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建华

历史虚无主义的入侵、渗透乃至泛滥，毫无疑问是阻碍毛泽东研究从学理层面加以深化的一大障碍。披着“重新书写历史人物”“重新勾勒历史事件”“重思历史”等学术外衣去探讨事关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问题，是历史虚无主义惯用的伎俩和常用的出场方式。需要注意的是，侵入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论调，从其理论深度和学术水准来看并非半斤八两，而就其政治立场而言更有着天壤之别。因此，在立足唯物史观与历史虚无主义进行博弈，并对这一思潮加以深入批判之时，显然不能够将不同的历史虚无主义论调等量齐观。我们必须从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说话语、出场方式和理论目的加以深刻透视，并在此基础上区分出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历史虚无主义论调，及其对深化和推进毛泽东研究所构成的不同影响。只有如此，在历史虚无主义批判进程中方能精准地抓住主要矛盾，以扫除阻碍毛泽东研究向纵深挺进的力量。

一、虚无与真实之辩：刻意捏造历史以丑化和矮化毛泽东

历史虚无主义较为粗陋的出场类型是通过伪造材料直接与真实的历史事实相对抗。这种类型有两种具体的表现形式：或伪造材料和信息构建子虚乌有的故事；或以“重思历史”的幌子对毛泽东的文本加以“重新考释”，以图否认毛泽东个人在其文本生产过程中的第一位贡献。前者主要采取了道德谩骂和人格诋毁的方式，对毛泽东加以攻击和抹黑；后者则在学术化研究和“去政治化”外衣掩盖之下发起政治攻势，其目的是从否定毛泽东在“毛泽东思想”体系建构中的巨大贡献，到否定其伟大思想家和革命家角色，进而妄图否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生动实践中的巨大推动作用。

(一)虚构所谓“鲜为人知的故事”以抹黑和丑化毛泽东

在毛泽东研究领域，伪造材料并虚构故事最广为流传的当属《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此书属于典型的以文学语言进行情感宣泄和道德攻击的历史虚无主义出场类型。该书英文版于2005年在伦敦出版，中文版则于2006年由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不仅在海外拥有较大市场，而且曾在国内学界和公众舆论界引起过轩然大波。有意思的是，此“奇书”流传于世不久，就有部分此书基础信息的“提供者”站出来否认曾与作者张戎等人进行过实质性的深入交谈，否认为其提供过真实可靠的史料信息和论证材料，更有人直接否认曾接受过该书作者采访(1)韦磊：《海外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6期。。而且，该书多处所谓的“言出有据”，其实是基于对毛泽东文本的严重误读。譬如，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有言：“吾人惟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2)《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235页。将此语放回原初语境中不难发现，毛泽东所要表达的根本不是回避对他人的责任，而是阐述一种更高境界的知行合一观念。但《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作者却对这部分内容加以过度解读，并得出错误极其明显的结论——毛泽东关于道德的看法就是以自我为中心(3)陈晋：《毛泽东阅读史》，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40页。。令人欣慰的是，在国内学者尚未操刀与之抗衡之时，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正义人士早已按捺不住，对此书毫无底线的虚构行为加以学理反驳和批判(4)George Benton, Lin Chun, Was Mao Really a Monster? The Academic Response to Chang and Halliday’s “Mao: The Unkown Story”, Oxon: Routledge, 2010.。可见，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批判并非只有国内学者在孤军奋战，而是在世界范围内早已出现一批怀有正义感的学者共同为此努力。

