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民德 余敏辉

（1.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山东聊城 252059；2.淮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安徽淮北 235000）

提 要：明清两朝，江苏沿运区域属徽商重点经营范围，他们不但集聚于苏州、扬州、淮安等大城市，甚至连一般的市镇、乡村都遍布其足迹，在商业领域异常活跃。在经营方式上，既有坐贾，通过开设店铺，出售货物，获取利益，也有转运南北商货的行商，以赚取差价为目的。为融入地方社会，获得民众认同，徽商往往通过积极参与慈善事业及公共事务提高社会影响力，强化自身话语权。徽商在江苏运河区域的经营，一方面刺激了大量商贸型城市的崛起，活跃了当地市场、丰富了民众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也使运河文化包容开放、兼收并蓄、积极进取的特点得以展现，增强了江苏区域文化的活力与魅力。

明清江苏运河区域是整个京杭大运河沿线商业最为发达、市镇数量最多、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区，其推动力除交通便利、政治地位高、人口密集外，还与徽商的长期经营密不可分。徽商作为明清两朝商界的执牛耳者，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在整个国家经济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他们不但实力雄厚、资本充裕、经营门类齐全，而且通过与当地社会的互动，不断扩大徽商文化的影响力与辐射性。作为与徽州相邻的江苏，沿运河区域历来是徽商分布的核心地带，其原因既有贩运距离短，又有水路相连通的优势，达到了节约运输成本、增加利润的目的，同时安徽、江苏两省在民风习俗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可以快速地融入当地社会，从而为商业经营的顺利开展提供便利。

作为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文化具有重要地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提到“加大对运河商贸、历史名人、传统技艺、民间戏曲等阐释力度，挖掘大运河在数千年历史中逐步凝练、升华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讲述大运河水上文明史，讲活大运河历史和当代故事，深化全社会对大运河文化的认知，切实增强文化自信”，因此通过对明清江苏运河区域的徽商及其社会活动的研究，一方面可以深入挖掘江苏悠久的商贸文化传统，为当今的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提供历史经验方面的借鉴，另一方面对于江苏省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也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徽商在江苏运河区域的分布与经营

明清两朝，随着经济与商业的发展，涌现了大批具有较大知名度的商人、商帮，其中尤以晋商、徽商最为知名。徽商分布于全国各地交通便利之处，利用水路、官道作为运输路径。江苏运河沿线是徽商的核心经营区域，他们利用京杭大运河作为商业通道，建立起了大中型城市、中小市镇相互贯通的商业网络体系，经营范围涉及盐业、典当、木材等诸行业，对于丰富当地的商品市场、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扩大沿线市镇的知名度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明清江苏运河沿线的扬州、苏州、淮安、镇江等商业都会聚集了大量徽商，他们商业力量强大，对于当地市场有着巨大影响，甚至辐射南京、泰州等处。扬州、淮安属运河沿线著名商埠，为明清两淮盐业的枢纽城市，聚集了大量盐商，“内商多徽歙及山陕之寓籍淮扬者，专买边引，下场支盐，过桥坝上堆候掣，亦官为定盐价，以转卖于水商”[1]，“向来山西、徽歙富人之商于淮者百数十户，蓄赀以七八千万计”[2]108。在两淮盐业八总商中，徽人占其四，几乎垄断了两淮盐业的销售，甚至能够影响到国家盐业政策的制定。这些盐商有官方背景，通过转卖获取利润，积累了丰厚的资本。他们发家后，往往买房置地，极度奢侈淫逸。据《太函集》载，“新安多大贾，其居盐策最豪，入则击钟，出则连骑，暇则招客高会，侍越女，拥吴姬，四坐尽欢，夜以继日，世所谓芳华盛丽非不足也”[2]108，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而其更大的消费则体现在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等方面，“竞尚奢丽，一婚嫁丧葬，堂室饮食，衣服舆马，动辄费数十万……或好马，蓄马数百，每马日费数十金，朝自内出城，暮自城外入，五花灿著，观者目炫。或好兰，自门以至于内室，置兰殆遍”[3]，其他各种爱好稀奇古怪，不胜枚举，均耗费甚巨。典当业也为徽商重要行业，据《〔康熙〕扬州府志》载“质库无土著人为之，多新安并四方之人，贱贸短期，穷民缓急有不堪矣”[4]，可见徽商在扬州典当业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明清江苏沿运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频繁，所用建筑材料甚多，因此木材业也为徽商所重视，“徽多木商，贩自川广，集于江宁之上河，资本非巨万不可。因有移家上河者，服食华侈，仿佛淮扬，居然巨室”[2]179，他们的木材经营以水运为主，先从四川等地砍伐木料，顺长江而下，至南京收贮，然后通过京杭运河销售至扬州、苏州、淮安等地，甚至有北上临清、北京者。除以上行业外，其他行业徽商也经营颇多，如苏州府吴县徽商建有新安会馆，仅经营布业的商号就有程三茂、元记、正记、陶乾泰、朱庆长、大记、信记等28家之多，为营造良好的经营氛围，他们通过集体的力量与当地棍徒相抗衡，抵制其勒索与压榨。苏州、镇江等地人口众多，对于粮食的消耗异常庞大，徽商也以其为利，“采石有某大姓者，家畜舟，募水手撑驾，以是取利。有徽商某于其家雇舟载米，往吴门粜之，价适腾贵，二三日即尽，获利且倍。趋还，再贩至京口”[2]196，能够根据市场变化贩售粮食，以此获取高额利润。徽商在江苏运河沿线城市的分布与经营，刺激了城市的繁荣与兴盛，如扬州“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人开之，扬盖徽商之殖民地也。故徽郡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郑、黄、许诸氏，扬州莫不有之”[2]109，其他城市也基本与扬州类似，只不过受影响程度大小有所差异而已。

