的可操作性等观点，当时的中共中央一概冠之以“右倾机会主义”，要求给予“思想上与组织上的斗争”。(20)《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上，第17页。可见，九一八事变伊始，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依然强调既有下层统一战线政策，坚决排斥国内其他所有政治派别。

当王明抵达莫斯科并捕捉到共产国际局部调整统一战线的信号后，他较快地跟上了共产国际的步伐。然而千里之外的中共中央，此刻却显得步履蹒跚。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坚持认为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帝国主义即将通过东北进攻苏联，于是决定加快苏维埃运动，并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同时坚持下层统一战线，具体表现为：在工人运动中，强调黄色工会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维持他垂死统治的支柱”，要求加紧对其“政治上的进攻”；(21)《怎样反对国民党的黄色工会》，《红旗周报》第28期(1931年12月15日)，第17、18页。在阶级政策上，将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将国民党内部派别以及其他党派视为“最危险的敌人”。(22)蒋建农：《王明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研究》，《抗日战争新论》，第124页。这种后来被称为“关门主义”的做法无疑将自己孤立起来，难以获得来自国内其他政治力量的支援。

不仅如此，随着北方会议的召开，下层统一战线在中共党内被进一步强化。为了推动北方地区的苏维埃运动，1932年6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北方各省委(顺直、河南、陕西、山东、满洲)代表联席会议，此次会议在党史上被称为北方会议。由于此前各地执行“立三路线”，盲目发动武装起义，各地党组织遭到沉重打击，也使得一些地方党组织开始反思盲目开展武装斗争的危害。1931年3月27日，满洲省委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对既有问题进行了检讨，开始承认“满洲的革命尚在开始发展，比起南方(尤其是苏区)是落后得很远的”(23)《中共满洲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决议案》(1931年3月27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内部发行，1988年版，第183、185页。。因此，在北方会议期间，时任满洲省委组织部长的何成湘代表省委发言，指出东北地区与关内面对的局势迥然不同，例如东北已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而“满洲人民文化水平低，文盲多”，因此“满洲是落后的”，进而提出“满洲在这种特殊、落后的情况下，应该要用特殊办法”。他的发言当场遭到了博古等人的严厉批判，将其观点称为“满洲特殊论”和“满洲落后论”。博古在会议上声称：“中国革命高潮空前高涨，革命时机普遍成熟，任何省任何地区都是地主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满洲也毫不例外”，“关内是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关外同样也是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那么，满洲有什么特殊？”(24)李实：《从“北方会议”到〈一·二六指示信〉》，初兴佳主编：《中共满洲省委八十周年研究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35、326页。北方会议期间，李实以中共中央组织局巡视员的身份担任执行主席，会议后被派至东北担任满洲省委书记。

1932年6月24日，北方会议通过了《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决议案，坚持认为苏维埃革命运动依然高涨，严厉批评北方党存在的“北方特殊论”。决议案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机会主义的胡说，实质上是企图否认革命危机在北方的存在”，并提出“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的口号。同时，中共中央在北方统一战线方针中仍然坚持下层统一战线。针对北方农村中的秘密组织和反日武装，例如红枪会、大刀会、抗日义勇军等，中共中央要求“党必须参加这些组织中间去，争取他们的下层群众，猛烈揭露他们的领导分子的反革命的面目”，而将联合其领导人的做法斥为“勾结”。(25)《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1932年6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354、356、361页。该决议即为“上层勾结”一词的较早由来。与此同时，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尚未彻底改变下层统战方针。该决议通过后两天，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致电中共中央，再次强调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的重要性。(26)《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2年6月2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180页。来自共产国际的表态，无疑是对中共中央反对“上层勾结”的强有力支持。在中共中央的推动下，北方各省区相继通过了贯彻北方会议精神的决议，全力进行反右倾和巩固下层统一战线。