众所皆知，史料本身不是历史，史料只有在历史学家的判断、筛选和加工之后，方能呈现出历史的梗概与全景。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可以肆意发挥自己的艺术才情和主观臆断。美国“新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鲁宾逊曾指出：“历史学家逐渐明白：他的事业同文学家是不同的，而他的地位却很接近科学家，他能运用的只是他的科学家的想象力。”(5)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88页。易言之，历史书籍的撰写者不应过度释放自己的想象力，尤其不能够任由自己的文学与艺术想象力在历史研究工作中遨游，而是需要将这种想象力和主观判断控制在历史科学所允许的范围之内。无独有偶，布洛赫也曾明确强调书写历史需要注重历史事实，还指出真正的历史学家理应以经得住考验的史德为支撑，“秉笔作史绝非易事，要讲究史德，实事求是，尽最大的可能探究历史潜在的因素”(6)[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1页。。《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的作者可谓是毫无史德的作家，由于其亲属在政治运动中受挫，便对毛泽东一生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和思想教育运动持全盘否定态度，并基于此虚构了毛泽东依靠阴谋诡计夺取革命斗争胜利的假象。而与此书作者一样无史德的还有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其所撰写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曾在第三方利益诱惑之下进行多次有背史实的修改与裁剪。对此，汪东兴曾作出过全面而有力的反驳，明确指出李志绥“为了让其回忆录能够迎合国际某些反华排华敌对势力的需要，不惜以最无耻的手法无中生有，不惜以最荒谬的故事哗众取宠，不惜以最恶毒的语言血口喷人”(7)汪东兴口述：《汪东兴公开毛泽东私生活》，香港：名流出版社，1997年，第25页。。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历史虚无主义对毛泽东的消极评价及其负面影响是在毛泽东个体生命完结之后才泛滥的，但溯其根源，需要将这种思潮追溯到斗争激烈的革命岁月。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结束及两党关系破裂之后，国民党反动派便多次制造“毛泽东已战亡”“朱德已被击毙”“共产党见人就杀”“共产党人个个面目狰狞”之类的消息，其目的既是为了消解中共革命队伍的革命积极性和必胜信念，也是试图借助宣传机构的优势散布虚假消息以瓦解中共的革命群众基础，妄图通过刻意渲染和丑化宣传使人民群众对中共惧而远之。另外，国民党及其理论能手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加以污蔑，还表现为对延安整风运动的挖苦与诋毁。譬如，在叶青等人眼中，毛泽东所倡导并亲自参与的整顿“三风”，在理论表述形式与风格特色方面含有刻意讽刺和打击陈绍禹(王明)的意味(8)卢毅：《国民党眼中的延安整风》，《党的文献》2010年第3期。。国民党顽固派政客和宣传家们纷纷对自己并未详加考察过的延安整风运动妄加评判和丑化，虽是当时国民党的一种政治宣传策略，但也是一种虚无历史的行径，是历史虚无主义在毛泽东研究领域乃至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最初出场形式。

(二)基于个别回忆录和主观臆测否认毛泽东的理论创造贡献

众所周知，《矛盾论》是深谙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之道的毛泽东最精彩的理论创造与发挥。然而，历史虚无主义者恰恰将其作为靶心加以猛烈攻击，试图否定毛泽东在这一文本的生成过程中的创造性贡献，将这一重要文本简单视作苏联教科书和国内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版，还根据个别回忆录进一步武断地提出其初稿很有可能由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所撰写(9)陈定学：《〈矛盾论〉是毛泽东的原创吗？》，《炎黄春秋》2011年第12期。。诚然，陈伯达在《矛盾论》修改和出版过程中的付出和贡献是不容忽视的。根据毛泽东秘书的回忆录等大量材料显示，陈伯达修改《矛盾论》的地方和提出的疑问，的确比其他几位秘书要多。在这个意义上，不少学者认为陈伯达在理论上算是毛泽东的一个助手。但是，这恰恰表明陈伯达在这一文本的生成过程中所扮演的仅仅是修改者和修改意见提供者的角色。另外，根据许全兴的考察和分析，毛泽东在撰写《矛盾论》初稿之时，陈伯达尚未抵达延安，而所谓《矛盾论》与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有诸多雷同的说辞更是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至于艾思奇的著作，不但不是毛泽东写作的抄袭对象，相反，艾思奇的部分著作恰恰得益于《矛盾论》的诸多重要启发和积极影响，甚至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艾思奇参与过《矛盾论》的修改过程(10)许全兴：《〈矛盾论〉难道不是毛泽东的原创吗？》，《现代哲学》2012年第3期。。恩格斯曾指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03页。。不难发现，历史虚无主义者罔顾思想发展的基本规律，错误地将这种思想理论的继承性视为翻版与复刻，并在此基础上得出“雷同”“抄袭”的错误结论。

