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希斌 杜晓燕

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的建立可视作党的组织体系与地方社会的融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的中国，各地政治经济发展不均衡，加之交通不便，导致各地基层党组织的创建与活动很难实现高度统一，特别是在地方党组织创办之初，党的力量相对弱小，在理论和组织方面尚不成熟，更是难免身受所处“场域”地理环境与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本文聚焦中共陕西早期党团的活动，通过分析影响基层党组织活动的地方性因素，多角度呈现建党之初的艰辛探索，助力“四史”学习，为党建工作提供历史借鉴。

一、地缘隔阂影响党在地方的组织关系

中共陕西早期党组织初创之际，活动颇受地缘的影响，在陕西境内形成了陕北与关中两个关系相对松散的活动中心。①陕西全省从北到南分为陕北、关中与陕南三个区域，陕南地区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建立较晚，故本文暂不讨论。近代以来陕西省内实际处于多中心状态，西安名为省会但并非全省中心，陕北、陕南、关中各区域间经济、文化、政治、军事乃至地方民众的心理需求、习俗等存在较大差异。

1931年前，陕西境内尚无铁路，各地之间交通不畅。陕北至省会西安路途遥远，但赴北京、天津等北方中心城市则较便捷。“由西安到陕北倒反要出潼关经河南、山西才能去到”①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4—1926），内部出版，1991年，第324页。。就生活习惯与风俗而言，陕北地区（特别是延安、榆林等地）与晋北更为接近。“在经济上陕北与关中也往来甚少。”“陕北人民所需要布匹、百货，一般都是从山西运来。”“陕北与山西仅有一条黄河之隔，人民生活和风俗习惯多有近似之处”。“在文化上也是如此，实际上成为一个经济区划”，“陕北人民与山西人民的关系一般较为亲密。陕北学生在山西、北京上学和在北京进行革命活动也较为方便”。②张策：《三存书集》，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年，第306页。可见，无论是地理交通还是民众心理，陕北与晋、冀、京关系更为紧密。

交通困难是基层党组织开展活动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耿炳光巡视陕北工作时就曾言因去某地来回需花费一个月时间，故未能至当地开展工作③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4—1926），内部出版，1991年，第343页。。与交通不便直接相关的便是旅费高昂。因陕北多山“旅行尽步行或骑驴马，旅费特贵，由陕北中心绥德到西安，要半月，旅费三四十元；往东到北京，要八、九日，旅费少在二十多元、三十元；北到榆林，要三天，旅费也须六七十元”，“且路途中零星土匪时常出没行劫旅客。”④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9），内部出版，1992年，第423页。对于经费缺乏的陕西党组织而言，由省会西安指导陕北工作自然在财力上是难以承担的。⑤关于陕西党组织经费匮乏问题，可参阅宋希斌、姜春光《困境与奋进：革命低潮中的中共陕西党组织生存状态（1927—1933）》（《榆林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一文。可见，地理交通是制约早期党组织基层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基于以上因素的考虑，为便于开展党的工作，陕北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建议“陕北的活动除陕西政治外”，“不必列入西安下面，顶好自为一区域，中央或区特派一二人去主持工作”。⑥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4—1926），内部出版，1991年，第324页。在党的组织归属上，1926年“陕北属北方区，西安一带属于豫陕区”⑦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5—1936），内部出版，1992年，第33页。。到1926年底，“由北方区向中央提议统一陕西党的组织。到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会议决定成立陕甘区，同时派耿XX（炳光）同志带中央决议回陕工作。”⑧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9），内部出版，1992年，第83页。1928年1月4日，为解决陕西省委指导陕北工作“迟缓”“不见灵光”的难题，又决定成立“陕北特委”。⑨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9），内部出版，1992年，第315页。同时，强调鉴于“陕北与太原、北京、天津等处，交通比西安为便，消息灵通，中央对于陕北的消息情况，也容易明了。”建议“将陕北划为特别区，直属中央，或归山西、顺直省委指导。”“不依地域关系，只求工作上的便利”，“并且事实上陕北现时与顺直党关系比西安省委更为密切。这都是交通便利事实上自然的结果。”⑩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9），内部出版，1992年，第425页。