然而，随着东北局势的变化，自1932年底开始，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政治局对于中共统一战线方针的态度也进行了调整。1933年初，共产国际通过中共代表团，分别以朱德和毛泽东、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抗日宣言》和“一·二六”指示信。共产国际试图通过这种形式，促使中共中央对下层统一战线进行修正，即承认在一定条件和一定程度的情况下，实施上层联合的可行性。但远在国内的中共中央此时正面临国民党的重兵“围剿”，在生死存亡的时刻，对于这种转变表现得相对消极。直到1933年6月，中共中央才收到该指示信，并将其通过连载于机关报《斗争》的方式转发给全党。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在该指示信后附加了一段按语，并未对信中关于上层联合的部分进行明确表态，而是以较为含混的方式声称：“希望一切组织，首先是华北的党把这一信中所指出的任务与策略适宜的应用于目前各地实际斗争环境中，去组织与开展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斗争。”(27)《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续完)》，《斗争》第20期(1933年8月5日)，第16页；《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44—45页。而在《抗日宣言》方面，时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博古认为，该宣言“只是对群众说的，只是对士兵说的，或者至多是对下级军官说的。至于上级机关，那决不会接受我们的条件，我们也不会同他们谈什么条件，同他们订立什么作战的战斗协定”(28)洛甫：《关于苏维埃政府宣言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1933年11月21日)，《斗争》第36期(1933年11月26日)，第2页；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页。此外，据李德回忆，针对这个宣言，当时中共高层普遍存在“怀疑指示的三项条件是否可能实现”的情绪，因此他们大都倾向于将该宣言“不作为行动口号，而作为宣传口号”。参见[德]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1985年版，第33页。。因此，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依然强调通过“运动下层统一战线去争取广大群众”(29)《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大纲》(1933年6月2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6卷，第277页。，并将“火力集中在国民党和孤立一切反革命的妥协的党派”(30)《中央致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信——论反帝运动中的统一战线》(1933年6月8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上，第127页。。

为了推动中共中央尽快转变方针，6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除重申1933年初的《抗日宣言》精神外，还特别强调在前述三个条件之下，可以与任何部队建立联合战线。(31)《中央局转发国际关于反帝统一战线的指示》(1933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上，第130页。也许是对中共中央转变统战方针的信心不足，共产国际于次月致电中共中央，就“一·二六”指示做出了补充说明，并明确表示：“在华北五省代表会议关于满洲问题的决议中以及中共中央早些时候就满洲问题通过的文件中存在着很多严重的策略错误”，并要求“党的各级机构在本信(即“一·二六”指示信——笔者注)的基础上重新检查自己的策略，并根据这一原则重新规划自己的工作”。(32)《对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委和全体党员的信〈关于满洲的状况和中共的任务〉的说明》(1933年7月14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449页。所谓满洲问题的决议，实际上就是中共中央对待上层统一战线的排斥态度。有意思的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对此依然故我。1933年7月，博古仍然自信地宣称，“依据苏维埃和红军的发展，加上1925—1927年大革命的经验，广泛的运用反帝的下层统一战线，树立和巩固在反帝运动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他将成为强有力的革命源泉，成为胜利的苏维埃革命的有力支流”，严厉批评一些地方“以上层的勾结代替了下层的群众的统一战线”的做法。(33)《为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与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而斗争》(1933年7月24日)，《秦邦宪(博古)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06、211页。

那么，作为中共中央直接上级的共产国际，面对中共中央的无动于衷，为何没有采取积极有效的举措予以督促呢？答案依然要在“一·二六”指示信中去探寻。该指示信首先将下层统一战线作为一切工作的前提，同时要求东北党在“必要时”，可以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实行上层联合。此类含混不清的词句，无法给中共中央乃至东北党划定一个明确的行为边界。因为如何在下层统一战线的基础上进行有限度的上层联合，评估与执行起来并非易事。这也为远在国内的中共中共提供了一定的解释空间，也就出现了尽管中共中央在调整统一战线问题上反应较为迟缓，但共产国际与中共代表团却只是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引导，而并未直接干预的现象。毕竟，此时的共产国际并未彻底放弃下层统一战线。

为了促使中共中央尽快跟上步伐，中共代表团也通过各种途径转递讯息。黄药眠抵达上海时，中共中央已从上海迁至江西，仅留下中共上海中央局负责白区党的联络工作。黄药眠见到时任上海中央局书记的黄文杰并转达王明的意见：

按目前的形势说，共产国际的意思认为，为了救亡图存，应该与国民党政权联合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新的形势下的战略决策，这是符合全国最广大人民的要求和希望的。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把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的创议权拿到手中，我们就可以夺取全国千千万万的群众；假如我们还是坚持旧的战略发展，那就会脱离了广大群众的要求，而把自己陷于孤立的地位。(34)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第243页。

