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玥

象征交换是鲍德里亚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概念，也是他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之后，在拟真的理论框架内展开资本主义批判的逻辑基点。在拟真批判中，鲍德里亚以象征交换的本真内涵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中的社会历史维度，以符号代码的超真实建构来否定价值的理性言说，进而对现代性批判的话语体系进行了彻底颠覆。鲍德里亚在象征交换本真规定与后工业社会的拟真形态之间重新建构了资本批判的逻辑张力，他以抽象的方式阐述拟真社会中的资本再生产过程，批判超真实社会场景中象征暴力的意识形态统治。鲍德里亚的拟真批判理论中带有浓厚的虚无主义色彩。

法国理论家让·鲍德里亚是当代西方批判理论中最具特色也最受争议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逻辑基点是具有本真内涵的象征交换。一方面，他以象征关系的原始属性取代以价值为核心的传统设定，提出象征的本真性内涵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是被遮蔽的，由此对现代性话语体系展开了彻底颠覆；另一方面，他通过对价值意义的消解，在象征交换与资本主义拟真社会之间建构了理论批判的逻辑张力，指出拟真形态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后工业时代的抽象化表征，是在超真实的表象空间场域中，由代码的客体逻辑决定的伪象征关系，进而在形而上学层面形成了超越资本主义统治的新理论路径。

一、“象征交换”在否定性意义上的本真规定

鲍德里亚关于“象征交换”的界定是从对“象征”的解释开始的，他提出：“象征不是概念，不是体制或范畴，也不是‘结构’，而是一种交换行为和一种社会关系，它终结真实，它消解真实，同时也就消解了真实与想象的对立。”［1］(P206)鲍德里亚否定在西方理性传统中自柏拉图时期开始的关于“真实”的先验本体性预设，他在取消真实/想象对立分界的同时，从价值批判的否定性出发，重塑现代理性框架中能指/所指、主体/客体、本质/假象等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式逻辑关系。

在《生产之镜》中，鲍德里亚已经完成了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批判，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他将批判对象转向以价值关系为前提的现代性话语体系。鲍德里亚认为，象征交换作为人类社会的本真形态，经由早期人类学意义上的原始社会交往活动，可以转换成更抽象的关系形态，进而具备与现代社会关系相对立的理论特质。这一过程包含双重的批判维度：后工业拟真场景中社会生产话语的退出；以概念同一性为前提的理性价值体系的解构。围绕上述线索，鲍德里亚以象征交换的本真关系为基础，提出了全新的社会批判理论构境，他在拟像-拟真的逻辑框架内，对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生产理论为代表的现代性学术话语进行了武断的颠覆。从现代性批判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概括象征交换概念的否定性维度。

首先，象征交换的原始属性是对现代社会价值行为秩序的解构。在《生产之镜》中，鲍德里亚已经提到象征交换形态中价值主体的消解，他认为，在象征的交换场景中，并不包含生产、劳动、使用等有用性的规定，“所有这些在心理学和政治经济学中的明显区分，都被排除在了象征关系之外”［2］(P87)。鲍德里亚将象征交换的客体形态放置于概念本质主义框架内，其中，主体关于“有用性”的话语建构是无从谈起的。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在象征交换的本真内涵中，各参与要素之间并不构成相互印证的价值关联。

在鲍德里亚的批判理论中，象征交换对价值关系的解构首先来自于对“真理”概念确定性的消解。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他提到，象征性是人类社会在原始形态中的关系呈现，因而其中并不包含对“真实”的先验价值设定，“它终结真实，它消解真实，同时也就消解了真实与想象的对立”［1］(P206)。在这里，鲍德里亚又指出，“真实”的概念是社会主体的意识形态和理性想象，因而，“无论怎样，真相只能偶然发生在理论空间中，而在任何理论空间中，都不可能存在核实的可能性”［1］(P174)。

