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彦军

(燕山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在想象19世纪的城市时，如果进入你脑海中的第一个意象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你眼前会浮现出在污秽、衰朽的房屋中与贫困搏斗的穷人。”[1]“污秽”是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糟糕卫生状况的真实表征，在狄更斯的小说中，读者可以更为直观地了解到各种污秽对伦敦造成的冲击。“狄更斯的妹夫亨利·奥斯丁是健康委员会的视察员，他影响了小说家狄更斯对卫生问题的兴趣。”[2]63从奥斯丁那里，狄更斯学到了有关公共卫生工程的知识。实际上，狄更斯并没有只承担书写伦敦恶劣卫生状况的任务，他还不断呼吁政府进行适当改革和必要的卫生治理。“1848年的早些时候，狄更斯加入了市镇健康协会，并在1850年和奥斯丁一起积极地参与了创办城市健康协会。”[2]641851年5月10日，狄更斯对大都会卫生学会的成员发表了题为“卫生改革”的演说，演说中，狄更斯强调了污秽对人的道德的影响，并呼吁“一些卫生改革必须要先于其他所有的社会治理”[3]128。某种意义上，如果要真正认识伦敦和作为社会改革家的狄更斯，就需要去解读狄更斯作品中对伦敦卫生现代性的书写。

一、浑浊的雾：伦敦空气污染的危害性书写

雾是狄更斯、柯南·道尔、吉辛等几乎所有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都书写过的对象，很大程度上，笼罩在伦敦上空的雾是一种严重污染物。“泰晤士河沿岸一直就有雾气存在，但是，到19世纪，雾变得格外显眼。此时，人们意识到，雾与空气污染有关，高度污染导致雾的形成。19世纪的雾更浓，出现的频率更高，与以往出现的雾的颜色也大不相同。”[4]109一直到19世纪末，伦敦总是处于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的状态。

雾是狄更斯揭示伦敦环境卫生问题最重要的意象，他笔下的很多人物都是在清晨或傍晚雾气蒙蒙的背景中出场，进入到读者的视野中。在《董贝父子》中，狄更斯多次对表征出伦敦空气污染状况的“雾”进行了描写。在《董贝父子》第六章，叙述沃尔特和弗罗伦斯胳膊挽着胳膊沿街行走时，狄更斯将二人刻画成都市游荡者的形象，浓雾、泥泞的街道成为展示二人形象的背景：“天越来越暗，雾越来越浓，这时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但是他们毫不介意；因为两个人都沉浸在弗罗伦斯刚才遇到的冒险经历之中。她怀着她那个年龄特有的天真的真诚和信赖叙述着，沃尔特听着，仿佛远离了泰晤士街的泥泞和油污，而是在某个热带荒岛的宽阔树叶和高大树木中间，就他们俩在孤独地游荡——他们当时很可能是这样想象的。”[5] 83

在此，狄更斯同时描绘出伦敦两方面糟糕的卫生状况：空气和街道。环境专家皮特·布林布尔科姆认为，狄更斯等作家在对伦敦进行书写时，“受到他们在19世纪的伦敦中观察到的污染状况和气候变化的影响”[4]127。对狄更斯而言，雾的侵袭致使空气受到严重污染，随着天气逐渐变暗，更加彰显出雾对伦敦造成的负面影响，阴暗的天空和浓雾只能令整个城市越来越处于黑色的笼罩之中。雾是工业主义的产物，是污浊的、令人窒息的，在雨的衬托下，更加凸显出雾对伦敦城市环境和人们出行的影响。

在《董贝父子》中，狄更斯并非只单纯地描述了伦敦的空气污染情况，还探析了造成空气受到严重污染的元凶及其对民众健康的危害。他多次刻画了“冒烟的煤炉子”“冒烟的工厂”“咆哮的蒸汽火车”等意象。芒福德认为，工厂的烟筒和火车是造成空气污染的罪魁祸首，“黑色的烟从工厂的烟筒和铁路车场中滚滚喷出，铁路干脆直接插入到城镇里，与这个有机体混合在一起，并把烟灰和煤渣扩散到各处”[6]。可见，伦敦空气的主要污染源是进行工业生产的大烟筒和蒸汽火车排放的烟。同时，民众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煤炉子也要对之负一定责任，19世纪中期，罗洛·拉塞尔就坚定地认为，家庭对煤炭的消费是导致伦敦空气污染的重要因素[4]114。这些生产、交通、生活工具依靠的主要能源都是煤炭，可以说，煤炭是造成伦敦空气受到严重污染的幕后推手，因此，芒福德将19世纪的城镇称为“焦炭城”再恰当不过了。在《董贝父子》第四十七章，借助叙事者之口，狄更斯对伦敦的空气污染状况进行了评价：