与此同时，王明还对这种战略方针转变的难度进行了预计：“这个战略方针的转变非常重要，虽然转变过程中还有许多细节要仔细商量，而转变的时候也许会有若干的困难，或者在我们党员中、部队中有抵触情绪，但是这都可以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克服和解决的……”黄药眠同时告诉黄文杰，共产国际为此已发来一封电报陈述该问题。但黄文杰表示，尽管该电文已收到，“但是说得很简单，意思也没有说清楚”，鉴于此事关涉全党政策调整，故已将该电文转交给江西的中共中央。(35)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第243—244页。另外，王明在1933年10月27日在给中央政治局的电报中称，中共代表团曾于该年夏天发来一份电报，建议中共中央公开制定对日作战行动纲领，但因“文件太短了”，“以致不能使同志们对这一文件在目前的重点政治意义、策略作用和具体运用的方法得到立刻完全的了解”，其中对于统一战线的要求就是“尽最大可能团结一切反日力量，来建立真正广大的民众的反日统一战线”。可见，这封电报是真实存在的。《王明和康生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摘录)》(1933年10月2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565、570页。王明建议中共中央“与国民党政权联合起来”并“放弃旧的战略方针”，这无疑大大突破了“一·二六”指示信的内容。尽管上海中央局方面并未告知黄药眠中共中央对此的态度，但从中共中央在福建事变中的应对举措可以推断，其既有下层统一战线政策并未更改。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等国民党实力派以第十九路军为主力，在福建发动抗日反蒋事变，并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史称福建事变。其实早在事变发生前夕，中共中央就已经掌握了福建内部即将生变的情报。10月30日，中共中央致电福建省委，虽然承认进行上层联合的可能性，但仍然强调统战对象是第十九路军的士兵与一部分有反帝情绪的下级军官，进而要求省委积极在士兵中建立下层统一战线，并在此基础上运用“群众的革命力量”，逼迫“福建的一些其他派别与上层分子”实行“某种程度的上层的统一战线”。(36)《中共中央致福州中心市委与福建全体同志信》(1933年10月30日)，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事变档案资料(1933.11—1934.1)》，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8页。可见，尽管中共中央承认与第十九路军和福建方面存在实施上层联合的可能性，但却是建立在“逼迫”的基础之上。很显然，这种做法在现实中没有任何操作性可言。对于中共中央此时为何对待福建事变持如是态度，博古后来在七大上曾就此专门做过解释：“资产阶级是永远反革命的，决没有可能再来参加革命。”(37)《博古在七大上的大会发言(节录)——对教条主义机会主义路线所负责任的问题》(1945年5月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372页。

因此，基于对李济深、陈铭枢等反蒋力量革命性的怀疑，博古对李济深等发动福建事变后派来的代表态度冷淡且避而不见。(3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08页。据蔡廷锴回忆，福建方面派出秘书长徐名鸿前往中央苏区与红军商谈“共同抗日反蒋大计”，但“并未见到当时当权的王明、博古”，徐名鸿最后仅与时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的潘健行(潘汉年)签订了一个“划界协定”。蔡廷锴：《与中共联系签约经过》，薛谋成等编：《“福建事变”资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页。尽管红军最后与第十九路军签订了互不侵犯、共同抗日的协定，然而并未形成实质性的军事互助盟约。当蒋介石重兵攻击福建时，红军采取了作壁上观的态度，迅速丧失了与第十九路军联合反蒋抗日的机会。福建事变发生后，黄药眠(时任团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长)根据回国前王明的指示向团中央局建议，应积极与福建方面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但团中央局称：“参加福建事变的那些人，都是反动派，他们同蒋介石的矛盾是狗咬狗的矛盾；他们打出的抗日招牌是企图用另外一种方式维护他们反动派垂危的统治。列宁说改良主义是革命的副产物，都是反动派嘛，我们没有必要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苏区的中央已经同他们订立了暂时的停战协定，互不侵犯，这就够了。”尽管黄药眠不同意该观点，但他顾忌党内当时“左”的政治氛围，担心会被冠之以“取消派”和“投降派”而遭打击，对于联合国民党内部政治派别的观点，也就不敢再继续坚持。(39)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第248页。