同样被否定的，还有现代性话语场域中关于道德伦理的建构。鲍德里亚在《断片集》中将价值理性意义上的“真实”界定为一种无耻的、不道德的功能性设定，提出道德伦理体系中的二元价值体系是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统治的抽象方式，也是后工业拟真场景中体制化的不道德，代表着理性传统中对人本主义的过度诠释，是与象征交换的本真内涵相对立的。他呼吁，应该彻底颠覆这样的“不道德”，回归象征交换原始形态的非本质化场景，从而“在一种过于人性的演变的尽头……与大自然和动物性相逢”［3］(P174)。

鲍德里亚认为，在现代伦理体系中，善和恶的二元极点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其中包含互逆形式的拓扑学关系结构。具体来说，在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中，善和恶的价值对立在理论层面构成社会秩序中必要性的“彼处”，这里的“彼处”即“不在场”，也可以引申至拉康的“不可能存在之真”，在鲍德里亚的理论中则表现为与“此在”相对立的一种“空缺”。在这里，“空缺”具有逻辑层面的“他者”内涵，可以通过自身的“他者”形态必然转向另一个逻辑“在场”，由此构成外表层面具有普遍意义的自我“反转”过程。在社会现实维度上，它表征着现代性的道德价值体系在表象层面进行自我确认与再生产的拟真策略。

其次，象征交换具有先验的普遍性意义，其中包含着主客二元对立关系的消解。鲍德里亚认为，象征并不是主观的意指设想，在象征形态中建立起来的是非自主式的交换关系，也就是说，主体自身的位置角色在象征形态中是被消解了的。在这里，鲍德里亚将象征形态界定为先验意义上的“大他者”，由此提出，关于主客体的问题是一个虚假的命题。从存在论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理解为，在象征形态中个体的思考过程是先验在场的，其中的逻辑形态并不包含主/客对立的分界关系和反思场域。或者说，一旦主体思考以语言概念的方式抽象地独立出来，成为相对于主体的关系对象或话语客体，主体的反思行为就不再属于象征的原始范畴。

在《冷记忆Ⅲ》中，鲍德里亚再次强调，真实的世界中充满着诗意的、自动的答案，具有先验的普遍性意义，从个体角度来说，存在本身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问题提前准备好了答案。他在文中引用施尼茨勒的观点，认为人的性格属于某种潜在的个体效应，在象征语境中，个体性格的现实性呈现，是非主观式的偶然性过程，决定个体之间关系场域的，并不是集体性的主观意愿或价值设定，而是被现实拟像过程遮蔽了的象征形态。“不应该让世界披上无意义的外衣或是绝对的幻想。应该让绝对的幻想更好地隐藏在现实的真切后面，以至于人们与它擦肩而过却看不见它。”［3］(P127)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认为，在鲍德里亚的象征交换范畴内，个体的角色界定不是从认知层面上来说的，而是属于存在论的范畴，也就是说，真实的关系形态是隐藏在主体性反思之后的。象征交换的关系个体不需要经过镜像映射来进行互相确认，他们“一个个与自身完全相像”［3］(P134)，所以在象征交换的对象之间也并不存在相似与否的问题。

象征交换过程中对主体性的否定，在逻辑上可以认为是纯粹表象层面的“漠然”，在现实批判的语境中，鲍德里亚则将象征的非主体特征与思想和语言中预先的连锁式反应和概念语言的“过冷现象”联系起来，认为这恰恰反映现代性场景中无意义表象符号的拟真呈现。由此，笔者认为，鲍德里亚关于象征交换本真形态的理论设定带有决定论的色彩。他在《冷记忆Ⅱ》中提到：象征原则“会引起对于宿命的某种偏爱”［4］(P10)，社会个体在参与世界运作的过程中无法提出问题，只能“懒惰”地接受宿命。与此同时，他在文中指出，象征交换中的非主体性关系并不排斥现实意义上的社会责任，参与双向馈赠礼仪行为的社会主体具备自身的关系角色，而主体的责任就在于角色的执行过程本身，“因为我们就是答案——同时，世界之谜也是全部的，因为答案在那里，因为本来就没有针对该答案的问题”［4］(P29)。在这里，提出问题的行为过程和提问的主体一同消解在象征交换的同一话语空间中，最终成为象征交换本真逻辑的一部分。