呼吸被污染的空气吧，空气里因为有了一切危害健康和生命的杂质而变得浑浊；让每一个为了使人类喜悦欢乐而赋予我们的感官都受到冒犯，感到厌恶和反感，成为只有不幸和死亡才能进入的通道。

……

研究自然科学的人用自然科学来研究人的健康，告诉我们如果污浊空气里升起的有害粒子能够被肉眼看到，我们就会看到它们像浓重的乌云一样在这种人类常来的地方降下，而且慢慢地扩散开来，污染一座城市的一些较好部分[5]684。

狄更斯对空气污染给城市和民众健康造成危害的评价揭示出工业技术进步给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道出了空气被污染会产生的严重后果，希望以此能够引起社会重视伦敦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很大程度上，这与当时人们普遍不重视空气污染有关，在狄更斯写作《董贝父子》时，英国还没有出台任何一部有关空气污染、烟雾排放的法案。因此，不难理解，为何狄更斯在小说中公开表达出对空气污染状况的不满，警示人们要充分意识到空气污染的危害。狄更斯的呼吁并非徒劳无果，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公众对空气问题的重视，19世纪80年代早期，伦敦成立了监控消除烟尘的烟雾委员会。对狄更斯而言，污浊的空气不但是疾病、瘟疫之源，还是导致城市中道德败坏、社会失序的重要因素，“如果精神上的毒物同它们一起升起，并且按照受到伤害的大自然的永恒法则，同它们不可分割，能够被看到的话，那么，这种展现将会非常可怕，那时，我们就会看到堕落、渎神、酗酒、盗窃、谋杀和一长串反对天然美好的无名罪恶悬在这些注定要遭殃的地方上空，蔓延开来，毒害无辜，并在纯洁的人们中间传播毒素”[5]684。可见，狄更斯认为，物质环境的污染与道德堕落有密切关联。

二、污水的清洁化：伦敦污水的现代化治理再现

对饮用水资源的开发、保护与对污水的处理是现代城市保障民众公共健康、维系城市空间清洁卫生的重要职责。维多利亚时代，伦敦居民的日常生活用水主要源自于泰晤士河，因此，泰晤士河的卫生状况颇受伦敦人民的关注。“19世纪20年代，伦敦第一次出现了对水污染的恐慌，当时，很多富裕的家庭开始越来越多地将盥洗室的排水管连接到主要的排水系统上，而这些管道最终都将污水排放进了泰晤士河里。”[7]此外，直到维多利亚时代，人们才意识到饮用水与疾病之间的重要关联，对饮用水的关注进入到伦敦人的日常议程中。对污水的处理是19世纪伦敦政府亟待解决的另一个问题，尤其是，在伦敦东区出现了众多贫民窟，贫民窟恶劣的居住环境使生活在那里的底层民众习惯于采用粗暴方式，直接将污水倒到街道上或水沟里，这是为什么狄更斯在描写以伦敦贫民窟为背景的故事情节时，通常会出现“泥泞的街道”字眼的原因。面对日益恶化的卫生状况，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发明出一种“卫生科学”，在对公共健康、污物、疾病的研究中，修建了多种应对环境卫生的设施，其中，涉及对城市污水进行处理的是耗资数百万英镑在伦敦地下建造的庞大下水道系统。对饮用水源的治理和修建下水道排放污水成为维多利亚时代水的卫生现代性的具体体现。

泰晤士河是伦敦最重要的饮用水源，在对泰晤士河进行书写时，狄更斯多次描写了泰晤士河被严重污染的情形。在《我们共同的朋友》的开篇部分，狄更斯将外表肮脏、破烂、涂满污浆和淤泥的小船和“拍打着污水”[8] 2的泰晤士河并置在一起，向读者直观地呈现出一个肮脏、衰败、污染严重的泰晤士河的形象。尽管在多部小说中，狄更斯都对泰晤士河的污染情况进行了或简略或详细的书写，但是，他并没有直接描写伦敦政府或民众治理被污染的泰晤士河的措施，而是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中，对在作为坟墓意象的泰晤士河上以打捞漂浮的尸体及其残余物谋生的人的生活描写中，间接地展示出对泰晤士河污染的治理。维多利亚时代，泰晤士河上经常漂浮着的垃圾、动物和人的尸体与粪便，在河水的腐蚀作用下，最终成为导致泰晤士河被污染的主要因素，此外，“位于伦敦的泰晤士河段是感潮河道：河岸每天的潮汐变化和河水冲击造成的淤泥残渣表明泰晤士河河水将伦敦下水道排放到河里的污物倒灌回城市内的趋势”[9] 90。因此，对各种漂浮物的打捞是治理泰晤士河污染的重要手段。

