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兴安盟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马玉春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中国自古以来疆域辽阔，以农立国。自秦朝推行“郡县治，天下安”，两千多年来，乡村属于国家治理的基础；农牧民主体意识，构成理论体系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纵观历史，乡亭制度始于秦朝汉朝、乡里制度形成在唐朝、宋代至清代保甲制度兴起于南宋和北宋，一直到清朝，还是历史所记载的井田制、乡官制、里长制、保甲制、宗族乡绅制等治理模式，乡村落后、农民贫困的问题一直是阻碍社会发展的难题。

以历史为镜，当然知兴替。我们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使命。事实上无论是党史、国史、民族史，还是现在热议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都需要我们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和认识“三农”问题，从而善于遵循历史规律、发展意蕴，提升了“三农”工作格局和历史定位。

踔厉奋发，踵事增华。一个民族全面复兴，前提乡村深度振兴。从大历史观提出乡村振兴的使命，并上升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党建赋能引领高质量发展，从制度层面、创新层面、机制层面，深层次地推进“党建+”模式，围绕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个维度构建和实践进路，用时代蕴含探索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有效衔接，以基层党建引领筑牢乡村振兴的“压舱石”，促进农业整体升级、农村迭代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一、探源溯洄，中国乡村发展的历史演进和逻辑内涵

追溯100年来筚路蓝缕的奋斗历程，从“根据地建设”“乡村改造”到“乡村建设”“乡村改革”，再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一个个理念的创新，一次次模式的变迁，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推动乡村不断发展的历史演进和伟大实践，是一部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代启迪的发展史。

怎样建设富饶幸福美丽乡村，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良好夙愿。从《诗经·大雅》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到《礼记·礼运》的“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再到《大同书》描述的“至仁”“至治”“至公”的社会，反映出古代劳动人民不仅希望解决经济上的温饱问题，更希望从社会发展的层面治理乡村问题，使中国农村随处可见田园牧歌、渔舟唱晚、淳朴自然的诗情画意，老百姓过上浓浓乡情、饮飨共舞、伯埙仲篪的幸福生活。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付诸实践，从而根据不同历史目标和发展需要，研究制定出相应的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依靠群众根据地和解放区，开展影响深远的“打土豪、分田地”，指引穷苦大众求解放，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同样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发挥领航农牧民作用开展互助合作，发展集体经济，建立了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农民进城务工，农民的迭代效应递减，走上致富道路；提前到2020年全国各地都已经消除绝对贫困，从2021年开始由脱贫攻坚转入乡村振兴阶段，历史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逐步破除，这样，到处呈现出农村生态好、农业蓄动能、农民腰包鼓的愿景正在变成现实。

100年来励精图治，栉风沐雨，千千万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到极大调动，为人类解决“三农”问题前无古人地彰显了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二、欠发达地区资源禀赋和发展路径的制约因素

大兴安岭南麓片区当年为脱贫攻坚规划的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总体上涵盖了黑龙江省、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粗算起来这个区域22个旗县市区，总面积14.5万平方公里，地理形态大多以低山丘陵和平原为主，在规划初期2010年贫困发生率为12%，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深度贫困区域。

按照“地理经济学”理论，此区域正处于著名“胡焕庸线”的“黑河—腾冲一线”，也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线的两侧，自然地理条件迥异，经济落差凸显。“胡焕庸线”是现代人两种经济生态的分界线，是远古以来边塞苦寒与田园风光的分界线，是地理经济学干旱与湿润生态的分隔线，同时存在着游牧文化与传统农耕文化。

兴安盟是内蒙古边远地区（盟：蒙语，相当于地级市），按照区域属于大兴安岭南麓，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情境论角度的核心地带。无论从地理区域特征来看，还是从生计资本的视阈来考量，明显具有深度贫困代际效应，以及无可回避的频发区域特征。一是这里是边远山区，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二是历史原因，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发展严重滞后。三是在发展中社会化程度、社会文明程度都形成明显落差；四是近代以降，生态链日趋脆弱，区域自然灾害频发；五是信息流闭塞，交通网阻塞，明显缺少区位优势。这里积温不足，土壤退化沙化，自然灾害频繁，堪称贫中之贫、困中之困。兴安盟在行政区划上，面积6万平方公里，这样大的地域，相当于1个宁夏回族自治区，或者2个海南省。6个旗县市中有5个国贫、1个区贫。据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显示，2012年底行政区划辖区内贫困人口45.3万人，贫困发生率高达41%。如此巨大的差异，到2015年统计，贫困人口10.5万人，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指标，贫困发生率为9.5%，明显高于全区3个百分点，毋庸置疑这是国家和西部大开发中脱贫攻坚的主阵地、主战场。