同时，象征形态呈现为以自为性为前提的整体效应。在象征交换的应然形态中，社会个体之间的交互关系是双向馈赠式的。在鲍德里亚的象征理论中，通过礼物馈赠行为表征出来的仪式化场景同样具有自为性的特征，在现实层面可以表现为社会行为的直接性或即时性。象征交换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被描述为一个任意的、原样的、自为存在的整体，其中并无确定性的规则，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礼仪的游戏形态，个体间的关系运转在其中不会受到任何限制。而在《美国》一书中，鲍德里亚则采用诗意而隐约的话语，描述象征交换中的游戏式自为“漂浮”形态，其中，关系要素之间可以依据时间的流逝构成整体性的效应：“你漂浮在这一时间性的表面，就像漂浮在含盐量很高的水中……它曾经历过的一切非人类形式，后者在唯一一种编选视角下，被聚集了起来。”［5］(P115-116)

在这里，鲍德里亚对象征交换自为形态的建构体现某种原始的样态，代表个体与世界的“亲密感”，同时也是世界客体在普遍性意义上呈现出来的离心式的“冷漠”抽象。他在《冷记忆Ⅰ》一书中追溯了人类文明在原始形态中的自为式象征呈现：类似于一个“惯性的预言”，即“能够自行实现的预言”［6］(P138)，其中人与人之间的“冷酷”关系，在资本主义现代性之前的简朴状态中发挥着双向调节的作用。

象征交换的自为形态中包含着关于整体性的抽象，这一过程涉及“中介”概念的抽象效应。鲍德里亚认为，在理性的认知语境中，“中介”效应以时间与空间的逻辑“间隙”为前提，而这样的逻辑分界在象征形态中是被先验否定了的。“中介”在象征场景中是关系要素的一部分，是象征性的即时呈现：一旦出现就已经构成时间上的改变和再延续，直接指向现实在场的下一个即时性。

与“中介”的角色转换相对应，鲍德里亚在《冷记忆Ⅱ》中论述象征场域中“间隙/间隔”的消失。他强调，象征形态在空间意义上不再包含“间隔”的形态，主体与世界的相互关系是“一见钟情”式的整体化共在过程。对象征关系中的主体而言，整体性暗示着绝对的直觉，是在否定了概念系统中的“他者”效应与“间隔”过程之后，在外表的意义空白形态中扩散而成的泛化式存在。“对于思想而言，其等同物应该是分离一个假设，在空白中，在对任何参考、任何区别、任何协调的寻觅中，将所有泛音从假设中解放出来。”［4］(P89)

在《冷记忆Ⅱ》中，鲍德里亚以瀑布为例，对象征交换的自为性和整体性进行了一个很形象的描述。在他文中提到瀑布的流动，在瀑布的“水的泻落”形态中反映了原始象征状态：“它垂直地组织成连续不断的波浪，宛如涨潮时的波涛，在水平的沙滩上层层叠交。河水形成的瀑布呈抛物线状，恰似某种动物的巨型前胸，如马匹的前胸，在水雾的照耀下斑驳陆离。”［4］(P15)鲍德里亚由此指出，与水流和诗意形态相对立的，是理性主客关系场景中作为客体而抽象独立出来的“自然景观”：在主体反思的“他者”分界和意义的再加工过程中，水的下落运动被分解为不再连贯的概念实体，在象征语境中应该以无“间隔”形式流动着的瀑布，此时在主体的反思慢镜头之下,成为在相对时刻和固定场景之中静止不动的“冰川”。借助瀑布的比喻，鲍德里亚进一步提出，在象征形态中空间与速度是统一的，要素之间通过礼仪交换形态建构起游戏式的双向共在关系，因而，对个体来说，象征形态中的时间与心理之间存在着一种自由关系，其中不包含实时性的操作，同样也没有任何期限的设定。