颇有意味的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此时期对于统一战线范围的认识亦存在一定的反复。福建事变发生八天后，即193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第十三次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法西斯主义、战争危险和各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要求“自下而上建立统一战线”，通过建立苏维埃政府的方式应对危机。(40)《关于法西斯主义、战争危险和各国共产党任务》，戴隆斌等主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文献》第2册，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650页。根据会议这一基调，王明在发言中强调下层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否定国民党内部分化的可能，例如将福建方面提出的言论结社自由、成立民主共和国等做法视为“‘左’倾动人的口号”，且认为是他们受到民众、士兵和部分下级军官的革命情绪逼迫的结果。(41)王明：《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底任务》(1933年11月3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6卷，第182页。他这个观点实际上是否定了自己在1933年初《抗日宣言》中联合一切抗日队伍的呼吁。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的这个态度，无疑强化了中共中央对于福建事变性质的认知。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联共(布)中央极少直接给中共中央发来指示，而主要通过共产国际表达意见，而共产国际则通过直接指导、驻上海的远东局(又称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和中共代表团间接指导等三种方式对中共施加影响。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第十三次全会精神，在共产国际及其远东局的主导下，1934年1月，中共中央在瑞金举行六届五中全会，此次会议更是将这种下层统一战线推向了极致。根据共产国际提前拟定的议程，大会于18日通过了由远东局起草的决议，将福建事变中反蒋势力成立的人民革命政府斥之为“只不过是一部分以前国民党的领袖及政客们的一种欺骗民众的把戏”，而针对国民党内部的派别以及其他改良主义政治团体，例如社会民主党、生产党等，更是要“集中火力反对”。(42)《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的报告》(1934年1月18日)，《秦邦宪(博古)文集》，第239—240页。此次全会仍然以下层统一战线为主，而将国民党内的不同派系一概排斥为反革命，进而拒绝支援第十九路军，也最终加速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福建事变被蒋介石迅速敉平的现实，反过来证实了中共中央的判断：“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寻第三条出路的分子必然要遭受到惨(残)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因为“他们的政策与步骤与蒋介石国民党是没有区别的”。(43)《中央为福建事变第二次宣言》(1934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上，第212、214页。1934年2月，博古在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再次对发动福建事变的李济深等人进行了定性——“在野的反革命改良主义派别”(44)《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会总结》(1934年2月23日)，《秦邦宪(博古)文集》，第252页。该总结并非在五中全会上所作，而是在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作的报告。。根据这一精神，中共中央还给满洲省委发出了“二月指示”，批评省委未能正确理解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的基本路线，“在义勇军中时常拿上层勾结代替下层的统一战线”，还要求“将反日游击运动提到土地革命的阶段”。(45)《满洲反日战争中的党的任务——中央给满洲省委信》(1934年2月22日)，《斗争》第60期(1934年5月19日)，第10、14页。该指示传达到东北后，直接引发满洲省委在东北党内展开反“上层勾结”，致使东北各武装联合抗日的局面遭到严重破坏。

通过梳理1933年初至1934年5月间的基本史实，可以发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于统一战线的看法，既有共识，又有分歧。他们都强调下层统一战线的主体性作用，不过前者更趋向于在一定条件下实施上层联合的可能性，而后者尽管承认这一点，但在实际工作中则往往将其视为“上层勾结”而予以打击。这种矛盾在东北地区表现得十分明显。这是此时期两者在统一战线认识上的大体情形，他们彼此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分歧，仅在具体案例中对究竟属于上层联合还是“上层勾结”，存在不同的评判标准。为此，王明就曾在共产国际第十三次全会上批评中共中央“一成不变地，琐碎地，机械地，教条式地；时常是不曾估计具体的主观和客观的条件，不曾在新的条件之下，用新的方法做工作”，并要求“全党应当在这个问题方面，起一个根本的转变”。(46)王明：《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底任务》(1933年11月3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6卷，第179页。问题在于，自“一·二六”指示后，共产国际始终没有给中共划定一个可供操作的行为区间(而且共产国际自身对于上层联合对象的认定尚一度出现反复，例如第十三次全会)，以致双方在认定上各取所需。这也是中共中央遭到共产国际或中共代表团批评后依然故我的重要原因。

由于此时国际形势也在发生显著变化，德、意、日三国法西斯势力日渐坐大，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开始考虑与其他政治力量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1934年5月23日，《真理报》刊登了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撰写的《为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法国共产党》，文中明确提出共产党人可以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联合反法西斯。(47)张中云：《三十年代中期共产国际政策转变的历史分析》，宋洪训等主编：《共产国际专题系列讲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页。这是共产国际即将转变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信号。1934年6月底，希特勒发动政变清除异己，得到国防军及总统兴登堡的支持，进一步巩固了自身的优势地位。苏联明显感觉到由此潜伏的凶兆。为尽快建立一个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准备召开七大。7月1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给共产国际七大筹委会的信中指出：“由于局势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统一战线政策也必须加以改变”，“必须抛弃那种认为统一战线只能在下面实行的观点”。(48)《季米特洛夫就代表大会第二项日程给委员会的信》(1934年7月1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第334页。可见，共产国际开始突破强调以下层统一战线为主的观点，转而强调上层联合的重要性。季米特洛夫的这封信标志着共产国际即将调整统战政策，即对上层联合的态度从审慎转为积极支持。