倘若将上述历史虚无主义攻击看作是一种局部否定和诽谤，那么曾经广泛流传于各大网站的《〈毛泽东选集〉真相》一文则是对毛泽东文本的自创要素进行全面质疑。该文声称在《毛泽东选集》160余篇作品中，只有12篇由毛泽东亲自执笔起草，而由其他领导人起草并经毛泽东修改的文章也只有13篇。然而，自1950年便开始参加中共中央档案管理工作的齐得平，在《我所了解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档案和手稿情况——兼驳所谓〈毛泽东选集〉真相》一文中，指认这一说辞纯属无中生有，是别有用心之人刻意捏造的谣言，指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除少数几篇是根据毛泽东的讲话记录整理而成以外，其余绝大多数作品都源自毛泽东亲笔撰写的手稿，并在文中展现了大量的毛泽东手稿缩印材料(12)齐得平：《我所了解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档案和手稿情况——兼驳所谓〈毛泽东选集〉真相》，《党的文献》2012年第2期。。另有学者依据详实的文献资料，针对《〈毛泽东选集〉真相》指出的所谓《矛盾论》《实践论》《改造我们的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文章为党内其他领导人所撰写的谬论，进行科学有力的学理反驳(13)李佑新、吴璇：《〈毛泽东选集〉真相的谎言实质》，《湖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可见，以伪造和虚构历史的方式出场的历史虚无主义，在毛泽东研究领域可谓是“人人得而诛之”，因而往往是昙花一现。尽管如此，此类历史虚无主义论调在毛泽东研究领域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所以，与之较量和博弈似乎没有完成之时，而总处在进行时，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批判之路仍然布满荆棘、任重道远。

二、“细节真实”与“历史真实”之辩：借助剪裁和拼接史料以歪曲本真历史

在毛泽东研究领域，历史虚无主义借助剪裁和拼接史料以歪曲本真历史，看似是史料的选择与操作方式问题，实则涉及细节真实与历史真实之间、长时段与短时段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归根结底则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因为不同作者对史料和史料操作方式进行选择就是基于深藏在历史研究模式背后的政治立场。因此，对历史虚无主义加以学理批驳和反击，应当以正确的政治立场为根本(14)张明：《“多元症候”探析及其批判路径构建——评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学术界》2016年第1期。，否则一不小心就会被其牵着鼻子走，甚至陷入一种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的“学术游戏”式的恶性循环和重复论争之中。

(一)用重组过的细节和事件取代以宏观政治主题为支撑的史实

历史虚无主义在获取大量作为“历史亲历者”所提供的信息和海量的文献之后，就对这些信息和文献加以重新规划、剪裁和编排，并在其论著中重新铸成其认为合适的样式和版本。历史虚无主义的这一出场方式突出地表现为对延安整风运动的“重新考释”，他们单纯地从人性阴暗面加以解读和诠释，将这场轰轰烈烈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看作是一次毛泽东为走近中共政治舞台中央而展开的无谓的“内耗”。柯林武德将这种作者预先建构的理论逻辑框架、预设的史料处理方式及据此“熔铸”而成的著作，称为“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15)[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58页。。当然，他明确强调这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只不过目前尚未编造出一个更加适当的词汇冠之于它。恩格斯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88页。换言之，即便是正确的研究方法和原则，如果将其当成可以直接搬用的公式并用它来剪裁历史事件，亦不可能生产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著作，而只会衍生出非历史、非科学的著作和理论观点。