资料显示，自2012年以来，历经过8年脱贫攻坚战，兴安盟所属的6个旗县市，按照国家标准，全部实现脱贫摘帽，先后共有602个贫困嘎查村实现全部出列，也就是说，现行标准下，全盟10.5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客观上形成以“米菜果油糖、猪禽马牛羊”为支撑的十大优势特色产业。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理论阐释，打赢了脱贫攻坚战，从社会学理论来看消除了现行标准下，几千年来无法根除的农村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动态要素集聚系统来说并不等于一劳永逸，农村牧区如何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任重道远。

欠发达地区大多属于返贫风险较大高发区域。从产业、生态、治理等多个维度，注重绿色发展，加快产业融合，建立农村牧区高质高效，生存、生产、生活宜居宜业，乡村振兴持续发展富裕富足，赋魅与聚落，是螺旋式上升的递进关系，绘就一幅社会实践、乡村振兴的美好画卷。

三、党建赋能乡村振兴的维度构建和实践进路

欠发达地区由于资源禀赋差、贫困程度深、经济基础弱、发展不平衡等先天不足的制约因素，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事关全局，举足轻重，利在当代，功在千秋。亟需发挥党建统领全局的筑基、领航作用，“国之大者”，民族要义，面向未来，砥砺奋进。同时调动社会属性的优化要素，整合资源，引领助推新时代、新格局的乡村全面振兴。

（一）内生性与驱动化：党建赋能引领产业振兴

乡村产业结构落后一直是制约欠发达地区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产业结构的落后致使农业“内卷化”加剧，农村“空心化”加重，“乡村凋敝”迹象不时隐现。基层党组织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最大限度地提升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号召力、影响力和领导力，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性、积极性与创造性，着力点在于，唤醒农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建设意识与角色意识。党员干部应强化自身能力，以产业谋篇，借项目布局，制定“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发展规划，提升农畜产品附加值，构建乡村振兴现代化的产业系统。

兴安盟被业界认为，是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有效衔接中，稳定产业集聚和防止相对贫困的重要示范地和典型案例区。通过多重政策叠加、多个项目捆绑，以及多个行业覆盖，兴安盟在脱贫攻坚中衍生、试行了“菜单式类型”和贫困放松模型，以及“资产受益模型”。实现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有效衔接产业政策的完整覆盖范围。据统计，从2012年到2020年投入了20亿美元，形成脱贫攻坚7亿美元乡村资产，人均收入增加人民币1.26万元。推出独特的系列化品牌，兴安大米、玉米加工全产业链、肉牛产业链系统、国家高端乳制品基地，以及全域旅游的高质量发展。新农村经济模式日益兴起，许多农牧业基础设施完善、多样的休闲和旅游公园、田园复杂的观光设施、乡间民宿和城乡融合发展。迅速恢复增加农村集体经济，创造农牧业化和特色文化产业的要素，促进农村牧区产业的格局多元化和业态集聚化。例如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镇积极探索“党建+产业”发展模式，双特米业产于辖区内的幸福嘎查，已经形成品牌规模化，被全国14届冬运会正式指定供应商。围绕观光设施农业，国家农业农村部推荐，100个全国乡村旅游精品景点路线，敖包山稻田公园、义勒力特“花乡小镇”被列为国家级景区，特色产业区辐射效应明显。

（二）流动性与依存度：党建赋能构筑人才振兴

从经济社会学视角而言，乡村振兴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城乡之间流动性和依存度不断增强，传统意义上的“二元分割论”渐次减弱，因人员流动、产业融合形成相互依存的路径格局。苏木（苏木：蒙语，相当于乡）乡镇政府机构设置、编制管理国内外对此研究极少。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苏木乡镇行政体制机构改革及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因地制宜地制订、出台政策和规章，探索实施推进编制资源向苏木乡镇一线倾斜。这不仅仅是加强党在农村牧区执政基础建设，还是人才振兴、充实基层一线人才短缺的基础性、根本性的现实愿景和保障机制。建立乡土人才“孵化”升级和人才引进良性循环的激励机制，多种形式并举，鼓励引导各类人才“上山下乡”，实验并实行城乡融合的“校联体”“医联体”建设，支持基层运用双向兼职、技术入股等形式，聚焦广泛性、体现系统性，不拘一格地引才用才。坚持“双领域”科普并举、并重、并行，围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普及，建立科技特派员、社会科学普及助理员的选派制度，推动科技专家服务团和社会科学普及服务组织向农村牧区全覆盖。