在《我们共同的朋友》第三卷第二章中，叙事者通过阿贝小姐和托特尔的对话描述了一次在泰晤士河上打捞尸体的过程：

“怎么回事儿，托特尔？”阿贝小姐问道。

“一艘外国汽船，小姐，撞翻一只舢板。”

“上面有几个人？”

“一个，阿贝小姐。”

“找到了？”

“找到了。在水里闷了很久，不过尸体捞到了。”[8]442

尽管两艘船相撞属于水上交通事故，但是，对落水者尸体的打捞依然属于对泰晤士河的治理范畴，是对河上漂浮物的清理。同时，打捞尸体也表达出福柯所言的“生命政治”，即国家用各种合理化的技术对人口的治理。“1866年，《我们共同的朋友》的最后一部分发表不久后，伦敦就受到霍乱的侵袭。霍乱爆发最严重的地区是距离河水污染最严重的河段最近的萨瑟克地区和东区的码头区。”[9]92这充分表明维持泰晤士河河水的清洁对伦敦人的健康至关重要。

维多利亚时代，底层民众粗暴地将污水直接倒到街道上或水沟里，不但污染了环境，而且导致伦敦的环境卫生严重恶化。同时，随着伦敦变得更加拥挤，用运水车处理污水的传统方式的效率越来越低，而且更不安全。在应对日益严重的污水问题方面，公共健康运动的领袖们帮助公众转变了传统观念，“通过修建下水道来替代用运水车处理污水的方式”[10]。在查德维克的《卫生报告》中，他就提出用下水道将家庭的污水和工厂的污水排放出去的设想[11]。到19世纪80年代，伦敦东区的下水道无论是数量上还是容积上，都得到急速膨胀。同时，下水道的修建也极大地改变了伦敦民众的卫生习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下水道逐渐产生了一种依赖感。

细读狄更斯的全部小说，可以发现，从《雾都孤儿》到《我们共同的朋友》，狄更斯谱写出了维多利亚时代伦敦下水道发展、演变的简史。在《雾都孤儿》中，在提到伦敦的污水处理设施时，狄更斯主要使用了“水沟”这个词，水沟成为污水最终的栖息地、坟墓，同时，水沟也是对伦敦环境卫生构成威胁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荒凉山庄》的第22章，叙事者在描述斯纳斯比先生在布克特和巡警的引领下，“在一条肮脏的马路中间走着，这条马路阴沟堵塞，空气混浊，路上的淤泥和脏水都很深——尽管别的地方马路上并没有泥水——到处臭气熏天、垃圾遍地”[12]。可见，阴沟是该区域处理污水的主要设施，一旦被堵塞，阴沟内的污水不但会发出对空气造成侵蚀的臭味，而且溢出的污水还会侵染街道，令街道变得泥泞不堪。在《小杜丽》中，狄更斯笔下伦敦处理污水的设施又发生了转变。在小说第3章，叙事者描述初到伦敦的亚瑟·克莱楠先生坐在一家咖啡馆里观察、思考着他所处的地区，在他看来，“流过城中心的，是一条污秽的下水道而不是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13] 29。在此，下水道取代阴沟成为重要的城市意象。可以说，从水沟、阴沟到下水道，狄更斯在对伦敦都市空间的刻画中，隐形地勾勒出一幅伦敦污水处理设施的现代化变迁图景。

三、清理垃圾：伦敦的垃圾处理叙事

维多利亚时代，在伦敦的贫民窟，堆积如山的垃圾随处可见。垃圾滋生出的各种病菌对公共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伦敦经常爆发的流感与伦敦的垃圾有很大关系，清理各种垃圾成为伦敦政府构建城市卫生现代性的重要任务。查德维克的《卫生报告》非常重视对环境卫生的修正，狄更斯在1851年发表的“卫生改革”的演说中提及了查德维克的报告，赞扬这份报告对提升民众的公共卫生意识做出了重大贡献，声称“报告大大扩展了我先前残缺的认知，使我在自己从事的领域内认真地投身到这项事业中”[3]127-128。可见，在对环境卫生的认知方面，狄更斯深受查德维克的影响，某种程度上，他在小说中对人物在日常生活中打扫、清洁等个人卫生细节的描述，以及对在泰晤士河上打捞尸体、伦敦垃圾清理等公共卫生行为的书写是对查德维克的回应。

