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庭绵

一、引 言

过去几十年，学界积累了成果丰硕的康有为研究。康有为以其独树一帜的儒学主张来支持其变法运动。在变法失败后，他依然在政治活动中持续推广并发展其儒学主张。因此，许多研究致力于阐释他的儒学主张及其背后的政治关怀，对于他的论证或论证策略则尚无深入的讨论。这并不是学界的“疏漏”，而是康有为的写作风格确实缺乏“学术气息”，其考据方法在当时就已经饱受各方评价。例如，钱穆批评他的儒学理论建立在史料的穿凿附会之上。就连盛赞康有为的学说撼动学界的梁启超，也批评康有为刻意曲解或忽略某些文本证据。这些或许让我们先入为主地认为，康有为儒学的价值在于政治关怀与独具新意的主张，但其儒学主张缺乏系统性的论证，仅是穿凿附会地捏造出一个奇特的“孔子”。根据他的主张，孔子与他所批评的刘歆一样是伪造经书以干预政事的人，还是一位教主、一位创教之圣。

笔者固然同意梁启超与钱穆等人对于康有为举证瑕疵的批评，也同意康有为所理解的“孔子”背离传统的主流看法而让人难以接受，但这不表示康有为没有提供具有相当程度的效力与系统性的论证。一方面，虽然《论语》中的孔子“述而不作”，主流观点也认为儒学是一套修身成圣的伦理学，但这不表示孔子创作经典以积极干政的教主形象必然悖于真相。就《论语》的权威性来说，有些学者未必同意《论语》是真实记录孔子言行的先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