改善农村牧区专业技术人才的招聘、流动机制，评估乡村本土专业技术人才。引入就业级别待遇和职位评估的重要条件，调整基层服务项目规划和发展目标，统筹实施“三支一扶”计划。实行政策倾斜和财政支持，使教育和文化、科学和技术、健康和医疗等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在服务乡村振兴中干有所成、事业有成，并且在城乡间形成自由流动的人才体制机制保障。

（三）根基性与耦合度：党建赋能助推文化振兴

乡村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和文化根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在中华文明上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周书》上有言“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可见，中华民族在伏羲时代，就有了在自然和天地万物之间学习的耕种意识。这里，“耕”为传播手段，“读”为价值核心，为生存而耕，为济世而读，是一种普世达济的教育观、思想观和审美观。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精神支撑、永续动力，也是赓续根脉所在。受历史因素影响，兴安盟乡村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据2021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显示，15岁及以上各个民族构成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9.37年，6个旗县市中，在8年至9年之间的旗县市有4个，在全区12个盟市中排名靠后，事实证明文化振兴任重道远。

乡村党组织要不断释放农牧民的文化基因、群体品格和精神风尚，激活良好家庭风格，尊重民族优良传统，分步骤、分形态、分区域推进农村牧区精神文明建设，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党员干部带头承诺践诺。基层党组织要激发农牧民在移风易俗中的主体性，实现良好家风、文明乡风、淳朴民风在乡村振兴中潜移默化的作用。社区、村级党支部带头人、新乡贤主持“红白理事会”，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去影响、带动全体群众村民。

乡村基层党组织充分挖掘地域文化、特色文化的时代意蕴，乡土文化、民族文化、本源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自豪感。在乡村振兴中，提高乡村党员群众社会科学素养和道德文化水平。

（四）永续性与时效度：党建赋能构建生态振兴

生态振兴、宜居宜业是基层党建抓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头戏”，从治理层面、规划层面、制度层面，进行体系定位、演绎、设计“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兴安盟确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现已成为首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盟。在生态建设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短板和弱项，比如：在生态振兴方面，还存在资源浪费严重、环保意识较差、基础设施陈旧等现象。从“民族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兴安盟的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为0.2502，处于低度协调阶段（即经济及社会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生态环境在可控范围之内，系统内部低水平协调）。总体上呈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曲线)态势,即污染物的变动趋势与人均国民收入的变动趋势呈倒“U”型关系，显而易见，在生态振兴方面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生态建设现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是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评价标准。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重心，不仅仅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在帮助农牧民建立生态意识，强化党员干部的引领、示范作用。制定村民行为规范和村民公约，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建立“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生态宜居的乡村高质量发展规划。

（五）统领性与感召度：党建赋能领航组织振兴

国之大者，人民至上。要发挥农村牧区基层党建“培根铸魂”的作用，全面加强对乡村振兴的领导。把基层党组织的组织优势、组织功能、组织力量充分发挥出来，把示范引领、模范带头的作用最大限度调动起来，用有温度的党建提升群众的获得感，提升基层党建的认同度、感召度，以组织振兴推动乡村振兴。建强乡村振兴“一线指挥部”“前沿作战部”，完善激励机制，鲜明用人导向，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在乡村振兴中奋勇争先、建功立业。要夯实筑牢嘎查村党组织战斗堡垒，开展嘎查村党组织书记乡村振兴“擂台比武”。派强用好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持续发展壮大嘎查村集体经济，常态化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不断完善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进一步实现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与服务功能，融合发展，有机统一，成为农民共同富裕的拓荒人和“领头雁”，从“原生论”“建构论”的内涵，不断深化、演绎乡村组织振兴的机理保障。

四、结语

欠发达地区党建赋能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进路，踔厉奋发，踵事增华，从制度层面、创新层面、机制层面，深层次地推进“党建+”模式，围绕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五个维度构建，基层党建赋能，引领筑牢乡村振兴的“压舱石”的哲学意蕴和实践耦合，推动欠发达地区农业整体升级、农村迭代进步、农民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