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劲嵛

提要：民族—国家建设要求实现对暴力资源的垄断。与之相应，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但是，在武装革命初期，中共红军中普遍出现了党无法完全自主地分配枪支的困境，表明党的领导能力仅停留在战略战斗命令的宏观层面，而没有深入到日常物资支配的微观细节。枪支分配问题，根源于游击战争中缺少稳定补给的红军，为谋求生存与发展而保存枪支的理性动机，并因为军队形成历史和领袖情况的不同而出现具体差异。通过思想批判、制度发展和战略演进的方式，中共成功克服了枪支分配问题，建立起一支高度组织化和纪律化的革命军队。研究表明，“党指挥枪”这一特定表达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由具体的历史经验沉淀而成；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仅要关注军人，也要关注军队物资及其分配问题；思想、制度和战略建设，是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基本路径。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主线是通过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进程转型为民族—国家，以寻求独立和富强。民族—国家起源于近代西欧，它的一个基本特点是能够做到对国内以军队为主的暴力资源的彻底垄断——其他国家类型则有心无力，(1)[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胡宗泽等译：《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以此为基础发展出强大的战争和汲取能力，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2)[美]查尔斯·蒂利著，魏洪钟译：《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