除大城市外，江苏沿运河的一些繁华县城、市镇也是徽商驻足与经营的地点。苏州阊门上津桥，离城一里许，各省商人汇集于此，“闽粤徽商杂处，户口繁庶，市廛栉比，尺寸之地值几十金，筑室者争其址”[5]，可见只要交通便利，即便不在市区之中，也往往成为商业枢纽。高邮有山西、徽州当铺，所用钱币各有特色，“曰西典，乃山西典商所用，绝无小钱。曰徽典，乃徽州商人所用，每百两头有小钱八文、十文不等”[6]，可见典商在当地货币流通中具有很大的主导权。江都县徽商众多，为联络商业，凝聚力量，建有会馆，“徽国文公祠，在缺口街小流芳巷，本徽州府六邑会馆，光绪十一年由徽绅程夔等改建，正屋三楹，奉文公木主祀焉……又仙女镇有文公祠，系徽商木业所建”[7]，会馆奉祀徽州名人朱熹，每年春秋两季众商致祭。沛县有紫阳宫，位于运河名镇夏镇城中，由徽州商人所建，祭祀吕洞宾，委托僧人管理庙宇。苏州府吴江县盛泽镇为运河名埠，交通便利，商货云集，“凡江、浙两省之以蚕织为业者，俱萃于是。商贾辐辏，虽弹丸地，而繁华过他郡邑。皖省徽州、宁国二郡之人服贾于外者，所在多有，而盛镇尤汇集之处也”[8]，该镇徽州商人建有徽宁会馆，内祭关帝、忠烈帝、东平王诸神，建馆及运营经费来源于众商集资，甚至有商于平望、王江泾、黄家溪、谢天港、周家溪诸镇加以助力者。徽商在江苏运河沿线市镇的经营，强化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物资交流，构建了多层次的市场网络体系，对于增强自身的商业竞争力，扩大徽商文化的辐射性，提高沿线市镇的经济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

明清徽商在江苏运河区域的分布与经营具有明显的特点。首先，与其他商帮占据大城市不同，徽商往往根据市场的差异性，在大中型城市、市镇、乡村均有分布，他们或形成群体性集团，或个人经营，利用便利的运河水路贩运商货。其次，徽商非常注重合作与乡谊，他们通过修建会馆、祭祀神灵与乡贤等方式凝聚力量，强化与其他商帮的竞争性，提升徽商在经营地的实力与地位。最后，徽商经营内容丰富，涉及衣食住行诸方面，能够根据货物价格涨落，从中操奇逐赢，由此积累了巨额财富，产生了大量巨商。