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中共代表团迅速转变既有认识，开始承认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因此，在得到五中全会决议和中共中央给满洲省委的“二月指示”后，王明随即分别于8月3日和9月16日致信中央政治局，首先针对五中全会决议提出不同意见，提出要建立“抗日反蒋的广大联合战线”，并对自己在共产国际第十三次全会上的观点进行了修正：“我们党在原则上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和一切地主资产阶级的派别”，但由于国内外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根据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策略原则”，提出“抗日反蒋”的口号，进而“团结一切有可能参加这个运动的力量”，例如要积极主动地“尽可能的利用和联合一切统治阶级内部反日反蒋的派别”。(49)周国全、郭德宏：《王明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页。同时，为了消除“二月指示”给东北党的抗日活动造成的消极影响，中共代表团告知中共中央，明确表示不同意其中对于“上层勾结”的表述，还就统一战线问题再次陈述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在实际上进行一切工作，在这运动中我们要利用一切可能反蒋的力量，即是军阀国民党内部一切反蒋的力量，我们都必须尽量利用”，同时将满洲省委从中共中央手中接管过来。(50)《王明年谱》，第271、273页；《康生和王明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4号信》(1934年9月1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47页。

为了推动国内的中共中央尽快转变政策，王明还在就中共为迎接共产国际七大的准备工作问题给中共中央的建议草稿中，明确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即团结“哪怕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和同路的一切可能的阶层和力量”。(51)《王明就党为迎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做准备一事给中共中央的信草稿》(1934年10月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268页。然而此时中共中央面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正忙于准备放弃中央苏区开始长征，根本无暇顾及这一问题。例如1935年6月，受中共中央派遣转道上海前往莫斯科的潘汉年在抵达上海后给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信中，明确指出统一战线政策调整的必要性。他称自己在福建事变期间担任中共方面代表驻福州，与福建方面领导人有直接接触，有机会听到各种意见，认为“中国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应该探讨一下反帝统一战线策略的运用问题”，但“迄今[中共]中央还没有进行研究和讨论”。(52)《潘汉年给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们的信》(1935年6月2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451页。潘汉年是在1935年初被中共中央派出，可见至少在1935年初之前，尽管收到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关于调整统一战线政策的电报，中共中央始终未做出反应。然而，在长征转移过程中，与莫斯科联络电台的丢失，造成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联络的中断。(53)1935年3月和5月，中共中央分别派出潘汉年和陈云经上海转道莫斯科汇报工作，但1935年底张浩携带新的密码本回国之前，中共中央都没有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建立直接电讯联络。也正是如此，历史也给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这一问题的机会。

三、殊途同归：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上层联合”共识的形成

1934年12月至1935年11月，即红军从江西突围后至张浩抵达瓦窑堡之前，中共中央与莫斯科处于联系中断状态。1935年初，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第四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进行了检讨，并决定改选中央领导机构。博古、李德被取消军事指挥权，而博古的职务也被张闻天所取代。中共中央高层出现的重大人事变动，预示着既有的统战政策即将发生变化。

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逐渐加快，围绕对待国内的反蒋派别和反日武装领导人的态度问题，中共中央内部也出现了不同意见。以张闻天为例，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亦撰写文章，在批判国民党之外，还对国内其他政治派别持否定态度。但由于形势的变化，他逐步改变了这个看法。1933年底，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张闻天在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上发表文章，不点名地批评了博古对于《抗日宣言》只是针对国民党士兵和下级军官适用的观点，指出由于民族危机日渐严重，国民党内部会出现分化，“个别的国民党军阀有接受我们宣言的可能性”(54)洛甫：《关于苏维埃政府宣言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1933年11月21日)，《斗争》第36期(1933年11月26日)，第2页。。此时他的观点不仅超越了国内的博古等人，而且对于身处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而言，也具有明显的前瞻性。由于受共产国际第十三次全会的影响，当蒋介石重兵围攻福建的第十九路军之时，以博古、李德为首的中革军委非但拒绝给予第十九路军实质性军事援助，反而将红军主力调离，使第十九路军后方暴露在南京方面的攻击之下。为此，张闻天还以军委委员的身份表示反对。福建事变结束后，蒋介石随即将矛头转向江西苏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1934年10月，红军开始放弃中央苏区向西转移。由于面临严酷的生存危机，抵达陕北前，中共中央将主要精力放在军事部署和解决与张国焘的组织分歧上面，尚无针对既有统一战线进行调整的实际举措。