首先，诚如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言：“观察者就是错误之源，必须受到批评的监督。”(17)[法]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页。所谓“历史亲历者”所提供的信息未必都是真实可靠的，这些信息最明显的缺陷便是其片面性，因为那些“历史亲历者”并非都具备全面审视问题的思维方式和能力，而且对自己所提供的信息不用负责。

其次，即便这些信息不存在任何虚假问题，这种书写历史的模式亦是不可取的，因为历史虚无主义者们只是将研究力量聚焦于延安整风时期的某些事件和细节，而这一时期的后续积极影响则不在他们所关心和研讨的范围之内。可是，“短时段是所有时段中最变化莫测、最具欺骗性的”(18)同上，第31页。。因此，历史学不是简单地观察几个事件和细节，而是需要将这些事件和细节放置于“长时段”加以考量和审视。毛泽东曾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19)《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过度聚焦于某个时段，以至于忽略在这一时段所发生的事件之后续影响，实际上就是一种割断历史的行为，只是这种对历史的割断显得十分的隐晦。

再次，“一部每个细节都真实的历史，从整体上看未必是真实的”(20)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第274页。。历史虚无主义者在收集信息时选取所谓“历史亲历者”本来就有自己的标准，即尽可能地寻找观点与自己的预设相一致的对象，而且当收集过程中出现观点和立场与作者不一致时，作者必定会对其所提供的信息视若无睹、充耳不闻，而只是将与自己的价值判断和理论预设相一致的说辞拼贴在自己的著作中。因此，这些著作看似有多元的信息来源，其实质却是极其单一的价值判断，其中几乎不存在几种立场和观点之间的对比分析和学理论证。这样，即便“历史亲历者”的看法与判断能够如实地反映出来，这种具有一致性、单一性的观点的堆砌物亦难以真正触及历史的真实性。

尽管我们无法保证在这场激烈而生动的整风运动中不存在任何失误，但若将其放置于宏观的历史视阈中加以审思便会发现，它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对当时和此后革命运动的催化与促进作用，更重要的是为新中国的诞生及其治理机制的生成奠定了举足轻重的思想文化基础。如毛泽东所言：“我们揭发错误，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21)《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28页。在这场运动中“获救”的不少人士，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作出极为突出的贡献。国民党反动派直到被赶往台湾之时仍持有一个观点：中共不可能治理好中国这一烂摊子，因为他们没有做好治理国家所必不可少的思想理论准备。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一重要工作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参与下，早在延安时期便提前开展并大获全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学者竹内实曾指出：“整风运动无疑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素质，而且不可否认，它也为新中国的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奠定了骨架。”(22)[日]竹内实：《毛泽东的诗词、人生和思想》，张会才、程麻、卢洁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2页。毋庸赘述，相对于这一重大的后续积极效应，延安整风运动的失误是微乎其微的。因此，对延安整风运动的失误加以无限放大，乃至试图以此掩盖其伟大功绩，是一种非历史和非科学的解读和阐释模式。

(二)拼接碎片化的言语和论断虚构毛泽东理论思维之谬误性

历史虚无主义在毛泽东思想解读中的主要出场形式，是对毛泽东在特定历史语境下阐发的只言片语进行纯粹字面意义的解读，并将此理论逻辑强加于毛泽东的人生实践轨迹和思想理论体系。譬如，毛泽东于湖南一师就读期间，在1916年12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2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7—28页。此激进话语出现于诸多港台学者的作品之中，他们从青年毛泽东的这一话语中解读出所谓的“斗争哲学”，并随意地将其运用到对毛泽东整个思想理论体系的解读中。正是基于这样的先在理论预设和僵化的、经验主义式的解读模式对毛泽东的理论论断和实践探索轨迹加以解读和诠释，有学者便认定毛泽东由于天生好斗后来才成为革命家。然而，关于毛泽东参加革命的动因，他本人早在延安时期与斯诺的谈话中就已做过阐述，即他最初的人生规划与理想目标只是扮演好教师角色，后来之所以放弃这一初衷也并非出于自身对革命斗争的特殊偏好，而是特定的革命形势需要使然。