二、象征交换的非生产性内涵

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鲍德里亚将象征交换称为人类历史维度上“惟一的大形式”［1］(P10)，即在社会关系的抽象化场景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可逆性的、循环复归的、废除的形式——这一形式在各处都结束了时间的线性、语言的线性、经济交换和积累的线性、权力的线性”［1］(P3)。上述关于象征交换“大形式”的规定，包含对人类社会自现代性以来的伪象征指认，在拟真批判的语境中，象征交换的可逆性、循环性和消费性，是与现代理性范畴中以价值积累为核心的生产形态相对立的。但在笔者看来，在鲍德里亚的拟真理论中，象征交换的否定性维度并没有越出现代性批判的整体语境，而是与超真实场景中资本的隐性权力话语相对立，构成了后工业社会拟真批判的理论场域。

鲍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中提出“价值的结构革命”，进而将现实层面的商品等价关系批判转向对现代社会的价值批判。他提到，建立在价值体系框架内的社会要素之间的交换与流通，已经被拟真的符码统治所替代。象征交换的本真规定性对应于一种没有价值尺度的、脱序化的馈赠交往关系，其中涵盖着社会要素之间的交互式形态，而这一双向流通过程在拟真社会中被遮蔽了。鲍德里亚认为，在人类社会的拟像阶段，以符号意指关系为前提的价值设定是现代性关系建构与发展的逻辑基础，现实的社会活动通过价值的不同形态在单向维度的生产、分配和流通过程中得以实现。这是现代社会中的生产性建构，其中，象征交换的双向交互式形态被价值理性的线性场景掩盖了，在现实社会关系层面呈现为价值的剩余物积累和社会能量的单向流动与转换。由此，鲍德里亚提出，拟真社会中的生产与消费模式同样是伪象征式的：在大众社会超真实、全透明的表象空间中，对真实的过度呈现和预设，是对莫斯的象征“馈赠”行为以及与宗教献祭相联系的财富流通仪式的毁坏，这一过程可以被抽象为在功利主义的前提之下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形式。

夏莹在《象征性交换：鲍德里亚的阿基米德点》一文中，对“象征性交换”（“象征交换”）的否定式特征进行了概括：象征交换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由给予与接受所构筑的一种循环，一种交互性”，同时也是“一种反积累、反价值、因而反经济的交换模式”，其理论目的在于消解“剩余”概念本身。［7］笔者认为，夏莹在文中提到的反价值积累和非经济化形态，直接指向鲍德里亚在象征形态中想要表征的资本批判逻辑。我们也可以把“剩余”的功能性概念作为拟真再生产过程中价值积累的抽象式前提，因为象征交换拒绝一切以功用性为前提的价值交换，以象征回归为目标导向的理论建构，将在现代性话语场景中直接指向对资本拟真统治的伪象征批判。

象征交换的本真规定性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经历了一个抽象化的过程，此时，鲍德里亚的论述主线由经济范畴中的符号价值批判转向拟真符号代码的整体性批判。在鲍德里亚的早期和中期文本中，从商品经济中的拜物教批判到消费社会中的符号价值批判，象征交换的本体性规定是具象化的。或者说，在拟真语境之前，鲍德里亚批判理论中的价值本真核心，依然是原始形态中田园牧歌式的社会现象学图景，其中，象征的交换属性作为人类社会的应然关系形态被先验确定下来。随着拟真线索的凸显，他对象征交换的逻辑建构渐渐转向否定性的维度，在理论形态上呈现为与当前资本的拟真形态相对立的形而上学式的本真构境，此时，他对资本主义的伪象征批判是以“耗费”为核心展开的。