1935年5月始，日本染指华北，民族危机达到空前严重的地步，推动中共中央对原来的统战方针进行修正。6月10日，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为此发出党内指示，认为华北事件“引起了中国的新的危机”，批评了东北党“以为只有建立下层统一战线好了，才能建立上层统一战线”的观点，并要求联合任何武装开展抗日反蒋。(55)《中共临时中央局关于最近华北事变与党的紧急任务》(1935年6月10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3、6页。此时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电讯联系尚未建立，该指示的发出，表明中共开始在没有共产国际影响的情况下独立自主解决统一战线问题，不再刻意强调下层统一战线，而是积极联合国内其他政治派别，包括国民党内部的反蒋势力。这无疑极大地拓展了地方党组织的活动空间。无独有偶，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也对中共统一战线方针进行了调整。6月21日，时任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主任助理的郭绍棠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书面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共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在广泛民族统一战线基础上反对日本占领和南京蒋介石集团，吸收各居民阶层，甚至不太坚定和暂时的同盟者参加。”(56)《郭绍棠关于中国局势和中国共产党任务的书面报告》(1935年6月2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454页。可见，此时的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实现了殊途同归。

为了整合各国的反法西斯力量，共产国际决定举行七大，推动各国共产党积极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1935年8月2日，季米特洛夫在大会上报告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重要性，并指出这对于所有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重要意义，同时他还要求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57)季米特洛夫：《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1935年8月2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第390、392页。。经过激烈讨论，大会最终通过决议：“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人民反帝战线。”(58)《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统一，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的任务》(1935年8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等编：《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教学参考资料》下，内部编印，1986年，第660页。该引文为第5部分“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反帝战线”，在《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中缺失。但该引文标注时间有误，应为8月2日，非8月20日。且该引文标题前无“关于”二字。引者尊重原文，故保持原貌。特此说明。此次大会标志着共产国际正式确立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方针。

根据这一情况，中共代表团于8月1日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并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停止内战。宣言言辞恳切，充分表达了中共联合抗战的诚意：“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同时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均停止内战，并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59)《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12、15—16页。18日，王明在为中共代表团起草给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案的建议中，对中共应确立的这一最新统战策略进行了重申。(60)《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向起草关于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报告的决议的委员会提出的建议(摘录)》(1935年8月1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2页。“八一宣言”的发布，标志着共产国际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全新的统战方针，故而在国内引起了极大反响。但此时中共中央刚抵达毛儿盖，忙于解决与张国焘之间的分歧，兼之缺乏电讯工具，故尚未获知该宣言的内容。

10月1日，中共中央抵达甘肃通渭县。针对华北事变的危机，张闻天当天即撰写《察哈尔事件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并吞华北》一文，指出华北危机势必将引起国内外各种关系的变化，并号召全党“团结全中国一切反日、反帝的民众”，进而“开展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战争”。(61)《张闻天年谱》上，第269页。这篇文章基本延续了6月10日党内指示的总基调，号召团结一切抗日反帝力量进行抗战。10月19日，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该月中旬，中共中央从报纸上获知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的消息，判断国际局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故而决定调整统战方针，并于当月发出党内指示，正式确立抗日反蒋的政策。与福建事变时不同的是，中共中央将国内任何抗日反蒋的力量都纳入到统战范围：“现在若果他们有分厘的革命性，革命<者>都不能拒绝与之联合战线”，并首次对上层统一、下层统一、上下层统一并用的统战形式进行了肯定，认为“在中国目前环境之下，此三种统一形式均可用”。(62)《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1935年10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64、566页。

同时，为了公开表明自己的政策主张，11月13日，中共中央对外发布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号召一切反日反蒋的队伍，“不论他们的党派、信仰、性别、职业、年龄有如何的不同”，都应该联合起来，(63)《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1935年11月13日)，孙敦恒等编：《一二九运动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页。即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大背景下，中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不再对其上下阶层进行区别对待。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张浩尚未抵达瓦窑堡，这种统战方针的重大调整，是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做出的自主判断。这些都与共产国际七大上确立的新策略殊途同归。

在共产国际方面，由于德国共产党遭到希特勒的打击，中共在共产国际的地位大大提高，在规模上成为仅次于联共(布)的第二个大支部，而且中国在远东抵御日本入侵的重要战略位置，都使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于在中国建立广泛抗日统一战线极为重视。由于此时共产国际尚未建立起与中共中央的直接电讯联络，所以共产国际前后派遣潘汉年、阎红彦、刘长胜、张浩等人携带新的密码本回国。11月18日，最先抵达瓦窑堡的张浩向中共中央转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及其对中共的最新指示。张闻天当晚即与之彻夜长谈，听取其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介绍，并在20日致函毛泽东通报情况，立即为正式确立新的统一战线方针做准备。(64)《张闻天年谱》上，第278页。