这种基于工作便利进行的组织设计，在实践中却导致省内党的组织关系呈现某种“组织系统紊乱”。1929年8月22日，任子良在《关于陕北社会现状、党的组织及工作缺点等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中曾特别指出由于陕北与关中地区的党组织之间较为混乱的组织关系影响了党在陕的地方工作：“全陕北工作由陕北特委指导，特委可说是陕北的上级指导机关，特委在组织系统上虽受西安省委的指导，但是实际因交通关系，与顺直党发生关系较为密切”，“顺直党时常派人到陕北或西安工作”①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9），内部出版，1992年，第414页。，“（陕北党的）组织系统紊乱，是个纵横相并的组织，形式上是纵的组织，但以工作关系上说又是各横的组织。特委与省委发生关系，又能与北平市委发生关系，以至于县与县、支与支都能直接发生关系。”②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9），内部出版，1992年，第416页。为了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直至1931年，中共中央北方局依然在强调“陕北特委直属北方局”与中共陕西省委“发生横的关系”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姚文琦主编：《西北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精编》（2），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1页。。

综上，考察地方基层党组织的活动必须要将区域地理环境及交通情况纳入考量范畴，而基于地理空间的区域政治文化环境也会对党的组织活动产生影响。

二、学校支撑早期党的基层组织网络

早期党的组织活动多依托学校开展，应星教授就提出学校与地缘对于党组织发展网络的重要性，早期党组织的发展多“镶嵌”在民国的教育体系当中，并凭借地缘、社会传统关系推动。④应星：《学校、地缘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网络的形成——以北伐前的江西为例》，《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1期。中国共产党陕西地区党的组织最初由旅外陕籍学生返陕后创建，并依托当地的教育系统逐步发展而形成。⑤陕西早期党的活动，可参阅齐心、孙启蒙、张守宪《中国共产党陕西地区组织的建立及其初期的革命活动》，《人文杂志》198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六十周年专刊”，第124-133页。另外，绥德建党时间存在1924年11月和1926年1月两种说法，具体参考高中哲、薛生德、王聚儒、郝敬东、李林：《关于中共陕北建党时间的考辨》，《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本文沿用齐心的说法。学校是党的组织体系的关节点，学生是党组织扩展的桥梁，因此文教环境较好的区域，如西安、三原、绥德，往往会发展成为党组织的核心区域。

关中地区的党组织以西安和三原为核心。1925年11月，西安地委在发展组织计划中就明确指出了要依托学校，借助熟人关系发展党组织。“景龙、一中、成德、民立、西中、女师、女中一师须介绍同志。同志须在二日内将所认识的进步熟人（无论西安或他处）报告地委（另发熟人调查表）。”⑥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4—1926），内部出版，1991年，第117页。通过这种方式，西安市区先后成立了12个支部。⑦分别为：私立民立中学支部（1926年初）、陕西省立单级师范学校支部（1926年2月）、私立敬业中学支部（1926年2月）、私立成德中学支部（1926年春）、陕西省立第一中学支部（1926年春）、省立第三中学支部（1926年春）、东九府街支部（1926年上半年）、西九府街支部（1926年6月）、暑期学校支部（1926年7月—1926年8月，暑期学校结束后支部取消）、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第一小组（1926年初）、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第二小组（1926年2月）、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支部（1926年2月）。

三原党组织的建立几乎与西安同步。1925年12月，吴化之来三原对当地团组织进行整顿，并于陕西省立第三职业学校成立三原特别支部。因之前三原团的工作基础较为扎实，所以在特支成立后党的很多工作还是以团的名义开展。①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建史中，“党团不分”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且二者职能重叠，故本文不对二者进行严格的区别，均视为党的组织。可详参黄金凤《从“第二党”到后备军：共产党与青年团早期关系的演变》，《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在三原读书的学生返乡后成为当地党团组织的创建者。②1926年4月，三原特支派高陵籍学生崔守仁、于延林等回到高陵，10月下旬创建了共青团高陵特别支部。1926年1月，曾就读于省立第三师范的团员严木三遵照组织指示，在富平立诚学校成立共青团富平特支，10月成立中共富平特别支部。与之类似，岐山党团特别支部（1926年7月）、云阳特别支部（1927年3月）、泾阳林桂巷小学党支部（1927年5月）等的创建者均为曾在三原当地读书的学生骨干。鉴于三原在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故设置中共三原地方委员会，下辖富平、高陵、蒲城、泾阳、云阳五个特支。