狄更斯在多部小说中描写了伦敦的垃圾问题对公共环境的影响。在《小杜丽》的第2章，狄更斯借米格尔斯先生女儿之口，简略地提及了伦敦的垃圾，“或许——不管你了解什么情况，也不管你能做什么努力来阻止——正是从这座城市最污秽的垃圾堆中发出的”[13]25。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狄更斯用更多的笔墨对伦敦的垃圾进行了书写，小说中所有人的生活或多或少都与垃圾相关。在狄更斯笔下，伦敦俨然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垃圾场，伦敦的垃圾在风力和水流的推动下四处蔓延，庞大的垃圾堆积成山。在《我们共同的朋友》第3卷第6章，叙事者讲述维纳斯和魏格在一个多云的夜晚向门外窥望时，“几座垃圾堆的黑影使得黑暗的院落更显得黑暗”[8]486。同样，在《我们共同的朋友》第7章的结尾部分，叙事者在对魏格进行描述时，声称他很多时候都在想方设法地避免被垃圾灰呛死。

在对垃圾进行清理方面，维多利亚时代，伦敦政府开始用垃圾工清除遍布伦敦各个区域的肮脏、臭气熏天的垃圾。在1850年至1852年陆续发表的《伦敦劳工和伦敦穷人》中，亨利·梅休用相当多的篇幅描述了伦敦街道的清洁和收集、清理垃圾的问题，并对负责维护伦敦卫生清洁的垃圾工做了详细的描写，“垃圾工通常是按照合同收取垃圾，有一些垃圾工直接受雇于教区”[14] 30，“垃圾工每周的工作时间从48个小时到69个小时不等”[14]30。除了沿街收集垃圾之外，大多数垃圾工还承担着清扫街道和清理污水池的工作，由此，梅休将垃圾工称作为“漫游一族”。梅休对伦敦卫生状况的调查、对垃圾工的描写、对垃圾进行循环利用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狄更斯对伦敦垃圾问题的认知，其主编的周刊《家常话》从50年代初期开始显示出对垃圾和污物的兴趣，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关垃圾和污物的文章。在1864至1865年间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狄更斯直接将垃圾作为小说的意象，描写了伦敦人被垃圾包围、一些底层民众不得不依靠垃圾为生的景象。

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中，虽然狄更斯试图通过对垃圾的书写展示伦敦环境恶化、混乱的社会现实，揭示出社会的腐朽和人性的堕落，但是，在书写垃圾的过程中，他还展示出现代城市承担的维护人民健康、治理环境卫生的一项主要任务，即处理垃圾。小说中的哈蒙就是维多利亚时代典型的垃圾包工头，他用各种办法，“靠当垃圾承包人发了大财，住在一个到处是垃圾堆成小山的乡村峡谷里。在他自己这片小小的领地上，这位咆哮成性的老流氓很快堆起了一条属于他所有的山脉，垃圾山脉像一座古老的火山一样，而它的地质结构全都是垃圾”[8]13。尽管哈蒙收集垃圾的目的是想借助垃圾发财，而且狄更斯对其评价颇低，但是，作为垃圾承包人，客观上，他还是对清理伦敦的垃圾、维护伦敦的卫生状况做出了一定贡献。小说中不断出现拾垃圾的金人，虽然这些拾垃圾的人不像波德莱尔笔下的拾垃圾者那样具有诗情画意，但是，他们在伦敦各处不断地捡拾垃圾才使伦敦肮脏的卫生状况得以改善。可以说，垃圾承包商和拾垃圾的人是推动伦敦卫生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四、结 语

狄更斯是最关注伦敦变化的维多利亚时代作家，同时，他对伦敦的卫生状况的书写也最为频繁。在早期创作的《雾都孤儿》中，狄更斯就已经开始对作为故事背景的伦敦的卫生状况进行了描写，肮脏的街道、浓浓的雾气、受到严重污染的泰晤士河都是这部小说不可或缺的故事场景元素。此后，在《董贝父子》《荒凉山庄》《小杜丽》《我们共同的朋友》等小说中，伦敦被污染的空气、污水、垃圾等直接关系到民众健康的物质成为狄更斯再现的对象。在对这些污染物的书写中，狄更斯以城市废墟的意象将他们本真地展示给读者。作为维多利亚时代最熟悉伦敦的小说家，狄更斯的小说中充斥着各种污染、腐败、阴暗等危害公共卫生安全的环境因素，狄更斯在对这些因素斥责、鞭挞的同时，也给读者隐含地展示出伦敦卫生现代性的演变过程，构建出一幅有关伦敦卫生不断现代化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