尽管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抗日统一战线的最新指示已经到来，但要在短期内迅速统一全党的思想，却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因为共产国际除强调上层联合的重要性外，还对富农和黄色工会政策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调整。为此，11月21日，张闻天发表《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民族革命战争的紧迫》一文，对国内外形势进行了分析，正式提出改变旧有统一战线的问题：“放在中国共产党前面的中心问题，就是经过怎样的一些转变的环子，怎样灵活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推动广泛群众的不满到抗日反蒋的实际行动。”(65)《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民族革命战争的紧迫》(1935年11月17日)，《张闻天文集》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该文为17日张闻天所作，18日张浩抵达瓦窑堡，21日该文正式在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刊物《斗争》上发表，因此从时间上看，该文应该受到了共产国际新指示的影响。可见，张闻天已预计到共产国际新路线在党内迅速达成共识并不容易，因此需要经过一些“环子”来转变。因为对于长期以来奉行下层统一战线的中共地方组织和党员来说，这个转换无疑在短期内有些困难。据张国焘回忆，当他收到张浩发来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统一战线的电报后，感觉颇为惊讶，“似乎是一夜之间，整个世界都改变了，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要中共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66)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东方出版社1980年版，第294、326页。张国焘尚且如此，遑论一些基层领导干部和党员了。

例如，针对富农问题和取消苏维埃问题，中共中央内部仍然一时难以统一意见。在2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张浩提出“反富农要注意”和以“人民共和国”取代苏维埃时，一度引发争论，以致此次会议未能取得一致意见。这也说明，长征后的中共中央对于共产国际的指示，不再是简单的亦步亦趋，而是开始进行独立思考与判断。为了在高层达成共识，29日，中央政治局再次举行会议，张闻天在会议上解释了统一战线政策变化的依据。他指出，“今天提出统一战线，与过去有很大不同”，因为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情况下，“我们的工作集中于工农群众中团结和巩固自己的力量”，因此“只能搞下层统一战线”。但现在的情势已“更迫切的提出了实行统一战线策略的任务”，要求“上层下层的工作都真正要干”，并“坚决同关门主义作斗争”。(67)张闻天：《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扩大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中共党史资料》第22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46、47页。同时，为了在农村建立抗日统一战线，12月6日，张闻天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改变过去对待富农的政策，强调团结富农，反对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68)《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1935年12月6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38页。在经过一系列政治局会议之后，中共高层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达成基本共识，正式将其确立为全党工作路线的时机也最终成熟。

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史称瓦窑堡会议。此次会议因正式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而被载入史册，但在讨论统一战线过程中仍然存在争论，例如博古怀疑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和大资产阶级内部分化的可能性等，(69)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87页；郭洪涛：《瓦窑堡回忆》，汪新编：《烽火忆抗战》，华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67页。认为“资产阶级是永远反革命的，决没有可能再来参加革命，参加抗战”。(70)《博古在七大上的大会发言(节录)——对教条主义机会主义路线所负责任的问题》(1945年5月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372页。但经过充分讨论之后，此次会议基本统一了意见并正式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要求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要求全党反对关门主义，同时“更大胆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同时，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71)《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51、56页。为了贯彻这一全新的统战方针，中共中央此后相继派出刘少奇和周小舟前往天津与太原从事上层统战工作，(72)为了加强北方局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少奇担任中央驻北方局代表。对于北方局的工作方针，时任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明确表示，“主要的是党的新的路线在实际环境中具体运用”。《加强对北方局的领导》(1935年12月29日)，《张闻天文集》第2卷，第64页。同时还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积极联络东北军、西北军领导人张学良与杨虎城，为西北大联合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结语

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携手并肩，统一两广继而举兵北伐，不足一年的时间内几乎横扫整个中、东南地区，其军事进展之快，令作战双方均始料不及。缘何如此？台湾学者蒋永敬认为，北伐之所以极为顺利，实则国民党重施辛亥期间“督抚革命”的故技，转而为“督抚式的革命”，(73)蒋永敬、庄淑红：《“督抚革命”和“督抚式的革命”》，陈绛主编：《近代中国》第18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80—97页。即联络对手上层，诱使其易帜来归。而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埋首于发动底层工农，在动摇对手根基方面功不可没。因此，国共两党在统一战线策略上采取上、下分工，协同并进的方式，是此次北伐迅速实现既定目标的重要原因。但从中共方面而言，若说其完全采取底层动员的方式，却也并不周延。因为国民党上层的中间派和左派，就始终是共产党争取与团结的力量。