在这里，关于“耗费”关系的社会学解读可以溯源至莫斯人类学理论中对原始社会礼物交换的相关论述，其中，以主/客对立为前提的人和物相统一的关系，在鲍德里亚的拟真理论中进一步引申为与现代性话语形态相对立的象征场景。在莫斯关于礼物“馈赠”的论述中，象征交换实现的并不是具象化的功利性“物”的关系，而是身份与地位的维护与界定，这一界定在巴塔耶的“一般经济学”理论中延续下来，随后被赋予更为广泛的“一般经济学”含义：对财富的破坏。具体来说，依据莫斯关于“礼物交换”原始属性的阐述，社会主体之间的礼物互赠与交换行为，代表着人类社会中的本真社会关系，具有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性特征。在莫斯提出的礼物“馈赠”理论的基础上，鲍德里亚从象征交换的抽象化范畴出发，借鉴巴塔耶关于“耗费”的批判路径，对象征的逻辑属性作出非功用性的规定，由此将劳动、价值交换、生产者和劳动者等经济范畴中的现实性维度从象征交换的逻辑形态中排除出去。与此同时，鲍德里亚结合巴塔耶“一般经济学”中的普遍消耗理论，将交换关系中的赠予和接收环节予以进一步细化，并为礼物赋予“献祭”的抽象含义。巴塔耶在“一般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以“耗费”为核心，提出对传统经济理性中价值辩证关系的批判，鲍德里亚则将“耗费”形态进一步扩展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原始表征的本真属性，认为耗费、挥霍等游戏式行为代表着人类本能的释放，体现着与生产的功用性形态相对立的象征维度。

三、拟真社会中的象征暴力

象征暴力是鲍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对后工业社会中超真实统治的现实形态做出的理论阐述，是拟真关系抽象化再生产在社会现象学层面的呈现，也是后工业形态中资本权力话语的隐性在场。鲍德里亚提出，在拟像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象征交换的本真性内涵呈现为隐性的“困扰”，人类社会通过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精神分析学等现代性话语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则是对“困扰”的反应。以此，鲍德里亚阐述了象征暴力在现实维度上呈现出来的不同关系场景。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存在的各个要素以符号信息的方式汇集成不同层次的拟像客体，以象征暴力的方式指向一个集体合法化的过程，其中，拟真形态作为对本真价值最为逼真的拟仿，通过经济的、政治的或者传媒与大众文化的策略，构成对象征本真形态的深层次遮蔽。

对鲍德里亚来说，象征交换作为具有本真意义的“大形式”，不仅可以用来指称社会历史维度的应然性设定，同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拟像阶段，由象征暴力表征出来的隐形“困扰”，承担着推动社会发展变革的超越性因素。对应于拟像-拟真体系在社会历史学维度的建构，象征暴力同样可建构为三个层次：第一个阶段是通过契约和生产交换建构起来的商品价值流通；第二个阶段是符号意指体系中的价值差异性关系结构；在第三个阶段，以单向剩余积累为目的的代码统治构成现实的拟真“诱惑”场景。“象征暴力”的三重形态，在拟像社会中代表着价值关系伪象征建构的不同阶段，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主导着各自对应的社会关系，或者说，在这一过程之中，“象征作为社会构成自身的死亡仍在困扰着这些构成”［1］(P1)。鲍德里亚认为，现代性意义上的大工业生产对应于拟像的第二阶段，体现着经济理性的价值生产过程，可以通过对生产逻辑的否定，实现象征关系的回归；后工业社会中的拟真形态对应于第三层次的拟真“象征暴力”，在意义全透明的表象符号代码场域中，社会要素被抽象式地转换为剩余物的形态，通过零度“祛魅”空间中反转式“施魅”形态构成资本的现实再生产过程。