二、徽商与区域社会的互动关系

徽商在江苏运河区域并非只有商业经营，他们还非常重视与当地民众、文化的互动。为了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得到当地社会的好感与认同，徽商往往通过修建庙宇、桥梁等建筑与设施来取信于民，甚至在危难时赈济灾荒、扶助他人、造福百姓。同时由于长期别离故土，世代居住于营商之地，部分徽商逐渐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环境，他们入籍所在城市，甚至读书入仕，形成了仕宦家族，对所在区域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徽商热心参与营商地宗教建筑的建设、维护及公共设施的完善，注重与当地社会的互动。明清时期运河区域宗教信仰盛行，作为经济发达、文化兴盛的江苏运河区域有着大量庙宇，信众数量庞大，庙宇在民众日常生产、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徽商利用宗教文化的认同，通过修筑庙宇、祭祀神灵等方式，逐渐融入了当地社会。盱眙县有三元宫，属道教建筑，位于县治西南，“在涧溪镇南街，徽、苏各商建”[9]，不但是诸商日常祭神之所，而且也是当地民众供奉神灵之地。仪征县有佛教建筑毗卢庵两座，“一在八字桥南，一在西门外老虎山左米市，徽籍典商吴永隆建，后渐倾圮。乾隆丙子岁，曾孙志高继葺，规制重新”[10]，可见徽商往往世代定居于营商地，甚至其子孙对于当地庙宇建设也是异常热情。除修建庙宇外，徽商在修建水利设施、铺路建桥方面也投入了大量资金，便利了商贾与民众的往来。明代徽商郑璬行商于扬州，“见运河为官民要道，遇粮运辄阻商行，璬捐金别浚一河，使官运无碍，商不留难，至今赖之”[11]，所浚新河既便漕运，又利商贾，属一举两得的善举。婺源商人戴振伸长期在苏州从事木业，因频繁往来于运河沿线，所以洞悉江河水情，道光年间丹徒江口船闸废坏，船只往来险象环生，“董事请伸筹画筑二闸，并挑唐、孟二河。比工告竣，水波不兴，如涉平地”[12]。吴江县有饮马桥，明洪武间乡人陆仲和建，后年久失修，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徽商程栋重建。如皋县有东宾桥，俗名砖桥，清嘉庆时安徽、山西两省商人予以砌石重修，使桥梁更加稳固。苏州有赵公义渡，乾隆间由当地徽商捐款设置，方便了行人往来。歙县商人万松岭热衷于地方公共设施建设，“居扬州，家素丰，好施与，如煮赈施药、修文庙、资助贫生、赞襄育儿、激扬节烈、建造船桥、济行旅、拯覆溺之类，动以十数万计，与朱与白、吴步李齐名，当事闻于朝，赐光禄寺卿”[2]321。万松岭做了大量善事，甚至引起了政府的关注，被授予荣誉官衔。

其次，徽商异常关注营商地的慈善事业，如赈济灾荒、扶危济困、修建育婴堂等，形成了良好的声誉。清代歙县商人吴仰曾经商于常州，适逢发生水灾，民不聊生，吴仰怜民无以为食，“治粥糜以哺饥者。里之富人感公高义，皆曰：‘吴公行旅耳，尚不忍坐视其困，吾辈居同桑梓，囷有余粟，莫肯捐升斗以拯其灾，能不愧公乎’？于是相率出粟治粥，民赖以生。”[2]319-320在吴仰的表率作用下，当地富民纷纷煮粥赈民，稳定了当地社会秩序。徽商程应辰经商于扬州，“时值水潦，民大饥，输粟以赈，全活多人”[13]。新安人朱国靖经商于仪征县，“慷慨笃挚，不事浮夸，乐于施济。顺治辛卯、壬辰岁叠荒，请赈活饥民甚众，捐缮学宫，岁暮资寒士以膏火，掩骼埋胔，泽及枯骨，周急焚券，闾党称之”[14]，为当地民众所称道。苏州徽商汪宇亭，“算命者言伊只有四十五岁之寿，无子。丙子岁饥，捐粥米一百六十石，后年七十余尚健，生四子，七孙”[15]，汪宇亭因善而得以长寿与生子虽有因果论的元素在其中，但施善好德是明清社会所倡行的准则，具有宣教的功能。婺源人汪大浚经商于沛县，怜老惜贫，凡举债因贫困而无法偿还者，全部予以免除，不加责偿。歙县人程镐经营盐业于扬州，“扶贫恤孤，江舟覆溺者，尝募人拯之，行数十年不倦”[16]，通过募人救援落水者，挽救了大量生命。徽商吴宗瀜侨寓苏州，“每岁必寄重赀赒族，又尝捐千余金集吴中同志，设义厂施浆粥、棉衣”[17]，不但周济自己的亲族，而且联合在苏州经商的同乡一起从事慈善工作。明代扬州曾有育婴社，收养弃儿，后毁于兵燹，清初在扬州经营盐业的山西商人洪庥，安徽商人吴自亮、方如珽创建育婴堂，“顺治十三年建堂于西郭外，岁需银三千两，皆绅商所捐”[18]，后因经费难以支持，由官府代为管理，每年从两淮盐规中拨款供给，形成了系统的管理制度与运作程序。