在历史虚无主义的关注力度上，与上述话语不分上下的是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简要概括，即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出席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党委、陕甘宁边区政府等联合举行的庆祝斯大林六十诞辰大会上所提出的论断：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2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69页。。诚然，毛泽东在最先接触马克思主义之时，对其的理解和把握的确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就连他自己亦曾回忆道，在1920年前后所阅读的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25)《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页。。在未接受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且只读了少量的相关著作之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实属难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把握就永远止步于此。或者说，尽管对“造反”行为的肯定与支持确实是毛泽东长期未曾松动的逻辑，但这一逻辑仍然不能够统摄他的全部理论与实践。更重要的是，对“造反有理”这一论断加以精准解读，必须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等理论话语相结合，才能做出综合理解和判断。但是，历史虚无主义完全忽略综合判断的重要性，对“造反有理”进行一种极端解读和诠释，错误地认为毛泽东就是一味怂恿人民群众造反并赋予他们的造反行为以正当性。

另外，历史虚无主义还从毛泽东特定时期的理论话语和具体实践，尤其是在探索共产主义实现路径过程中的某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倾向入手加以解读，并得出“毛泽东是大空想家”等诸如此类的荒谬结论。的确，毛泽东在晚年所阐述的部分理论话语不乏激进要素，且部分由他发动、倡导的实践亦存在一定的空想主义色彩，即没能够准确把握崇高理想与冷酷现实之间的距离，未能及时寻觅到从贫穷落后、千疮百孔的现实迈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实现路径。但是，这些空想的元素仍不完全是消极的，甚至有不少要素属于“积极的乌托邦”(26)莫里斯·迈斯纳曾将乌托邦划分为积极形式和消极形式。([美]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张宁、陈铭康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939年5月10日，毛泽东为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27)《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139页。可以说，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是毛泽东一生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写照。换言之，纵观毛泽东一生的革命与建设实践，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此消彼长和完美结合是他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最具个性特征之处，也是他的思想与精神极具特殊性的维度，甚至是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的内在根据。

将毛泽东及其思想放置于中国近现代史这一宽广的视阈就会发现，尽管他的思想理论并非毫无破绽，但重要的是他的科学思想理论和无与伦比的领袖魅力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生动实践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在传统的“正确”与“错误”简单二分的解读模式影响下，极容易忽略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前的思想理论成果对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实践所构成的重大影响。如徐中约所言：“新中国政府的理论和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延安整风运动中所表达的理念。”(28)[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下册，朱庆葆、计秋枫等译，香港：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世界图书出版北京公司，2008年，第653页。那些妄图从思想理论层面彻底否定毛泽东在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突出贡献的论调和论证方式显然是不能够成立的。

三、部分与整体之辩：从实践失误批判走向彻底否定毛泽东

对于毛泽东晚年实践失误的批判，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呈现出显著的多样化特征。概言之，可以将这些纷杂不一、良莠不齐的成果分为三类：其一，全面深入地审思毛泽东晚年的实践失误，但对其无可替代的贡献和盖世功劳视而不见；其二，借助对毛泽东晚年实践失误的尖锐批判，彻底否定毛泽东及其思想理论的巨大贡献；其三，深入透视、剖析毛泽东晚年的实践失误并从中吸取教训，汲取有益于当今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元素，但同时更注重的是对毛泽东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作出的巨大贡献理直气壮地加以肯定。毋庸赘言，只有第三种批判的思路才是真正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相一致的，也是推动毛泽东研究向纵深挺进必不可少的维度，而前两者则是历史虚无主义在毛泽东研究领域的隐晦出场方式。然而，当前学界却出现前两者蔓延而第三者在某种程度上被遮蔽的势头。因此，必须严肃科学地区分学理批评与彻底否定之间的实质性差异。