1927年南京和武汉的武力清共使中共的上层统战路线遭到沉重打击。痛定思痛之余，走上武装斗争道路的中共，对统一战线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强调非工农群体的反革命性，并将国民党视为一个整体的反革命集团而一概否定。不仅如此，对于非中共领导的一切武装、团体，中共中央仅强调对其底层成员的统战，反对与其领导人进行任何接触。这种策略的出现，不仅有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更是中共面对现实痛定思痛的选择。因此，实施下层统一战线，拒绝与其他政治团体、武装的领导人接触乃至合作，是九一八事变前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在统战策略上的基本共识。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全境，该地区的民族矛盾陡然上升。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在东北继续坚持下层统一战线和苏维埃革命方针已难以产生号召力。此外，日本侵占东北的行为，也已然威胁到苏联的远东利益。因此，中共在东北地区的统战政策必须调整。然而，围绕中共在该地实施何种统一战线问题，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之间发生了分歧。(74)何志明：《中共中央、中共代表团与满洲省委：围绕东北抗日统一战线的多边互动(1931—1936)》，《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4期，第66—80页。共产国际调整了坚持下层统一战线的政策，转而承认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实施上层联合的可能性，中共中央表面上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依然反对“上层勾结”。双方的这种分歧，随着日本侵华步伐和国民党内部分化的加快而进一步凸显。尽管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通过多种途径试图纠正中共中央对于“上层勾结”的认定，但囿于各种原因而成效甚微。

中共中央此时对于下层统一战线的执着与坚持，充分体现为对于既定行为模式的路径依赖。因为一种制度无论其优劣，一旦运行，都将倾向于自我捍卫和自我强化。故而，选择某种制度较为容易，但放弃则较为困难。因为制度一旦运行，就会形成惯性，无论制度是否优越及有效，这种路径依赖的形成使得某种特定的制度容易被锁定。(75)[美]道格拉斯·C·诺斯著，刘守英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32页。正如大革命失败后，一些地方党组织依然试图联合地方势力和武装的领导人共同反对国民党，为此中共中央均冠之以“右倾投降主义”而予以打击。经过数年的反右倾斗争，中共党内对于下层统一战线基本达成共识并形成路径依赖。此时共产国际并未放弃以下层统一战线为主导的观点，以及中共代表团方面对此曾出现的认识反复，在某种程度上对这种依赖起到了强化作用。

尽管此一时期执掌中央大权的是具有深厚共产国际背景的博古等人，但当他们面对来自国民党的数次“围剿”、自己尚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没有什么比打垮阶级敌人更为紧迫与神圣的任务了”。他们此时面对的强敌是近在咫尺的南京国民政府，而非远在东北的日本侵略者，共产国际要求建立上下层相结合的统一战线主张，“反而显得尤其不合时宜了”。(76)Chong-Sik Lee:Revolutionary Struggle in Manchuria:Chinese Communism and Soviet Interest,1922-1945,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p.186.坚持这种下层统一战线，特别是在福建事变中将国民党内的反蒋派系一概视为反革命的做法，加速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夕，共产国际仍然试图对中共中央的统一战线策略施加影响。例如，1934年10月，共产国际听闻蒋介石即将对广东方面用兵，随即致电中共中央，要求与之积极联合，并告诫“不要重犯在福建事变期间所犯的错误”。(77)《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10月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272页。但忙于转移的中共中央并未对此进行积极回应。而在转移过程中双方通讯的中断，一方面使中共中央失去了接收共产国际关于调整统一战线政策最新指示的机会，另一方面为中共独立自主解决统战政策问题提供了可能。

从1935年10月红军抵达吴起镇至11月18日张浩前来瓦窑堡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之前，中共中央就已经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对原有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着手进行调整。这也说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思考并解决本国问题。张浩的到来，只是进一步证实了中共中央统战政策调整的正确性。可以说，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上层联合问题的认识上基本实现了殊途同归。当然，针对统一战线中的富农、黄色工会、民族资产阶级等问题，中共高层内部依然经历了一个从争论到共识的过程，以致张浩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将近一个月之后，中共中央才在12月17日举行的瓦窑堡会议上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种情况的出现，固然可以解释为是大革命失败以来中共党内对于既有路线的路径依赖所致，但也说明中国共产党不再盲从于共产国际的指示，而是开始独立自主思考并解决中国问题，实现了从“幼稚”到“成熟”的重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