在鲍德里亚建构的拟真场景中，象征暴力呈现为由不在场“他者”的互逆转换关系表征出来的“诱惑”场景，通过超真实零度表象空间中的“内爆”形态，实现对资本主义拟真统治的理论性超越。这是拟真语境中象征暴力的本体性呈现，也是鲍德里亚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建构起来的超越资本主义现实统治的方法论路径。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中，鲍德里亚阐述了在拟真形态中可以被具象化的象征暴力，在逻辑上呈现为“空白”自身的反转效应。他认为，象征暴力的抽象形态中包含着绝对空白的“反转”机制，超真实的零度表象在仪式的外观场景中制造关于出席与缺席的同时在场，通过二者之间必然性的相互转换来实现要素间的关系递进。鲍德里亚在文中列举的是舞台戏剧中的留白效果，例如在京剧中，角色在对打过程中对某一动作的突然定格，可以制造出游戏中的暂停效果，进而形成潜在的冲突和张力。“这突如其来的缄默里，‘静’本身就是对‘动’的暴力”［8］(P245)，此时仪式的违规张力即表征着符号的暴力，蕴含着必然性意义上的，关于“静”与“动”互为转化的对立关系。

象征暴力的逻辑核心是与理性法则相对的礼仪规则，通过规则和法则之间的根本性区分，鲍德里亚在形而上学层面再次陈述了象征理论中指向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内涵。在阐述象征交换的本真内涵和象征暴力的社会历史学意义之后，鲍德里亚提出，阻碍象征交换作为社会管理机制的因素，就是现代社会以生产为核心的价值规律。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简单化否定，否定的论据是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批判话语已经成为“遵守法则的革命”［1］(P1)。他指出，在所有伪象征的社会形态中，社会关系得以建构的核心是以符号意指体系为前提的“法则”（loi），以及在“法则”支配下的社会“困扰”。他在《论诱惑》一书中提出，决定社会关系结构的“法则”涵盖人类文明在原始社会之后的所有社会形态，而“法则”在人类社会不同拟像阶段的价值构境本身，则体现着对象征原始属性的压抑。这一压抑的过程不仅支撑了现代性视域中的社会学、历史分析、政治经济学、精神分析理论等，同时也包括以反思与批判为出发点的后现代主义理论。鲍德里亚认为，生产世界依赖于约束与禁忌的法则，而仪式化的情境依赖于义务的规则（règle），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规则的核心是游戏，是可以真正与法则相抗衡的本真关系形态。

鲍德里亚在《论诱惑》中对“规则”和“法则”的概念角色进行了专门的比较，依据他的论述，我们大致可以将二者之间的区别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从概念的逻辑构成来说，规则是涉及任意符号之间的内在连接，而法则则是建立在必要符号的超验连接之上的。在这里，鲍德里亚认为，规则以意义全透明符号之间的内在连接为前提，是约定程序的循环与重复出现，在规则的义务范畴中实现的是游戏的仪式性激情。法则以符号意指关系的超验式连接为前提，是在不可逆的持续性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行为体，在法则的约束范畴中实现与服从或冒犯相关联的享受。他在文中强调，法则的符号关系中设置了一条意义的分割线，即对某一价值体系的界定，同时为违反这一价值体系提供了概念参照；而规则中不存在任何的价值分界，在游戏符号的循环重复中，没有需要维护或超越的分界线，一旦游戏中出现了区分的界定，游戏本身也就结束了。在上述论述中，法则对本质的追求体现为线性的目标累积，而规则可以走向任何地方，是无限可逆循环的过程。

从价值的意指关系来说，鲍德里亚一直强调，符号价值关系中的意义分界线表示能指/所指的概念区分，由此构成理性法则中目标价值意义的先验逻辑前提，法则可以通过对意义的阐释而被认知或证明，从而具备本质/表象的逻辑结构和普遍的适用性。礼仪规则中没有意义的外延，是约定俗成的，也是任意性的，其中不会有具体的目标导向，也不会有关于本质/表象的本体性预设。因而，在礼仪形态中，“符号不能这样去冒险，满载着自身的参照（reference），满载着意义的碎片”［9］(P211)。在象征的游戏式场景中，规则是随机制定出来的，对游戏者而言，规则不反映任何的客观真理，因而也无所谓相信或是不相信。大家需要的只是遵守规则，在规则的执行过程中，相对于主体而言，没有任何先验式客观价值标准，也没有在价值标准之上的关于道德或是心理的上层建筑。

