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石油大学 李廷，胡冰燃，徐敏，杨曚嘉

一、引言

改革开放已届不惑之年，伴随经济增长、快速城镇化、消费升级而来的是城市生活垃圾数量的几何级增长。《2019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已由1979年的2508万吨增长到2019年的2.42亿吨[1]，年均增长率为5.42%，全国2/3以上的城市面临“垃圾围城”的窘境。2019 年成都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为527.22万吨，位列全国第六。

有效处理生活垃圾成为我国急需处理的问题。2021年3月12日，我国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查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提要》，提倡继续推动绿色发展。本文基于“模糊-冲突”模型探讨我国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演进过程与执行逻辑。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

1995年，马特兰德提出了政策执行的“模糊-冲突”模型，他依据政策本身的“模糊性”和“冲突性”程度，将政策分为了行政性执行（低模糊-低冲突）、象征性执行（高模糊-高冲突）、政治性执行（低模糊-高冲突）和试验性执行（高模糊-低冲突）四类[2]。“模糊-冲突”模型问世25年来，广泛应用于环保（竺乾威,2012;Pradhan,2017）、教育（Mitchell,2006;Horden,2015）、体制改革（Chou,2003）、人力资源管理（Cohen,2005）、社会保障（Hudson,2005；胡业飞,2015）、体育政策（O’Gorman,2011）、国土安全（Calaresu,2019）、产业政策（殷华方，2007）、公共服务（周芬芬，2006；王安琪，2020）、文化政策（靳丽娜，2020）、户籍制度（袁方成，2018）等诸多领域。正如戈金（Malcolm L.Goggin,1986）所言：模糊-冲突模型的应用从总体上来看，深度案例剖析较少，多为四类政策执行模式的简单套用，缺乏机理性阐释和理论抽象。中国的生活垃圾分类政策发展分为五个阶段[3]，在发展过程中，主要是由政府主导的引导型模式、强制型模式、自发型模式和混合型模式这四类模式，忽视了社会主体参与垃圾分类的培育[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