最后，徽商在江苏运河区域的长期经营与居住，深受江南文化的熏陶，大量徽商酷爱读书与交接士人，甚至通过科举步入仕途，成为官僚集团中的一员。徽州号称“东南邹鲁”，大量徽人科举未成后方开始从事商业经营，他们热衷于儒家文化，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奉为圭臬，经商致富后，往往勤于读书，力求仕进。安徽歙县人鲍勋茂之父为两淮大商，“勋茂由召试举入内阁中书，历官至通政司通政使，其在台谏时数陈天下大计，号为敢言”[19]，其家族经历了由经商向仕宦的转变。徽商吴伯举经商于扬州，“博古重购商周彝鼎及晋唐以下图书，既有奇，千金勿恤，举一子，始冠，业已倾江都诸生”[20]，喜欢购置图书，结交士人，并令子孙读书上进。歙人黄长寿年轻时喜好读书，然因父亲年迈，家业单薄，于是弃儒经商，治盐业于扬州，“翁虽游于贾人，实贾服而儒行，尝挟资流览未尝置。性喜吟咏，所交皆海内名公，如徐正卿、叶司徒等，相与往来赓和，积诗成帙”[21]，具有相当的儒学功底，并喜与大儒交往。徽商程晋芳为新安大族，于淮安从事盐业经营，晋芳“独愔愔好学，服行儒业，罄其资以购书，庋阁之富，至五六万卷，论一时藏书者莫不首屈一指。好交游，招致多闻博学之士”[22]，后授内阁中书并中进士，累官至吏部主事、翰林院编修。歙县人江珮年轻时即有奇才，日诵数千言，后因家庭变故而经商于扬州，“公未为儒，去而从贾，非其志也。顾时时诵《史》《汉》诸书及唐人诗，兴到援笔立就，所过名胜，辄眺咏移日。尤专意程督诸子修儒术，延师课业不遗余力”[2]469，除个人喜好儒学外，还勉励家族子弟读书上进，以科举入仕为目标。

总之，明清徽商与江苏运河区域的社会互动关系是异常密切的。一方面徽商通过关心慈善事业与公共设施建设，在经商地树立了良好的声望，从而为商业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增强了自身的实力，扩大了在商界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另一方面，徽商长久的经营与居住，逐渐被当地的文化所熏陶，对于读书仕进有着很大的热情，他们不但结交当地士人，同时以读书、藏书作为提升自身水平的手段，甚至通过科举为官达到光耀门楣的目的，实现了从贾到儒的根本性转变。

三、结语

明清江苏运河区域商业发达、市镇众多，有着大量的外地商人、商帮，而徽商之所以尤为突出，是与其经商策略及文化崇尚密不可分的。徽商在运河沿线构建起了商业都会、一般市镇、普通乡村的市场网络体系，并通过修建会馆增强交流，提升商业竞争力，从而在诸多商帮中脱颖而出。同时徽商还积极与官府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淮安、扬州等地的盐业经营，从而积累了巨额财富，扩大了徽商的社会影响力。当然除从事商业外，徽商非常重视与江苏运河区域社会的互动，通过参与庙宇修建、完善公共设施、交接士人等手段，逐渐融入当地社会，而徽商文化也随之成了地域文化与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