从存在论的角度来说，二者在价值意义层面的不同设定体现出来的是对价值本体的不同立场。如果说法则中的外在超越性构成意义和价值的不可逆性，那么，规则的内在任意性则在其自身的范围内指向关系场景中的可逆性和自为转换过程。法则在于描述一个潜在的、普遍的价值意义体系，其中内含本质主义的先验价值核心，无论是以禁忌、冒犯或是解放的方式，秩序的确立与违反都必须以价值的本真形态为前提。规则是内在性的，在受制的有限体系内，并不具备普遍的控制形式。在规则中没有关于真理的确定或掩盖，因而，规则既能够描述一个体系，同时却又不能超越它，“它不会经历到压抑，也不会有明显和潜在的区分：它仅仅是没有意义而已”［9］(P202)。

四、结语

象征交换的本真规定是鲍德里亚批判理论中的逻辑主线之一，他认为，象征交换是一个互逆的、礼仪性的、自为存在的整体，这一整体不是我们认为的“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10］(P14)，而是现实存在着的对当前的延续。在象征交换的抽象形态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任意性，或者说，代表某种游戏性：社会在其中的运转不会受任何意义价值的限定，而“我们”作为主体，自身的真实存在状态同样不需要遵循现代性话语范畴中关于确定性的法则意识形态。在拟真理论中，鲍德里亚通过象征暴力的现实形态建构出来的，是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否定性维度。他在《冷记忆Ⅱ》中毫不遮掩自己的批判立场：“我讨厌同胞们的积极活动、创新动议、社会责任、雄心斗志和相互竞争。”［4］(P10)相对于韦伯在新教伦理中定义的资本主义精神，鲍德里亚推崇的“懒惰”与外生式的、高效的城市属性和雄心勃勃的工业品质格格不入，代表着回归原始自然力量的浪漫主义理想。

鲍德里亚从批判立场出发对于象征交换的本真界定，在他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晚期文本中再次被扬弃。尽管如此，在拟真理论之后的新逻辑语境中，鲍德里亚对碎片化时代资本主义后工业形态的批判立场依然是连续的，他甚至是采取一种更激进、更抽象化的形式。由此，我们需要明确，尽管鲍德里亚是一个坚定的资本主义批判者，但他并不是一个严肃的唯物论立场上的理论建构者，无论是对资本拟真统治的抽象式批判，还是拟真之后的恐怖主义式激进策略，他一直都没有离开以象征回归为核心的形而上学式的超越路径。从社会批判的理论立场出发，通过将象征交换的本真内涵与“诱惑”“致命性”等抽象概念相结合，鲍德里亚将资本主义拟真统治的抽象形态扩展到更为普遍的话语场域中，由此使得由现代理性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形态扩展到极端。在以象征交换为本真基点的批判模式中，由符号代码体系表征出来的现实场景，在本质上只能是象征暴力的抽象式呈现，任何关于“真实”的先验式设定都是需要被否定的。这一过程本身就体现了虚无主义对本质论的解构。

综合上述观点，我们可以认为，鲍德里亚的拟真批判理论中带有浓厚的虚无主义色彩，这是需要我们坚决地予以批判的。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之后，鲍德里亚已经完全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背道而驰，在现代性批判场景中关于真实或价值的解构，同时也意味着他彻底跳出了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域。在象征交换与拟真统治的逻辑张力与批判维度内，鲍德里亚转向大众传媒中由象征死亡形态呈现出来的“内爆”式超越，这是象征逻辑在形而上学维度上必然的发展方向，也是鲍德里亚拟真批判最终的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