(一)“只贬不褒”：批判毛泽东的实践失误而对其功劳与贡献视而不见

在毛泽东研究领域，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及其出场的方式显然不是也不可能是彻底虚无和否定历史，而只是有意掩盖部分历史及其社会效应。易言之，历史虚无主义所批判的事件往往是真实存在过的，问题在于他们仅仅将视线聚焦于实践失误的细枝末节，而忽略了其背后的宏观政治主题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的确，对部分历史细节的搜集、整理和把握对历史研究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性，但一味强调细节以至于整个研究只有细节而缺少真实历史所具有的整体性，那就不可避免地误导读者。具体到毛泽东研究领域，通篇谈论毛泽东的过失而对毛泽东的盖世功劳只字不提，毫无疑问会误导读者，尤其容易误导对这段历史了解不多、把握不到位的读者，使这部分读者误认为毛泽东所扮演的就是书中所描写的“恶人”与“捣蛋鬼”角色，而毛泽东真正充当的革命家和政治巨人形象则被淡忘。

当然，在毛泽东研究领域，历史虚无主义者一门心思地解剖毛泽东的实践失误，并非因为无力研究毛泽东的实践贡献，而是有意地规避了这部分信息。也就是说，历史虚无主义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将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的积极方面刻意隐藏，并肆意地夸大、渲染其激进政治家与“破坏者”的形象。因此，历史虚无主义在毛泽东研究领域总是沉渣泛起，在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殊死较量中总会死灰复燃，这显然不是单纯的学术探讨和理论阐释，而是深藏着特定的政治目的与诉求，且与当下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战息息相关(29)尚庆飞：《毛泽东研究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本质透视》，《学术界》2016年第1期。。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史学家伏尔泰曾说：“我们几乎看不到古代历史学家们为同一事实而互相攻讦。”(30)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第79页。而近现代史的研究领域则时常出现互相攻击的现象，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近现代史问题离我们太近，因而难以避免地会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与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挂钩。

熟悉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学者都十分清楚，他们对资本主义及其内在运行机制的科学批判，是建立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相对封建制度的优越性的基础之上的。一方面，“马克思的天才及其影响的持久性的秘密，在于他第一个在历史长时段的基础上构造了真正的社会模式”(31)[法]布罗代尔：《论历史》，第55页。。马克思将不同的制度放置于“长时段”的历史整体中加以重新审视，并在此基础上发现了深藏于其中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发展规律，进而将这些规律呈现于自己的文本之中，这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范式之突出特征。另一方面，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早期辉格派历史学家、政治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曾说：“历史有其前景和背景；而一位历史学家不同于另一位历史学家之处主要的就在于他对全景的把握。”(32)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第266页。对同一段历史的考察，真正的历史学家能够从不同视角加以全面观察，进而对观察结果加以科学整合，之后才产生自己对这段历史的观点和判断。可是，历史虚无主义对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的考察，却单一地从“阴暗”的一面入手，对“正能量”的存在则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这显然缺乏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和正确态度的支撑。

(二)“过度批判”：从反思和批判毛泽东的实践失误走向彻底否定其功绩

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探索几乎涉及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方方面面，所以毛泽东研究相关问题的复杂性一方面表现为从不同视角和立场出发的考察会得出大相径庭乃至截然不同的结论，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聚焦于不同历史时段加以考察和研究也会得出霄壤之别的结论。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关于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的研究是“时段的辩证法”(布罗代尔语)(33)参见[法]布罗代尔：《论历史》，第76页。，同时又是政治立场与观察视角的辩证法。历史虚无主义由于拒绝将时段的辩证法和立场与视角的辩证法运用于历史研究，他们对历史事件的研究停留于短时段的揭示而拒绝将事件与细节放置于长时段的历史中加以考量，止步于从单一的立场和视角出发加以观察而拒斥多元的视角与方法。更严重的问题是，历史虚无主义将对事件和细节的否定性研究结论强加于长时段的历史，并试图用从单一立场出发得出的片面消极的结论覆盖复杂的历史整体。