陕北党组织的建设则以设立于绥德的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简称绥四师）为中心向周边县域辐射。绥四师堪称“西北革命策源地”（齐心题词），为陕北乃至西北培育了大批的中共党员，并促成陕北各地建立了党的组织，奠定了党在陕北的组织体系的框架。

绥四师催生了陕北早期党的组织体系雏形。1925年3月，王懋廷亲自到榆中指导党的工作，并帮助成立了中共榆林支部，直属中共绥德特别支部领导。榆中党支部成立后，又发展刘志丹、郭洪涛、武开章、王季明、刘景象等十余人为党员。此外，佳县、定边、清涧等地的早期党员与党的组织的建立或多或少与绥德及绥四师有关。因此，绥德被视为是党在“陕北全部工作的中心”。③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9），内部出版，1992年，第57页。

由上可见，西安、三原和绥德之所以占据陕西党组织体系的核心地位，关键在于当地文教发达。文教发达有利于共产党人以教师身份开展工作，并可凭教师职业获得稳定收入，支持党组织活动；④陕北党组织经费的来源主要靠学校教师缴纳的党费。“比较可以经常收入的只有绥德四师，榆林六中，职中等。四师经费比较充足，所以我们在四师的教员同志，所收党费特别多。”（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9），内部出版，1992年，第416页。）以学校为掩护有利于党建立组织；借助学生流动可推动各地建立基层组织。在学校中创建党组织，借助学生群体推动各地基层组织的建立，成为党组织下沉至基层社会的一条捷径。此外，凭借学缘关系开展党的组织活动也可获得许多便捷。如为了能够顺利开展纪念双十节、宣传“五卅惨案”的政治运动，地方党组织利用当地驻军中的同学关系，成立了“关中农工商学兵联合会”，顺利开展了活动，并且还吸纳了部分官兵参加，扩大了影响。⑤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4—1926），内部出版，1991年，第34-35页。

三、早期党组织活动受区域政治文化环境制约

西安虽然教育资源丰富学生数量集中，但因政治氛围紧张，反不如三原更利于党的活动。三原素称“小长安”，商业繁荣，文教发达，政治氛围宽松，是马克思主义在陕西传播的重镇，是陕西靖国军的核心辖区，也是陕西最早响应五四运动的地区。①关于陕西靖国军与五四运动及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传播，可参阅宋希斌《陕西靖国军与五四运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2月22日，第7版。五四期间，曾代表陕西学界发出“陕西学界力争青岛电”七所学校均在三原县内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在陕西》，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0页。，《青岛潮》以渭北中学为例介绍陕西学运。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在陕西》，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6页。在当地学校中的“教师多为留日学生或山西革命党人（不满阎锡山之统治），再后，一批北京大学和高等师范毕业、亲身参加过‘五四’运动的人回到了渭北，把‘五四’新文化进一步传播到靖国军区域的渭北各学校。”④李子健：《陕西靖国军辖区内的学校教育和学生运动》，见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陕西靖国军》，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75页。因此，从政治环境上讲三原较西安更适宜党的活动。

特别是，党组织认为西安青年“极腐败没出息”，三原的政治氛围宽松。⑤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4—1926），内部出版，1991年，第221页。李秉乾也曾提到：西安地区的学生因“总在反动势力下边”思想较为“沉闷”，三原等地的学生“思想非常激进，学生会组织得很好，常常作爱国运动”，一些教员“思想行动都非常接近我们，很能做革命运动。”⑥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4—1926），内部出版，1991年，第64页。考虑到三原比西安开放，所以在组织创建过程中，三原排位优于西安，先从三原着手“次之再联络西安同志（西安有我们一两个同志）在西安活动。这两处能成功，华县就不成问题了。”⑦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4—1926），内部出版，1991年，第64页。

