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宏

如何评价董仲舒哲学的本性与确定他在中国古代文明中的地位，在今天是一个必须重新提出的问题。对于董仲舒的评价必须把他放置于与孔子相同的层面上。董仲舒及其同时代儒家学者的努力，使得儒家思想从作为“诸子百家”之一的单纯学说转变成百世独尊的国家官方意识形态，并且通过它的教化-制度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本性。但根据现代思想来理解的董仲舒思想，常常被认为是最缺乏原始儒学意蕴的、腐蚀性最大的、最推崇专制政治的、最不符合现代人经过科学洗礼后的常识观念的东西。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最重要的有三点：(一)董仲舒不仅是哲学家，他还参与了中华文明政治制度的设计；(二)他的思想不仅体现了他作为汉代儒家之大宗对于孔孟荀思想的阐释与继承，还涵括了法家思想和阴阳家思想，而从不同的立场看，后者是他的沉重包袱；(三)一方面20世纪以来我们对于儒家思想的理解总体上受到宋明理学的遮蔽，另一方面我们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受到现代西方文明的重大影响，因此，对于董仲舒思想及其论证方式中不符合现代价值与思维方式的部分，我们很难给予正确的理解和公正的评判。本文无意深究自新文化运动以来董仲舒研究的全部细节，只是想在勾勒这一时期董仲舒研究的主要立场的基础上，概述张祥龙先生在《拒秦兴汉和应对佛教的儒家哲学》一书中借助于现象学对董仲舒思想做出的研究和评判，揭示它的独特价值与启发意义，并尝试提出改进这一研究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