由于过于强烈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愿望，加之“三大改造”在人民群众的热心支持与拥护之下提前完成所带来的喜悦暂未消退，毛泽东对“大跃进”运动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未加以实质性反思和阻止。出于对弱势群体和贫穷百姓的同情和帮助，尤其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与必胜信念加以激进性的保护，以及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本中并未系统阐释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合作的可能性和实现路径等种种原因，在毛泽东看来，与美帝国主义者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任何替代世界革命的方案(34)Chi-kwan Mark,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945: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40.。此外，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某些社会不公正和两极分化的现象，使得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激进思路在复杂的历史情境中得以生成。历史虚无主义紧紧抓住毛泽东这一非科学的思路不放，将由此思路指导下的斗争运动所带来消极效应加以“扩张式”解读，并基于此妄图彻底否定毛泽东的一切理论与实践。“然而，毛泽东的个人缺点，并不能让我们解释为什么问题出现了。”(35)Aanrew G. Walder, China Under Mao: A Revolution Deraile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6.邓小平也曾谈论道：“‘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36)《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6页。尽管我们无法将这一实践失误及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完全归结于客观必然性，但不得不承认，近乎“零经验”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挫折乃至短期的倒退是很难避免的。李泽厚也曾多次谈论与晚年毛泽东理论与实践相关的问题，认为“‘文革’之所能够发动，而且如此轰轰烈烈，并非仅有毛的思想和个性便能做到，仍有其历史的、社会的、心理的某些‘必然’因素”(37)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29页。。实际上，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将片面性极其明显的结论强加于历史整体，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他们放弃从历史整体来深入考察和探索历史事件发生的根源。

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如何勾勒出对毛泽东的实践失误加以科学的学理批评与彻底否定毛泽东这两者之间的界线？其实，学界不乏从学理层面对毛泽东的思想漏洞与实践失误加以深度剖析和批评的学者。譬如，刘林元、萧延中、陈显明、李君如等都从不同角度对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及其根源加以探析和透视。其中，萧延中指出，“毛泽东晚年的政治学思考，无论在理论形式上还是在思考内容上，都具有明显、尖锐、巨大和深刻的矛盾性特征”(38)萧延中：《巨人的诞生：“毛泽东现象”的意识起源》，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2页。。他的批评和分析是以肯定毛泽东伟大功绩为前提的。在他看来，失足的巨人仍然是巨人。因此，对毛泽东所犯错误及其根源加以深入考察、分析和批评并对其非替代性重大贡献加以充分肯定，是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相一致的，亦是深化毛泽东研究必不可少的维度。而只顾咬住实践失误不放，拒绝对事件发生的客观根源进行考察，并借助对实践失误的批评以彻底否定毛泽东的叙事方式，则是历史虚无主义在毛泽东研究领域的隐秘渗透方式。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够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所有批评毛泽东的作品都当作历史虚无主义加以批判，也不能够将有异于传统解读模式的对中国近现代史重新加以梳理和考察的历史研究模式及其成果视作历史虚无主义。总之，在毛泽东研究领域开展历史虚无主义批评不应盲目树敌，而是要有针对性地对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加以有力回击和批判。

概言之，无论是虚构所谓鲜为人知的故事以抹黑和丑化毛泽东，还是基于个别回忆录和主观臆测否认毛泽东的理论创造贡献，对其加以学理反驳尽管会十分辛苦，但终究能够依靠充实的文献资料和实地调研来开展证伪工作。而借助剪裁和拼接史料以歪曲本真历史则是“化妆术”更为高超的历史虚无主义，对其加以有力反驳和批判的难度更高，因为它不可避免地涉及细节真实与历史真实的辩证关系问题以及长时段与短时段的辩证关系问题，这远不止是简单的证伪工作。但是，从反思和批判毛泽东的实践失误，走向彻底否定其功绩的“只贬不褒”与“过度批判”，才是历史虚无主义在毛泽东研究领域最隐秘的出场方式，也是最难加以驾驭、反驳和有效批判的形式，它甚至直接催生了在对毛泽东实践失误加以学理批评和彻底否定毛泽东之间做出严格区分的问题。