就基层革命活动而言，党的很多活动也经常转移到三原地区。如在驱逐军阀吴新田的运动中，西安团组织领导各校学生从1925年5月10日起一律罢课，反抗吴新田的暴行，经西安和三原团组织领导人共同研究决定，西安学联办事处于5月迁到三原，与三原学联一起开展“驱吴运动”。此外，三原县在开展平民教育、妇女运动等方面都走在关中各县之前，对于西安党组织的建立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对整个关中地区党组织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逐渐成为与西安并立的一个中心。

在陕北，尽管榆林是陕北地区的政治中心，但因当地“办学的人全仰官府鼻息”，榆林中学的学生虽有觉悟但缺乏专人指导，“多为肉麻的新诗及恋爱象醉麻住了”。⑧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4—1926），内部出版，1991年，第220-221页。于是文教发达交通便利的绥德，经绥德四师和“旅外学生的努力”成了地方党组织的中心。⑨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4—1926），内部出版，1991年，第364页。

特别是绥四师，马克思主义在“学生中已经种下很深的根苗”，“假如我们要，则全部学生都可以加入我们。”⑩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4—1926），内部出版，1991年，第216页。绥四师已成陕北革命思想、运动最活跃地区。再加上绥四师“校风比榆中勤苦耐劳，朴素俭节”，“官费升学对师范学生优厚之刺激”，所以陕北各地青年逐渐倾向去绥四师读书。绥四师的“青年学生出外求学的越多”，“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也越多”，绥四师的“革命风尚在国内已有人评为不亚于黄埔和上海大学。”①赵通儒著，魏建国整理：《陕北早期党史资料》，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第121-122页。

绥四师培养的党员学生返乡后，利用各自社会关系在地方发展党员，分别在榆林、清涧、瓦窑堡等地建立党组织，推动形成了党在陕北的组织网络。绥德支部成立以后，积极“扩充本校势力于榆林中学”，利用假期“鼓动四师及榆林中学生全体到民间去宣传，发散传单八千多张，成立分会十一个，占地九县。”“又在四师组织青年协会及学术会，向其他学生作猛烈的活动。”②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4—1926），内部出版，1991年，第225页。“现决定年假内在已有组织的地方，如肤施、宜川、望瑶堡（瓦窑堡）等地，极力整顿。在未有组织而能组织的地方，如镇川堡、义合镇、周家崄(均在绥城百二十里内)、清涧、葭县（距绥百七八十里）、定边(距绥八九站)等地，极力发展组织，各地都派专人负责。”③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4—1926），内部出版，1991年，第310页。正因绥德在陕北党的组织建设过程中的优势地位，所以绥德虽无权指挥陕北工作，但在事实上“对各地是有所影响的”④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9），内部出版，1992年，第57页。。

以上简要对陕西党组织在早期发展过程中所受到的区域地理、文化与政治环境的影响作了陈述。事实上，如何突破地域与身份的限制，熔铸成一个革命的“整体”⑤直到1945年2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所作报告《时局问题及其他》依然在讲“所谓山头，这是中国社会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的产物。”“只有在将来全国胜利了，有了大城市，到处交通很便利，报纸能够销到全国，电讯能够通到各地，开会也很方便，那个时候才会彻底消灭山头主义。”（毛泽东：《时局问题及其他》，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52-253页。），这是党在革命与建设中一直着力要解决的问题。为了能够真正将全党凝聚成一个坚强的统一体，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都高度重视党的建设，持续开展以“思想教育打头”的党内教育活动，“既绵绵用力又集中发力，推动全党思想上统一、政治上团结、行动上一致。”⑥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月9日，第2版。经持续党内教育活动的淬炼，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打破了地域与身份等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桎梏，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创造了令世人为之惊叹的人间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